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释名》与汉代文体形态研究.doc

1、1刘熙释名与汉代文体形态研究摘要刘熙释名共八卷二十七类，其中释言语 、 释书契 、释典艺 、 释乐器四类涉及 40 余种文体，是汉代人记录和训释文体类别最多的著作。 释名作为一部训诂词典，着眼现实。大大拓展了汉代文体的著录和训释范围，反映了汉代文体的实存情况和当时的文体观念，即重视应用文体甚于文学文体。 释名在文体的著录范围、声训方法、解释内容诸方面，都对后世文体论著作如文心雕龙等产生过一定影响。从文体史眼光研究释名相关材料，有助于理解汉代到魏晋六朝之间文体论承上启下的环节。 关键词释名 汉代 文体形态 应用文体 文学文体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

2、10)05014608 释名是东汉末刘熙所著的一部训诂词典，主要以声训法解释社会生活中各种有形事物与无形观念命名的由来。与最早的训诂词典尔雅相比， 释名内容更广泛，其中释言语 、 释书契 、 释典艺 、释乐器四类涉及各种文体，以及与文字书写相关的各种事物和概念，这是社会发展和文体繁盛的重要表现。正因释名不是专门性的文体著作，在某种意义上更客观地反映了东汉人的文体观念，在古代文体发展史上尤值得注意。对释名的研究历来多从语言学角度展开。在文2体史领域，多以之为古代公文书的语源佐证，实则其价值尚不止此。吴承学、何诗海从文学史料的角度指出， 说文解字 、 释名等古代字书“可以作为研究文学观念尤其早期文

3、学观念的材料” ， “对于我们理解先秦至两汉的文体观念是相当有价值的” 。 释名著录训释的文体种类颇多，胪列如下。卷四释言语：语、说、序、颂、赞、铭、纪、祝、诅、盟、誓；卷六释书契：奏、簿、籍、檄、谒、符、传、券、?a、契、策、示、启、书、题、告、表、约、敕；卷六释典艺：经、纬、图、谶、传、记、诗、法、律、令、科、诏书、论、赞、叙、铭、诔、谥、谱、碑、词；卷七释乐器：歌、吟。其中，颂、赞、铭几种文体在释言语和释书契中重见(颂还见于释典艺诗之六义)而解释重点不同，省并而言，所涉及的文体也多达 40 余种。目前尚未见研究释名与古代文体关系的单篇专门论文，本文稍加梳理论析，抛砖引玉，以待贤者。 一、

4、日常应用文体的繁盛与著录外延的拓展 在释名之前，东汉蔡邕独断论及策书、制书、诏书、戒书、章、奏、表、驳议等朝廷应用文体，故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说：“东汉的文体论只论及诏令文和奏议文。 ”而刘熙释名则大大拓展了汉代文体的著录和训释范围，不单有朝廷应用文体，而且广泛、集中地反映了汉代日常应用文体的繁盛。 语、说、论都是古老的散文文体，从文体史角度看， 释言语记录3的语、说是原始口头形态。 释名：“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 ”语就是叙说自己想要说的话，突出了对思想与语言心口相应、表里如一的要求，合观释书契释表“思之于内，表施于外”)与法言?问神“言，心声也；书，心画也” 、 毛诗序 “情动于中而形于

5、言” ，可见汉人的普遍观念。说的外延比语广， 释名：“说，述也，宣述人意也。”重点也是在语言能真实表达意义。对东汉人来说，所有的口头言说都属于“说” ，笔录的臣子谏说、策士游说等则是安排精密的书面“说”体。文赋称“说炜烨而谲诳” ，其关注重心已在说体的文学语言特征，不同于汉人强调思想与表达的内外如一。 释名：“论，伦也，有伦理也。”此处伦理当解为条理、层次，参释水 “沦，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可知。 释名突出了论体的基本特征：条理分明、层次清晰。 文章缘起以王褒四子讲德论为单篇论体之始，叶德炯亦举汉代论著为例：“论如桓宽盐铁论 、王充潜夫论 、桓谭新论之论，古人著书，皆有体例，故日有伦理。

