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理论视域下的问题意识与史学史的重写.doc

1、1后现代理论视域下的问题意识与史学史的重写后现代思潮与史学史研究的反思 编者按后现代的理论太尖锐了，尽管没有传统意义的哲学那么谨严细密的思辨、严整完备的体系，但是其锋芒所向，却忽喇喇地直刺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所向披靡、不可一世的科学理性的软肋，只逼得那些标榜着科学理性的现代哲学一激灵，不得不急急地回过招来招架、回应、辩护，乃至缝补自身理论的缺陷，而学术则经这一番理论的省思，补苴调腼，获得新的升华。仅从此一点来说，我们就应怀着对这些富有理论原创性思考的哲学家的敬意，汲取其中有益的理论养分，省思我们的研究，在新的问题意识下，拓展我们的学术学科研究。从目前的情况看，随着后现代理论引入后的理论震荡的渐

2、渐平复，人们已开始慢慢地、理性地咀嚼其中的理论意蕴和问题意识。很多学科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后现代问题意识下的理论探讨。然而，号称与史学理论关系最密切的、本应受后现代理论冲击最大的史学史学科，迄今却尚未见对后现代理论作出系统的回应。也正是有鉴于此，我们组织了这组文章，以期引起史学史研究者的注意，从而达到促使国内的史学史研究得以此世界理论之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学术目的。 摘要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提出，除了外在因素外，同时亦有对历史2认识论不断追问的逻辑必然。后现代主义不仅试图重新考虑人们对于历史演变的认识和解释，重要的是它更想让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历史的认识和历史知识的形成，认识历史学家的工作

3、性质和局限性等问题。后现代这一理论指向的提出，最具启示意义的应是以研究历史的文本重构或历史编纂。探讨历史认识及其演进为核心内容的史学史学科。在后现代的理论视域下所呈现的新的问题意识，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史学史的同时，也为我们史学史的重写带来必要与可能。 关键词后现代 问题意识 重写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3-0101-05 一 尽管后现代主义基于一种文化批判立场，对现行的一切抱着一种全面、彻底的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尤其是彻底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对通行的历史学及其观念所进行的全面“颠覆” ，而使历史的认识染上了浓重的相对主义色彩，但是无论如

4、何，我们也不能无视或绕过这些理论对历史的文本重构历史编纂中所进行的意识形态的涂抹和叙事中的想象、修辞等等问题一针见血的抨击。 就历史哲学的意义讲，后现代思潮对历史学的冲击，既有非西方国家崛起后世界格局的变动，以及随之出现的对西方中心的质疑等外在原因，也有人们对历史认识论不断追问的内在理路的必然。后现代理论的3提出，实际上也是继 19 世纪末以来，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提出的“历史认识何以可能” 、 “历史知识是怎样建立的”以及历史认识之特点等历史认识问题的追问之后，进一步对历史学家工作的性质及其局限等问题的继续追问或延伸。而在这不断追问的过程中，因分析哲学、现象哲学、存在哲学、诠释哲学、语言哲学

5、以及种种现代哲学思潮，作为分析工具的不断加入，使得对历史认识及其本质等问题的剖析获得了不断的深入。后现代主义不仅试图重新考虑人们对于历史演变的认识和解释，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它更想让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对历史的认识、历史知识的形成以及历史学家的工作性质和局限等等问题。后现代这一理论指向的提出，最具启示意义的也许应屈以研究历史的文本重构或历史编纂，探讨历史认识及其演进为核心内容的史学史学科了。因此，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讲，获得机遇最大的也理应是史学史。这是因为，全部的后现代理论所质疑的历史客观性的指向，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时间中不断展开的历史，而是同样属于历史的文本重构。后现代主义者无不将历史的文本重

6、构当中主体的存在及影响，视为攻击传统历史可观性之观念的致命软肋和解构的隼接点，认为所谓作为类概念而提出的抽象的、价值中立的、站在历史之外的“它者” ，在历史的文本重构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这首名曰断章的小诗，也可说是以隐喻的形式，道出了历史在文本重构中主客体的交融性和诠释的历史性。因此，从史学史的学科意义讲，后现代理论这种对历史构成中主体意义4的强调，对历史叙事性、文本性的强调，除了使史学史研究在整个历史学中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外，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史学史研究中新的问题意识，开拓了新的史学史研究的运思路径，也扩大了史学

7、史研究的骋思空间。 事实上，尽管后现代思潮引发的思想和学术震荡已渐行平复，但是后现代学者提出的一些问题及相关概念，在经过人们理性的咀嚼后，已经渐渐被吸收到一些问题的讨论之中，只是国?鹊囊恍费?史研究者还未能对此学术之流，分出一部分心来认真思考一下这些问题的之所以提出，以及这些问题的学术价值而已。 二 虽然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并没有严格系统的理论，甚至在不同的学者之间还存在很大的理论冲突，但是在对“大叙述”的思维方式提出挑战，批判以西方价值为核心的所谓理性的普遍性，强调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和无结构性，注重为现代主义排斥在外的“它者”(thc othcr)的地位等问题上，则在理论上基本

