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政治精英权力合法性的现状及历史变迁.doc

1、农村社区政治精英权力合法性的现状及历史变迁河北邱村村干部权力合法性的现状与杜赞奇关于 1900-1942 年华北农村有关结论的比较研究 期待与您交流 内容摘要：本文从社区政治精英权力合法性的入手研究农村社区的权力关系，通过对河北邱村村干部权力的合法性的现状进行分析可知，为社区谋利益的情况、村干部自身的能力以及体制内的资源均可以为村干部的权力提供合法性；本文还将这些现状同杜赞奇关于该地区 1900-1942 的研究结论进行了对比，并得出了社区政治精英权力合法性基础的理性化变迁这一主要结论，以及国家政权建设和意识形态在影响社区精英权力合法性方面的作用发生变化等其他相关结论。关键词：社区精英 权力合

2、法性 对比研究 理性化一、背景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逐步推进，相关问题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从而对民主选举进行大量的研究。但选举后村干部权力行使的实际情况对村庄治理同样重要，本文就将研究出发点转到村级公共权力在村庄里的实际运行，转到村民选举以后的村干部在农村社区行使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对19001942 年的华北乡村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6 个村庄） ，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间隔，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概念。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涉及到宗族、宗教、乡村领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为了使研究更加具体，本文主要关注其理论中的社区政治精英权力合法

3、性的相关部分。从权力文化网络的角度出发，杜赞奇认为乡村传统的宗教、为村民和村庄提供保护等都有助于维护乡村领袖权力的合法性，但是，国家政权深入乡村造成了这种合法性基础的消退 1。1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46247.杜赞奇的这本书属于历史社会学方向，他选择的个案也不包括本文研究的这个社区（河北邱村） ，但是， 文化、权力与国家这本书是研究华北农村的一个经典，其结论具有较高的学术认可度与可信度，因而有较高的对比研究价值，而且杜赞奇通过 6 个个案的研究是要表现一个更大区域的社会特征，邱村显然属于这一区域，所以本文假定杜赞奇的结论

4、是适用于河北邱村 1900-1942年的历史状况的。本文从社区精英入手，旨在通过社区精英的权力合法性来反映社区的政治权力状况及变迁，研究邱村村干部权力合法性的状况，主要是以该村村主任XYG 在社区中权力合法性的状况为切入点，并用这些现状与杜赞奇关于 1900-1942 年的研究结论进行对比研究，探索其变迁的情况，研究其中的“变”与“不变” ，以此来更好地反映这一社区权力关系结构以及影响村庄治理的本质因素。河北邱村位于河北省南部，经济社会发展均居河北省中下水平，是典型的华北村庄，采用邱村的名称是为了表述方便以及和学术规范保持一致。2007 年，经过村干部换届选举，XYG 当选该村村主任，他今年

5、37 岁，比较年轻，而且曾在外闯荡，XYG 有能力、有关系、有闯劲，上任后办事强硬霸道，属于典型的“高大威猛型”的村庄精英 1。但他确实为村里办了不少实事和好事，并且其事迹也作为优秀村干部的典型上了该县电视台人物栏目。在宗族、宗教等传统因素影响甚微的社区以及国家逐渐放松对村庄层次的控制的情况下，XYG这样强硬霸道的干部在该社区中权力合法性状况如何呢？是什么因素在支撑其权力的合法性？这和杜赞奇的研究结论有何不同？原因是什么？相关资料主要通过笔者亲身经历中的参与观察等方法收集，本文主要从社区政治精英入手，并以村主任 XYG 为代表，围绕他这一个案在该社区中的权力合法性来收集、整理资料，但对资料的分

6、析会放到社区背景和更宏观的社会结构之中，要通过XYG 的情况来折射社区的权力关系。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等经典作品都表明历史变迁研究的重要性，这能让我们把握社区权力变化的实质，虽然笔者掌握资料比较有限性，但是按照以上的设想进行比较研究，本研究还是可以得出有一定意义的结论。1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25.二、权力合法性的概念界定合法性（legitimacy ）是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原意是指法律(lawful) 的或法治的 (legal)。它的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责任义务和服从的思想，到

