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都鄙邑落结构与商王的统治方式.DOC

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 xianqin.org1商代都鄙邑落结构与商王的统治方式王震中提 要：通过对甲骨文资料和考古发掘资料的考察，商代王畿范围和四土侯伯内的都鄙邑落结构都是由三大等级所构成，而且后者显然就是前者的一种缩影。此外，作为晚商王都内的族氏结构和族居特点，其王族和一些强宗大族虽有可能是以宗族与家族相结合的结构而组织起来的，但王都内其他不同族属的族人们最初每每都是以家族的形式而出现的，这一现象使得晚商王都族居的特点呈现的主要是以家族为单元的大杂居小族居，它反映出王都内的地缘性即亲族组织的政治性要较其他地方发达一些。如果说商王对于远距离的服属国族采取的是间接支配的方式，

2、那么与王都内的族氏结构相联系，在王都及其附近，商王的直接支配可以达到家族这一层面。商代的都鄙结构和商王的间接支配与直接支配相结合的这种统治特点，都是由商代的国家体制及当时国家形态的发展程度所决定的。关键词：都鄙邑落 族氏结构 统治方式中国商代考古学经过几十年长期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至目前为止，在都邑和村落的考古发现方面，既发现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小屯殷墟这类的王都遗址，也发现有诸如湖北盘龙城、晋南垣曲商城、东下冯商城、河南焦作府城商城、辉县孟庄晚商城址、四川广汉三星堆城址、江西樟树吴城商城、新干牛头城等次一等级的大概属于侯伯方国一类的都邑遗址，还发现有再次一级的贵族居邑和更

3、次一级的一般的普通村邑遗址。对此，它们在商代社会中，是以什么样结构方式组合的？是如何被支配和管理的？本文欲结合甲骨文和文献对商的王畿内和侯伯方国内的都鄙邑落结构及其统治方式作一探讨。一、 侯伯方国内的都鄙邑落结构甲骨文中没有“都”字，商代也没有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所说的“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这样的区分 1。在甲骨文中，是将王邑、贵族诸侯大臣之邑、普通1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第 41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 xianqin.org2的村邑，都称为邑的。这样，当我们要在名称上区别这些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居址时，只使用甲骨文的邑

4、，就感到十分不便。为此，尽管甲骨文中没有“都”这个字，本文还是不得不借助后世的一些词汇概念，如都邑、都鄙、都城、王都、国都等，来描述商代社会的居邑结构。此外，与都鄙和族氏结构相联系，本文也涉及一些族组织的概念。尽管甲骨文中出现有“王族” 、 “子族” 、 “多子族” 、 “三族” 、 “五族” 、 “左族” 、 “右族”之“族”字，但甲骨文中族字的含义与后世完全从血缘层面上所讲的族字的含义是不一样的。甲骨文中的“族”字说的应该是军事军队编制中的一种，它所反映的最基本的不像是血缘组织而像是军队组织，表示的是一种亲属部队。笔者认为， “王族”指的是王的亲属部队， “子族”指的是子（子或指宗族之长即

5、宗子，或为爵称，它既包含有王子，也包含有非王子）的亲属部队， “多子族”指的是“多子”即多个子的亲属部队， “一族” “三族” “五族”分别指的是一个、三个、五个亲属部队， “左族” “右族”指的是位于左边和位于右边的亲属部队，也就是说，甲骨文中的“王族”与“子族”和“多子族”不是血缘意义上的族属共同体的分类，甲骨文中所谓“王族”与后世血缘意义上的王族范畴，不是同一个概念，在我们所理解的血缘意义上的王族概念中，它至少包含有王、王子、不限于时王之子的历代诸王的后裔以及王的其他亲族亲属，即与时王和历代诸王有着血统关系的亲族集团，都属于广义的王族成员 1。因而，本文所使用的“家族” 、 “宗族” 、

6、 “王族”这些概念，依旧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血缘上的族组织的概念而不是甲骨文中族的概念。甲骨文所见的都鄙结构，王畿外的侯伯的情况要比王畿内表现的明了，故我们先从侯伯的都鄙谈起。先看有一版经常被引用的卜辞：癸巳卜， 贞：旬亡祸？王占曰：“有祟，其有来艰。 ”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沚 告曰：土方 （征）于我东鄙， 二邑， 方亦侵我西鄙田。 （合集6057 正）在这版卜辞中，有学者以为这里的“我”指得是商王自己，故所谓“东鄙” “西鄙”也是商王畿的边鄙。殊不知，将甲骨文中的“我”一律认为指的是商王自己，只是部分研究者自1 在甲骨文中，族字从 ，从矢，矢为箭镞， 为旌旗，因而丁山先生指出：甲骨文“

