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投诉委员会及读者编辑.doc

1、1新闻性与媒体价值导向的独立性文化娱乐类报道，已经成为当前媒体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试结合近期文化娱乐热点报道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就文化热点新闻的采写与媒体的价值导向这一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新闻界同行。 明星炒作与文化趣味导向机制 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以及东南亚和我国的台港地区，报纸上的文化娱乐新闻，尤其是影视娱乐版的内容大多是明星绯闻之类的东西。明星为了提高其身价和作品的卖价需要媒体的报道，而媒体为了发行量、收视率也需要明星的炒作，这两者构成了一种互为作用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应当承认，媒体的明星炒作为影视业、唱片业的超常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那些疯狂的“明星崇拜”和“偶像崇拜

2、”的形成，和媒体在这方面的“兴风作浪”不无关系。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媒体和明星的这种相互作用，是完全受市场规律左右的，也必然导致媒体品位和读者趣味的不断走低。正因为这样，当地一些有识之士对此颇为不满。最近香港一位评论家就在报上撰文，尖锐批评娱乐界和媒体的炒作手法过于单调，不过是“制造绯闻”和“制造矛盾”两种。这种情况，值得我们重视。 2我们的情况则不同。首先是媒体性质的不同。我们的媒体也需要不断扩大其市场占有率，争取更多的受众。因此，我们的媒体上也需要有更多明星的形象、明星的生活趣事。即使是明星的情感生活，只要不是低级趣味，也不是不可涉及。那种认为媒体报道了明星生活就是低级趣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

3、的。但我们报纸的性质又决定了它不可能彻底市场化，而且还必须承担舆论引导的重任。因此，我们的媒体和文化娱乐界需要建构一种新型的关系，这种关系除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一面外，还需要引进一种文化趣味的制约导向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来营造文化娱乐报道健康良好的氛围，同时引导社会文化审美趣味不断走向更高的境界。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求我们的媒体和记者要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角色定位。以最近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刘晓庆私生女”的报道为例。有些媒体在所谓“刘晓庆私生女”的报道中，先是称刘晓庆正在拍摄的新片的两个主角是其“私生女” ，然后又让刘出来“澄清” ，称这是误传。这是否是摄制组为省却广告费而设计的一种“炒作圈套

4、” （这类圈套在目前的娱乐圈并不鲜见）？我们没有调查，所以不能妄下结论，但这种做法，显然是对读者的一种愚弄。因此，有些报纸迅速对这种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显示了媒体和记者的社会正义感。在这里，我觉得需要区分一种角色关系，即摄制组（明星、作品制作方）的自我炒作要求与媒体承担的角色的关系。现在，制片人和明星的收入是和其知名度成正比的，因此，不断进行自我炒作，是他们的一种必然要求。对于明星和制片人来说，只要不违反法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媒体担当的角色不应混同于制片人的角色，而应当代表社会的良知和意愿，对此3进行鉴别、评议，好的就表扬，不好的就批评，应努力成为某些消极、负面的炒作行为和趣味的舆论制约

5、力量。 “巩俐阿姨”和“盖中盖”广告事件的报道，便是成功的一例。这个事件的意义在于，某些明星和广告商打着“公益”的旗号，行商业宣传之实。媒体在这一事件中穷追不舍，显示了社会正义和良知的力量。虽然从后来的报道中我们得知巩俐与这件事情无关，但整个报道是对明星及其厂商企图利用公益旗号作商业宣传的企图和做法的一次成功的监督。 除了媒体以及记者的角色定位外，还有一个“娱记”的道德自律意识。有些文化记者为了制造所谓卖点，甚至不惜捕风捉影，写假传假。例如，在最近一次三星堆的发掘中，四川某报记者编造了有关专家向本报独家披露三星堆是外星人杰作， “三星堆是杂交文明”等假新闻，遭到了三星堆博物馆馆长张继忠的严厉痛

6、斥。读者对此也十分不满，有的甚至发出了“娱记，请闭嘴！”这样严厉的批评声。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一些媒体和娱记们深而思之。 新闻性和媒体价值判断的独立性 和采写其他新闻报道一样，新闻性也是文化娱乐新闻追求的第一要求，一切新鲜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事件，都应当纳入文化记者的视野。这是确保我们报纸文化报道新鲜性和丰富性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条件地跟着某些文化热点跑。因为判断一种文化现象、文化事件是否具有报道价值，除了新闻判断外，还需要引入文4化价值判断的尺度。让我们来举个近期的例子吧。王朔是 2000 年上半年中国文坛的“风云人物” ，他的那本无知者无畏和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让中国文

7、坛既吃惊又可笑，同时也很无奈。他骂金庸骂老舍，最后又骂到了鲁迅头上。客观地说，王朔关于武侠小说和老舍小说的某些见解，不无真知灼见，但其他不少观点特别是对鲁迅的评论，近乎于胡说，没有任何科学和理性可言。这不能不激起公愤。特别是王朔抱着一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上场，采取的又是一种骂街的方式，这就使得他的有些正确的看法因此被淹没了，而其中的负面效应反而被放大了。在撰写这篇文章时，我又收集阅读了京沪的主要媒体关于王朔的报道，可谓精采纷呈。但全部读完后，总感觉到缺少点什么。缺了什么呢？缺少对“王朔现象”实事求是的分析，缺少对他正确观点的肯定，缺少对其错误观点的批评，更缺少对其“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批评