7、了近代，卢梭的公意思想、韦伯的三种权威理论等极大地丰富发展了合法性理论。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康诺利认为，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复杂形态都面临着一个合法性问题，即该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问题。通俗地讲，政治合法性就是指政治权力在社会进行政治统治或政治管理时何以得到社会和民众认可的问题。一般看来，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基础，指人们在观念、认知、感受等方面对政治权力的信仰和认同；二是制度基础，指政治权力在获得程序和具体运作上是遵循宪政制度的；三是有效性基础，指政治权力在执政期间所取得的成就。以上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共同影响着政治权力

8、合法性水平的高低状况 1。权力的合法性，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说，如韦伯所言，是“促使被统治者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 ，从统治者的角度讲，意指控制与影响能力的来源。本文以社区的视角看待权力合法性，并将村干部权力的合法性定义为：促使社区居民服从、接受和认可村干部行使其权力的各种因素。在介绍邱村村干部权力合法性的现状之前，本文首先对杜赞奇的相关论述进行简要回顾。三、杜赞奇关于 1900-1942 年华北农村乡村精英的权力合法性状况 2（一）宗教这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讲合法性，杜赞奇认为统治人民的权力系统不是源于上界（神灵） ，也不是俗世，而是宗教与现实之间的有机结合，是“天人合一的官僚系统” ，众所周知，

9、中国人按俗世官僚结构创造了大小鬼神，阴阳二界的官僚体系是浑然一体的，或称天人合一。这不仅是人们更好理解神仙系统，从功1马宝成. 试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J. 天津社会科学，2001 ， （1）.2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85114.能主义的角度讲，这种“天人合一的官僚系统”也为现实中的官僚体系提供了信仰上的合法性。具体到华北农村，杜赞奇认为，加入“天人合一的官僚系统” ，如参与宗教活动特别是各种祭祀是乡村精英进入世俗政治结构的一条重要途径，参加乡村宗教活动是精英们表现其领导机会的大好时机，乡村领袖同宗教领袖统统合为一体，这在华北

10、地区十分重要，而且这里也别无其他表现能力的途径。在具体论述河北省邢台地区的水利组织时，杜赞奇指出供奉龙王的的祭祀系统可以为该组织及其领导者的权力提供合法性，与水利管理体系相并行的是供奉龙王的祭祀系统，祭祀仪式使水利组织神圣化，从而赋予了该组织及其组织者更大的权威，并得到公众的承认，龙王庙是权威的象征，它属于一个由国家承认的权威体系，这样一来，祭祀仪式便可以起到维护乡村社会中“合乎天意的政治秩序”的作用。（二）保护型经纪杜赞奇将官府统治乡村的经纪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保护型经纪” ，他代表社区的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另一类是“赢利型经纪” ，他视乡民为榨取利润的对象。杜赞奇认为

11、在当时的华北农村，保护型经纪可以为乡村精英提供合法性。通过保护人的地位和“面子”而形成的保护体系，使得个人财富及影响力转化为自己的政治资本，通过这一体系，乡村领袖（或称保护人）为村中被保护人提供各种服务，而这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又加强了保护人在乡村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农业经济必然需要一定的组织或权威，这便是习惯法产生的基础。习惯法是村民们在劳动和生活中达成的一种默契或共识，这是一种公认的行为规范或惯例。习惯法中的权威结构的中心是“面子” ， “面子”越大，为“弱者”争取较优条件的能力也就越大，当然，他争取到的优惠条件越多，他的“面子”就越大。通常情况下，富有和有影响力的人“有面子” ，但获得面子

12、必须有一个过程，即将自己的物质财富转化为人们所承认的精神财富，如威信、地位和信任。杜赞奇认为，随着国家政权深入而出现的“赢利型经纪”体制的再生和延伸极大损害了传统乡村社会中村庄精英的权力合法性，进而也损害了政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合法地位。四、社区政治精英 XYG 权力合法性的状况（一）为社区谋利益XYG 为人专横，办事强硬霸道，因而有一些人恨他、背后骂他，所以他没有什么好的声望和人缘，但大多数居民对其所办的事情是认可的，对他这个村主任是信服的，究其原因，根本上是因为他能给社区办实事、办好事，能给大多数人带来看得见的利益。首先，他利用自己和县上领导的关系将邱村办成了文明生态村，这样就可以拉来不少资金