7、族字，从 ，从矢，矢所以杀敌， 所以标众，其本谊应是军旅的组织”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 ，中华书局，1988 年 4 月新 1 版，第 33 页） 。李学勤先生也认为甲骨文中的“王族即由王的亲族组成的队伍，多子族是由大臣或诸侯的亲族组成的队伍” （李学勤：释多君、多子 ，载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对于卜辞中“族”的含义，历来有两种解释，多数人是从血缘层面上理解，认为它是宗族家族之族，也有认为它是商人军旅，是军事组织名称。笔者认为，甲骨文中的“族”主要是军事军队编制中的一种，它反映的最基本的不是血缘组织而是军队组织，如果说它与后来的“族”字含义有

8、什么联系的话，甲骨文中“族”所表示的有可能是一种亲属部队，商代以后才将这种表示亲属部队的“族”逐渐地主要表示为血缘组织，并在“族军”这一层面上将二者统一了起来。关于甲骨文中“族”的问题，笔者将专文加以论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 xianqin.org3己的推测之词，在这里“土方征于我东鄙， 二邑， 方亦侵我西鄙田” ，明明是来自西边的沚 所报告的内容，所以，这里的“我”完全可以是沚 的自称，从而这版卜辞中的“东鄙” “西鄙”也只能是沚 领地的“东鄙”和“西鄙” 。这里的鄙为边鄙 1，即都邑郊外的野鄙或边境边远之地，鄙字的这种用法在春秋时仍在使用。按照沚 向商王的报告，沚 的

9、东边边境受到土方的征掠，祸害了鄙上的两个邑；沚 的西面边鄙的田地受到 方的侵扰。这说明沚 是以自己的都邑为中心，在都外边境之地散布有小的村邑，各村邑都有自己的田野。这种侯伯封地内中心性的都邑，相当于甲骨文中的“唐邑” （合集20231） 、 “望乘邑” （合集7071） 、 “ 邑” （合集8987） 、丙国之 “丙邑” （合集4475）等 2。例如，唐邑，甲骨文有“侯唐” （合集39703） 、 “唐入十” （合集9811 反） ，可知唐邑为诸侯“侯唐”的领邑，即唐侯领地的都邑； 邑，因甲骨文有“王令 伯” （合集20078） 、 “贞：令郭以 族尹 友。五月” （合集5622 ） ，可知

10、邑乃 伯及其宗族所在地，它也是 伯领地的都邑；望乘是商王武丁时著名军事将领，望乘邑当然也是其领地的都邑 3。这些侯伯封地内的中心性都邑，也被称为“大邑” （合集6783） 。在这里，显然位于中心的都邑与诸如上举沚 领地的东鄙、西鄙之邑，至少可以构成侯伯方国领地中的都邑与边邑这样两级的都鄙结构，后者受前者的支配。这种边鄙小邑，每每没有邑名而以数字计量，如：其多兹十邑 （合集28098）大方伐鄙二十邑。 （合集6798）呼取三十邑于彭龙。 （合集7073 正）呼比臣沚 册三十邑。 （合集707 正）一次被“伐”被“取”被“册”的邑竟达二十邑、三十邑，说明这些邑多为村落小邑。用数字计量的邑，在西周金

11、文中也是常见的，如 从盨铭文中有二邑、三邑、十有三邑等， 命镈铭中有“二百又九十又九邑”之数。这些小邑在都邑结构中因是最底层的邑，在当时社会政权结构中也属于最基层的一个单位 4，有些大概就相当于文献上所说的“十室之邑” 。但是，从邑落的等级结构来分类，在侯伯的都邑与边邑之间，应该还有中等规模一级1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二，第 42 页，中华书局，1983 年新 1 版。2 宋镇豪：商代邑制所反映的社会性质 ， 中国史研究1994 年第 4 期。3 宋镇豪：中国风俗通史夏商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年 11 月，第 58 页。4 杨升南：殷墟甲骨文中的邑和族 ， 人文杂志1992 年，

