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的散文.ppt

1、清代前期的散文,在晚明的傳統文學類型中，散文因為能脫離道統的立場而作富於個性的自由抒發，又不太受形式的拘束，其成就較詩為顯著。入清以後，隨著封建正統文化的再次強化，散文中固有的“載道”傳統又重新抬頭了。在清朝統治者看來，這是由衰轉盛的表現。但從文學的個性表現和自由抒發的價值上看，這正是嚴重的衰退。,金聖歎（16081661）雖不以文章名世，他的一篇偽託施耐座的水滸傳序，卻是談論悠閒生活的佳作。文中以友朋聚談為人生快事，而所談之事，“不及朝廷”、“不及人過失者”、“不求驚人”，只關乎個人性情。這裏面實際上可以感受到對現世的畏懼，而作者由此而導出的則是一種飄然遠引的情趣。至於李漁的閒情偶寄，則專門

2、教人把日常生活變成藝術化的享受，有許多話題，都說得很新鮮。如菜一文談菜花雖賤，因其至多至盛而可貴，有如“君輕民貴”，這種聯想就很奇特，很有意思。,而後描繪道： 園圃種植之花，自數朵以至數十百朵而止矣，有至盈阡溢畝，令人一望無際者哉？曰無之，無則當推菜花為盛矣。一氣初盈，萬花齊發，青疇白壤，悉變黃金，不誠洋洋乎大觀也哉！當是時也，呼朋拉友，散步芳塍，香風導酒客尋簾，錦蝶與遊人爭路，郊畦之樂，什伯園亭，惟菜花之開，是其候也。 這一類文章，固然談不上有多少高的思想價值，但有真實的感情，有活潑的美感，較之裝腔作勢的高談大論，更有文學趣味。,清前期的小品，也不完全是這樣的，有些仍記錄了時代的悲哀和痛苦。

3、如廖燕（16441705）作金聖歎先生傳，對具有反傳統思想的金聖歎備加推崇，又記他無辜得禍，臨刑時說：“斫頭最是苦事，不意于無意中得之。”在無理可言的世界，連悲哀都是多餘的了，所以有這樣滑稽的語言。將此篇與金氏本人所作的提倡悠閒生活的水滸傳序相對照來看，我們對清初文人的處境，會有更深的感受。,在另一方面，一些以遺民自居的文士如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等，則努力提倡經世致用之文。顧、王二氏的文章，多屬單純的政論和學術論文，而黃宗羲的情況則稍有不同。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南雷，人稱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曾參與武裝抗清，後隱居從事著述。有明夷待訪錄、南雷文定及學術史性質的宋元學案、明儒學

4、案等。他主要是一位學者，但並不排斥具有文學性的散文。,他認為：“文以理為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郛廓耳。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 （論文管見）他自己的文章大多比較平實，但也有些是講究文采，富於感情的。像原君雖是政論文，但攻擊君主多以天下為私，辭調顯得嚴厲而激切。人物傳記中，柳敬亭傳雖有譏刺意味，但對這位市井人物並不過分苛責，頗有生動之筆。其中寫到柳敬亭曾受左良玉信賴，參與軍中機密，因而傾動一時，明亡後復以說書為業。這裏也寄寓了作者自身對於“國變”的驚心動魄之感。,在清前期文壇上居於正統地位的，則既不是承晚明餘波的小品，也不是學者之文，而是號稱接續唐宋古文傳統的古文。先有

5、侯方域、魏禧、汪琬所謂清初“三大家”，後有桐城派。前者代表了從明末文風向清初文風的轉變，後者代表了與官方意志相應的古文體式的確立。,關於清初三家，四庫全書提要有比較完整的評價： “古文一脈，自明代膚濫於七子，纖佻于三袁，至啟、禎而極敝。國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複講唐宋以來之矩矱，而（汪）琬與甯都魏禧、商邱侯方域稱為最工。然禧才雜縱橫，未歸於純粹；方域體兼華藻，稍涉於浮誇。惟琬學術既深，軌轍複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經，與二家迥別。廬陵、南豐固未易言，要之接跡唐、歸無愧色也。”很清楚，這裏是把侯、魏、汪三人之文作為對明文尤其是晚明散文的反動來提出的。,侯方域在明末是一個活躍于東南一帶的貴公子，行止有明

