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地理环境对仇池国的影响.DOC

1、1浅析地理环境对仇池国的影响王虎龙（陇东学院 历史系，甘肃 庆阳 745000）摘 要：地理 环境是社会物 质生活条件之一。仇池国独特、优越的地理环境，对其社会经济、民族性格、民族精神、风俗、语言及其变迁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地理环境也是仇池国得以存在近四个世纪与魏晋南北朝相始终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关键词：地理环境;仇池国;相互影响仇池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我国西北的少数民族氐族在今天甘肃东南部、陕西南部和四川北部建立的一个地方性政权。从东汉建安十六年（公元 2ll 年） ，武都白马氏部大帅杨腾之子杨驹，在此建仇池国。以百顷为号，兴衰续断，经晋至隋六个朝代，传 18 代，易 33 主，建立过五

2、个氏部族国家，统治甘、陕、川三省边境的六郡 18 县达 386 年之久（从公元 196 年至公元 581 年） 。在战乱频发、政权变换频繁的魏晋南北朝，力量弱小的仇池国能历时四个世纪，几乎与魏晋南北朝相始终，这与地理环境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关于仇池国的研究，学界曾达到过一个高潮，相继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的专著、论文，就仇池国的历史、经济、军事等，做过大量有意义的研究。笔者略微统计了一下，有马长寿先生的遗著氐与羌 1；张维和李祖桓先生分别著有仇池国志 2；徐日辉教授写的前仇池国述论 3和后仇池国述论 4；郑炳林教授著有仇池国二十部护军镇考 5；陈金凤先生著有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 6等。其中陈金凤

3、先生的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使笔者深受启发，它以宏观的视角，提出了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及其研究理论体系。笔者家居陇南,于乡土了解较深,不揣浅陋，从地理环境对仇池国的社会经济、民族性格、民族精神、风俗和语言的影响几个角度出发，用横向贯通的方法，略加阐明地理环境与仇池国及其历史变迁的关系。一、仇池国的自然环境在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尤为重要。仇池国之所以能前后历时近四个世纪，形成自己独特的历史与其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仇池政权是以仇池为中心建立的政权，其势力范围大致为“今天陕西省南部的汉中地区，甘肃省东南部的武都地区和四川省西部的平武、广元地区。 ”7这些

4、地区属秦岭和大巴山相错之地，面蜀背秦，形势险要，对外联系的通道往往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成为仇池政权的重要屏障。仇池，本山名，亦称仇维山或百顷山，又名瞿堆（当地俗称大山寨） ，位于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城南 60 多公里的大桥乡南部。 “仇池山形势险峻，有一百顷宽广，约万亩左右，上有池，四周绕一圈，共有九千零四十步，约二十五里。形状像一个翻倒的壶一样。 ”8史书上对仇池山的描述大同小异。 水经注漾水条云：“汉水又东径瞿堆西，又屈径瞿堆南，绝壁峭峙，孤险云高，往之行若覆壶，高平地方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 开山图谓之仇夷，所谓积石嵯峨，嶔岑隐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顷，煮土成盐，因以百顷为号。

5、山上丰水泉，所谓清泉涌沸，润气上流者也。 ”9宋书氐胡传亦云：“仇池地方百顷，因以百顷为号，四面斗绝，高平地方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山上丰水泉，煮土成盐。 ”10史籍关于仇池山的描述多半出自转向抄凑，身历其地者甚少。西汉水由西北绕仇池山脚南流，洛峪河从东南沿山麓西来，二水汇流而下，为长江流域嘉陵江水系，成三面环水，一面衔山的天险雄关。仇池山顶，南北长，东西窄，并非古人所说是方形的。其海拔 1793 米，相对海拔 791 米。 11其主峰为伏羲崖，赤红色的山峰高耸，状若啼鸡，群山环立于四周，显得巍峨苍古。与此同时，该山地处今甘肃西和县、成县、康县、武都区四县区的边缘， “其北边骆谷城就是当

6、年钟会取汉中的前哨阵地。 ”12 ， “东边有一条长达五十余里的石峡近道，是古代由陇右通往四川的必经之地，占有仇池实际上就控制陇蜀要道。 ”13由上述可知，在“五胡乱华”以后长达三百多年的南北纷争时代，仇池国屡衰屡兴，在陇南山区顽强的维持着自己的传统影响。在战乱频发的历史时期里，仇池国立国甚久，这固然要从南北分裂的历史大背景中寻找答案，也必须从陇南山地的特殊地理环境中获取理由。仇池山四面险隘，上下山交通极为不便，但山上较为平缓，水盈泉丰，土壤肥沃，甚至“煮土成盐” ，完全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对外物资依赖度不大，因而此地是一个具备割据自守条件的优选宝地。这样的地理条件，再加之氐杨氏世居其地，遂成