12、第 1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 xianqin.org4的邑，这些邑多为中小贵族或者是宗族长所居住，也就是说，在一个侯伯方国中，按照君侯、君侯之下的贵族及其族氏，以及一般的平民这样的阶层划分，在居址的规模与规格上，也应分成君侯所居住的都邑为最高等级，其他贵族及其族氏的族长所居住的宗邑为次一等级，贫穷家族所居住的普通村邑为最下等级。所以，根据侯伯领地的大小，在都邑与边邑之间，还应该有一些其他的邑，而上引甲骨文之所以表现出都邑与鄙邑的两级结构，是因为经常遭到侵袭的每每是边境上的鄙邑，而位于中间等级的贵族宗邑，却很少有机会记录在甲骨文上，但它实际上应该是存在的。甲骨文有“柳邑”

13、 、 “ 邑”之类的邑，如“左其敦柳邑” （合集36526） ， “其 邑有戎” （甲释补 1，图版 212） 1。这类柳邑、邑是被命名的或者说是在甲骨卜辞中被明确记有其名的邑落，它与上引“鄙二十邑” 、“三十邑”等未被记名的小邑相比，记名与否，反映了其被重视程度、重要性和规模大小的不同 2，这类邑就应该相当于侯伯领地内的其他贵族及其族氏的族长所居住的宗邑。此外，即使在边邑的范围内，在数个边邑相聚不远的情况下，我们假若设想它们是一些近亲家族所居之邑，那么这些近亲家族即可构成一个宗族，其中的某一个邑当为宗族长所居住，属于这些家族的宗邑，它的规模也应略大于其他的边邑，这种邑也有自己的名称，如在征人

14、方卜辞中出现的“攸侯喜鄙永” （合集36484） ，这个“鄙永”也许就属于边鄙上某个宗族的宗邑。实际上，在甲骨文中，有的提到“鄙二十邑” （合集6798） ，这些邑都属于鄙下之邑，为此有学者认为：“鄙虽处于某一政治区域的边缘，但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邑，而是处于边鄙群邑的中心地位，故其属下亦有数量不等的小邑。可见商朝的鄙自成体系，亦为一级行政区划” 3。综合上述，笔者认为侯伯方国的都鄙邑落结构应该为三级结构：最高一级是君侯所居住的中心性都邑；第二级是其他贵族的贵族之邑或族长所居住的宗邑，这些中等规模的邑落，在空间分布上有的位于都邑与边邑之间，有的就在边鄙群邑之中；第三级的邑是边鄙小邑和侯伯领地内贫

15、穷家族所居住的普通村邑。以上是甲骨文所见的侯伯方国的都鄙邑落结构，这类邑落在考古学遗址中也可以大体找到其对应关系。如作为侯伯方国的中心性都邑，我们可以举出湖北盘龙城、江西吴城、山东青州苏埠屯、陕西西安老牛坡、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等。湖北黄陂盘龙城，最初发现的是面积约 75400 平方米的城址、城内的宫殿建筑和城外1 宋镇豪：中国风俗通史夏商卷 ，第 6465 页。2 陈朝云：商代聚落模式及其所体现的政治经济景观 ， 史学集刊2004 年第 3 期。3 杜勇：商城政区蠡测 ， 2004 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肖良琼商代的都邑邦鄙一文（载胡厚宣主编全国

16、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殷都学刊增刊，1985 年）已提出：“鄙、奠是诸侯与国下一级行政区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 xianqin.org5含有贵族墓葬的墓地、手工业作坊、居址以及窖穴等 1。然而，根据最近的钻探调查发现，现在看来，最初发现的较小的城址只是其宫城，在原来的古城之外还存在宽 25 米左右的版筑外郭城城墙 2，这样盘龙城的结构就类似于郑州商城，也是一个由宫城与外城构成的都邑遗址，只是其规模比郑州商城小得多，但它作为商王朝在江汉平原东部一个诸侯的中心性都邑，是符合其身份地位的。江西清江吴城城址，城垣周长 2860 米，城内面积 61.3 万平方米。城内建有长

17、廊式道路，发现有大型祭祀场所、建筑基址，还有制造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龙窑、铸造青铜武器、工具和礼器的作坊等遗迹 3。将吴城商城出土的遗迹遗物与距离吴城遗址 20 公里的新干县大洋州发现的同时期的商代大墓联系起来，吴城商城为商代方国的都邑，也可以得到确认。盘龙城与吴城这两个畿外侯伯的都邑，构成了这两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和文化的中心，由于商的冶炼青铜器的铜矿的原料，有许多来自江西瑞昌铜岭和湖北大冶铜绿山 4，因而有研究认为，盘龙城和江西清江吴城两个地区中心，很可能就是商王国为控制当地铜矿等资源而在长江中游地区设立的两个据点 5。山东青州苏埠屯一号大墓是一座有四条墓道、墓室面积达 56

