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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明起源数据库作者： 发布时间： 2007-05-24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K81chiCN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上海中亚书局1930 年本书是作者写定于 1929 年。作者在序中指出：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纸；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方法便是以他为响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红种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

2、一字的中国的古代。作者在该书三版书后的夏禹的问题中认为：禹与夏就文献中所见者确有关系，此必为夏民族之傅说人物，可无疑。又夏民族与通古斯人种有近亲之关系，通古斯人种当为中原之先住民族，此事于将来大规模的地底发掘上可望得到实物上的证据。郭沫若K82chiCN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梁思永第 515 页本文回顾了龙山文化发现的过程，列出了研究这一文化的重要事件的年表，归纳出了龙山文化的分布地域，即黄河、扬子江及其支流所沉积成的冲积平原。本文还从龙山文化的分布、主要遗迹及陶器、蚌器、石器、骨器等方面入手，总结了这一文化的特征。作者认为龙山文化存在着地域差异，暂可区分为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等

3、三个区域。作者还从地层上论证了龙山文化的年代，认为后岗二层比仰韶村的仰韶文化晚，但不会晚于殷代；城子崖一层和两城镇一层不晚于公元前 8 世纪；良渚一层不晚于公元前 2 世纪。作者还认为良渚一层部分陶器有模仿铜器的成分，因此“这个龙山文化层至少是与金属文化接触着的”。作者还探讨了龙山文化的流向，认为龙山文化与殷文化在十个方面有着共同点，后岗二层是“豫北殷文化的直接前驱”。梁思永K83chiCN中国文明的开始李济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 年本书分为中国文明的开始、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发展、中国的青铜时代三章，是李济于20 世纪 50 年代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等地所作的三次演讲。该书最初于 19

4、57 年由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后由万家保译成中文出版。中国文明的开始一文提出，近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并不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整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是回答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和有关中国文化的性质及其成长。认为讨论早期的中国历史应自新石器时代开始，所有伟大文明的发生都是于文化接触的结果。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发展一文认为，安阳殷墟表明的商文化，具备着熟练的铸铜技术，独立发展的文字系统，和一种复杂而有效率的军事和政治组织。这文化表现出物质生活的富庶，高度成熟的装饰艺术，明确的社会组织和对祖先极度崇拜的神权政治。并认为殷商的文化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体，融汇了很多不同文化源流。殷

5、代文化之基础深植于甚早的史前时期；稻米文明的发展及附着于此一文明之文化整体，说明了殷商帝国之经济基础是东亚典型的，并且就地发展起来。中国的青铜时代一文提出，中国的青铜时代约当公元前 1500 年至公元前 500 年之间，实际上青铜时代当然不止持续了 1000 年，可是要确定它究竟起于何时，止于何时，是颇为困难的。中国的青铜工业有自己的演化过程，逐渐地生长起来又一步一步的发展下去。李济K84chiCN我国奴隶制国家形成前夕的社会经济形态石兴邦第 28 页本文概述了“龙山文化系统 ”和齐家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并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认为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时期的父系氏族社会在冶铜术、精磨

6、和镂刻技术及制陶等工艺技术方面较仰韶文化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有了显著提高。龙山文化时期的经济生活仍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但由于农业工具的进步，农业生产较仰韶文化时期有所发展。龙山文化家畜种类的增多，随葬家畜数量的增多，反映了畜牧业的繁盛。渔猎、采集经济因各地自然条件之不同在各地龙山文化时期经济生活中所占地位也不同。生产的发展、生活资料的充实为人们长期的定居生活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考究的白灰面房屋较为流行，各种精美、实用的陶器被创造出来。生产的发展使社会分工更加明确，男子日益取得优越的经济地位，为父系氏族社会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父权制的确立使集体劳动变成了家庭劳动，由此产生了贫富分化，私有制也因之萌生

7、。氏族部落间“掠夺性的行为” 也不时发生。人们的思想、信仰也有所发展，“一套完整的埋葬制度便被创立出来 ”，占卜之风盛行，在播种或收获季节可能还有祭祀仪式。本文最后推测“也许龙山文化末期就是夏文化的开始，或者夏文化本身就是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发展到后期的一个阶段”。石兴邦K85chiCN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继续探索张光直著张长寿译本文认为中国考古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 27 年里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展现了新的远景” 。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许多地方的人们已具有足够的技能来系统地利用野生植物作为食物。早期中国农人由此发展兴旺起来，形成了有特色的文化类型。本文考察了“块茎种植者居住

