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让市场参与扶贫 效率会更高李小云 汪三贵 刘文奎汪三贵教授在论坛现场邹明:您是研究农业问题的专家,我想让您简单地介绍一下中国的农村贫困现状究竟是什么样的现状?汪三贵:中国跟全球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讲的贫困问题到现在主要还是讲农村贫困问题。刚才邹总编辑也讲了,去年减了 1442 万,现在是 5575 万贫困人口,这些人口都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标准跟农村贫困标准不一样,城市通过低保解决。农村采用统一的标准,总体来讲我们的贫困绝大部分都在农村。大概十年前,我跟世界银行一起做了一个中国贫困评估,当时把国家城市调查数据和农村的数据合在一起做了研究,我们发现农村贫困人口占到全国总贫困人口大概 95%
2、。为什么农村贫困人口很多?首先是区域因素,现在贫困人口绝大部分都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大概占到贫困人口一半多一点,然后是东部,东部偏远地区,偏远的山区或者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地区;另外,农村整体发展程度不足,它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基础设施,这些方面远远落后城市地区,农村发展和收入水平都很低,更容易导致贫困;而在产业方面,农业的收益比较低。人口以一个效率比较低的产业为生,更容易产生贫困人口,在这个产业中从事劳动、工作的人相对来说收入水平低一些。这是农村贫困的一个基本状况。邹明:现在的扶贫工作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的,而特别是现在经济放缓,中央每年还要拿出这么多钱搞扶贫。政府是否一定要主导全国扶贫工作,是
3、否需要做一些微调,是否可以引进一些社会资本来进行我国的扶贫工作?请汪三贵教授谈一下你的看法。汪三贵:政府主导扶贫是很正常的事情。扶贫是公益性的事业,市场不可能大规模扶贫。本来扶贫就是政府的责任,特别是制定整体扶贫战略。中国政府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推出新的战略规划,这肯定是国家主导的。政府需要拿出大量的扶贫资源做扶贫。要提高扶贫项目,而具体的扶贫方式怎么做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很多国际上的经验。政府出钱后,是不是只依靠政府自身做每一项扶贫的细节?扶贫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刚才邹明讲了方方面面从产业的发展,从教育、医疗、卫生、生态保护到社会保障,各方面的事情有一些政府来做是比较有效的方面。
4、而有一些方面,则需要市场主体。比如说产业扶贫,这是保障贫困人口持续脱贫很重要的方面。政府指导产业发展,告诉农民应该种什么,解决它的市场问题、技术问题,而在这些方面我们失败案例是很多的,即政府还没有形成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动员市场主体去参与扶贫工作。刘秘书长讲了需要合作社这样的形式,以解决产前的服务问题,产中的技术问题以及产后销售问题。一些扶贫可能需要民间机构有效性的提高,比如说社区发展。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一些民间机构在发展过程中发展出来一套专门的技术,相对来说,它不像政府部门这样官僚化,官僚化的政府做扶贫的时候效率是很不高的。我们现在提倡,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有什么力量就贡献什么力量
5、,从根本上提高我们的扶贫效率。这样的扶贫工作综合性非常广,它不是一个部门,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能够完成的任务。现在的扶贫,从政府层面上来讲叫做,五级数据一起抓,从中央到地方,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比如企业界、社会各界包括公民个人,都是可以参与扶贫的。只有动员很多力量,来长期参与和干预的扶贫工作,才能把扶贫攻坚战真的打好。提问环节:提问:老师您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很感谢凤凰卫视提供这次论坛,让我们更加了解中国扶贫工作。中国减贫到了最后阶段,减贫的效应难度应该会不断的增加,我想知道的是,中国是否应该创新减贫的方式?由原来的漫灌改成精准扶贫,我想知道未来如何落实“精准”着两个字?李小云教
6、授提出中国政府主导扶贫工作,而政府主导是与市场的行为相冲突的。如果地方财政不能保证地方财政税收的时候,中央政府将如何与地方政府相协调实现中国减贫工作的开展?谢谢。汪三贵:减贫工作越到后面难度越大,因为比较容易减贫的人,他们受到的限制因素是比较单一的,减贫工作后期,部分人之所以贫困,是多种因素综合导致的,特别是让这样的群体持久性的脱贫,那可能就不是一年能解决的问题。让这样的群体持续脱贫面临的问题是很多的。这就是中国政府为什么提出精准扶贫,提出了很多综合性的措施解决贫困问题。这些措施提出之后,方向有了。每一个措施都有每一个措施的问题,产业扶贫这是很根本的问题,它需要创收,而不能完全依靠救济,一些没