6、末文人任性放浪的習氣。明亡後歸鄉里，將書室“雜庸堂”改為“壯悔堂”，表明要力糾往日之非。同時也表現在對文章的態度。其盟弟徐作肅壯悔堂文集序言：侯子十年前嘗為整麗之作，而近乃大毀其向文，求所為韓、柳、歐、蘇、曾、王諸公以幾於司馬遷者而肆力焉 。從這些描述和明末東南名士的文學風尚來看，所作當以駢文為多，其特點應該是偏向華美和感情顯露的。侯氏在為人上由傲誕任性轉向努力於儒者的修養，在為文上從“春花爛熳”轉向講求“唐宋以來之矩矱”，這實在不僅僅是由於年齡增長、多歷變故而趨向平穩，而是順應了時代的變化，意圖在新的社會環境中獲得新的立足點。,侯方域後期的散文雖向“古文”傳統靠近，但要說“原本六經”還是不夠

7、。他的作品以人物傳記類較為出色，較多取法於司馬遷、韓愈的活躍的筆法，也講求辭采之美。與任王穀論文書雲：“當其閑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可見他很注意文章的生動感人。,馬伶傳寫伶人馬錦為演好“奸相”嚴嵩，遂入當朝宰相顧秉謙府為僕三年，藝大進，實是譏刺顧秉謙，卻只從馬伶學藝來寫，文筆頗巧妙。至於為桃花扇所取材的李姬傳，雖然有名，卻寫得不生動。侯方域的後期文章主要源于唐宋古文的傳統，但在清初，“古文”因受理學的影響正向更“雅正”也是更斂束性情的方向發展，所以它仍遭到很多批評，如同時齊名的汪琬即指斥侯氏“以小說為古文辭”,魏禧（16241681）字冰叔，江西寧都人。

8、他對文章強調“積理”、“練識”，以合於實用。魏氏無甚文才，好發議論，文章沒有什麼趣味。他入清不仕，喜表彰抗清的志節之士，如江天一傳、高士汪渢傳等，寫俠士的大鐵椎傳也暗寓了反清之志。由於重在表達作者的政治態度，這些傳記中的人物大抵有事蹟而無個性。另外，魏禧集中有不少文章好談奇異之事，議論駁雜，這也是招致四庫館臣不滿的原因。,汪琬（16241691）字苕文，長洲今江蘇蘇州人，順治進士，康熙時為翰林院編修。康熙帝曾稱讚他說：“嘗與近臣論本朝文學砥行之儒，首稱數先生。”（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他的文章力求雅正，結構嚴謹而文字樸實。因為合於“道”又合于皇帝的喜好，在當時負有盛名。,清初三家，雖說接跡唐宋載

9、道之文的傳統，但侯、魏的文章，仍有明人使才好奇的餘習；汪琬雖說比較雅正，但除了重複前人的主張，也沒有新的理論。隨著清王朝統治的穩定和思想控制的深化，適應這一“盛世”的需要，由方苞提出以程朱理學為內核，以左傳、史記等先秦兩漢散文及唐宋八家古文為正統，以服務於當代政治為目的，在文章體格和作法上又有細緻講求的系統化的古文理論，並以具體的作品與之配合。因為方苞和接續其理論主張的劉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有“桐城派”之稱。在姚鼐的努力下，“桐城派”成為全國性的和影響最廣泛的宗派，其影響一直延續到民國。,唐宋古文的傳統，在清因為政治與思想文化專制高度強化的情況下，以衛道自命的文人不過以此表現對統治力

10、量的積極依附，而不能真正具有以“道統”自任的信心，更難以在“載道”文學的旗幟下發揮個人的才性（清後期的“古文”處於變化中，另當別論）。另一方面，自元明以來背離或疏遠正統思想的文學已有很大發展，越來越缺乏生氣的“古文”與之相比尤其顯得蒼白。所以，桐城派雖然影響很大，其實只是統治力量和傳統勢力在文學領域的陰影，本身並不具有活躍的生命力。雖然它的理論和創作也稍有可取的部分，但沒有多少真正值得稱述的成就。只是它作為一種重大的存在，不能不給予重視。,方苞（16681749）字靈皋，號望溪。康熙四十五年（1706）進士，曾因同鄉戴名世南山集案牽連入獄，幾乎論斬，後得赦，官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其門人王兆符

