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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向经学的诠释特点及其价值取向摘要：汉代刘向作为博学通儒，其经学诠释有其自身特点。从解经方法看，刘向经学表现出“以类相从”的独特诠释方式；从涵摄内容看，刘向经学具有“以经统子”的经子圆融导向；从解经旨趣看，刘向经学体现着“以义行之”的通经致用立场。与西汉宣、元、成时期经学门户林立相对，刘向经学具有强烈的“圆经”价值取向。 关键词：刘向 经学 诠释方式 圆经 中图分类号：B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3006707 两汉经学昌明，有师法、家法的区分，但无论何家何师，都面临“采取什么方式解经、怎么理解和解释经典、如何通经致用”等基本问题。刘向作为西汉宣、元、成

2、时期的经学大家， 汉志载有其经学专论五行传记11 卷、 稽疑1 篇，儒家作品 67 篇， 说老子4 篇，赋33 三篇；现存奏议数篇(汉书，楚元王传)、 洪范五行传论(汉书?五行志)、 说苑 、 新序 、 列女传等。刘向这些著作虽说不上是典型的注经作品，但读其书、观其事、品其人，皆可见其对经学的创造性诠释，以及构建新王官之学、通经致用解决汉家政权危机的苦心孤诣。 2一、以类相从的诠释方式 刘向不像今文家那样竭力阐明五经的微言大义，也不同古文家那样用章句训诂的方法注释经文，往往是经文、言语、故事转相发明，其经学诠释既遵循经学基本方法论，又具有自身独特之处。 1 以义传经、以事传经、通经致用。从经学

3、诠释的具体方式看，徐复观先生通过对春秋三传的比较研究，提出“以义传经”和“以史传经 两种解释经典的主要方式， “以义传经”就是孔子的春秋笔法、一字褒贬；而“以史传经”则是将事与言还原到历史自身中，反映具体历史的价值观念，以免臆造之厄。汤一介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三种解释经典的方式，即以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为代表的叙述事件型的解释，以易传?系辞对易经的解释为代表的整体性哲学的解释，以韩非子的解老 、 喻老对老子的解释为代表的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综合起来看，叙述事件型解释与“以史传经” ，整体性哲学解释与“以义传经” ，二者大体上是一致的，而社会政治运作型解释则具有强烈的“追求实用”色彩，与儒家

4、经典的“通经致用”式诠释具有一致性。因此，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讲，可以将“以义传经” 、 “以事传经”和“通经致用”视为经典解释的基本方法。 实际上，汉代经学家解经时往往会杂采数种经学诠释方式，刘向经学也不例外。据汉志载，刘向著有洪范五行传论 ，班固说：“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 ，著天人之应。 ”这是典型的“以义传经” 。刘向通过对尚书?洪范的诠释，阐发了自己的天人感应理论，此亦符合3汤一介先生所说的整体性哲学的解释。另据说苑?贵德载： 圣人之于天下百姓也，其犹赤子乎!饥者则食之，寒者则衣之，将之养之，育之长之，惟恐其不至于大也。 诗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传曰：“自陕以东者，周公主之

5、，自陕以西者，召公主之。 ”召公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陕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满，满然后发，发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叹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恶乎不行?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顺安万物，古圣之道几哉!” 诗?召南?甘棠是对召公施行仁政的赞美， 传阐释了召公施政的区域，刘向解释时则进一步阐明召公敬天爱民，不变民事，长养百姓，因而得到百姓的拥戴和尊敬。这里，刘向对诗经的诠释方法正是“以义传经” ，把甘棠的大义诠释为长养百姓、顺

6、安万物的古圣之道。刘向著述经常引用六经，并冠以“此之谓也”的体例，所引经文往往夹杂在历史事件和人物对话当中，既可体现具体事件背景和语境之下经文的义蕴，又可表明经文与言事之间的互证关系。如新序就通过一言一事来说明春秋 “善为国者不师”的大义： 田赞衣儒衣而见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恶也?”赞对曰：“衣又有恶于此者。 ”荆王曰：“可得而闻邪?”对曰：“甲恶于此。 ”王曰：“何谓也?”对曰：“冬日则寒，夏日则热，衣无恶于甲矣。赞贫，4故衣恶也。今大王，万乘之主也，富厚无敌，而好衣人以甲，臣窃为大王不取也。意者为其义耶?甲兵之事，折人之音，刳人之腹，堕人城郭，系人子女，其名尤其不荣。意者为其实邪