8、的中国南方”、粟黍种植者居住的中国北方和“黄河下游、淮河和长江下游的平坦、低洼的冲积平原”等三个地区的史前文化，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具有特色的本地产物，是中国人民和他们的环境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三个地区的文化逐渐向高水平发展，到公元前 2000 年，“龙山文化至少在三个地区河南、山东和长江中下游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和社会分化水平”，从而为过渡到一个进步文明时期做好了准备。河南龙山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居于领先地位，由它发展来的商文明是当时中国最强盛的国家。本文还探讨了商代文明概况。认为卜辞是研究商代社会性质的宝贵资料。安阳的商代社会可划分出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商王国社会的阶层划分是由龙山时期社会

9、的初步等级分化发展来的。这一发展的动因不是“由于耕作革新或技术进步”，而主要是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推动。战争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安阳作为都城的时期是整个国家的行政和礼仪中心，它统治的许多聚落分布于广大地区。都城与个别聚落之间可能还有中间一级行政单位。在公元前 2000 年中期，中国有许多国家，商王国只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这些政权继续发展，最后成为战国各国的基础。本文认为商文化源于河南龙山文化，其他新石器文化也为商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本文推测：“也许现在被当作早商的”遗存“事实上就是夏” 。中国的文明历程“遵循了近东、欧洲和新大陆所见到的同样的型式” 。张光直 著张长寿 译K86chiCN重新估

10、价中国古代文明李学勤第 18 页作者指出建国三十多年，考古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收获，考古学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课题，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举例论述了中国文明的形成、古代文明的发展、学术史与古代文明等三个问题，提出了以下观点。一、从前认为中国古代文明迟到商代才形成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考古发现说明青铜器、城市、文字等因素在商代以前都已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把中国文明的形成从早商再上溯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是可能实现的。二、以往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高度的估计在一些方面也显著地偏低了。如从最近的考古发现看，我国古代社会里青铜农具曾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关于用铁的历史，也有

11、不少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古代社会中奴隶制的发达程度，也比一些人估计的高；古代社会已有比较进步的商品关系。三、学术界流行的传统观点把中国古代文明估计的比较迟、比较低，有着深刻的学术史上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不适当地套用了外国历史的观点，忽视了中国固有的特殊性，更重要的原因是清代经学今文学派的影响。今文学派提倡辨伪，但有时过了头。古书的形成流传要经过复杂的过程，研究古代文献，既不能一味信古，也不能一味疑古。在文章结尾，作者总结说现在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估价是不够的，应该把考古学的成果和文献的科学研究更好的结合起来，对中国文明作出实事求是的重新估价。李学勤K87chiCN试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刘式今第 6

12、370 页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发祥地并不局限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具备了文化发祥的条件。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上游、长江中下游和东方沿海一带，与古史传说中华夏集团、苗蛮集团、东夷集团等三个部落集团的聚居地与活动区域大体相符。新石器时代中后期，不同部落集团的兴起与它们相互之间长期文化交流及融合，对探讨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对屈家岭文化和青莲岗文化分析可知，父系氏族社会中晚期，也即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黄河流域中游与长江流域中游、黄河流域下游与长江流域下游的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高潮。此后，三个集团依据自己独特的发展系统继续发展。夏商时期，黄河流域与长江流

13、域的文化交流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春秋战国以后，两个流域的文化面貌更趋一致，文化水平亦趋平衡，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精神条件和物质基础。作者还简要论证了长江流域从旧石器时代至秦统一以前的重大发现在古代文化史上的地位，指出长江流域创造的文化也是中国古代文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刘式今K88chiCN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文物出版社1985 年 7 月本书分为中国考古学的回顾和展望、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中国文明的起源三章，是作者于1983 年 3 月在日本东京、福冈和大阪所作的三次公开讲演，并于 1983 年在日本出版。在中国文明的起源（本文又载文物1985 年第 8 期第 18 页）一文中，作