18、 平方米、殉犬 6 条、殉人多达 48 人的规模极大的墓葬 6。苏埠屯遗址虽然尚未发现城址，但是这种带有四条墓道的大墓的规格与殷墟王陵是一样的，而且由该遗址出土铸有“亚醜”族氏徽铭的大铜钺以及五六十件传世铜器中都有“亚醜”铭记来看 7，亚醜最初可能是商王派到东土、住在苏埠屯的武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后来发展成了外在的诸侯，但同时还在王朝兼任小臣之职，称为“小臣醜” （甲骨文合集36419） ，所以，苏埠屯遗址也是一个诸侯一级的都邑遗址。陕西西安的老牛坡遗址，有学者指出有可能属于崇国 8，或者又认为与商代在唐杜作大邑有关 9。崇国虽不见于甲骨文，从文献上看，它是商在西方的一个重要与国。 诗1 湖

19、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 ，文物出版社，2001 年。2 刘森水：盘龙城外缘带状夯土遗迹的初步认识 ， 武汉城市之根商代盘龙城与武汉城市发展研讨会论文集 ，武汉出版社，2002 年。3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 年考古发掘报告 ，科学出版社，2005年。4 刘诗中、卢本珊：江西铜岭铜矿遗址的发掘与研究 ， 考古学报1998 年第 4 期；夏鼐、殷玮璋：湖北铜绿山古铜矿 ， 考古学报1982 年第 1 期。5 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谈起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 1

20、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 118 页。6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 ， 文物1972 年第 8 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地发掘报告 ， 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 年。7 殷之彞：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器 ， 考古学报1977 年第 2 期。8 李学勤：海外访古记（四） ， 文博1987 年 3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 xianqin.org6经大雅文王有声说：“既伐于崇，作邑于丰” 。 史记周本纪将此记为：“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 。正义引皇甫谧曰：“崇国盖在丰、镐之间” 。所以，从历史地

21、理上看，老牛坡遗址为崇国的可能性很大。至于唐杜氏以及甲骨文“作大邑于唐” ，也有学者说它在山西。总之，老牛坡遗址尽管尚未发现城墙之类的遗存，但它是商在西方的与国都邑的所在地，应该没什么问题。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年代跨度很长，其城址的使用期也较长。城墙的建筑年代在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即二里头文化时期，其使用一直到商末或周初。三星堆不但发掘出城墙，而且从其一、二号器物坑（又称为“祭祀坑” ）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金器、玉器以及其他质料的器物来看 1 ，在商代，这里是一处商方国的都邑，大概不成问题。此外，晋南东下冯商城、垣曲商城、河南焦作府城这类城址，因其距离商王都并不远，它们究竟是属于王畿内的贵族大臣的城

22、邑，还是商的四土范围内的侯伯的都邑？目前是不明确的。从年代上看，东下冯商城、垣曲商城和焦作府城作为城邑遗址的使用年代是早商时期到中商第一期（白家庄期） ，其最主要的使用期是早商时期。而早商时期的王畿范围，笔者以为可以由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这两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存的王都的连线来确定，偃师至郑州一线的北部，其天然屏障就是黄河，所以早商王畿的北边界线有可能以黄河为界。为此，东下冯、垣曲和府城虽说它们距离偃师商城或郑州商城不太远，但考虑到它们都在黄河以北，因而应该不属于早商王畿的范围，而处于早商王畿边缘的外边，从而晋南东下冯商城、垣曲商城和焦作府城商城也都属于商的四土范围内的侯伯都邑，是畿外诸侯一

23、级的中心性都邑遗址。只是东下冯商城和垣曲商城在作为畿外侯伯一级的都邑的同时，它们也是将晋南的中条山地区的铜矿和运城盆地河东盐池之盐运往偃师王都和郑州王都的重要的中转站 2，所以，在早商时期，这两座城邑既是商北部的重要军事屏障，也是重要的水陆运输枢纽。作为畿外四土侯伯内的贵族居邑，我们可以举出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桓台史家遗址、和河南辉县孟庄遗址等商代遗址。济南大辛庄遗址的商文化遗存的分布达 30 万平方米，出土有属于大辛庄二期的中型墓葬的贵族墓（M106） 3，还发现书写格式和内容接近武丁时代的非王卜辞，因而学者们推测9 李学勤：荡社、唐土与老牛坡遗址 ， 周秦文化研究第 105107 页，陕西

