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缺失的社会性原因分析.doc

1、 诚信缺失的社会性原因分析摘要：20世纪80年以来，尤其是近一时期，诚信缺失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将失信视为社会问题，从社会文化、社会历史、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角度分析社会诚信问题的原因，提出：传统文化的缺陷是社会诚信问题的社会文化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上的失误是诚信问题加剧的历史原因，加速的社会转型和社会流动是社会诚信缺乏的社会结构性原因，经济转轨期社会秩序的混乱、制度的漏洞和打击不力是诚信环境恶化的社会制度性原因。关键词：诚信，失信，社会问题，社会原因中国素来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诚实守信是中国传统道德建设再三强调的重要方面。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

2、，个人、企业甚至政府失信造成的社会信任度下降问题凸现，诚信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人们对于失信行为的谴责和愤慨，虽然表明我国从整体上仍然认可诚信的价值，但不可否认，失信行为已经侵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继续蔓延加重的趋势。一系列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社会信用状况恶化，社会信任度在下降。“1990年英格莱哈特（Ronald Inglehart）主持的世界价值研究计划将中国包括其中，在被调查的41个国家中，中国的社会信任度高达60%，仅次于瑞典、挪威、芬兰，排列第四；1996年新一轮世界价值调查涵盖47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又在其中，却只有50%的中国人认为大多数人值得信任；1998年，美国、香

3、港、大陆三地学者在中国大陆四个城市（上海、天津、武漢、深圳）所作的调查显示，平均只有30%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值得信任，其中深圳的社会信任度仅为16.8%。”注释： 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解释城市消费文化研讨会论文（2000年5月耶鲁大学）。目前，失信行为情况之严重、涉及领域之广、失信人数之多，足以说明失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从社会学观点来说，这种超出个人的特殊生活环境，与人类社会生活、制度或历史有关的、威胁社会多数成员价值观、利益和生存条件的公共问题，是一种社会问题，它的根源在社会而非个人 参见童星：世纪末的挑战：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

4、122页。对于任何失信行为，失信者都难辞其咎，他们利欲熏心，不讲道德，败坏了社会诚信环境，对他人及社会造成极大危害，理应受到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但是出现如此广泛的社会失信行为，确实应该分析其社会原因。一、传统文化的缺陷是造成诚信问题的社会文化原因。社会诚信成于内而形于外，个人内在的诚实、坦诚是其社会行为能够信守承诺、遵守契约的心理基础。一个人要做到诚信，个人的道德自律是第一重保障，这种道德约束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内在的精神信仰(当然也来自对于违约责任的理性算计)，它不是先天的，而是人在成长过程中由家庭、学校、同龄群体、工作和生活单位、大众传媒等社会组织通过教育，以及个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使其接受社

5、会文化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成长于一定社会环境的人，无不受当时当地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在西方，宗教文化非常发达，人们的信仰往往是一种宗教教化，而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文化，我国公民的道德约束力量也主要来自于儒家文化所形成的信仰。儒家信仰文化有其优点，但儒家信仰文化也有其固有的弱点：第一，它缺乏有效的约束力。信仰对人的约束通过两个“内心”来维持，一是“内心的崇敬”，二是“内心的畏惧”。儒家文化对于培育人们对于崇敬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引导人成为“真君子”、“大丈夫”，这是很好的信仰导向。但是它缺乏使人内心畏惧的手段，因为儒家文化没有“来世”观念，所以“盖棺定论”，只要此生幸福，不必担心“来世报应”，