7、?苟虑害人，人亦必虑害之；苟虑危人，人亦必虑危之；其实又甚不安，之二者，为大王无取也。 ”荆王无以应也。昔卫灵公问阵，孔子言俎豆，贱兵而贵礼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荆王恶之。兵者，国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屈于田赞，而危其国也。故春秋曰：“善为国者不师。 ”此之谓也。 此章一言一事， “言”是田赞与楚王的对话，说明穷兵黩武之害；“事”是卫灵公问战争之事，孔子同答以礼乐。而只有在这样的具体语境和事件之下， 春秋经文“善为国者不师”的义蕴才充分彰显出来，这实际上就是“以事传经”的方法，或称叙述事件型的解释。 刘向好古治经，已明微言大义，必求通经致用。在他看来，学习诗 、 书 、 礼 、 乐等经

8、书，根本在于持义理而行之，虽千难万险而不改其志。 说苑?杂言载： 孔子之宋，匡筒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围孔子之舍。子路怒，奋戟将下逗。孔子止之日： “何仁义之不免俗也!夫诗 、 书之不习， 礼 、 乐之不修也，是丘之过也、 、若似阳虎，则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 ”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终而甲罢。 论语?述而记载比较简单：“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 ”刘向在解释这件事情时加入了具体情节，即：宋匡简子因孔子长得像阳虎，所以派兵包围孔子住所。子路欲与宋国士兵作战。孔子制止子路，认为不按照诗 、 书 、 礼 、 乐5修习才是君子的罪过，若因容貌相似而惹祸端，就是命运的安排了。最

9、终与子路一唱一和，泰然处之，化险为夷。在刘向看来，孔子的德性就在于坚持持修习诗 、 书 、 礼 、 乐 ，依照儒家义理而行事，至于命运之否泰，并非孔子的价值追求。这实际上是从“通经致用”的角度诠释了经学的目的和意义。 2 以类相从、种类相从、比类相从。刘向经学杂采“以义传经” 、“以事传经” 、 “通经致用”等儿种基本诠释方式，然而其方法论的独特之处则在于“以类相从” 。所谓“以类相从” ，就是以经学义理为分类依据，把各种传记材料、百家之言分别纳入一定的条目之下，使经文、言论和故事转相发明，进而以一种生动活泼的、活生生的、具有精神品格的“经学载体” ，即“类”来阐发儒家义理。刘向说苑 、 列女

10、传 、洪范五行传论等书比较普遍地采用了“以类相从”的体例：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说苑 、 杂事 ，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 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 ，皆可观。 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 ，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于屏风四堵。 向见尚书?洪范 ，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 ，奏之。 这里“以类相从” 、 “种类相从”和“比类相从

11、” ，虽然表述不同，但6意义是一致的，就是按照一定的类别为体例来编撰著作，每一类目下都录有经文与传记行事等材料。现存新序有杂事 5 卷，刺奢、节士、义勇各 1 卷，善谋 2 卷；说苑有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各 1 卷；列女传有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各 1 卷。可见，刘向对众多传记行事、百家之言的笔削整理不是随意的，而是采取“以类相从”的方法，把各种传记材料归在儒家人伦大则之下而形成不同类目，从而推明古训，为君王治理天下提供历史之鉴和方法原则。 “以类相从”既是刘向著述的体例，也是其

12、经学方法论特色所在，更是对“以义传经” 、 “以事传经” 、 “通经致用”基本诠释方法的继承、运用和发展。细读刘向著述，不难体会到：几乎每一标题都自成一类，每一个类目都包涵儒家思想的某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源自五经，其下“所采传记行事”都是为了阐释经学义理。以说苑?建本为例： 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终必衰。 诗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本立而道生。 春秋之义，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危国。 易曰：“建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是故君子贵建本而重立始。 刘向说苑?建本开篇就引用诗 、 易 、 春秋和孔子的言论，然后将传记行事、百家之言等鲜活

13、的材料编于类目之下，从不同侧面把封建社会的核心伦理问题揭示了出来。根据六经大义，治国安邦必须重视建立根本大法，也即“建本” 。所谓“本” ，就是儒家义理，这些义理7则蕴涵在诸子记录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之中；而这些言论和故事“以类相从” ，丰富了儒家义理的“本”这一“类” 。刘向所定的“类” 。又包涵多重意指，可以说是对汉代儒家学术思想的总括，几乎涵摄了君臣父子人伦大则、社会宗法制度、政治伦理规范、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以及礼乐典章制度等古代社会政治伦理的基本问题。 3 以义统类。刘向坚持“以类相从”的经学方法论，充分表达了其维护刘汉王朝和正统的苦心孤诣。刘向以著述当谏书，采取对经学义理进行集中“归其