24、人民出版社，1998 年出版。1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 ， 考古学报1987 年第 2 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 ，文物出版社，1999 年。2 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冈时期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谈起 ， 古代文明第 1 卷，文物出版社，200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 xianqin.org7大辛庄是殷墟以外非王的地方贵族家族居地 1。在目前尚无城址以及亚字形、中字形或甲字形一类大墓发现的情况下，判定大辛庄遗址为当地贵族的居邑，是合理的。山东桓台县史家遗址的发掘出龙山文化环壕聚落、岳石文化木构祭祀坑、岳石和商代甲骨

25、刻文，以及商代祭祀遗迹和商代的铸铭铜器等 2。通过对铭文中“戍”的解释，可知这是商王朝在殷墟一期时派“寘” （或释为“宁” ）族的首领在今山东桓台一带戍守 3。这种戍边的武官，在尚未发展为四土的侯伯之前，其地位可以称之为“贵族” ，其居邑也属于贵族之邑。辉县孟庄在龙山文化晚期时即已建成一个城内面积约为 12.70 万平方米的城邑，到二里冈文化时期，这里不见有城址遗迹，而到殷墟文化时期，又建有城垣。由于在殷墟文化时期，这里属于畿内贵族的城邑，故我们在下一节还会论及。而在二里冈期即早商文化时期，辉县孟庄遗址虽没有城垣设施的 4，但从其规模看，应属早商时期畿外中小贵族一级的居邑。在上述侯伯的都邑和贵

26、族居邑之外，考古所发现的遗址更多的则是一般的普通村邑，如山东平阴县朱家桥殷代村落遗址，就是一个普通村邑。该遗址 20 世纪 50 年代曾进行过两次发掘，发现殷代房基 21 座、灰坑 34 个。房屋面积都较小，也十分简陋，房屋的形状有接近方形的，也有近圆形，还有近长方形的和“ ”形的。屋内出土器物有陶器、骨锥、骨箭头、网坠、陶纺轮和卜骨等。在距离村落聚居地不远的西部和西南部，发现殷代小型墓葬 8 座，一般均无随葬品，唯 12 号墓出土陶罐 2 件，时代与房屋内出土的陶器相同，均为殷代晚期 5。平阴县朱家桥遗址是晚商时期四土侯伯方国领地内的一处典型的普通村邑。这种村邑的居民多为平民族众，聚落的规模

27、较小，数量众多，恰可以与甲骨文中以数字计量的所谓“十邑” 、 “二十邑” 、 “三十邑”这一情形相吻合。所以，甲骨文与商代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商的四土中的侯伯方国的都鄙邑落结构是一种三级结构。二、商王畿内的都鄙邑落结构3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等：济南市大辛庄商代居址与墓葬 ， 考古2004 年第 7 期。1 朱凤瀚：大辛庄龟腹甲刻辞刍议 ， 文史哲2003 年第 4 期；方辉：2003 年济南大辛庄遗址的考古收获 ， 2004 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2 张光明：山东桓台史家遗址发掘收获的再认识 ，载夏商周文明研究97 年山东桓台中国殷商文明国

28、际学术讨论会 ，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年 9 月。3 王宇信：山东桓台史家的再认识及其启示 ，何洪源、李晶： 桓台史家出土“祖戊”觚的再认识及其探讨 ，两文均载于夏商周文明研究97 年山东桓台中国殷商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 ，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年 9 月。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辉县孟庄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 7 月，第 241305 页。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平阴朱家桥殷代遗址 ， 考古1961 年第 2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 xianqin.org8分布在四土的侯伯方国的都鄙邑落结构已如上所述，商王畿的情况又是怎样？首先，在甲