6、没有彻底的“报应”观念，使人对于“恶有恶报”有一种侥幸心理，降低了人们对于各种“恶”(包括失信)的畏惧感。第二，儒家的信仰缺乏有效的实践途径。信仰不是一种口头说教，而是人们对于人生的根本态度，它在本质上是实践性的，信仰各种宗教的教徒遵从的各式各样的宗教仪式和宗教信条就是他们实践自己宗教信仰的方式，儒家信仰缺乏明确的实践方式，儒家曾提出了“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但对于普通人，目标很高，很难实现。例如，“立德”意在塑造自己的道德品格，名垂青史；“立功”是“治国，平天下”，而且是“仁济天下”、不凭武力；“立言”是写道德文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7、。这都不是一般百姓能够做得到的。虽然儒家信仰缺乏明确的实践途径，但儒家信仰文化的宣传却又偏偏特别提倡实践。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看来，儒家文化也是一种宗教，但和西方很多宗教教派的预言方式不同，例如，西方的基督教的预言方式是一种“伦理型预言”，传教的先知声称接受上帝的委托，要求人们把服从上帝及其意志当做一种伦理上的义务，这样，传教的先知并不是上帝自身，传教士的“恶”并不是上帝自身的“恶”。教士们的“恶”不会严重动摇人们对于上帝的信仰。而中国儒教的预言方式是一种“模范型预言”，先知在传道时完全不提神圣的使命或伦理义务之服从，只是诉诸那些渴求得到救赎的人的自身利益，指示救赎之道，这样它就必须有一个

8、关于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概念，并要求先知以身作则。在这种情况下，传道者自身实践信仰的偏离就会动摇受道者的信仰。因此，儒家信仰缺乏明确实践途径的弱点也就影响更坏。儒家信仰的这些弱点对于中国人的道德建设造成了两个不良的后果：一是人格的分裂。本来儒家提倡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诚实守信、身体力行，一再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但由于所提倡的很多要求缺乏实践的途径，现实上很难做到，所以就有了一定的虚假性。中国文化上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礼节、客套、面子等文化现象，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郑也夫考证 参见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9页。，在儒家经典论语中，信字出现了38次，礼字却出

9、现了74次之多。我们并不是说礼节、礼貌不需要，但如果人们过分重视繁琐的礼节和虚假的客套，诚信的本真难免受到忽视。二是信仰对象的实用化趋势。由于儒家信仰的实践难题，所以原本作为人生依托的信仰慢慢变成了人生的手段，成了实现个人功利的一种工具，信仰呈现出多元化、易变的特点，人们不易坚持原则，人们之间的斗争更多地是利益冲突而不是原则冲突，在坚持诚信不能带来利益反而会带来损失的时候，人们坚守诚信的坚定性就会大打折扣。对于这种人格缺陷，1872年来华，在我国生活近五十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英文名字为阿瑟史密斯)在1899年曾发表了一本书，书名为中国人的特性 参见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

10、8年版。 ，在书中他介绍了中国人的一些特点，认为中国人缺乏诚信，尖刻地指出“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本能。”2、新中国成立以后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上的失误是诚信问题加剧的历史原因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缺陷视为中国诚信问题的社会文化根源，可能会有人提出异议，因为新中国建立五十多年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信仰，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克服了儒家信仰实践途径模糊的问题，为诚信道德的实践提供了思想和文化基础。这的确如此，很多人反映建国之初我国的社会风气较好，人的诚信程度也较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方面，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党所宣传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11、务，某种程度上主张个人利益完全服从于集体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也带有实践要求过于理想化的传统文化特征；另一方面，新中国的历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相比毕竟是太短暂，很难想象传统文化的糟粕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荡涤净尽。不仅如此，建国以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实践的失误非但没能使传统的诚信道德及时向现代的诚信道德转变，而且还对传统的诚信根基造成了很大破坏，这是造成当前诚信缺失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是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弯路使人产生了“信任危机后遗症”。大跃进的虚假浮夸“放卫星”和人民公社的“假、大、空”，导致失真；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造谣千遍成真理”等

12、，导致失信。例如，据当时的媒体报道，1958年7月25日，江西桂湖社试验田，早稻亩产9195斤，1958年7月 30日，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第二十四生产队放出一颗高产“卫星”，亩产创10597斤的纪录；1958年8月9日，安徽省高丰社试验田，亩产16227斤。广西日报 1958年 9月11日称，环江县红日人民公社，种植中稻面积14487亩，其中收割的969亩中，平均亩产干稻谷17000多斤，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一块一亩一分三的中稻田，平均亩产突破13万斤，成为全国“大跃进”时代水稻亩产的“卫星”。这些现在看来明显不可信的事实，在当时却能大行其道，它对于诚信道德建设的负面影响是极大的。因此说，