14、者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纪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他针对以往有人以为小屯殷墟文化便是中国最早的文明，是中国文明的诞生，指出小屯殷墟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老子，生下来

15、便有了白胡子。并从小屯殷墟文化向前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作者认为商代殷墟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并且它又是一个灿烂的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在上述三个要素方面，它都自具有中国色彩的特殊性。在其他方面，例如玉石雕刻、驾马的车子、刻纹白陶和原始瓷、甲骨占卜也自有特色。殷墟的艺术也自成一风格。中国文明各时代都有变化，每时代各具一定的特点，但仍维持中国文明的共同的特点。二里岗文化已具备了上述的文明的三个主要标志；此外，器物方面，它的陶器自成一组，但是可以与小屯殷墟的，排入一个系列。青铜器也是这样。花纹方面，铜器、陶器和玉器上的花纹，显然是商代艺

16、术的风格，但较为简单。占卜等宗教活动，也带有中国特点。所以二里岗文化够得上称为文明，并且是属于中国文明中的商文明。二里头文化，至少它的晚期，是已达到了文明的阶段。第一，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宫殿遗迹。第二，它们几乎已有文字制度。第三，冶铸青铜器，这里不仅有工具和武器，并且也有爵杯这种小件容器。此外，陶器具有一套有一定特色的陶器群。其中如觚、爵、盉等专用酒器也在墓中开始普遍出现。玉器中有的器形和花纹，已是殷墟玉器的祖型。总之，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

17、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作者还指出，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的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例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等。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主要是黄河中上游、长江下游和山东地区中的晚期新石器文化。偃师二里头文化就其文化内容和所在地点而言，显然是从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过来的。但可能又吸收了其他地区一些文化中某些元素，例如山东晚期龙山文化（陶器某些类型、铜器），晚期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刻划符号，可能还有铜器），江浙地区的良

18、渚文化（玉璧、玉琮等玉器），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 （陶器上符号，铜器）等。作者最后认为，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但这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影响。这些外来的影响不限于今天的中国境内各地区，还可能来自国外的。但是，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但是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当然，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还有许多地方仍不清楚，有待于进一层的探讨。夏鼐K89chi

19、CN考古学与古代文明李学勤第 1015 页、第 4 期,第 2631 页本文是作者的讲课记录稿，共分五讲：一、关于考古发现与中国文明的起源，重点从文字起源角度谈古代文明的起源。介绍了近年在文字、城市（包括礼仪中心）、金属这三个方面有什么新的发现和新的论点。文字方面，甲骨文不是原始文字，文字起源只能在甲骨文以前找。甲骨文以前的文字，有的已经看到了，有些还不能叫文字，只能称陶器上的符号。城市起源方面，已发现的比郑州商城更早的城有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山东寿光、河南尸乡沟等处，它们的发现多数是据文献记载进行的。中国城市的传统确实很早。关于金属的使用，目前最早的可靠资料是甘肃东乡林家出土的青铜刀。这

20、些都为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二、关于夏商时期的文明。现在面临论证夏代问题，这方面最重要的发现是二里头文化。与殷墟发现相比，论证夏代要有三个条件：从考古上要有一个系统的时间延续较长的发掘遗址；要有文献记载；而今天最缺的一项就是没有像甲骨文那样的古文字发现。研究商代的历史不能离开甲骨文，但甲骨文不能包罗万象，不能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因此我们还不要抱过分的希望。西周甲骨文是在解放后发现的，对研究西周的历史很有作用。三、关于中国青铜器的演进和发展。在二里头文化中，青铜器就有若干种类；商代二里冈期的青铜器较二里头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西周的青铜器直接继承了商代青铜器的传统，但到中期西周青

21、铜器的特点才充分表现出来，晚期铸造技术有了明显下降；东周时期，诸侯国青铜器发展起来；春秋早期的青铜器依然继承了西周青铜器的传统，春秋中期到战国时期，青铜器艺术的发展有了新的局面，与殷墟时期同是中国先秦时期青铜器的两个高潮。汉代青铜器也很重要，到了东汉除铜镜外，基本上为其他器种取代。四、东周特别是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把东周时期的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国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等七个文化圈综合起来观察，可发现它们有以下特点：从考古学看，是由青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从经济史看，这时期是井田制崩溃和奴隶制的衰落；从政治史看，是以宗法为基础的分封制到中央集权