8、态度的否定。也就是说，王朔怎么说传媒就怎么报的多，而对其进行实事求是分析评论的少，缺少价值判断上的独立性。笔者反而在因特网上读到了一篇和王朔正面对阵的文章。在我们的文化报道中，新闻判断和文化价值判断应该而且是可以统一的，不能偏废任何一方。王朔在“骂街”时骂到了哪位名人，这当然很具有新闻性，但这种“骂”的文化价值如何？负责任的媒体和记者必须作出判断。仅仅报道“骂”了什么，这就很可能对读者形成误导。 这里还涉及一个文化价值判断的复杂性。判断一个物质产品的优劣，其标准是明晰的，即是否受消费者欢迎，能否卖得出去。但一个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却要比物质产品复杂得多，它的价值体现包含两方面的内5容，既有经济价

9、值，又有文化价值。这两种价值在市场体现中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却呈现矛盾状态：一本炒得很热的图书，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很可能是一种文化泡沫；反之，一本默默无闻的作品，很可能深藏文化价值。随着现代传媒业的高度发展，传媒对当代文化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文化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媒体评论、媒体报道、媒体趣味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一方面充分肯定了现代媒体在文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那就是被不少媒体热衷炒作的东西，往往没有多少文化价值。这也难怪，为了吸引读者，媒体有时不得不迁就读者。既要适应市场，又要承担责任，这是个矛盾。但我们的媒体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矛盾，正确处理

10、好这个矛盾。道理很简单，文化的发展就像自然界一样，是有其自身规律的。它的健康发展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而维护文化生态环境的平衡，改造不良的文化生态环境，传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观念和方法的更新 面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文化热点，目前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不负责的恶意炒作。这在某些小报小刊上并不鲜见，这里不再赘述；第二种情况，是对某些文化新闻热点采取故意回避的态度。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一些主流媒体中。究其原因，可能是担心一旦报道了这类热点问题，客观上会扩大某些负面的东西的影响。这种担心有没有理由呢？当然是有的，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要试图阻止某些信息的传播，已相6当困难。我们的一些主流媒体如果老是

11、在读者观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上“缺席” ，久而久之，很可能形成主流媒体在这个领域影响力越来越小，甚至丧失发言权的局面。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有必要研究新的对策。笔者认为，对文化热点的介入，其实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消极的介入，完全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另一种是积极的介入，通过介入来实现引导，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引导方式。说到引导，我们在这方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按照传统的理解，所谓引导，就是引导者板着脸在前面走，被引导者乖乖地跟着走。这当然是一种很省事的方式。问题是这种方式恐怕很难适应当前的现实需要。文化引导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这种复杂性是由文化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因此，引导思路和引导方式的更新，已成

12、为当前一个相当迫切的课题。在这方面，有一系列问题需要研究，笔者现提出几点看法，以求抛砖引玉。 一、如何实现多样性和主导性的统一 文化是一种精神现象，而精神现象的特点就是多样性和丰富性。随着我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多样化的文化创造和多样化的文化选择，已经成为我们当前文化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但我们的文化发展又必须是有主导方向的。这个主导方向就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因此，我们要善于在多样化中求主导。上海一些报刊不久前对70 年代出生的作家及其作品进行报道和评论，就比较成功。70 年代出生的这批作家及其作品，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况。一方面，他们具有较好7的文学基础和文学感觉；但另一方

13、面，由于缺乏深厚的社会生活底蕴，不少作家和作品表现出格局和视野狭小，有的甚至出现了较多厌世颓废等等不健康的东西。一些报刊邀请一些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发表意见，热情肯定其长处，同时严肃地指出其不足，引导读者正确地阅读这些作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较好地实现了多样化中求主导的目的。这种报道的思路和方式，很值得总结。 二、坚持原则与允许“双赢” 开展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和文艺争鸣，是实现报纸舆论引导的一种有效方法。报纸的文艺批评和文艺争鸣，除了传统的在专副刊刊出大块文章外，利用新闻形式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争鸣，也为新闻实践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引导方法。这方面，目前首先要注意防止对一些不健康的文艺现象、文艺

14、作品不敢开展批评的倾向。报纸应当旗帜鲜明地倡导批评，倡导争鸣，并通过批评和争鸣，克服不良甚至错误的思想，发扬正确的思想，从而实现舆论引导的目的。不放弃文艺批评的武器，善于运用文艺批评的武器，来维护我们追求的文化理想和文化发展方向，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但另一个方面，在批评和争鸣问题上，我们又要反对两极思维。我们过去也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但为什么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效果不理想呢？除了混淆文艺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性质外，恐怕更多的是思维方式上的问题，即陷入了非白即黑、非错即对，不是我压倒你，就是你压倒我之类绝对化的思维误区。其实，文化由于8其自身的规律，其发展过程往往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特点。其

15、中一个特点就是其发展性。有些新探索、新追求或新观点是否具有价值，往往并不一定在其出现时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而为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我们又必须鼓励探索，鼓励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善于鉴别，通过讨论，批评和争鸣，逐步接近真理，发展真理。在学术和艺术问题讨论和争鸣中，不必一定要分出你输我赢，要允许保留不同看法，允许“双赢” 。当然，在政治问题和原则问题上，我们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这也是毫无疑义的。 总之，我们要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来不断营造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氛围，来不断提升我们对各种文化热点的引导水平。 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一重要论述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进一步明确了建设先进文化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这一重要思想不仅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同时也为我们加强和改进媒体的文化宣传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而研究文化热点报道与媒体的价值导向这一问题，正是为了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更好地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发挥媒体在建设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