8、表现出一致的立场。而由此带出的一些理论问题，也恰是我们史学史研究者获得新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灵感的地方。 后现代理论引出的问题意识，就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来说，至少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的省思与检讨：一是对近代以来新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的省思与检讨；二是对中国几千年以来固有的史学传统的省思与检讨。 5论及近代以来的新史学，其不断深入的近代化，无疑要归功于西方近现代学科理论的传人。但是，后现代理论则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新史学建立的另一面。即当近代我们张开双臂拥抱西方历史学的学科理论时，事实上我们也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观，并从西方学术预设的立场出发，仰视着体现理性的西方世界，然后按照西方世界的理性观

9、念，把自己的历史和史学纳入于西方的历史时间之中，同时也作为衡量尺度，重新建构中国的历史文本。这也就是说，后现代所针砭现代史学的种种弊病，随着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完成，也为近代的中国史学接受了。当然，在新史学的历程中，我们亦曾以“革命”的意识形态，虚构了自己的种种“大叙述” ；而与此同时，与我们对立的“反革命阵营”的史学家，也虚构了他们话语体系的“大叙述” 。于是，当我们站在后现代的立场，无论是讨论西方理性对中国新史学的影响，还是揭示意识形态支配下种种大叙述的虚构，以及对不同话语体系之不同历史叙述的比较，也就自然形成了我们进行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有意义的课题。 当然，除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外，按照后现代

10、的理论，同样需要质疑的还有近代史学转型之后，我们按照近代学科模式所建立的史学史学科本身。 后现代思潮的重要代表，法兰西哲人米歇尔，福柯，曾在他的词与物法文版前言中自称，他写这部著作的灵感，是出自于阅读一部阿根廷短篇小说所引述的中国古代类书中的动物分类。他说，当时 他在感受到“另一思想体系的奇异魅力”的同时。亦想到了现代西方“思想的界限” ，并引发了他这样的反思和诘问：现代西方人又是如何整理各种6现象的?现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会是一成不变的吗?这里，福柯提出的不同知识类型及其背后不同思维系统之间不可通约性的问题，也启示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自己史学史研究的境况以一种预设的西方现代知识学科体系，是否真的

11、能准确地说明中国的传统史学?以这种预设的知识体系，在解释中国传统史学时，是否也面临着知识或思想界限的窘态? 现代意义的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提出，其实属于上个世纪初的事。其时，无论是率先将中国史学史课程搬上大学讲堂的朱希祖，还是明确提出建立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梁启超，虽然都谈到中国史学的发达，但是其所谓的中国史学，实质都已脱离了传统经史子集的知识体系，而于不自觉之中，转入了西方现代的学科体系思维模式。切割自己的传统史学，置入到新的学科容器之中。其结果是，此刻的这个“史”已不再是那个“史” 。即已从经史子集学术结构中之“史” ，转入到“文史哲”学科结构中的“史” 。而从那以后直至今日，尤其是在史学理论与史

12、学史作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之一后，对于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其实始终是在这种西方现代学科话语权威的统治之下，以西方的史学范畴，进行着传统史学的研究。对此，我们研究传统史学的学者，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这个西方学科思维之履是否真的符合传统史学之足?我们是否应该突破西方强势话语预设于我们思维中的学科领域，或各成边界的学科容器，将传统史学置于它所应在的知识体系和思维系统之中展开探讨呢?这个“史”既然不是那个“史” ，这个“史”也就必然有它与那个“史”的不同；然而，既然都称为“史” ，那么这个“史”与那个“史”又必然有同。作为强调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相对性，注重对“它者”进行研究的后现7代的学说，所给我们

13、的启示和问题意识也正在于它促使我们在比较的视域中重新认识传统史学，其中包括它与西方史学的异与同。 与后现代一再批判的西方现代“科学”史学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传统史学中从未呈现出主客体、理性非理性之间的尖锐对立或紧张。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或“自我一世界”思维模式的主导下，史学中呈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互涵互融。即史学家之于历史，是一种参与式的理解，而非镜像式的反映。其中历史主体的参与，包括主体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都是历史的文本重构中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因素，与客体呈现着不可分离的统一性。这从孔子作春秋 “常事不书”等一系列“书法”原则的提出，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的自白，

14、无不体现出对历史的这种主体参与性的追求。由于史学主体的存在本身就是史学的有机构成，既合于情，也合于理。于是在这样的历史世界中，史家的自我与历史、古与今、人的自我与外在世界，便不是一个相互自外的，而是相互关切的、融而为一的有机整体，一个更为真实的经验的历史世界。事实上，孔子作春秋 ，在继承周史官“史例”传统基础上精心设计的“属辞比事”的“书法” ，就是既要保证“齐桓晋文”之历史事实的可信。又要表达出自己对于历史的价值判断“义” ，二者相互统一的一种有效的表述方法，或化解历史的文本重构中主体客体、求真求善之紧张的一种努力。而传统对史学“寓论断于叙事”的肯定，事实上也是对历史文本所具有的解释性性质的