29、骨文、金文和文献中，晚商王都被称为“大邑商” （合集36482 等、 何尊 ） 、 “天邑商” （合集36541、 英藏2529、 尚书多士 ） 、 “商” （合集10344 等） 、 “兹商” （合集776） 、 “商邑” （诗经商颂殷武 ） 、 “王邑” （英藏344）等。因为是王都，其在商代都鄙邑落结构中当然处于最高的等级。王都之外，在王畿内处于第二等级的则是贵族和朝臣的居邑。我们知道商的王畿也就是尚书酒诰所说的“内服” ，所谓“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 ”。在这里，被称为内服者的百僚庶尹、亚服、宗工和百姓里君，就是各种职官，也即王畿内

30、主要是以居住着各种职官为其特征。而担任各种官职者，也就是大大小小的各类贵族，所以甲骨文中的百官 1以及“多君” “多子”之类的朝臣 2，原则上都属于贵族的范畴。这些贵族有的与商王同姓，有许多是异姓，他们在朝任职任官，当然在王畿内需要有自己的居邑，对于这类居邑我们称之为贵族居邑。此外，有材料证明，在商的王畿的边缘，似乎也有鄙邑。如有一条卜辞说：“癸巳卜，在商、雷、孝、商鄙，永贞：王旬亡祸？惟来征人方。 ”（英藏2525）这里出现了“商鄙” ，这是征人方结束，返回商都时占卜王在下一旬有无祸害，王在商鄙有所停留。这样，综合甲骨金文和文献资料，我们对王畿内的居邑等级也可以至少划分为三个大的层次：最高一

31、级是商王所居住的王都，例如小屯殷都，它可以称为“王邑” 、 “商邑” 、“大邑商”等；次一级的是畿内担任各类职官的贵族大臣；再次一级的亦即最基层的则是那些普通的村邑。在第二等级的居邑即贵族居邑中，若细分又可分为规模较大的大贵族居邑与规模较小的中小贵族居邑。将上述三个等级的居邑分类与考古发现相联系，首先，作为商王所居住的王都，在早商有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中商有小双桥遗址；晚商有洹北商城和小屯殷都。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在早商时期是一度并列的王都 3。小双桥是仲丁、外壬所居的隞都 4。洹北商城是盘庚所迁之殷都，为盘庚、小辛、小乙所居住 5。以小屯为核心的洹南宫殿区，则是武丁1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 ，

32、第 503522 页。2 李学勤：释多君、多子 ，载甲骨文与殷商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3 王震中：早商王都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待刊。4 陈旭：商代隞都探寻 ， 郑州大学学报1991 年第 5 期；陈旭：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即隞都说 ，中原文物1997 年第 2 期；邹衡：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隞（嚣）都说辑补 ， 考古与文物1998 年第 4 期。5 岳洪彬、何毓灵：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商代遗存的认识 ， 2004 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王震中：“中商文化”概念的意义及其相关问题 ， 考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33、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 xianqin.org9以来至帝辛时期的殷都。作为畿内贵族居邑，新近在安阳大司空村发现有属于贵族宗庙院落的遗址 1，就可以看成是王都内贵族大臣的居址或宗邑。近年来在距离小屯村南约 2 公里处的北徐家桥村北和刘家庄北一带发现的几十组四合院式建筑基址群 2，也是一处王都范围内贵族聚居的族居遗址。河北藁城台西的邑落居址，结合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来看，它也属于王畿范围内的贵族居邑，只是这里的贵族从事着酿酒业的专门化生产，这所大型宅院群落的居民是一个专门从事造酒的家族或宗族，它反映出商代以家族或宗族为单位的手工业专门化生产的一般形态 3。此外，河南辉县孟庄在晚商时期筑有城邑 4，城内

34、面积为 12 余万平方米，城邑的规模不大，距朝歌不远，当属于畿内贵族大臣的城邑。作为王畿的范围内的普通村落遗址，最近在安阳殷墟孝民屯发掘出的年代属于殷墟二期的平民聚落，即为一例。该聚落的房屋多由成套的半地穴居址所组成，目前发现的半地穴式建筑的数量已发掘出 100 组（套） ，逾 200 间 5，从其规格和居住方式以及出土遗物看，它属于殷墟西部边缘地带即王都范围内的普通村邑。1997 年至 199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民尼苏达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联合组成的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队，对殷墟外围的洹河流域地区进行了多学科目的的考古调查。调查的范围，以殷都殷墟为中心，向东西各约 20 公里，向

