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和写一篇感动“老美”的作文.doc

1、1讲真话和写一篇感动“老美”的作文曾子墨，凤凰卫视主持人。她在求学期间因为讲真话和写了一篇感动了“老美”的作文，使她顺利地进入美国的一所大学。 中国人习惯于高考定乾坤，美国大学的录取方式却截然不同。 没有统一的高考，也没有各大学自定的入学考试，学生们只需要在中学毕业前参加一个名为 SAT 的标准考试，分数作为录取参照之一。此外，就全看中学成绩、申请作文、推荐信和课余工作的履历了。 是否具备领袖潜质成为美国大学最强调的录取标准之一。每所大学都要求申请人在填表时，把自己作为“领导者”的经历完整记录下来。 中学时，我一直担任学习委员，小学时，又是“三道杠”的大队长，回答这个问题，我并不缺少素材。 然

2、而，另一个问题却让我为难了。那就是，Have you done any community service？If so，please describe them. (你是否从事过社区服务？如果是，请详细描述。) Community Service？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我跑去咨询在人大留学的美国学生 Nancy，到底什么是 Community Service？ “什么？你竟然不懂 Community Service？”Nancy 瞪着大大的蓝眼睛，眉毛高高地快挑到天上去了。 2“真的，我从来没听说过社区服务！” Nancy 这才恍然大悟，说：“也难怪，你们的学校只教学生考试，学生根

3、本不和社会接触！我们在美国，从小就做义工！” 经过 Nancy 解释，我才明白 Community Service 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义工” 。美国社会强调社区自治，无论小孩子还是成年人，都认为做义工天经地义。从孤儿院到医院，从流浪者救济中心到社区图书馆等公共场所，义工的身影无处不在。 对义工了解得越来越多，申请表里的问题也让我越来越困惑。我是应该迎合美国人的传统，胡编乱造，写得天花乱坠？还是干脆说中国没有“义工文化” ，所以我没有做义工的经历？ 犹豫再三，最终，我选择了真实。 “我曾经去幼儿园教英语，还曾经在荒山上植树，但在我看来，这远远达不到义工的标准。做义工可以培养高尚的品德，还可以让

4、学生了解社会。然而在中国的学校，高高的围墙给了学生一片世外桃源，却也让学生与世隔绝。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学校没有鼓励大家做义工，为什么中国社会缺失义工文化，但我相信，中国人是最有爱心的，也是最愿意帮助他人的。总有一天，义工会遍布中国。 ” 当我坦诚并且毫无修饰地写下这段话时，我并没有想到，正是这寥寥数语，帮助我走进了美国的大学。 一年以后，当我出现在达特茅斯为国际学生举办的迎新派对上，一位胖胖的美国老太太在嘈杂的人群中找到了我。 “我叫 Judith。你是子墨吗？从中国来的？”Judith 讲话的速度飞3快，一口气说下来，没有任何停顿，洋溢着热情笑容的脸上，好像有一种迫不及待。 “是啊” 我的话

5、音刚落，Judith 就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热烈得有些夸张的拥抱。然后，她笑容可掬地高声说：“欢迎！欢迎你来达特茅斯！我在录取办公室工作，读过你的申请。虽然你没有真正做过义工，但是我们都欣赏你的诚实，也喜欢你的思考！在达特茅斯，你会有很多做义工的机会！” Judith 的话是一份意外的惊喜。作为录取官员，每年她要审阅上万份申请材料。我不曾想过，我的坦诚居然会给她如此深刻的印象。可见说真话，自有说真话的魅力。 录取过程中，Judith 记住的不仅是我的坦诚，还有我的作文。欢迎新生那天，Judith 还告诉我，读了我的作文，她热泪盈眶。 申请美国的大学，作文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达特茅斯的作文题也处

6、处体现着美式教育思想，其中第一个题目就是“描述一位对你影响最大的人” 。 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想到了我妈妈。 我妈出生在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家庭。尽管连年战乱也曾经让儿时的她颠沛流离，但毕竟在 1949 年以前，更多的时候，她是人人羡慕的“赵家二小姐” 。七八岁的年纪，她就跟随大人，坐着军用专机，在不同城市间飞来飞去。刚过 10 岁，长辈的副官就手把手地教她自己开着吉普车，在城里四处转悠。 4然而，对腐败官僚的痛恨，还有对新中国的美好向往，却让年轻的她抛弃家庭，远离亲人，成为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于是，和 50 年代所有热血沸腾的青年人一样，我妈也轰轰烈烈地投入到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中。 “文革”

7、期间，我妈最终没有幸免于难。那时，她已经在人大教书。作为有着海外关系的国民党后代，她理所当然、不由分说地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反革命” 。 在那段颠倒黑白的岁月里，即便红卫兵把 10 个毛主席像章硬生生地用别针穿透皮肤、别在她的 10 个手指上，扎得双手鲜血淋漓，她也不愿意承认，她背叛了国家。 那十年的不堪回首，我妈很少提及，即使说起了，也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但是，艰难岁月中的亲情、爱情，她却一再提起。 我曾经问她，那些没有光明、没有希望的日子，她怎么度过？ 她淡然一笑，说：“还有你爸爸，还有你姐姐和哥哥，为了他们，我也得活下来。 ” 我妈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即使是在众叛亲离，甚至连她的家人

8、也劝我爸和她离婚、划清界限时，我爸对她也始终不离不弃。我妈被隔离审查时，我爸专门托人送进去一瓶她最爱吃的辣椒油，瓶底隐藏着一张纸条，叠得小心翼翼，上面有我爸亲手写的 10 个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看到那些熟悉的字迹，我妈泪流满面。她把字条藏在贴近心口的内衣口袋里，每当夜深人静，就会一次次拿出带着她体温的字条，在冷冷的月光下看得出神。 5重新站上讲台后，她依然是最好的老师。那时，她和我爸说得最多的就是：“十年，耽误了太多时间，现在一定要把荒废的光阴都补回来！” 多年后，我问过我妈，她是否曾经后悔，后悔没有去台湾，去享受“赵家二小姐”的荣华富贵？每每此时，我妈总是一笑而过：“我要去了台湾，遇不到你爸，怎么还会有你啊？” 这就是我妈妈的故事，也是我在申请达特茅斯时所写的命题作文。作文里，我的英文远远算不上流畅，但我想，一定是字里行间的真挚情感打动了 Judith，也打动了其他的录取官员。 后来到了美国，在一次中国学生的聚会上，谈起申请作文，一个女孩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你还不如说张艺谋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人呢！你的作文，他的电影，都只会描写文革 ，描写中国人的苦难，来换取老美的同情和眼泪！” 我没有反驳，也没有争执，但我心里最明白：这绝不是换取同情和眼泪！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却实实在在地在我们身边发生了。记录它，描写它，是为了永远地记住它，也是为了永远地远离它。 责编/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