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消费时代的失败者无意中听一位女孩跟另一位女孩说：“坐公交车去上班的，会是成功人士吗?”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为什么以前的人不这样认为呢? 蒋经国回忆：曾有人送给老师吴稚晖一辆人力车，那时候，人力车应该相当于现在的凯美瑞吧。吴当即令蒋经国拿来锯子，将车子的两根拉杠锯掉，然后哈哈大笑，把没有拉杠的车身抬到书房里。他懒洋洋地坐了上去，说：“我现在有了一张沙发椅了!”接着他又说：“一个人有两条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别人拉?” 那时候的人，无非是吃饱饭种好田，免饥饿抗严寒，望升官盼发财，出志士搞运动，怀才情写诗赋。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奇士”韩衍，生活清贫，有时穷得靠典当衣物度日。高语罕回忆说：“
2、先生家住百花亭，一室萧然!他被刺时，穿的还是我的一件旧绸棉袍家徒四壁，瓮中只余糙米三升。 ”韩把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戏称为“讲地狱学，作天台游” 。有一年春节，他在绿云楼贴出“盘古第二，乞丐无双”的对联。 为什么以前的人可以生活得这么潇洒呢?无他，价值理念决定的。在传统社会里，无钱无势的人不一定是失败的人。作为一个优秀的学者、革命者、手艺人、庄稼人、猎人，他们可以自得其乐地度过有尊严、有成就感的一生。 2以前的人，可以有很多种比较方式，比如说我不跟你比钱，但我画画比你好，我比你有文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评判标准变了，变得单一，变得面目全非。现在全社会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只有一个标准，就是
3、财富。教授们比讲课费多少钱，画家们比卖一幅画多少钱，手艺人比制作一个工艺品卖多少钱。如今所有的价值全部都要折现。他们说：“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叫消费主义时代，消费是什么?没钱能消费吗?” 如果按现在的标准，很多大师级人物都活得很失败。 比如傅斯年。晚年的傅斯年因家贫买不起好烟丝，便将劣质烟拆开，把烟丝放到烟斗里抽，过过瘾。同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教书的妻子有一回还不得已借钱买米。傅斯年对夫人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多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比如启功先生。解放后的启功，每月只有三十元的生活费，居无定所，先是借住在杨姓姨母家，一住就是三年。时间最长的
4、是借住在内弟家，竟达二十年之久。内弟家在小乘巷，借住的是“寓舍两间，各方一丈” 。一丈十尺，三尺一米， “各方一丈”不过十八平米多一点。1976 年启功为三年前作的鹧鸪天加了一个补注，透露出：“老妻已多年未有完整衣裘，次年始制一外衣，又一年遂逝。只此一裘，即为附身之物，痛哉。 ” 这样的事例在学者身上还有很多，难道他们没有赚钱的本事?当然不3是，那时候的人，就是有大视野、大境界，不因穷苦而弃其所学，生命的价值不在于物质的拥有，而在于文化的追求和呈现，在于精神的满足。罗韬兄在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读书人时说：“怀念从前的学者，他们都不甘于当时，而别具幽忧之怀。在政治专制的时代，容易产生这种气象，亦能产生大著。倒是市场专制的时代，学者不甘于当时的气象少了，他们做市场专制之下的顺民而甘之。近年畅销书繁荣而杰作寥寥，学者的气象与底蕴，也有所不及。 ”在单一的评判标准下，在价值理念迷失的当下，学者哪来的大气?他们自己也迷失了。 至于普通的我们，更是悲哀，因为能够成为成功者的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人会被划归到失败者的行列中。我们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人的失败，而是这种文明形态，这种价值理念让我们感到自己是失败的，从而丧失尊严，丧失在这种形态的文明中发出声音的底气。 室内盆中的炭，已渐至灰烬，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思考着我们身处的环境，簌簌如窗外飘落的树叶，充满深深的寒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