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新经济走廊”夯实中国与东盟合作基础.doc

1、1“单位人”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摘要近年来学界关于国企工人集体行动的研究往往运用源于西方社会一般性的集体行动理论展开解释，忽略了单位制背景下“单位人”特殊的角色扮演及其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通过对东北老工业基地 H 厂的个案考察发现。 “国企工人”有着区别于一般“社会人”的“单位人”身份，其行动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单位化”的行动，对特定社会结构空间的考虑可以弥合集体行动研究中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不同取向的差异，故一方面， “典型单位制”共同体式的传统与其分化中的变异构成了这些行动的历史背景与空间条件：另一方面，国企工人在多次的集体行动中也形成了应对国家与市场的行动秩序。不断瓦解着曾经引领共同体辉煌的集

2、体意识，并预示着“典型单位制”走向终结的命运。 关键词单位人 集体行动 典型单位制 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20033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的同时，也经历了剧烈的经济社会变迁，原有的平均主义社会宣告终结，社会开始走向严重分化。在此背景下，每个国企工人及其家庭的命运都不可避免地深深卷入其中。伴随着破产重组、分立改制等政策的实行，下岗、失业、买断工龄等词汇成为国企工人群体中最日常的表达，发生了维护其自身2利益的集体行动。工人的集体行动关乎民生，影响社会稳定。那么，这些国企工人的集体行动有着怎样的特质与属性，其

3、行动背后的深层机制是什么?又会形成哪些社会影响?学界迄今的相关研究往往运用源于西方社会一般性的集体行动理论展开解释，而忽略了单位制度背景下“单位人”特殊的角色扮演及其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故本文拟将国企工人的集体行动置于单位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从破解“单位人”概念的特殊蕴涵开始，以东北老工业基地 H 厂一次集体行动为个案，试图对典型单位制背景下单位人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作出新的解析。 一、 “典型单位制”：工人集体行动的社会背景 (一)国企工人集体行动：学界的讨论与反思 关于集体行动的分析解释，西方的研究多将其融合于更为广义的社会运动中，呈现出建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研究取向：前者关注个人心理及其特质

4、因素的作用，如斯托夫等人的相对剥夺理论与奥尔森对集体行动逻辑的分析；后者强调结构(制度)因素的制约，如政治动员与政治过程理论这种模型化的理论建构的确带来了清晰化的解释框架，但试图以此来理解类型各异的集体行动无疑是冒险的 国内学界对于频繁发生的非正式渠道利益诉求，亦尚未形成统一的术语。集体行动、集体上访、维权行动、集体抗争、社会冲突、社会运动、社会革命、群体性事件等均为不同情境中的表达 赵新从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政治行为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程度三个方面，将集体行3动定义为“区别于社会运动与革命的，即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 。在对维权行动、社会抗争、社会冲突等术语的辨析中

5、，刘燕舞以集体行动作为界定此类行动的概念，并以组织化、政治信仰、现性这三个维度对国内各种集体行动作出类型划分。在认同上述观点的基础上，笔者将本文研究对象进一步限定为同企工人因改制以来生存状况的变化所引致的集体行动，除强调集群性、自发性、非制度性之外，更突出此类行动在具体社会时空情境中的特性。 对于国企工人集体行动的具体研究，西方学界的两种解释框架均得到本土化推进，学者侧重在具体的社会情境框架下讨论国企工人在集体行动中的主体性与二者的关系，以弥合建构主义与结构主义视角之间的张力。这些探讨集中在动力机制、行动策略、行动影响以及对集体行动本身的概括等方面 如曾鹏等将引致国企工人集体行动的社会情境归纳