13、，进行了道路硬化、村民娱乐中心、健身设施等建设，给居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很大便利。其次，他多方筹措资金，使邱村居民用自来水可以不用自家交水费，该村的路灯以前仅是过春节时亮几天，他上任后筹集资金使路灯可以全年用于照明，这些对全体居民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好处，赢得了大多数居民的信任和感激，以及对其办事能力的认可，这些都有助于其树立权威以及在以后的工作中行使权力时能得到居民们的支持和认可。另外，对于部分养羊的居民冬季缺草时偷偷到别人麦田里放羊的问题，以前的村干部怕得罪人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但 XYG 把这个问题强硬地解决了，他规定凡是发现有类似情况的一律重罚，并且严格执行，绝不留情面，另外他通过与

14、派出所的人的关系，直接请派出所的人来处理不服者。通过这些手段，遏制了该问题。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得罪了不少人，但这对大社区多数居民是有益的，并且使大多数人对其强硬的风格和能力更加信服。总之，XYG 通过为社区办的一些实事和好事，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得罪了一些人，也有一部分人看不惯他的强硬做派，但是，由于给大多数人带来了利益和实惠，该社区居民对其村主任权力的行使也给与了较高的拥护和支持。由此可见，社区居民在决定对待干部的态度时更多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问题。因为人际关系理性化改变了村庄权力的基础，居民们相当理性地考虑村干部可以为自己带来多少利益。只有当他们觉得村干部可以为他们带来物质上的好处时，他们才支

15、持村干部。能为社区居民谋利益，是 XYG 权力合法性的最根本因素，其它因素都是以此为基础并为之服务的。（二）超强的个人能力、丰富的社会资本以及强硬的办事风格XYG 自己有较强的办事能力，而且他门路宽、关系广，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是那种“高大威猛型”的村庄精英。比如，他能够为邱村争取到一些上级的项目和资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和上级的官员有不错的人际关系，比如他能争取到建设文明生态村的支持，就是因为他和该县文明办的领导有关系，而他在处理一些“不守规矩”的居民时可以调动派出所的资源，就是因为他和该镇派出所的领导有关系，其自身的能力以及丰富的社会资本以及在处理问题中的霸道强硬足以使很多居民服从他，而即

16、使有些不服者，他们也大都不敢公开挑战他的权威。这种“威权的统治”可以为他权力的行使排除障碍，使其有效地开展工作。这属于韦伯所说的“权力” ，但不是“权威” 1，这种强制力本身不是权力的合法性，但是，这种强制力可以为合法性服务，权力的有效实施可以转化为权威，XYG 的权力就实现了这种转化，因为他的 “铁腕统治” ，一开始很多人是“口服心不服” ，但毕竟还是要服从的，尽管是被动的服从，在这种情况下，XYG 就可以有效调动资源，其村主任的权力得到有效的发挥，从而可以更好地办成一些事情，当他办的实事给大多数社区居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以及充分显示其能力的时候，大多数人变得“心服口服” ，使其权力具有了真

17、正的合法性。当然，这其中也存在另一面，因为他的强硬甚至是专横，的确得罪了一些人，也是一部分人对其看不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他权力行使中的合法性，但是这毕竟不是主流。（三）制度安排中的组织资源虽然村干部在制度安排中不能得到改革开放前那样多的组织资源，更无法得到那时那样意识形态上的绝对拥护，但是，作为得到法律和制度认可村庄自治组织的代表，村干部还是有很多正式组织资源可以利用的，这些都可以为其取得权力合法性服务。这不同于杜赞奇的国家政权主要对乡村领袖权力合法性起瓦解作用的论断。1 韦伯区分了权力和权威，权力是不管对方是否同意都强制实行的能力，而权威是一种“同意的权力”即具有合法性的权力。首先，X