14、类、举其类”的方式，既为汉朝皇帝提供了一面治理国家的镜子，也赋予了经学义理以丰富的内涵和鲜活的生命。 说苑载“孔子聘于赵简子”的故事，颇可以说明刘向的思想和境遇： 赵简子曰：“晋有泽鸣、犊筚，鲁有孔丘，吾杀此三人，则天下可图也。 ”于是乃召泽鸣、犊筚，任之以政而杀之。使人聘孔子于鲁。孔子至河，临水而观，日：“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于此，命也夫!”子路趋进曰：“敢问奚谓也?”孔子日：“夫泽鸣、犊簟，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筒子之未得志也，与之同闻见；及其得志也，杀之而后从政。丘闻之：君子重伤其类者也。 ”赵简子聘孔子做官，意欲置孔子于死地。孔子认为，泽鸣、犊筚皆贤大夫，赵简子未得志则用之，及冥得志则

15、杀之，作为有智慧的君子，应该对同类士人的遭遇有着深刻的同情和清醒的认识，如联系刘向的生平，就可以了解他对“同类”及其经学义理遭受厄遇的深沉忧虑。 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元帝初即位，刘向与萧望之、周堪、金敞“四人同心辅政，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望之、堪、更生议，欲白罢退之。未白而语泄，遂为许、8史及恭、显所谮诉，堪、更生下狱，及望之皆免官” ；其后，萧望之因谗言自杀，周堪抑郁而终，张猛被勒令自杀；刘向“伤之，乃著疾谗 、摘要 、 救危及世颂 ，凡八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 。在此，同类既是忠君爱国的人，也是依照经学义理治国辅政的人，更是承载着共同价值理念的人，这就是

16、“义” ，也是刘向经学归类、举类、统类的基本价值追求。 汉书载刘向条灾异封事对此有言： 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 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 ；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 易曰“拔茅茹以其类，征吉” 。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 只有忠于为国、无邪心，坚守经学义理，以义统类，最终才能“引其类” 、 “推其类” ，实现政治实践和道德实践的统一，达到“众贤至”的理想结果。因此，刘向在成帝朝被复用后，把历史上各种灾异符瑞的记载集中整理， “推迹行事，连传

17、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 ，著成洪范五行传论 ，成帝“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 ；又“采取诗 、 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 ，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 、 说苑凡五十篇奏之” ， “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 。刘向的这番苦心，班固也心领神会，特别在汉书?刘向传的结尾处写到，刘向“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 。预言变成了事实，反倒证明了刘向“以类相从”的善举和智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向彰显道义、以9义统类的思想。 二、以经统子的经学史观 刘向治经“博物洽闻，通达古今” “博见强志，过绝于人” 。他遍习诸经，不

18、仅无门户之见，不专守某一师法、家法，而且在研习各家各派基础上，善于择善而从、兼收并蓄。 1 诸子皆六经之支与流裔。 汉志载：“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易日：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 。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 ”这里汉志载刘向“诸子皆六经之支与流裔”的观点，把经子关系比作源流关系，既为纳百家言于经学体系奠定了方法基础，又为纠正汉世经学的支离破碎及“崇广道艺”开辟了新的路径，此与宣、元、成时期固守家法、师法的经学解释相比，不啻为一股清流。 汉志是班固根据刘向别录 、刘

19、歆七略删定而成的。刘向奉命校中秘书， “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 ，故有辑略 ，有六艺略 ，有诸子略 ，有诗赋略 ，有兵书略 ，有术数略 ，有方技略 。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他认为：“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 ；“晏子盖短，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 ；荀子“其书比于记传，可以为法”：“道家者，10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 ；“申子学号日刑名，刑 名者，循名以责实，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经也” 。显然， 汉志源于刘氏父子，而进一步从刘向别录看， “诸子晓合经

20、义” 、 “诸子皆六经之支与流裔”实为刘向秉持的经学基本观点。2 以经统子、经子圆融。诸子百家与六经毕竟不同，究竟如何“合其要归”?刘向认为诸子百家皆合于经学义理，都可以在经典框架中得到合理解释，这明显体现出经子圆融的致思取向。也就是说，在刘向那里，诸子百家成了证明六经真理性的注脚和说明，而六经则因诸子百家的支撑而获得了更大的解释空间。 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阐述了关于王官之学兴衰与诸子学的发展衍变过程： 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及春秋时已 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犹以义相支持，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 、 书 ，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 ” 王道、礼义隆于周文王、武王，其后逐步衰败。孔子见世道衰落，论诗 、 书 ，作春秋 ，定礼乐，承续王官之学，意欲广大道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