1、1发掘“汉籍之路”的深远意义1877 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丝绸之路” （the Silk Road）这个概念。对它的研究，逐渐成为国际性的热门话题。一般认为，丝绸之路的历史肇始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距今2000 多年。然而，也有学者考证，中外文明物质文化交流的历史比这还要早 3000 多年。通过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物质交流通道，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铁器等商品不断被输往异域，而其他文明则将香料、马匹、烟草等物品输入中国。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文明之间的交流日趋紧密，范围逐渐扩大到各种技术、美术、音乐等精神文化层次领域，当然也包括文化的载体文献的交流。 文字与文献的出现是人
2、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改变了人类此前只能依靠口耳相传来总结人类社会经验的行为。有了文字，人类的思想交流克服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因而拓展了相互了解的广度和深度。甲骨文作为成熟的汉文系统，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因此，有史可考，有物可证的汉文文献的历史也可以从甲骨文算起。其后，记录汉字的载体经历了金石、简帛、纸等。当然，纸介文献携带方便，生产成本低廉，在历史的发展中得到最广泛的应用，一直延续至今。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以各种物质媒介为载体的汉文文献统称为汉籍，尤其指的中国现代以前的各类文言文献。华夏文明悠久的历史使得从古至今不断积累的汉籍数量不可胜数；华夏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使得汉籍的分布地
3、域不2断扩散，为其他民族所珍视，现已遍布五大洲，也就是说除了国内所藏或流通的汉籍之外，国外也存在着汉文文献，即域外汉籍。 域外汉籍的内涵有三，第一，指我国历史上流散到海外的汉文著述；第二，指域外抄录、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著作（如和刻本、高丽刻本、安南刻本等） ；第三，指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此外，近数百年来欧美来华传教士用汉字或双语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一些重要著作，除了第一类汉籍之外，其他三类汉籍都是在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因而称其为“再生汉籍” 。根据调查，域外汉籍（含“再生汉籍” ）的总量相当庞大。仅以韩国为例，韩国学者全寅初教授在韩国所
4、藏中国汉籍总目中就著录了汉籍 12500 多种；北京大学严绍?T 先生整理 18000 多种日本所藏汉文文献，著成日藏汉籍善本书录 。当然，当地实际所藏数量还要远大于此。总体看来，域外汉籍在全球的分布大体集中两大地区，一是东亚汉文化圈内的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二是英、法、德、俄、美、加等欧美国家。此外，就是少量分布的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国家。 汉籍进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的历史已十分悠久，且历经千年而未曾中断。武王灭商后，箕子避难朝鲜就曾携带文献入境。 旧唐书?高丽传曰：“俗爱旧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水 、范晔后
5、汉书 、 三国志 、孙盛晋春秋 玉篇 字统字林 ；又有文选 ，尤爱重之。 ”足见汉籍在朝鲜流布之广，影响之3深。三世纪时，百济学者王仁携带汉籍进入日本。九世纪时，日本学者藤原佐世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共收唐及唐以前古籍 1568 部，计17209 卷，可见其时传入日本汉籍数目之大。 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载“锡光为交趾，任延为九真太守建立学校，导之经义” 。可见三国时已有儒家典籍在越南传播。而且这些国家或陆地相连，或隔海相望，汉籍的传播路线并不复杂。 那么汉籍又是怎么流布到西方国家的呢？根据史料记载，中国的印刷术一是通过丝绸之路经中亚、中东传入欧洲，一是经过俄罗斯传入欧洲，在传入的过程中也带入了
6、一些汉籍作为印刷蓝本。此外，元明清三代，西方传教士、商人不断通过陆路或海路来华，回去时也带去了一些汉籍，比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回国时，就为欧洲输入汉籍；西班牙人门多萨著述大中华帝国史时就利用了传教士拉达带回的中国书籍；法国传教士白晋在 1694 年回国时，将中国书籍 300 多卷赠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8 世纪马诺瑟在华期间，广收中国文献，用书信寄往法国。这些汉籍的传入，对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及其后的启蒙运动都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马克思说：“他们从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 ”这大大开拓了他们的视野，对冲破中世纪神学的思想枷锁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相对明晰的汉籍输出之路，我们可以称之为“汉籍之路” （the Book Road） 。它不同于作为物质文化交流通道存在的丝绸之路，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精神文化交流的通道，是中外文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同时，它证明了历史上中国作为世界强国而产生的文化辐射，深刻影响4了周边国家的历史文化，也影响了欧美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目前，从域外汉籍中选取珍本、善本，编纂一套约 800 册、囊括 2000 余种珍贵汉籍的大型丛书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已经出版，它的编纂出版工作得到了新闻出版总署的高度重视，柳斌杰署长担任该书的编纂委员会主任并撰写了序。这部巨著将在思想和行动上重温 “汉籍之路” ，也为中华文明的再度复兴寻找民族自信心和精神源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