6、为“转型时期导致社会不公正的结构再造，H 益明显的相对剥夺感与阶层意识，民众利益表达途径的梗阻” 。唐军将此类行动概括为“一种以生存伦理至上和分配公正优先为思想依据的，即我们概括为生存型理性行动的抗争逻辑” ，并以“传统体制下企业的管理组织形式和公有制观念的策略”为手段。佟新以个案为依据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文化传统在工人集体行动中“以充斥着旧意义的话语中创造了新的意义和内涵” 。同时，应星提出“气” 、刘能强调“怨恨” 、郭景萍关注“情感” ，这些对主体情感建构性的考虑也提供了有益视角。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在以国企工人为个体研究单位而展开的，没有注意单位制度背景下国企工人作为“单

7、位人”的存在，这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集体行4动的真正主角“单位人”的特殊性。 对于学界一直存在的“集体无行动” 、 “无集体行动”与“有集体行动”争论，如果将其放置于长时段的历史分析视角中，可看到其呈现出的清晰脉络，即随着市场的延伸与国企改制的推进，国企工人的同应心态上从消极到积极，在形式上从隐秘到公开，在组织化程度上也从个人上升到集体 (二)“典型单位制”：一个具体的社会框架 区别于其他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在国企工人集体行动的背后，单位作为工人生产与生活交叠的空间，不仅是行动的场所，也是行动产生本身的机制。在单位这一具体场域， “国企工人”有着区别于一般“社会人”的“单位人”身份，其行动

8、的发生发展具有一定的空间封闭性，因此从本质上属于一种“单位化”的行动。基于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国企工人的集体行动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集体行动，而更应关注其内在的“单位属性” 。因此，衍生这些行动的时空因素“单位”及“单位人”的特殊身份应成为分析的基本框架。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该框架即“典型单位制”的存在与变迁所带来的影响= 在迄今的研究中，学术界多是将“单位制度”作为一种全国性的、普遍的制度和体制纳入研究视野，虽然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单位制度不同类型的存在，开始探讨单位级别和单位类型对单位制度的影响，但却未将“单位制度”置于不同空间和地域文化背景下，探讨其具体的、多元意义的变异，从而限制了我们对单位

9、现象的深入理解。为此，笔者曾5提出“典型单位制”这一概念，尝试对单位制研究带来富于地方景观特色的解读。 首先，所谓“典型单位制”实际上是在相对比较中提出的一种带有本土性的研究概念，因为在从时间上透视东北老工业基地发生、发展与转型的过程中发现：从时间上看，作为最早取得解放战争胜利和进入计划体制的地区，东北地域是最早学习苏联经验进入单位体制的地区，以公营企业为核心组织机构便构成了“典型单位制”第一种存在“形态” ；就其规模而言，在“一五”计划期间，东北凭借苏联援助的 56 项重大建设项目，建成了中国具有典型意义的工业基地，使单位制初步形成，并进一步强化了东北地域“典型单位制”的一些特性；在中国退出

10、计划体制的过程中，南于东北地区中央直属的、超大型企业高度密集，加之地缘因素的制约，使得“典型单位制”特色再度凸显，对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社会步入了复杂多变的“转型期” ，与沿海开放城市相比，东北地区迈向市场化的步履相对滞后， “典型单位制”的内在结构比较单 一，缺乏来自非单位体制的挑战，具有封闭自足的特色。相比之下，单位制的现实影响仍然很大，不仅传统单位制度的堡垒非常坚固，而且一些非单位制的企业也往往向单位制模仿、靠拢。因而，作为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一种社会政治组织体制的存在，单位文化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仍然发挥重要的功能，遂

11、导致东北的“典型单位制”走向消解的过程也异常缓慢，其“典型单位制”特色更加突出。 其次，在典型单位制背景下生长起来的“单位人” ，具有一些特殊的6社会性格。一是封闭性。由于这些“超大型工业社区”多是建国后在城市远郊或城乡结合部新建的，这种新建性决定了它几乎没有历史和传统的社会关系可以继承，其社区文化完全是由“单位人”自己建立起来的，这里的每一个家庭和个人都从属于单位。二是与一般的个体产业工人不同， “单位人”是一个复数概念。在企业建立之初，只有家庭里的户主(通常是丈夫)属于单位人。后来，随着“家属革命化”的进程，来自农村的妻子也被纳入企业所属的集体所有制单位中工作，开始进入单位系列。在没有恢复