13、“文革”之害不仅在于把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更严重的是搅乱了人们的思想、扭曲了人们的心灵、动摇了人们的信念。“文革”中，“个人崇拜”与“人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老百姓的命运随时会因为极少数人一时的喜怒哀乐而改变，在这种极端险恶的生存环境中，人们的欲望不能真实地表达，在内心深处也被人为地设置出了许多禁区。“副统帅”林彪，就曾经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在这种畸形的社会形态下，不合主流声音的很多思想和观点，不仅对陌生人不能讲，而且对自己的亲人、朋友也不能讲，以防止发生家庭成员、朋友之间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决裂”。文革期间的政治揭发使很多人遭受到“杀熟”的打击，著名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14、中胡风就是因舒芜的揭发而定罪，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人们对于诚信的失望正如北京大学右派学生谭天荣（当时22岁）的大字报所言：“我过去那么信任过的人，今天却在断章取义揭露我的反社会主义言论” 转见郑也夫：中国社会中的信任，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在当时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自己的亲人、朋友都不能坦诚相待，传统的信任基础也发生了动摇。二是精神文明建设的薄弱导致诚信意识淡薄。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我国曾出现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同步的现象，没有做到“两手抓，两手硬”，在诚信道德的建设上也是如此。一方面，在急于加快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物质文明、社会财富成为衡量社

15、会发展和个人能力的重要尺度，大家缺乏理论研究的兴趣，对于市场经济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研究极不充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的认识还主要停留在传统文化和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的阶段。在传统文化中，认为“无商不奸”，在建国后，出于意识形态上斗争的需要，对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制度的宣传中，充斥着“道德沦丧”、“尔虞我诈”等字眼，人们往往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划等号，使很多人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市场经济就是一个不讲信用，为了利润无所不用其极的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我国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尤其是未能与时俱进抓思想道德教育，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诚信意识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形势，没有形成“诚实为荣，失信为耻”的社会风气

16、。3、加速的社会转型和社会流动是社会诚信缺乏的社会结构原因同中国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一样，中国传统的诚信观是以传统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朴素的伦理观念，讲究内外、亲疏有别、尊卑差等。“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一直沿袭着这样一种伦理传统：社会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尖锐对立的、内外有别的伦理信仰和伦理实践，家庭或者家族等社会组织内部伦理及其在与外部社会经济组织交往时所遵循的外部经济伦理。内部经济伦理坚持的是相互信任、真诚守信、合作互利的诚信原则，而在对外交往中坚持的却是截然相反的伦理原则，在这里，哄骗、欺诈、哄抬物价、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等行为成为受内部成员称道的正当谋利行为。”郭英兰：“诚信危机”的伦理思考，湖南第

17、一师范学报2002年3月第1期。传统的诚信观是和一个社会流动非常小的熟人社会相适应的。传统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相对封闭，市场经济很不发达的熟人社会。人们彼此之间重人情，重关系，重面子，在这种环境下人们之间的信任基础是彼此之间的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等等)，种种不同的关系构成了彼此之间的道德身份，人们依据自己的道德身份明确自己的道德责任、产生相应的道德约束，因此，这种道德约束是从他律转化而来的自律，因为如果自己不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如对君尽忠、对父母尽孝、对朋友诚信等)、就会失面子，不仅会受到他人的谴责，而且可能付出极大的代价失去在关系网络中的地位，不能得到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源。适应现代

18、社会的诚信观起源于西方，诚信的道德责任来源于相互之间的契约。契约是双方或多方协议认可并承诺遵守的行动规则，它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未能履行义务时的惩罚措施，是信任建立的一种法制化手段。契约通过对风险的限定，减少了信任建立的不确定性及非理性，使信任的建立获得了普遍的基础和客观的标准，为信任提供了客观的保障。契约打破了血缘、地缘的限制，使在任何个人、组织、国家之间建立广泛的信任成为可能，极大地扩大了信任的范围。目前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之中，社会交往面增大，“知名交往”减少，“匿名交往”增多，人们之间很难再从传统的熟人关系中找到自己的道德责任，而必须依靠彼此之间的契约