15、肯定。对于传统史学来说，其最高的追求是“信史” ，按说文称：“信，诚也，从人言。 ”即说文段注所说的“言必由衷之意” 。可见传统中8国史学所追求的“信史” ，与西方实质主义(substantialism)所追求的绝对客观之“真”(truth)，是有所不同的。因为“信史”实现的条件，主要表现于或依赖于主体的“言之由衷” 。故中庸有“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之说。这也就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一再强调史学家的品质，强调史学家的“心术” 。强调史学家的“公心”与“史德”的根本原因。而对这些传统历史认识论之优长的发现，正是我们从后现代对现代追求的“科学”史学的抨击中获得的灵感。 此外，从后现代的理

16、论视域理解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就会发现，远较西方丰富的历史文本形态或体裁，正是中国古代史家力图克服历史事实的无限性与文本表述的有限性之间尖锐紧张的努力。传统史学正是通过多种文本编纂形态，或多种文本形态的统合及“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史学精神等，构成对历史的非单一声音的多重叙述。而这也正是后现代多元性、复杂性，以及历史认识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理论追求。至于传统史学对于历史文本修辞的艺术追求和历史解释的价值诉求，以及子贡所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之说，明代王世贞有关“国史、野史、家史”不同历史叙述话语体系的分析等等。则更是大有后

17、现代历史认识的深度。 如果说以上均体现了后现代理论视域下中国传统史学对西方近现代“科学”史学之异，或认识价值上的优长，那么，作为中西史学之“同”的表现，或后现代主义者竭力抨击的西方现代史学的种种弊端，则同样可在后现代理论视域的观照下凸显出来。例如后现代曾尖锐地质疑近现代理性和科学语境下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和“大叙述”9(grand narrative)。按所谓“元叙述” ，就是为思想与体制提供合法化根据的基础主义叙事，它同时也是某种“大叙事” 。其特点是将知识合法化，使之变成一种价值度量的尺度，变成一种政治力量。当然，后现代这些批评不能离开对西方启蒙运动以后理性和科学对

18、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但是我们也未尝不可循此省思一下我们传统的史学。事实上，在我们的传统史学中，同样存在某种隐蔽的句式结构，而它的句式就是遵循着儒家政治伦理所谓礼的“语法”规则编织的历史事实从事实的选择，到酷吏、循吏、忠臣、奸臣乃至烈女的分类，以及“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历史叙述等等，无不浸润着儒家特有的价值判断和伦理建构。与后现代主义者所抨击的现代史学相类，传统史学在组织文本的同时，也同样组织了它的历史知识和观念。并将之转化为“权力” ，规训着几千年的社会和历史。而那个时代主要正史所谓“以古鉴今”的堂皇叙述，谁又能说它没有隐含着前朝必然灭亡和自己政权“奉天承命”之合法性的潜台词呢?

19、至于传统史学中所谓的“正史”之称，以及“正史”对“野史”的天然优越感，则本身就意味着权力的压抑，意味着“大叙述”对“边缘”或“它者”叙事的压抑。 当然，除了以上问题，后现代思潮提出的诸如叙述文本的分析、读者对于文本的影响、理性的相对性和历史性理论分析等等，同样开拓了我们新的史学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途径，而其结果则是推动我们不断开辟史学史的新的诠释途径。 三 10应该说，新问题意识的提出和新诠释途径的开辟，也就意味着史学史的重写。 “重写”本身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惯用的思路，按照后现代思潮的弄潮者之一利奥塔的话说， “重的使用意味着回到起始点，回到按说是摆脱了任何偏见的开端，因为人们以为，偏见完

20、全来源于判断的累积和传统，这些判断以前没有经过重新考虑就被认为是正确。 ”然这是利奥塔为规避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陷落到形而上学时间框架中所采用的针对“现代性”的提法。但是其对“重写”意义内涵的阐释，依然能够使我们的思想得到启示，即它可以让我们舍弃原有的理性偏见下的历史叙事，在新的理论视域的观照之下，重新展开对历史的书写或叙述，使我们能够再回到起始点，从当下的立场出发，以新的思路或方式重新进入历史，在当下的境况中重新体验历史，解读历史中的历史文本。历史是向前运动的，但历史意识只能从当下的自身开始，这也就意味着“历史必然是由当下活着的每一代人去不断地重新回忆，思考和重新研究” 。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史学史的重写既是历史的，也应是现实的。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就已经不断地提出重写文学史、重写哲学史等重写学科史的问题。而中国史学史从上世纪初作为一个学科提出之后，就不断地为人们所重写从最初的目录解题式的史学史。到学术史中不断展开的史学史，再到揭示中国史学发展中唯物、唯心两条路线斗争规律，并在斗争中不断进步、线性发展的史学史。因此从后现代理论视域的问题意识出发，重新建立中国史学史的书写，我们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