22、的专制主义国家的建立；从文化艺术看，是百家争鸣的繁荣和结束。五、关于新发现的简牍帛书和古代文明。70 年代以后发现了大量战国、秦代和西汉初年的简牍帛书。它们大多数是前所未有的佚书，使我们对古书的形成与流传过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古书的形成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主要的学术传流是通过师传和口述传下来的，所以有些后世东西掺进去，也不足为怪。李学勤K810chiCN中华文明的新曙光苏秉琦第 17 页；苏秉琦K811chiCN邹衡教授谈“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问题浩 波9798 页邹衡认为文化和文明是两个概念，文明与国家是同步发展的。中国古代国家的体现是设置一系列统治机构的城市出现。中国真正城市的出现是春秋战

23、国时期，但城市发展有个过程，其初始阶段是商代或更早到夏代。他认为考虑中国文明的诞生，必须从三个方面同时入手。第一是文字，其次是对金属的进一步加工，再其次是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城市的产生，其中文字是最重要的。二里头遗址的很多陶器上都发现陶文，至少有十几种之多。它不同于半坡，而与甲骨文有相似之处，这可以认作是较早的文字雏形。现在所知最早的青铜器应是二里头时期出现的，更早的青铜器，学术界还有争议。二里头发现的宫殿遗址是宗庙性质的，应当有城址，这有待今后进一步发掘证实。二里头文化早于商代，与传说中的夏代接近，由于有以上三项成就，所以中国的古代文明诞生于夏代。浩 波K812chiCN华人龙的传人

24、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苏秉琦辽宁大学出版社 Y：1994 年 Z：本文从考古学上论述华（花）人、龙的传人、中国人的源、根从何而来及三者成为同义语从何说起的重大问题。作者认为华（花）和龙最早分别出现在距今六七千年间的华山脚下和燕山之北，而两者的根（祖先）的成长时间则在当地距今七八千年间，产生的时间同步、条件相似，追根究底，尽管不能说两者从开始就是“一家人” ，但却可以承认这件事实本身意味着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东亚大陆了。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等可以看作是以龙和华（花）为象征的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结合到一起（距今五六千年），从而迸发出文明“火花” 。距今五千年左右期间，中华古文明面临又一个

25、历史的大转折。现在已摆在面前诸多迹象，如：青铜器的传布和文字的发明，篮纹陶器、三空足陶器、朱绘陶器的起源等等。距今四五千年间，以晋南襄汾为中心的“陶寺” 遗址为代表的一种古文化，人们使用大石磬与鳄鱼皮鼓随葬，反映社会发展到比红山文化更高的阶段。他们使用的具有明显特征的器物群，包括源于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的斝，到真正鬲出现前的完整序列，源于红山文化的朱绘龙纹陶盘、源于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种“(”形石推刀，反映他们的文化面貌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像车辐聚于车毂，而不像光、热等向四周放射。晋南一带的“中国” 一词就把“华、龙” 等都包揽到一处了。这是中国观念形态与政治

26、褓的形成。距今四至两千年间，经历夏商周三个王朝，到秦统一。秦统一的这个“中国”不同于“五帝 ”时代和舜 “之中国”的那个中国，已和我们现在说的 “中国”从词义上讲没有不同了。一统中国从理想到现实，就是距今四千至两千年间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自七千年前到距今二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 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1987 年第 9 期；第 8890 页苏秉琦K813chiCN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Y：1987 年第 12 期邹衡第 6974、85 页本文指出“文明” 一词与 “文化”一词的不同，并排比了长时期以来关于文明标志认识上的一些主要观点。认为要找出中国古代文

27、明的源头，只靠古代文献记载是办不到的，并从考古学角度出发，引用大量考古材料，指出商代前期已有刻字记录的制度存在，商朝从建立开始就已处于文明时代，但早商文明不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始，在此之前，必定还有一个更早的文明演进阶段即夏文明。本文还指出：虽然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尚未发现城址，但出城址的可能性不会很小，并且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成组的宫殿群基址，经考证应为当时的宗庙遗址，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当时国家政权已经产生。另外，二里头文化已进青铜时代，二里头文化刻于陶器之上的文字亦由考古发现所证实。因此作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即夏文化。作者还从文明起源的三个要素论证夏文明是中国最早的文