12、高考制度之前，绝大多数的企业子女在高中毕业后，也多以进入其父母所在的企业工作为理想的就业途径。可见，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某些发展时期，甚至连中学生也被潜在地纳入了“单位体系” ，成为“单位人”的预备，故“单位人”是一个包括了工人及其妻子、子女在内的复数概念。单位人的这一特性势必使单位人的行动带有自己的特点。三是依赖性。与规模相对较小、居住相对混杂的工业社区相比，东北老工业基地范围内的工业社区普遍具有占地面积广，社会互动规模大的特点，在相对集中的空间内形成了一整套的社会服务体系，使得这里的居住者更容易体验到“单位办社会”的氛围。浓郁的单位氛围使得这一空间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体制性的限制使得其员工无法

13、走出单位的辖区，缺乏社会流动。同时，单位的封闭性自然带来“排他性” 。 因此，我们在“典型单位制”框架之下展开国企工人集体行动研究时。应充分考虑到所处环境空间分布上的集中性和封闭性，考虑到“单位人”种种特性的现实影响，进而挖掘其行动的内在逻辑。 7二、一种典型样态：H 厂个案介绍与集体行动回顾 本文个案的选取主要基于 H 厂集体行动的个案，试图在此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典型单位制”背景下“单位人”集体行动的特性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H 厂共同体：“典型单位制”的存在形态 H 厂是国家“一五”期间建设的国营大厂，曾长期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与光荣的历史记忆相比，H 厂自改革以来一度陷

14、入困境，经过 2006 年的破产重组、分立改制，其命运仍无本质性改观，包括在岗和退休工人在内的“单位人”每况愈下。H 厂经历了国有企业建设与改革洗礼的整个过程，在长期的“典型单位制”影响下，具备国有企业共有的传统，也存在着与同等企业相似的问题，有较强的代表性，在近 60 年的发展历程中，H 厂形成了浓厚“典型单位制”共同体：从地理空间角度看，H 厂仅用一年时间，在远离城市中心的 N 区建成，其相对集中的工业空间呈现出明显的“单位社区化”特点，从社会空间角度看，H 厂内近 4 万名职工与家属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空间内展开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形成了浓郁的单位氛围和国营惯习。从社会控制体系建构的角度看，H

15、 厂从职工与家属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方方面面承担着“单位办社会”的诸项职能，进而扮演“以厂设区”的行政性角色，俨然是一个功能健全的生活共同体。 8(二)变迁中的选择：H 厂集体行动的过程演绎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 H 厂经济效益下滑，工人生活陷入困境，曾有过工人静坐、上访等集体行动，其中，以企业改制前的职工集体行动影响最为深远。由于长期以来的亏损，H 厂破产重组计划已逐步开始启动。2006 年 3 月 29 日，厂大门前广场聚集了五六百名退休职工与家属，他们要求补发拖欠 10 年的基本生活补助与行业津贴提高退休金以应对不断上涨的物价(H 厂职工的工资已经 10 年分文未涨)：

16、退休工人们知道，这些问题必须在改制之前完成，因为他们即将成为彻底脱离单位的“社会人” ，对此，单位领导班子并未给出正面回应，只是静观态势。单位领导的冷淡态度激化了退休工人们的情绪，参与人数很快增多至千人。集体行动的持续干扰了单位的生产秩序，也引起了厂方的重，单位领导开始十=干预，并补发了拖欠退休职工的生活补助与行业津贴。随后，退休工人们继续要求厂方涨工资，对此，工厂的态度也开始由软到硬：“禁止到广场聚集静坐”的通告在工人间激起了强烈反应，退休工人们冲破工厂“人堤” ，围堵厂门，将行动推向高潮。6 月 24 日，省市领导前来视察工作的消息不胫而走，上千的退休职工涌向 N 北铁路，厂领导终于承诺与