6、”(笔者按，王充当作王符) 颂、赞多为四言韵文体。 毛诗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释言语：“颂，容也，叙说其成功之形容也。 ”释典艺：“称颂成功谓之颂。 ”释名的训释当本于毛诗序 ，但去除了“告于神明”的限制，这和汉代颂体对象由祖先神明转向君臣人事有关，反映了颂体外延的变化。 文章缘起以王褒圣主得贤臣颂为单篇颂之始，其文体结构和语言形式也有变化。赞的本义原为“明也，助也” 。 释名所云则是汉代赞体的新义， 释言语：“赞，录也，省录之也。 ”释典艺：“称人之美日赞，赞，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4”赞是用简练的语言称颂他人德行之美的文体，有别于褒贬并举的史赞。文心雕龙?颂

7、赞云“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 ， 文章缘起亦以司马相如荆轲赞为单篇赞文之始，文已佚。汉代赞与颂关系密切，而施用范围则广及普通人，篇幅相对短于颂。桓范认为赞像“盖诗?颂之末流” ，刘勰也认为赞是“颂家之细条” 。 东汉以来碑、铭、诔繁盛，多与丧葬有关。 释名：“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 ”(笔者按，点校本标点为“名其文就，谓之碑也” 。此处标点从汇校本本来用于下葬时置绳其上以牵引棺木的无字碑，当“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 ，于人去世后(据毕沅， “无故”即“物故”)，置

8、于墓地显见之处，就形成了墓碑文。墓碑文是碑文的一种， 文心雕龙-诔碑有“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之说。刘熙对碑的训释相当详细，不单释名，兼溯源流，在全书中堪称特例。 文章缘起以汉惠帝四皓碑为碑体之始，文已佚，当为墓碑。 礼记?祭统论铭：“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 ”蔡邕铭论曾专门论述。 释言语：“铭，名也，记名其功也。 ”释典艺：“铭，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称名也。 ”记其名、述其功于后世既是铭文的原始功能，也是主要功能。诔是对已逝者生平事迹、德行的集中称述，本是定谥的依据。 礼记?曾子问郑玄注：“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 ”释名上承郑注，着重在

9、诔的叙事功能，故云：“诔，累也；累列其事而称之也。 ”刘勰曾辨析碑、铭、诔的区别：“夫碑实铭5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先于诔，是以勒石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诔之区焉。 ”因碑文受多种文体影响形成复合文体，仅就墓碑文的四言韵文体而言，其述功赞德者类似铭文，述亡表哀者类似诔文。东汉诔文、碑文中的序文逐渐承担了叙事功能，诔文功能则转向抒情表哀， 文赋 “诔缠绵而凄怆” 、 文心雕龙?诔碑 “荣始而哀终”就揭示了诔文转型后的文体特征。 祝、诅、盟、誓与古人的敬畏神灵观念及语言禁忌有关。祝就是向上天神明祷告，其内容有善有恶，善者祈福，恶者降祸，即释名所云“祝，属也，以善恶之词相属著也” 。

10、文章缘起以董仲舒祝日蚀文为单篇祝文之始，后之祝文以祈福为主。诅即诅咒，请上天神明降祸于诅咒对象，即释名所云“诅，阻也，使人行事阻限于言也” 。诗经?小雅?何人斯孔颖达疏曰：“盟大而 诅小。 ”诅是盟的约束条件，背盟将受上天的惩罚。 释名：“盟，明也，告其事于神明也。 ”告于神明之事则与约束结盟各方有关， 释名 “誓，制也，以拘制之也” ，就着重在誓的约束功能，誓多为口头约定，盟更具正式书面意义。 汉代日常应用文体繁盛，首先表现在书面文字记录的普及。 说文解字：“书，箸也。 ”其叙日：“箸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 ”释名：“书，庶也，纪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 ”“书称刺书 ，以

11、笔刺纸简之上也。 ”这些解释都突出了文字书写的功能记录众物的广泛性和书面记录的永久性。 释书契还有“纸”的训释条目，可看出东汉书写载体竹木简和纸张并存的情况。此外， 释书契还训释了日常生活中的大量应用文书，如刺、署、籍、传、券、契、示、6启、约等，也就是社会生活中常用的人口名簿、契约、过关文书等，这些文书起源既早，应用亦广，此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在文体的运用上往往别出心裁，甚至化实为虚，使应用文体融入文学文体。比如券、约，是约束交易各方的契约类应用文体， 释名云：“券，绻也，相约束缱绻以为限也” 、 “约，约束之也”。 文心雕龙?书记称：“王褒髯奴 ，则券之谐也。 ”券与约相似，文章缘