28、明。认为仰韶龙山文化时期还没有出现文字，仰韶文化时期，真正出现青铜器还不能确定，也无从证明一定属于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青铜器，既使出现青铜器，其发展水平决不会高于二里头文化早期，充其量处于青铜器的萌生阶段。仰韶文化时期，还没有发现城址。已发现的在龙山文化时期的 5 座城址，其规模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都城显得很不相称。仰韶文化时期应归入史前时期，龙山文化也并未跨入中国古代文明的门槛。从而作者提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明的观点。邹衡K814chiCN中国新石器时代与中国古代文明郑光5161 页本文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五大区、六大系统。南方马家浜文化系统，分河姆渡、罗家角下层、马家浜

29、文化、良渚文化诸阶段，属百越族。屈家岭文化系统，分皂市下层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三阶段，属百濮族。东方大汶口文化系统，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三阶段，属东夷族。西方马家窑文化系统，分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三阶段，属羌戎文化。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有新乐下层、兴隆洼、红山、富河文化等，属荤粥、山戎族等。中心区仰韶文化系统，分磁山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后岗二期文化三阶段，为华夏族文化。并将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三阶段：早期为公元前 8000 年以上前 5000 年；中期为公元前 5000前 3000 年；晚期为公元前 3000前 2300 年。并概括了各期的特征及其主要变化。关于文

30、明史的问题，作者认为我国文明史的开端至少应在后岗二期文化的中、晚期，此段时间标志文明时代的各种事物逐渐产生，如城市、文字、青铜器、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严重、剩余财富集中、血缘关系松驰、等级制度出现、社会分工加强等。文明史的开端与古文献联系，则至迟应在唐虞时代。由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纵、横两方面的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源远流长，各种文化作为中国远古文化大系统中之子系统，它们相互激荡，为中国文明奠定了广泛扎实的基础。但在文明形成的多种成份中，其主体则是华夏族及其文化仰韶龙山文化系统。人群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平与斗争，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英雄人物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动力。关于中国文明的特质，作者概括为强

31、固性、稳定性和包容性。对于“传说时代”，作者认为应当也必须重新认识和估价有关夏代以前、包括五帝时的文献资料，不能简单的否定之。郑光K815chiCN谈谈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时间和地区张之恒810 页作者对学界有关文明和文明时代的诸论述作了简要的整理，认为以城市、文字、金属工具和礼仪性建筑等作为文明的要素都有例外的情况，有的文明并无文字、城墙；有的虽有礼仪性建筑，但并末进入文明。在对中原地区、太湖流域、珠江流域和辽西地区四区的考古材料进行比较之后，作者认为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包涵的文明要素较多，比较接近文明时代；其它三个地区虽有文明因素的萌芽，但距文明时代较远。中原地区在不同古文化的互相交流和影响中

32、其文化比其它地区较早地跨入文明时代。针对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时间上的三种不同观点，即商代文明说、二里头文化文明论和五千年前中原和辽西地区就已出现许多文明要素说，作者认为中国在五千年前还不具备充分的文明要素。因为当时文字没有产生；铜器数量少且多是红铜制品；虽有几处城堡，但国家和城市也末出现。从青铜器、宫殿建筑、陶文等来看，将中国文明时代的开端放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则比较适宜。张之恒K816chiCN考古学研究敲响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钟声吴汝祚第 3 版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还延绵不断的向前发展，虽然经历了严重的内忧外患，但最后仍归于统一，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根据诸多新的考古资料，作

33、者赞同把我国文明史推到 5000 年的时代，冲击了史学界只有 4000 年之久的传统看法。考古资料中，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黄河上游甘肃秦安大地湾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遗存，辽宁凌源红山文化的坛、庙、冢等表现的迹象，不能不引起我们对 4000 年文明史的再考虑。所以作者认为，近 5000 年的遗址，已闪耀着文明的曙光。另外，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中出现的人殉和用玉礼器随葬的现象，良渚文化的大墓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陶寺墓地中从随葬品显示的贫富分化等资料，也说明了在距今 5000 年前后有了文明的信息。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发展，“中华5000 年文明的曙光”必然会被进一步证实。吴汝祚K81

