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台灣的國民年金發展,傅立葉2010-1-5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政策制訂的兩種模式,DiNitto, D. M. and Dye, Thomas: (1983, Social Welfare: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政策制訂有兩種模式：理性模式政治模式,理性模式,理性：此概念由經濟學而來，在社會科學中指人類能清楚認知行動的目標，並訂定所有行動選項，然後根據功利（utility，亦即獲利減去成本所得的純利）的大小，選擇最佳的行動選項。,理性決策模式的假設,社會大眾對問題有
2、共同的認知所有社會價值必須陳列出來並加以衡量所有解決問題的方案都被陳列出來並加以考慮每一種政策選項的成本及效益都被充分瞭解決策者必須計算每一政策選項的成本效益比例決策者必須選擇淨價值最高的政策選項,理性決策模式,要達成以上條件，社會必須是同質一體的，沒有個別利益團體，且決策者需有充分資訊，需有預測能力，且有智慧或工具去計算成本效益。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決策環境讓決策者能做理性的選擇。,限制理性決策的因素,Unintended consequence：targeted pop.Spill-over effects：non-targeted pop.Sleeper effects社會價值難以衡量
3、,完全理性的不理性,諾貝爾獎得主Herbert A. Simon指出：一個完全理性的決策程序是很耗時和昂貴的。而決策者並未將這些成本計算在內，其對決策的改善，可能不及為此目的所做的投資。,有限的理性模式,Bounded Rationality：決策者不在追求最高的效益，而在追求大致上可以令人滿意的效益，也就是差強人意的效果。這是在有限資源（包括資訊、分析工具）下的妥協。,政治模式,對理性模式的反動採取衝突的觀點看社會問題認為政策制訂基本上是一個政治過程，這個過程決定“who get what, when and how?”決策的中心是衝突，是因為社會價值分配產生的衝突,政治模式的假設,社會沒有
4、一致的社會價值，只有個別團體或個人的價值，而這些價值常識互相衝突的。社會成員對問題無法有共同的定義，對某些人而言是問題，對另一些人可能是利益。社會價值和其成本是無法衡量的。決策者無論有多麼先進的技術，也無法預測各種政策選項的效果或計算其成本效益。,政治模式的假設,決策者的政治環境使其無法衡量各種不同社會價值，尤其是弱勢團體的社會價值常無法在決策程序中反映出來。決策者的決策未必基於社會價值，可能是為其自身的目的，例如權力的擴張、地位的提升、和其他的物質報酬等。決策程序很難將所有不同利益吸納進來，讓所有的團體或個人都獲得參與。,漸進模式,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Charles L
5、indblom認為：政策制訂過程中，決策者大都受以往政策與決策環境的限制，很難突破。因此多半承襲以往傳統，變更幅度甚小。人類歷史上的重大變動，事實上是無數小變動的結果。大幅度改變的決策很少，且不易產生預期效果。因此漸進的改革在政治上事理性的,政治模式,因此，大部分的決策是：維持現狀多種政策同時採行，可能相互矛盾,政策制訂的程序,界定社會問題訂定政策選項合法化過程：立法、公布、施行細則訂定、預算編列、政令宣導等政策的執行政策的評估以上每個程序都牽涉政治的過程,政策制訂的程序,以上每個程序都牽涉政治的過程例如：問題的界定政策制訂可能在以上任何一個程序中斷,歷史制度論,先前政策制度會對後來政策制度的發展產生形塑的作用先前政策制度所累積的經驗、知識、組織、文化、及人民對政策的理解與想像先前政策制度對社會（利益）團體的分化、結盟、與衝突所產生的制約性影響路徑依賴的假設,從以上觀點思考台灣的國民年金政策發展,國民年金內容請參考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