12、起以王褒僮约为约之文体渊源，着眼点已在于有意为文，可见训诂学家和文体学家关注的重心不同。 僮约的主体是王褒向寡妇扬惠买髯奴便了的券文，保留了券文的基本格式如交易时间、买卖方姓名、性别、籍贯及交易内容、金额等。文章核心是髯奴职责及惩罚条例的夸张(不实)，而夸张(不实)使此文从应用文体走向富有文学意味的文体；以夸张和对照的手法，铺写髯奴面对严苛契约所表现出的前倨后卑的姿态，也具有一种戏剧性的叙事效果。从文体史角度看， 僮约借用券文这种日常应用文体进行虚构写作，化应用文体为文学文体，应该受到了当时流行俗赋夸张铺叙语言特征的影响。在文体融合的形式上也有特殊的试验性质。 释名对与写作相关之物的训释也值得

13、注意，如释书契中的笔、砚、墨、纸、简、笏、札、板、椠、牍等书写工具及载体，以及玺、印等封盖信物，这对全面了解汉代应用文文体的原始形态有一定帮助。有的后来被作为文体名称，比如札、简、牍等。古代文体得名于载体很常见，如前述刘勰论碑“因器立名” ，宋代孙何碑解则力辨“碑非文章之名” 。对此， 四库全书总目?金石要例提要认为，相沿既久， “不7必定以古义拘矣” 。章学诚驳孙何(碑解)也指出：“古人文字，初无定体，假借为名，亦有其伦。 ”围绕着载体和所载文体区别的争议，说明古代文体得名往往约定俗成，不一定具有清晰的内涵和和固定的外延。“因器立名”的碑所载的文体，可能是四言韵文为主的颂、赞、箴、铭、诔，也

14、可能是散文体为主的序、传、记，或者是多种文体的综合形态，这是研究古代文体形态要充分注意的。 二、官方意识形态的体现：朝廷应用文体与经纬文体 释名所涉及的朝廷应用文体可分为下行文书与上行文书两类。第一类下行文书包括了诏书、策、敕、告、符以及法、律、令、科等文体。 诏书、策、敕都是皇帝向群臣发布命令的御用文体，即蔡邕独断中的诏书、策书、戒敕(戒书)。诏书的应用范围最广，数量最多，是皇帝对各类重大事务的指示。 释名：“诏书。诏，照也。人暗不见事宜，则有所犯，以此照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 ”臣民如同在黑暗中行走，皇帝的诏书则可以照而示路，指引方向。吕向注文选汉武帝诏：“诏，照也，天子出言如日之照于天下

15、也。 ”可说是刘熙释诏的进一步发挥。策和敕的使用范围相对较小，策常用于封拜(及罢免)诸侯王、三公等。 释名：“策，书教令于上，所以驱策诸下也。汉制，约敕封侯日册，册，赜也，敕使整赜不犯之也。 ”(笔者按，点校本标点为“策书” ，此处标点从汇校本刘熙特别补充说明“汉制，约敕封侯日册” ，即为策(册)这一文8体在汉代的新功能。敕常用于警示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等地方重臣，使之戒骄戒怠，谨守臣节， 释名：“敕，饬也，使自警饰不敢废慢也。”法、律、令、科等法律文体，都是对臣民行为的强制约束和限制，使臣民的个人意志服从于国家意志， 释名：“法，逼也，人莫不欲从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 ， “律，累也。累人心

16、使不得放肆也” ， “令，领也，理领之使不得相犯也” ， “科，课也，课其不如法者，罪责之也” ，可见释名重在官方法律文体的强制性、约束性，而并不具体区分其差异。之所以如此，和这些文体在当时的实际运用情况有关。法、律、令见于先秦，历代最高统治者拥有最高立法权，往往以诏书的形式加以增减，“定著令” 、 “著令” 、 “定令”等语即在诏书中颁布法令，如汉书?宣帝纪文颖注：“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令，律经是也。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 ”但在汉代往往混称， 史记?酷吏列传载杜周对客人责难的回应：“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法、律、令之界限已然混同。于振波根