19、而明确自己的责任，但很多人漠视契约所规定的道德责任，仍然遵循内外有别的诚信理念，往往对“自己人”讲诚信，对陌生人不讲诚信，由于法律对于违约责任的追究不够，他们对于签约的陌生人的失信行为大大增加。同时，加速的社会流动减小了失信的成本，这也是失信现象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流动的增多是当前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们的居地、职业、社会地位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例如人口的居地流动造成人的交往群体的急剧扩大，互动的持续时间和次数明显减少。根据经济学博弈理论，在重复性互动的小群体中，失信和不合作成本较高，而当群体成员增加或一次性博弈过程中，失信和不合作的“搭便车者”的成本会大大降低，尤其是在缺乏强有力的

20、失信惩罚时。因此，在社会流动加速的情况下，失信的成本降低，而社会监督和处理失信行为的成本相应增高，会给某些人违背诚信道德提供诱因。4、经济转轨期社会秩序的混乱、制度的漏洞和打击不力是使诚信环境恶化的制度性原因如果说前三个原因是造成诚信问题的诱因，而制度的漏洞和打击不力则使得诚信问题因缺乏强力的制约因素，而恶化了诚信建设的环境。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期，一般而言，经济的转轨会使社会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吴申元、徐建华：诚信：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道德基础，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一是社会道德秩序失衡。经济转轨时期，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和道德秩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旧

21、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其相适应的道德秩序日渐瓦解，而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与其相适应的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秩序远未最终确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新旧经济体制和道德秩序会发生激烈的碰撞和冲突，另一方面，在两者的结合处又容易形成空白点。在这种情况下，旧的道德规范虽还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但其力度日渐缩小，而“诚信”准则尚在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其力度还不足以填补旧道德规范的退却所留下的空白。这种情况就难以避免地导致道德秩序的混乱、失衡，甚至道德无政府状态，出现相互间的猜疑和不信任。二是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法制不健全。任何一个社会乃至一个社会的任何阶段都可能发生失信现象，信用缺失并不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有现象

22、。但我国现阶段失信现象达到如此程度，部分应归因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信息不对称和法制不健全。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在各种计划的控制之下进行，资源的配置根据计划指标的安排来垂直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传递和处理是垂直进行的，根本就不需要信用关系来调节人们之间的经济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主要通过各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来进行，信息主要是在各个交易主体之间横向传递。同时市场上的信息量空前增大，且瞬息万变。与此同时，由于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尚未形成一套有效的机制来保证信息的公正、公开和有效传递。这就使得市场交易主体之间，例如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债权人和债务人之

23、间，出现了信息不对称，这就给失信和欺诈提供了可能。而法制不健全、政府监管能力不足。舆论监督不力等因素，又使得失信者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或即使受到惩罚，失信者因此而付出的成本远远小于其因失信而得到的收益。这种失信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性就使得失信从可能转化为现实。三是政策的多变加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远未最终形成，市场经济机制、规则、秩序尚在摸索和完善之中，随着实践的发展，新的政策法令和规章制度会不断出台，以取代旧的、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法令和规章制度，在这一过程中，政策的多变性难以避免。另外，有关政府部门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摆脱不了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对市场活动干预过多

24、。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种“土政策”经常是朝令夕改，缺乏透明度，使得企业无所适从。更有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地方保护的需要，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正常的市场行为，公开维护本地企业失信行为。理论上的清醒是行动上坚定的基础，面对日趋严重的社会诚信问题，仅仅是感情上的激愤和舆论上的谴责是远远不够的。通过以上对于失信现象社会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根本改善我国的社会环境，使诚信成为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一方面必须加强对于社会成员的教育，使他们的社会化（包括继续社会化和再社会化）过程较多接受现代的诚信观念，另一方面，加强社会诚信的相关制度建设和执法监督，增大失信的成本，从个人的道德约束和社会的制度约束两方面促进社会诚信的建设，或许，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只要持之以恒，失信问题的解决就有了希望。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