35、南北各约 10 公里左右展开，总面积将近 800 平方公里。以这次调查为主，综合历次调查的结果，发现仰韶文化后岗时期的邑落遗址有 6 处，仰韶文化大司空村时期的邑落遗址有 8 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邑落遗址有 30 处，下七垣文化时期的邑落遗址有 8 处，商文化殷墟阶段以前的邑落遗址有 19 处，殷墟时期的邑落遗址有 25 处，西周时期 22 处，东周时期 36 处。其中，商文化殷墟第一期晚段以前的阶段即商文化白家庄期至洹北花园庄晚期（亦即殷墟第一期早段）的 19 处邑落是：姬家屯、东麻水、大正集、柴库、洹北花园庄、西官园、东官园、聂村、大市庄、大定龙、大八里庄、袁小屯、郭村西南台、晋小屯、韩河固

36、、东崇固、开信、将台、伯台。殷墟时期的 25 处邑落遗址是：北彰武、阳郡、北固现、姬家屯、蒋村、西麻水、大正集、安车、西梁村、柴库、范家庄、秋口、后张村、小八里庄、大八里庄、晁家村、南杨店、文物2006 年第 1 期。1 岳洪彬、何毓灵：新世纪殷墟考古的新进展 ， 中国文物报2004 年 10 月 15 日。2 孟宪武：安阳殷墟考古研究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6677 页；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951996 年安阳刘家庄殷代遗址发掘报告 ， 华夏考古1997 年第 2 期。3 王震中：藁城台西邑落居址所反映的家族手工业形态的考察 ， 东方考古第 3 集，待刊。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37、究所编：辉县孟庄 ，第 306 页。5 王学荣：殷墟孝民屯大面积发掘的重要收获 ， 中国文物报2005 年 6 月 1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 xianqin.org10郭村、晋小屯、大寒屯、韩河固、东崇固、将台、蒋台屯。中商至晚商第一期早段的 19 处聚落，除洹北商城作为王都而规模庞大外，大多数属于规模较小的普通村邑。至于这 25 处殷墟时期的聚落，调查者说其面积最大者不过 35000 平方米” ，并认为“除殷墟外，洹河流域似不存在其他较大的中心聚落。这有可能说明当时分布于王畿附近的聚落都是由商王直接控制的，其间或许没有介于商王与族长之间的中层组织或机构” 1。可见洹

38、河流域中商和晚商时期的这些聚落，以目前的发现所反映的聚落的规模而言，显然属于笔者所说的王畿内距离王都不远的普通村邑。总括上述可知，在王畿的范围内其邑落结构也是由三大等级所构成，即最高等级的是王都，次一等级的是贵族朝臣的居邑，最基层的为普通村邑。此外，通过对殷墟周围和洹河流域的历年考古学调查，还可以看出：对于普通村邑与中心性都邑的空间分布关系，不能教条地理解为一定是围绕着中心性都邑，呈环状在四面八方均匀地分布，而是应该与河流的走向、地势的高低等自然环境状态相适应。总之，不论呈现出何种分布形式，这种居邑上的不同等级，既是其身份地位不同所致，也是上下垂直隶属关系的一种表现。三、安阳殷都的大杂居与小族

39、居上述王畿与四土侯伯的都鄙邑落的三级结构，只是一种宏观上的考察，在微观上，商代都邑内的亲族组织形式与族氏结构，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它与都鄙的三级结构结合在一起又是如何为商王的统治服务的？它们与商王的统治方式有何关联？这些都是我们想进一步探讨的。难能可贵的是，近八十年来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包括宫殿宗庙在内的大量的房屋建筑居址、墓葬、手工业作坊遗迹以及墓中所出青铜器上铸有的各类族氏徽铭，再联系相关的甲骨卜辞，为我们剖析晚商王都的族居特点及其族氏结构，提供了多方面具体而丰富的材料。这里我们首先就安阳殷都的族居特点作一概括。以目前调查发掘所得，在总面积达 36 平方公里的殷墟范围内（图一） 2，能够划分出最有特征的区域为宫殿宗庙区与王陵区。位于洹水北岸武官村北的王陵区，由 13 座属于王陵的带墓道的大墓、近 1500 座排列密集而整齐的祭祀坑和一些大墓旁的陪葬墓所组成。王陵区内数量庞大的祭祀坑是经长时期频繁使用形成的 3，这说明王陵区既是埋葬商王的陵1 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队：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 ， 考古1998 年第 10 期。2 岳洪彬、何毓灵：新世纪殷墟考古的新进展 ， 中国文物报2004 年 10 月 1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科学出版社，1994 年，第 40 页。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第 12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