17、据出土居延汉简推测，汉代的科“很可能是根据律、令的某些条款或某一具体制度规定的细则” ，通常因时制宜，具有相对灵活的特点。 第二类上行文书包括奏、表、谒、檄等。 奏是群臣向皇帝进言的总称，奏的预设读者范围非常明确，堪称狭小，因此释名云“奏，邹也；邹，狭小之言也” 。表也是给皇帝看的文体， 释名：“下言于上日表，思之于内，表施于外也。又曰上，示之于上也。又日言，言其意也。 ”着重在表达内心思想和情意。蔡邕独断区分了章、表、奏、议在书写格式、进言途径等方面的区别。 文心9雕龙?章表云：“奏以按劾，表以陈请。 ”则奏、表在功能上原本也有所区分。 释名：“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

18、也。 ”谒相当于刺。刺可用于平辈而谒只用于尊者，一般仅具名、字、职位、爵里等简单信息。 全后汉文卷二十二今存东汉郑众婚礼 、 婚礼谒文和婚礼谒文赞片段，是男方向女方父母(尊者)求亲送礼仪式的规范， 婚礼云：“其礼物凡三十种，各有谒文，外有赞文各一首。”似已有粗浅的文章雏形。东汉还存在祭文形态的谒文， 后汉书?张超传载，张超“著赋、颂、碑文、荐、檄、笺、书、谒文、嘲，凡十九篇” 。 文章缘起以谒文始于张超谒孔子文 ，近人姚华论文后编云：“祭文之不韵者，别流为笔，其类于祭文而以笔行之，如祝文、祈文、谒文之属，皆起流俗，以其来已旧，或经名手，遂亦流传。祝文今尚盛行，祈谒则不多见。 ”谒及婚礼谒文的对

19、象是生者，仅具通传姓名职位的实用功能；谒文的对象则是逝者，还包括祈福禳灾和表达情感的特殊功能。谒文当从谒中分化而出，和前述“约”一样，是文体发展中化实为虚的表现。 释名对檄的解释尤少为人知。古代文体往往兼具各种功能，而且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功能新增或消失等复杂情况，檄即一例。檄文最为人熟知的是作为下行文或平行文，下行文主要用于征召军队、晓谕地方；平行文主要声讨敌人。 释名所云则属于上行文：“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书文 也。 ”此种用途在东汉多见，史书记载颇多，如后汉书?周燮传附载冯良事迹： 10良字君郎。出于孤微，少作县吏。年三十，为尉从佐。奉檄迎督邮，即路慨然，耻在厮役，因坏车杀马，毁裂

20、衣冠，乃遁至犍为，从杜抚学。此类“奉檄迎督邮”之记载，还可见后汉书?儒林传赵晔、 独行传范冉。又如朱晖传附载其孙朱穆事迹：永兴元年，朱穆任冀州刺史，整顿吏治， “州人有宦者三人为中常侍，并以檄谒穆。穆疾之，辞不相见” 。其中的檄均为上行文，可印证释名 “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书文”的解释是客观之说，有助于全面了解檄这一文体的历史用途和变化。后来檄的上行文功能逐渐消失，因而文体学著作鲜论及此， 文心雕龙?檄移就只论述了檄的军事征伐和州郡征吏两种下行文功能。清代学者毕沅对此也颇为疑惑，说：“战国以来，始有檄名，或以谕下，或以辟吏，或以征召，或以威敌，未有如此所云者。 ”王启原引后汉书?陈实传 、 范丹传(笔者按，通行本后汉书作陈?传 、 范冉传)、吴?v 传注及三国志?吕蒙传证明：“此皆下官迎上书文之明证。激迎之说，未可非也。 ” 释名中部分文体和汉代经学有密切关系，如经、传、记、诗等。汉代自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经书被视为一切学问的根本，故释名云：“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 ”以径训经，经就像元所不通的道路，极为形象；同时，经又是可常用的典范，具有极高的实用性。传是对经的解释，故释名云；“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此外， 释典艺还著录了大量儒家典籍名目，传说时代的典籍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汉代的五经易 、 礼 、 诗 、 尚书 、 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