18、YG 作为村委会换届选举当选的村主任，具有法律制度规定的合法性， “在其位谋其政”自然合理合法，而且，民主选举的过程具有程序合法性，民主选举的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民意，社区居民对于自己选出来的干部也理应更容易支持。其次，包括村主任在内的村干部这一制度角色中本身含有很多的资源，村干部掌握很多权力，并且在体制内有一系列组织设计和规则规范保证其权力的实现。利用村干部的身份他们可以调动很多体制内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和权力，村干部可以为社区办实事，可以和居民进行资源和服从的交换，也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和权力对居民形成控制。例如，在邱村的宅基地分配中，XYG 掌握很大的决定权，而且宅基地在邱村是十分稀缺和宝

19、贵的资源，很多人有求于他，而那些被他照顾过的居民更实在村庄事务中效忠于他。就像吴毅在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一书中所说， “村组干部掌握着村庄的公共权力资源，并且以维持和推动这一权力的正常运作为职责。而且，村庄权力与一般的科层制中的某一级行政权力不同，它既具有实质上的行政权力的特点，村庄精英作为一级相对独立的地方性社区权力的表征，他们又是典型的地方社会政治权力的人格化载体， “组织化了的村治精英仍具有动员村庄政治资源的能力” 。再次，他还可以调动国家行政组织系统中的其他资源，村干部作为连接国家与乡村的特殊群体，他们背后是国家权力的支撑，这使他们“在必要时可以获得来自国家方面的行政支持” 1。尤其

20、是当他被该县电视台人物栏目作为正面典型进行宣传后，他不仅在村民中威信提高，而且还有更多的机会得到体制内的其他资源。虽然在为社区争取上级资源和对村庄进行强力统治时，XYG与相关官员的私人关系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些力量和资源毕竟是属于国家正规的制度系统之中的。五、社区精英权力合法性的变迁及理论分析本部分将通过邱村的现状和杜赞奇的相关论述进行对比，展现其中的变迁过程，并进行理论的探讨。（一）权力合法性基础的理性化1吴毅.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 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24.这是最重要的变化。传统的乡村社会中，社区精英的权力合法性是由保护关系来支撑的，而这

21、一保护体系是建立在以“面子”为核心的习惯法之上的。按照费孝通的观点，乡村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 ， “乡土社会是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其实最可靠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 。没有谁会（或敢）越出这种信用和规矩，否则就会受到大家强有力的惩罚。在传统社会中，传统道德和服膺传统道德的传统群体占据了社会的主导位置，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以及相对较少的发展机会，不仅通过内化形成了普通农民稳定的生活预期，而且没有人敢于随便违反社会游戏规则，触犯社会信条和社会道德。在这样的环境中，人际关系连接紧密，社区舆论有较强的惩罚力量，面子、声望等传统因素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在传统社会中，权

22、力的威望大都来自与传统文化相关联的合法性方面。这在权力拥有者一方，除了他本人有某些特定资源比如功名、经济地位、长老权威等等以外，他还必须充当社区范围内的文化道德承载者，成为符合农民期望的文化上或道德上的典范。从权力拥有者与一般村民的关系来看，权力拥有者大都充当着保护型经纪的角色 1。总之， “有面子”的保护人与社区居民之间的道德声望的崇敬关系和建立在传统威望基础上的保护关系构成了传统农村社区精英的合法性来源。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区精英的权力合法性基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熟人社会中的礼治秩序和长老统治早就解体，自然生出的规矩也不太可靠

23、，唯一可靠的是大家仍是熟人，农村社区从“熟人社会”转变为“半熟人社会” 2，社会关系和人们的观念都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关系规范以及信念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控制社区中的居民，因而也不能为权力的运行提供基础。尤其是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从传统的血缘关系转变为一种利益关系，人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越来越理性化。相应的，人们对村干部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农村社区居民在选择村干部时，他们相当理性地考虑村干部可以为自己带来多少好处。只有当他们觉得村干部可以为他们带来物质上的好处时，他们才支持村干部。在支持村干部时，传统的“面子” 、声望依然1贺雪峰.论网络权力的利益村级权力合法性的一个初步分析框架

24、J.世纪中国，2003， （2）.2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344.会起作用，但是作用已经越来越弱。从邱村的实际看，XYG 比较年轻，敢闯敢干，而且为人专横，他没有“温良恭谦让”的士绅魅力，也没有什么好的声望和人缘，就像吴毅在评价“双村”的刘洪发一样，他所凭借的也不是出身、学品、人品与教养这些礼治秩序所推崇的物质与文化资源，而恰恰是其所要防范和摒弃的东西，他之所以能得到支持是因为它的特点迎合了世道变迁中村民的现实利益需要，正因为如此，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伦理与道德标准，才让位于转型社会中的实利主义考虑 1。对于以上这种情况，贺雪峰在