34、7chiCN写在中国文明曙光放映之前苏秉琦第 2 版；苏秉琦K818chiCN从考古发现谈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孙广清第 714 页文中从考古学的角度，认为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有三种标志，即有了文字、出现青铜器和出现城市。有关文字的考古资料比较多，最早可追溯到距今 8000 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出土的龟甲、骨器上的锲刻符号，仰韶文化中也有许多近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曾发现有刻划的象形文字等等，证明文字的出现是相当早的。青铜器的出现，在河南郑州牛砦、临汝煤山、登封王城岗、南阳平粮台、山西襄汾陶寺等龙山文化遗址中曾出土过青铜遗物或与青铜有关的遗存，城市的出现是古代人类社会发展到

35、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与国家的产生相同步的，城市是奴隶主阶级作为防御和统治人们的工具。文中列举了早在解放前就已经发现的山东龙山镇城子崖、河南安阳后冈等遗址，分别有龙山文化的城址。七十年代，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也发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址，并且发掘出与城址相关的城墙、城门、门卫房以及城内的高台建筑和排水管等配套设施。本文认为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文字、青铜器、城址和与城址相关的各种遗迹，已经具备了文明的必要条件，所以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至少在龙山文化晚期即夏王朝初期。而龙山文明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应有着深厚的根基。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濮阳西水坡蚌砌龙虎图、良渚文化中具有等级区分的大型墓

36、和祭坛以及红山文化中的大型祭坛，都是孕育文明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在龙山文化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由于中原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并对周围及边远地区有极大的吸引力和融合力，所以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发展趋势，并率先进入到文明社会。孙广清K819chiCN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张光直文物出版社 Y：1989 年 8 月第 123 页本文是作者的古代中国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一书中的第五章，特为参加苏秉琦先生庆寿而节译出来的。作者首先将公元前 70006000 年期间、公元前 5000 年和公元前 40003000 年期间的新石器文化

37、及和它们的地理分布作了比较，认为有好几处相互分立，不能放在一起讨论的新石器文化。公元前 5000 年时，新的文化出现，旧的文化扩张。而在公元前 4000 年时，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以共同的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在陶器最初出现以后的近千年内，华北有四处相互关系密切的遗址群，即磁山、裴李岗、渭河流域和李家村，而华南有多在石灰岩洞穴中孤立的发现。华北出土了粟粒农业证据和有关器具，而华南洞穴居民却生产了一套颇为不同的器物并主要经营稻米和根茎类作物。在公元前 5000年，考古文化的数目增加，地区扩大，分出界说明显的地方类型，华南也显示出好几个特色的都以种稻米为主的区域文化。公元前 400

38、0 年前后，华南地区这些各有特色的文化开始显露出一种相互连锁的程序，并在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深化。在华北和长江流域于四千纪中叶出现的所谓“龙山形成期”的形成，即是大汶口文化与长江流域和东海岸文化连锁关系的考古证据。作者认为，自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开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几个区域性文化相互连锁成为一个更大相互作用圈，这个作用圈不仅形成了历史时期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个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作者认为，在公元前四千纪中国互相作用圈形成时，还没有迈过国家的门槛，而在这之后一千年间左右，在相互圈里的每一个区域内，都可以看到相似的文化社会变迁的程序在公元前第

39、三千纪之末走向一个复杂并且分级到可以使用文明这个称呼的社会。考古学资料中，容易清楚见到的山东龙山文化、华南地区的良渚文化、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包括豫东类型、豫北冀南类型、陕西类型）、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湖北青龙泉三期文化等，并不指向一个单一的龙山文化，而是在中国相互作用圈每一个区域文化之内的在文化和社会上发生的变化。这个区域文化到公元前第三纪之末已准备向国家、城市和文明跨进。张光直K820chiCN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白云翔,顾知界整理第 11101120 页本文内容是作者根据 1989 年 9 月 9 日考古编辑部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学术座谈会专家发言的摘要。徐苹芳认为，中国文明是独自发生、发