7、有劳动能力的人完全依靠救济以外,还是靠自我能力的提高,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就业也好,去做产业也好,来创收摆脱贫困。提到精准以后地方政府做了很多的探索,这其中也有可笑的事情,精准扶贫帮助你发展产业,而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干脆给你几万块钱,你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前一些省就是这么做的,结果绝大部分人拿到钱以后就消费掉了。而一些政府开动脑筋,觉得直接给钱不行,应该给项目,让他们做项目创收脱贫,如果贫困人群不知道怎样做项目,那么政府就把项目设计好,想好,甚至让他们做什么也都想好。今年就有一个地方政府,给贫困户想的一个办法是养种兔,每一个贫困户养两只种兔,希望通过养种兔的办法增加收入,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发现所有
8、村里的贫困户第二天就把这个种兔以 25 块钱的价格卖掉了。政府设计的挺好,成本就是两百元,最后贫困户干脆全卖掉了,这还不如直接发钱。帮助穷人,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他们面对的问题是相当多的,有资金上的问题,技术上面的问题,产业上的问题,等等。昨天在北京会议中心专门开的产业扶贫论坛,很多地方都介绍各自的经验,各个地方探索产业扶贫的途径,以让贫困人口能够加入到现代的经营主体。而企业也好,合作社也好,这些主体在市场上更有竞争能力,让贫困户跟他们竞争,怎么竞争得了?现在的核心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贫困户加入到这个产业链里面,加入市场主体里面去,这是我们现在探索最核心的内容。按照市场规律,公司也好,大户也
9、好,让贫困户愿意跟这些更有能力的人联合。而这里面就有很多制度设计的问题,资源安排的问题。我们最终需要形成的是一种共赢模式。如果说经济扶贫要长期吃亏,那是做不了的,我们必须形成共赢的模式,当然今天就不在这个问题上细讲了,各个地方都有很多的成功经验。这就是我们讲的,要想精准扶贫,还需要很多机制上的创新,制度上的创新才能够做得到。除了产业方面,医疗方面,教育方面的问题,都要有自己的方式才能够真正帮助到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提问环节:提问:据了解,中国减贫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减贫的路更加难走。我有一个想法,我们是否能够改变模式,由政府来领导的模式转而由第三方作为主导? 因为,第一,政府可以节省人
10、力,提供一定的资金给第三方组织用于扶持;第二,第三方组织得到资金扶持可以解决一定的就业压力;第三,能够由第三方进行减贫的工作。第三方不一定是龙头企业,也可以是低层次的第三方。这不只是双赢,而是三赢的方案,是很多欧美的国家,中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实施的一个阶段。我们的处境和他们很相似,那么是否应当贯彻这个想法,融入到我们这个政策里面。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汪三贵:中国减贫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贫困是相对的。中央政府此次 2020 年消灭贫困,对其有一个定义,叫做解决现有标准下的贫困问题。我们不要期待着 2020 年以后就没有贫困了,不扶贫了,这个是不对的。2020 年以后我们会有新的贫困标准。美国
11、现在贫困人口 4600 万,占总人口的 15%,每七个人里面有一个。但是就是因为美国贫困标准比我们高十倍以上,可以看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贫困标准不断提高。我们会不断在高的标准下解决新的问题。所以这几年我们解决现有标准下的贫困问题。你刚刚提到,长期以来政府主导扶贫。政府全面主导也带来了效率低的问题。我很同意你的看法。扶贫需要动员更多的第三方、市场主体、民间机构的力量,包括基层农民自己更积极的参与,这个才是我们根本的途径。这个里面我们也面临一些挑战,要动员第三方的力量参与进来。同时,我们需要第三方的力量,第三方的力量也有这个能力。政府这么大规模的扶贫,涉及到这么多方面,其实民间机构在很多国家是一个重
12、要的扶贫主体,甚至在一些国家比政府发挥的作用还要大。所以我们需要有民间机构参与,政府能够依靠他们的力量。由于政府强,民间比较弱,民间机构发展需要过程。并不是说一旦需要民间机构,民间机构就有这个专业能力帮你做。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能静态来看。政府需要更加开放,把很多民间机构能做的,市场主体能做的放给他们做。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间培养机构的能力,让他们壮大起来,让他们在整个扶贫中间发挥更大的作用。发达国家很多的救济工作都是民间机构做的,可能更专业化、更有效。由于综合性的因素,我们现在还是更多依靠政府主体。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太急。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民间机构,还是需要过程培养,慢慢地政府提供资源。我们的目标可能就是政府制定政策,提供更多的资源,如果市场能做,民间机构、社会能够承担,就尽量由他们做,这样效率会更高,政府只是起到监督考核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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