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的国家形态及其热点问题.doc

1、1中国早期的国家形态及其热点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王震中）一、 以往研究的回顾与评述在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中，包括笔者在内，许多学者都是把国家的出现作为史前社会的结束和文明社会的开始。 1然而，最初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的形态？在中国古1 王震中：文明与国家 ， 中国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2代，例如先秦时期，其国家形态有何变化？也是需要进一步究明的。这种对于早期国家形态及其演变的研究，实际上是在探究文明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征，所以，它既是有关社会形态研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文明史研究中重要组成部分。说到中国古代国家的早期形态及其演变，不能不提到侯外庐先生。现在国内外学术界每每用

2、“城市国家”这一概念来研究文明的起源，而在我国，这一概念最初的提出，以及以此为基本线索考察中国古代3社会问题的，实始于侯外庐先生1943 年出版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 。2尽管今天看来，侯先生在该书中把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出现的时间定在殷末周初，很需要予以修正，但他以“城市国家”作为研究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路径，以及力图探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独特途径的科学精神，至今都有它的启发意义。侯外庐先生之后，在日本，以宫崎市定和贝冢茂树先生为代表，50 年代初也开始用“城市国家” （日语为“都市国家” ）这一概念来理解从商周到春秋初期的国家结构， 3宫崎先2 1943 年侯外庐在重庆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 ；

3、1948 年以中国古代社会史为题，由新知书局出版了初版的修订本；1955 年改题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4生还把世界古代史的发展路径概括为：氏族制度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大帝国这样几种形态和阶段。当然，在这之前，20 年代，日本的中江丑吉先生就提出过“邑土国家”这样的概念，说“当时的国家”是“出自同一祖先的团体，以各个邑土为根据地形成社会生活” 。4宫崎先生之后，也有一些日本学者提出“邑制国家”的概念，以此来置换“城市国家”的提法。 550 年代以来，日本的中国古史学3 宫崎市定：中国上代封建制都市国家 史林32 卷 2 号，1950 年。贝冢茂树：孔子 ，2331 页，岩波书店，1

4、951 年；贝冢茂树：中国古代国家 ，3853 页，弘文堂，1952 年。4 中江丑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7173 页，岩波书店，1950 年。5 宇都宫清吉：漢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17 页，弘文堂，1955 年。增渊龍夫:中国古代社会国家 ，弘文堂，1960 年。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形成搆造 ，3637 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61 年。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形成 ，6080 页，不昧堂书店，1965 年。松丸道雄：殷周国家搆造 ，岩波講座世界歴史 4 ，岩波书店，1970 年。5界每每用“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帝国”或“邑制国家领土国家帝国”这样的模式来论述中国由先秦至秦汉的国家形态的演进，

5、而我国学术界讨论的主要是如何从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国家转变的问题，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不再采用“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提出用另外的框架来表述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演进，如田昌五先生提出用“洪荒时代” 、 “族邦时代” 、 “封建帝制时代或帝国时代”把古代中国划分为三大段，洪荒时代主要讲人类起源的历史，族邦时代主要讲中国文明起源和宗族城邦以及相应的6宗族社会结构演变的历史，封建帝制或帝国时代主要讲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循环往复变迁的历史。 6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式的演进框架。 7也有学者使用“早期国家”和“成熟的国家”来区别夏商周时期的国家形态与秦汉以后的国家形态。 8上述有关中国古代国家形态

6、演进的种种框架，虽说各自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概括了中国古代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特征，但也并非没有问题。例如，对于用“从城市国家6 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 年；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年。7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8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 ，459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7走向领土国家”这样的说法来表现“自殷周时代向春秋战国时代的变化” ，日本的伊藤道治教授就提出过质疑。伊藤先生指出，最初使用“从城市国家到领土国家”这样的说法，并非用在中国史而是用在西亚近东中东文明史的研究中，中原与

7、茂九郎先生在 1914 年执笔的西南亚细亚之文化 （岩波讲座东洋思潮第五卷）就使用了这样的表述，但中原先生所说的城市国家是包含农村地域在内的。伊藤先生认为，所谓“城市国家” ，中国与古希腊不同，不像希腊那样以单一城市为一自我完备的生活体，而是有点8像西亚两河流域，城市在结合许多带有农耕地和牧场的村落后，才构成一个生活体。殷周时期的国，中心有城市，例如安阳、郑州商城即是，较小的则有盘龙城。城市周围称为鄙，意即郊外，大体上分成东西南北四方。鄙又有几个邑。当时“邑”这个用语，城市、乡村都共通使用，指居住区域，因而鄙中之邑或许应称为村落，那是一种在居住区域周围展开耕地的形式。大国除了中央的都市之外，在

8、地方性的中心还有大邑，以大邑为中心再有鄙，构成几个层次。因而，这里的城市国家已把某种程度广范围的领9域置于其支配之下，可见， “城市国家”与“领土国家”的差别，并非在于领域的有无，而在于对领域内的农民是如何进行支配统治，即国家对于农民的支配方式、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 9“邑制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且不说“邑制”之“邑” ，既可以指王都，也可以指王都之下的地方性中心聚落，还可以指一般村落，也用于指方国、诸侯之都邑，总之，在商周时期特别是商代，它是一个很宽泛的用语，更主要的是因“邑制国家”与“领土国家”或“地域国家”的差别，9 伊藤道治：中国社会成立 ，712 页，讲谈社，1977 年。10也不在于领域的有无，因而采用“由邑制国家走向领土国家或地域国家”这一模式，依然难以说明问题。田昌五先生的由先秦“族邦”到秦汉“帝国”的发展模式，其族邦的概念，在反映先秦国家中宗族特性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但商周时期的国家结构，并非全处于族邦或邦国这一层面，在存在着邦国的同时，还存在中央王国或称中央王朝与地方邦国、诸侯的关系问题，所以从族邦到帝国的框架，也有不尽人意之处。苏秉琦先生“古国方国帝国”的模式框架，在反映先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