17、退休职工对话以正面解决问题 6 月 26 日，H 厂总经理与职工对话后作出一定承诺。次日，集体行动终止。行动之后，H 厂分立改制进行完毕，退休职工的人事关系与退休金发放问题也统一划归地方。至 2006年底，历史拖欠的工资全部分发到退休工人手中。2007 年初，H 厂总经理提前卸任，单位领导班子大换屑。2008 年新年，退休工人拿到了国家统一提高的城镇离退休职工工资，但在 H 厂此类行动每年仍在发生。 9三、单位性：“典型单位制”背景下的工人集体行动 基于对 H 厂工人集体行动的考察，同时结合相似的个案可以发现，“典型单位制”背景下的国企工人行动不同于一般意义的集体行动，而具有自身鲜明的“单位特

18、质” ，即行动主体的单位人属性、空间的封闭性以及秩序的权力一利益指向。而这些行动及特质既扎根于“典型单位制”的历史传承，也深受其现实变迁的影响。 (一)参与主体：作为“单位人”的退休工人 在 H 厂的行动主体上，占据最大比例并发挥主要作用的是退休老工人。这些退休加工人作为行动主体赋予了这场集体行动以特殊意义：一是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带有宗法家族特色的单位空间，退休工人虽然在权力上居于弱势，但在伦理序位上却占据着明显的“上位优势” ，在单位制度体系内，退休工人群体不单单是步入老龄阶段的老年人，更是企业的建功立业者、改革代价的承受者，拥有表达诉说的话语权，二是虽然退休工人经历了典型单位制从摇篮到坟墓

19、的全盛时代，其生活具有超强的稳定性，但我们却不能过分夸大计划时代所谓的“单位福利” ，因为在物质匮乏的低工资时代，工人获得的单位福利实际上是以低工资为前提条件的。而到市场经济时代，在企业改制所带来的一系列变迁中，从尤上光荣的集体记忆到身处下层的真实体验，工人们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不免陷入集体怀旧与不满，并以集体行动的形式爆发。笔者10在对退休工人的访谈中听到这样一些呼声：“以前都说工人阶级足主人翁、是老大哥，现在不行了。好歹农民还有块地，我们是啥也没有了。眼瞅改制，欠我们这些老工人的钱，也该到位了。 ” (退休工人 HM 访谈)“不管什么时代，不管谁来做官都得给老百姓吃饭的钱、何况我们

20、都为单位、为国家兢兢业业干了几十年!到老了没有我们活命钱，这是什么道理!”(退休工人 LYG 访谈)三是由于退休工人在组织上的不完全在场，回避了单位的管理控制。使其行动具有更大的独立性 与自主性。四是作为单位人的特殊身份，退休工人不是“单数” ，而是一个“复数”概念，在封闭的“典型单位制”社区内，通过“接班”等制度形成厂内职工的代际流动使得一些单位人的全家几代都处于同一单位中，故单位的变迁所带来的反应是复线传递与交叉影响的，单位的命运内化并作用丁单位的每个家庭。因此，几乎每位退休 JT 人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退休工人的出场与呼声不仅仅代表个人。更代表着整个家庭。尤其在“典型单位制”的国有企业，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现象很常见：如许多退休工人与家属反映到， “现在可不比以往，以前我老头子三十块钱一个月，能养活一大家子。现在啥都涨价，儿子下岗了，全家都靠着几百块钱过日子，紧紧巴巴的，还得供孙子上学”(退休工人家属CDP 访淡)故在这一意义上，参与集体行动的“单位人”实际上是一个“复数”概念，而不足仅仅代表其个体。同时，共同的单位制社区生活、相似的生活轨迹与高度的群体同质性使得这些退休工人很容易形成共同的行动目标，也更易于以集体行动的方式争取自身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