25、论网络权力的利益村级权力合法性的一个初步分析框架一文中认为“这种村庄权力合法性基础的转换，可以用村级权力的利益网络来予描述。 ”用“权力的利益网络”来和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相对应，指出“权力的利益网络，大致是指构成村庄权力合法性基础的因素是建立在利益关系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网络，在这一网络中，人们将利益得失而非面子或道德得失作为第一优先考虑的因素。 ” 2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的转换，是由市场经济形塑的，是乡村社区人际关系理性化以及人们观念理性化的结果。但是，在这种理性化的变化中还有些一脉相承的东西，这是影响权力关系的最本质的因素。就像杜赞奇所提到的“习惯法”概念，即社区居民在劳动

26、和生活中达成的一种默契或共识，这是一种公认的行为规范或惯例，传统的乡村社区中的习惯法是建立在传统的道德声望、面子之上的，社区政治精英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这种传统习惯法的认可，居民之所以认可这种建立在道德声望和面子之上的统治，除了声望和面子本身对传统熟人社会中的居民具有一种舆论和心理上的约束力外，更是因为这种“面子”为中心的“保护体系”能给社区居民提供保护，进而能为被保护人带来好处，因而才能使其认可保护人的统治。可见，传统熟人社会中的社区权力合法性也存在理性的成分，只是传统乡村社区中政治精英借以维护村民利益的手段和资源是传统型的，如声望、面子，1吴毅.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 世纪川东双村的表

27、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962.2贺雪峰.论网络权力的利益村级权力合法性的一个初步分析框架J.世纪中国，2003， （2）.村民的利益也更多地带有传统的属性，而且由于受到很多传统力量的束缚，村民个性尚未解放，村民们不可能太过于从理性的角度去追求自身利益。然而尽管传统乡村社区精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是传统型的，但能维护社区居民的利益仍是乡村领袖合法性来源的重要方面。而在当代的农村，理性化具有了基础性的作用，村干部借以维护村民利益的手段和资源更多具有经济理性的特点，而村民们更多地关注的也是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利益。现在社区居民中间也有一套习惯法，即达成的一种默契或共识，这就是干部一

28、定要给社区居民带来实惠，这是最主要的合法性基础，因此，从广义上说，这也是要求村干部属于“保护性经纪”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理性化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强化的过程。由此可见，乡村社区精英权力合法性基础存在理性化的趋势，这可以说是一种由传统到现代的“断裂” ，但是，究其本质，在这种“断裂”中还存在着一脉相承的东西，那就是只有能维护社区大多数居民利益的权力才有合法性。 （二）国家政权建设的不同作用杜赞奇认为，国家政权建设深入乡村，瓦解了建立在传统文化和保护关系之上的村庄精英的权力合法性，进而也损害了政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合法地位。这在 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的确如此，官方的苛捐杂税使农民不堪重负，

29、而国家为了吸取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将传统的村庄精英纳入到国家政权体系中，但是，传统的士绅在承担国家征税代理人的角色时，已经不再是一个保护者，这样就消解了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而很多的村庄精英也不愿意承担这种两难的角色，进而退出村治舞台，更多的“赢利型经纪”乘虚而入 1。这一过程在当时的确起到瓦解社区精英权力合法性以及国家政权合法地位的作用。但是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政权超强的组织能力及其自身的不容置疑的合法地位，使其不仅不会破坏乡村社区的精英权力合法性，相反乡村精英必须借助国家政权的资源，他要借助国家的象征力量甚至是行政力量来增强自身权力的合法性。例如 XYG 通过选举当上了村主任，虽然村主任是村民自治组织的代表，但还是有很浓的国家干部色彩，进而可以有一种制度上和法律上的权威，更重要的是，通过村主任这一政治角色他可以争取和调动很多体制内的资源。而且，不仅国家力量发生变化，国家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更多的不是资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85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