11、於望溪文集序中記方氏自言以“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為人生志向，這對於瞭解他的文學主張也很重要。有方望溪先生全集。,桐城派能夠造成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有多種原因，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方苞一開始所提出的理論就具有明晰而系統的特點（他的後繼者也很注意這一點）。他的方法是通過對一個核心概念“義法”的多層面的闡釋來建立自己的理論系統。所謂“義法”，最基本的解釋可以說得很簡明：“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又書貨殖傳後）只是說言之有物而文有條理。,方苞“義法”乃“古文”之“義法”，“若古文則本經術而依於事物之理”，也就是說必須依據儒家經典的宗旨來敍事論理，方有“義法”可言。這種

12、古文又有它的歷史統系，“蓋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其次公羊、穀梁傳，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古文約選序例）。但在方苞看來，唐宋八家還有不夠的地方，如柳宗元、蘇氏父子經學根底都太差，歐陽修也嫌粗淺（見答申謙居書）。這其實就是接過唐宋古文的“道統”旗號，再參取程朱一派理學家的意見，在“古文”中濃化經學氣息，對學唐宋八家提出需要警戒的地方。,雖然“義”與“法”有別，但方苞通常還是把兩者當作一個完整概念使用的。所以他講具體的文章作法，也是說“義法”。如稱左傳、史記記事“各有義法，一篇之中，脈相灌輸，而不可增損”（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這主要講佈局

13、；稱漢書霍光傳“詳略虛實措注，各有義法”（書漢書霍光傳後），這主要講章法。“義法”對文辭的具體要求是“雅潔”，這也是方苞很強調的。,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簡而言之，古文之文辭不可淺俗、輕巧、華麗，因為這可能引導不莊重的情緒。 大致方苞是用“義法”說取代了前人的“文道”說。因為“文”與“道”容易分為兩物，“義法”則密不可分。單獨講“義”與“法”內涵不同，但法從義生，義由法顯，故兩者就合一了。這把過去“文以載道”的理論更加嚴密化了，加上他對唐宋八家的批評，對文體和語辭所提出的戒條，這就為“古文”建立了比唐宋古文更為嚴格也更有束縛性的規

14、範。,方苞本人的文章，以碑銘、傳記一類寫得最為講究，蓋因敍事之文，最易見“義法”。其長處在剪裁乾淨，文辭簡潔，有時尚能寫出人物的性格與神情。但對人物的褒揚中，總是滲透了封建倫理意識，少數山水遊記則板重絕倫。他的文章中最有價值的，應數獄中雜記，因是作者親身經歷，以往的憂懼和憤慨記憶猶新，文章記獄中種種黑暗現象，真切而深透，議論也較少迂腐氣。雖名“雜記”，卻條理分明，文字準確有力，可以見出方苞文章的功力。但這在方苞散文中屬於特例，不能代表其一般特點。,劉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峰。晚官黟縣教諭，有海峰文集、詩集。他因文章受到同鄉方苞的嘉許而知名，並師事方苞，又為姚鼐所推重，在

15、“桐城派”的形成中起著承先啟後的傳遞作用。同時，他也是“桐城派”與“陽湖派”之間的橋樑，“陽湖派”首領惲敬、張惠言都是他的再傳弟子。其文論主要見於論文偶記，對方苞之說有新的闡發。他進一步探求了文章的藝術形式問題，講究文章的“神氣”、“音節”、“字句”及相互間的關係。,“義理、書卷、經濟者，行文之實；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認為文章真正可以講究的，是在“行文”的“文法”上。就文法而言，“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字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准，以字句准之。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為神氣之跡。”他的意思，是以音節即文章的韻律感為關鍵，通過音節來表現神氣。劉大櫆本人的文章，大都鏗鏘上口，音調高朗，有韻律之美。如息爭、觀化等，均有此特色。這一種主張和文章特點，對後來桐城派文人的影響頗大。,劉大櫆雖然並沒有脫出方苞的範圍（他是把“義理”作為毋庸置疑的前提來看的），但通過對“神氣、音節”的強調，表現了對文章的美感因素的重視。後來姚鼐在這方面又有新的闡發，我們放在後面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