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时政：官场来了冲击波4 月 14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了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的辞职请求，紧接着的 15 日、17 日，北京密云县县长张文、吉林市市长刚占标，也相继因对辖区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做出了同样的举动。引咎辞职一词作为官方语言骤然跃入公众的视线,一时间在媒体上频频出现。高官问责，为重大事故承担政治和社会责任，中国官场终于开始刷新以往的游戏规则，高级官员也不得不步入由权利型向责任型过渡的历史性转折，这无疑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中国当官，尤其是做高官，向来是既风光又保险的事，发号施令责问下属似乎是高官的天职，有了成就归功上级的正确领导，出了乱子追究具体工作
2、人的责任，是官场多年沿用的做法，从而形成了一种职务怪圈，有时处理职责范围内的重大事故竟然能成为某些高官展示才干表功邀赏的机会。只有功绩没有责任，只有权利没有风险成了中国官场文化的顽症，也使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度大打了折扣。建立高官问责机制迫使位高权重者为职责买单，强化中国官员以民为本的意识，就是要让各级官员明白，他们必须承担保一方平安的职责，而不单纯地享受职务给予的荣耀和各种政治光环。 多年来，我们的干部制度是建立在官本位的思想体系之上的，基于这种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传统意识，官员的形象和人格成了政权的象征而被人为地神圣化了，对权利的庇护超出了对公众利益的保护，对所谓2影响的关注压倒了对百姓的责任。
3、多年来干部任命制只要求官员对上级负责，对组织负责，而不是对公众负责，对辖区内百姓的利益负责。久而久之，导致一些政府官员职责感倒错，视领导意志为圣旨，视公民利益如儿戏。事实上在没有制度的制约的前提下，政府官员仅仅依靠内心的自觉和良心的谴责来维护职务道德是根本不可能的。引咎辞职是一种国际通行的行政惯例，是责任人在舆论和道德规范的双重压力下主动承担政治和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这一制度的出现既有助于整肃吏制，也有利于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应该说中国官场文化的进步。对有效地提升了官员的自律性和职业道德感，树立政府官员的新形象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对干部的考核这些年一直以经济指标作为量化的标准，评价一任政
4、府大都以该辖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作为依据。相比之下，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对公民整体利益的关注则严重缺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被理解成为纯粹的经济繁荣程度，一些人心目中的好官是引来多少投资，盖起了多少高楼，于是，招商引资数量的攀升和 GDP 增长速度的快慢，成了各级官员的目光的聚焦点。这就造成了某些政府官员对自身使命理解的片面性，近年来频繁出现的灾难性事故，是一些官员对公共事务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疏于重视和管理的直接后果。官员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职业,他们肩负着全体公民的至高利益,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这种责任和使命，绝非是任何经济指标的攀升所能掩盖和替代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体现
5、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要求各级政府官员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必须有为公共利益遭受损失而承担责任的3勇气和义务。高官问责结束了太平官的历史，进入了中国政治文明的全新时期。 引咎辞职机制的冲击波对中国各级官员的施政理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引发中国公民对政治文明建设新的关注。政治文明对于每一位中国公民的生活必定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而重新规范和确立政府的职能范围是政治文明的首要内容，政府必须为其行政行为负责；政府行政负责人必须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受追究，正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 引咎辞职这个宪政社会的行政机制第一次被大规模引入到了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其意义绝非是摘掉几顶乌纱帽，而是对长期困扰中国政治的官本位思想的一次重创。从而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彻底解决干部制度改革中一些棘手问题。引咎辞职机制，对于促进各级官员自省自责意识觉醒，引进干部制度的竞争机制都将有推进作用。多年来，我们标榜党政官员是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直是执政的行动指南。但长期以来，对这种服务意识的树建缺乏立体把握，也没有真正成为每一位官员的行为准则。“引咎辞职“机制能否激活官场，让每一位官员都如履薄冰般地尽职尽责，能否形成现代意义的 “官场文化“，人们期望着，历史期望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