40、展的，“西来说” 已经完全被驳倒，只是文明发生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不清楚，或对考古材料的认识有分歧。我们讨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徐平芳主张要分清文明要素的起源和文明社会的产生这两个概念，就是说，单个要素，如文字、城市、青铜器的起源是一回事，诸要素同时存在而形成了文明社会又是一回事，两者决不能混淆。徐平芳认为，文明的重要标志是文字，而从二里头和陶寺的考古资料来看，这个时代的文字是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的。郑光认为二里头陶器上数十种刻划符号与甲骨文、金文的结构有较大的距离，不应属于文字系统，应属于某种意义的符号系统，只有殷代的甲骨文才是一种成熟的文字体系。高炜介绍陶寺遗址发现了一个

41、字，其字形结构与甲骨文十分相象，甚至几乎一致，并得到了多位古文字学家的承认。邵望平认为，把城市作为主要的文明因素是众所公认的，城市的出现是文明社会已经形成的象征，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结构。半坡、姜寨这类典型聚落和聚落群，反映的是原始社会结构，而偃师、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等则是十分成熟的阶级社会都城。根据龙山文化的考古资料表明，黄河中下游某些地区，在龙山时代中期已进入了文明社会。徐光冀介绍说，在内蒙古赤峰市英金河、阴河流域调查了四十三处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遗址。这些遗址并成三组（群）分布，最多的一群有二十座，最大的一座城内面积为 10 万平方米。徐光冀认为，每群中最大的石城址可能是联合体的政治军事

42、中心，意味着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徐平芳认为，中国早期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出现就带有政治性，经济不是其主要内容，同时认为宫室、宗庙是城市的主要标志，而城墙不是城市的决定性标志。关于青铜器铸造问题，郑光介绍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容器、铜武器等共有 10 多个种类，具有相当高的冶铸技术，已具备了铸铜的作坊和工场。郑光认为，我国最早的铜器发现于公元前 4675 135 年的姜寨仰韶文化早期，到龙山文化阶段已普遍发现，故认为我国青铜时代至少开始于龙山文化中晚期。谢端琚根据齐家文化发现的礼仪性建筑、铜器、卜骨、原始文字、玉石器、规模较大的墓葬等材料认为，除城址未发现外，其余均具备了文明的要素，齐家文化已

43、经迈向了文明时代的门槛。就“礼” 的问题，高炜以二里头、陶寺墓葬材料为例，揭示了贵族与平民的分野，并提出自己的论点，即“礼乐制度形成于公元前三千年的龙山文化时代”。礼是植根于所有制基础上的等级制的产物，与中国文明的形成是紧密相连的，他主张应该把礼制列为文明的要素之一。与礼器相关的玉器，任式楠认为，玉器具有一定的发展过程，中国玉器文化是在东部临海地区孕育和初步发展的，后在中原地区得到汇集和发扬光大。我国东部临海地区繁盛阶段中晚期的玉器文化，在原始社会瓦解和进入阶级社会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杨锡璋认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已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应当是农业生产已达到不仅可供直接生产者的需要，而且还要

44、有剩余，有一个用强制手段管理和组织一定区域内人群的权利机构；在这个地域中有不同类型的居住地，有不同层次的管理者，权利机构对食物、原料和奢侈品等有再分配的权利；有一批脱离生产的专业人员，如手工业匠人、商人、官员、军人和巫师等。殷玮璋认为，二里头三期的宫殿基址的发现，表明当时已经建立了奴隶主国家，宫殿即是统治者进行各种政治活动的场所，是奴隶主对奴隶与平民进行专制的指挥中心，所以，宫殿及青铜器的出现，证明当时已经进入文明时代。高广仁从山东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及其与周围诸文化的关系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是多源的，而且其起源与形成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长期的过程。他认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必须以史前时期各文化的区系类型的研究为基础。刘观民根据红山文化的资料，在谈到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时认为，寻求文明曙光设想的依据，一是红山文化中发现的并且不止一处的礼仪性大型建筑群；二是红山文化房址中发现的陶范。徐平芳最后提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社会的产生，是中国古代史的一大课题，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