7、就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称雄于陇南地区的仇池国。地理环境对仇池立国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仇池国所处陇南山区，在群山环绕之中，地势险要，多关隘，易守难攻，3交通不便，仇池政权很善于利用此自然地理优势，这种自然力或许能顶的上几十万军队。即使有众多部队，在这样的地形环境中也施展不开。因为我们知道战争对地形有特别大的依赖性；尤其在古代社会里，能否灵活的利用地形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战争是政治的工具，它直接决定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中，有利的地形便于被侵略的国家进行防守，并能有效地阻碍或打退敌人。而不利的地形可能使敌人长驱直入。 ） 。仇池国虽多数情况下并不以仇池山为军政中心，但每当遇到挫折

8、，氐杨氏集团就会撤退到仇池山，在这里喘息，作为其最后的据点，并窥南北对峙局面所可能提供的便利，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正是这独特的地理环境使仇池国立国达三百多年之久。二、地理环境对仇池经济的影响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状况。仇池国所在地今陇南地区位于长江流域的嘉陵江水系上游，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湿热同期，气候湿润，山地地形，决定了农牧业在仇池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这样的地理环境更是决定了其物产丰富及多样化的生产方式。良好的地理条件是仇池兴起和发展的前提。地理环境的独特、优越在客观上帮助了仇池国。气候湿润，降水充沛，土地的肥沃，优越的经济条件，促进了仇池的发展。仇池国所处的陇南地区地处

9、秦岭南坡， “挡风蔽众” ，冬无奇寒，生长期较长，河流众多，因而农牧业发达，物产丰富，种类繁多。马长寿先生在其遗著氐于羌中记载：“陇、蜀之间的西汉水和白龙江流域，自古就是氐族分布的中心所在那里山川险要，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略可自给。”14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曾评价：“陇南是一个宝贝复杂地带” 15。因此这里人口稠密，较为富庶。据史料记载，仇池国民“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 ”16梁书诸夷传云：“地植九穀种桑麻。出紬、绢、精布、漆、蜡、椒等，山出铜铁。 ”17以及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云: “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密。氐人勇戇” 。 18从上述材料中，可反映出：

10、仇池国民的农业生产水平是相当高的，虽不一定九谷为九种，可大体上当时北方种植的各种谷物，氐人都有生产，米、麦、谷、豆俱全，也道出其民族成分复杂和其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汉魏之际，粮荒严重，曹操的屯田制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关中屯田较晚，先经李催，郭汜之乱，又遭韩遂、马超之害，破坏之残酷，前所未见。粮荒极难解决。于是，掠夺氐人的粮食成了曹军西出的经常之举。建安二十年（215 年） ，曹操亲征4张鲁，派遣张既“别从散关（陕西宝鸡西南）入讨叛氐，收其麦以给军食” 19。次年（216 年） ，夏侯渊进击下辨（今甘肃成县） ，又收“氐谷十余万斛” 。 20下辨氐人只有万余落，平均每户被掠十余斛，足以反映氐人

11、当时的生产水平。仇池国民积累了牲畜饲养的丰富经验。牛马驴骡除用于运输外，更多的用于农业生产。在饲养的家畜中，氐人更善养马，因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氐人“出名马” 。 21由此观之，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宜农宜牧，有了粮食就有了在当时社会中较强的独立生存和发展潜力，畜牧业，尤其是马，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 22， “出名马” ，众多的良马，为大力发展骑兵、车马提供了来源。与所有农耕民族一样，家庭手工业在仇池国国民经济中已经存在。 说文解字曰：“絣，氐人殊缕布也。 ”“纰，氐人罽也。 ”23正如蒋福亚先生所说：“这类纺织品为汉人所知，并保留氐人对其的名称，当以有部分产品远销汉人地区，并以质量见佳为

12、其前提。 ”24三国志魏志云：“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 ”25这充分说明纺织业在仇池国民中有一定的发展，衣服颜色有：青、绛，它表明，随着家庭纺织业的发展，氐人已掌握了染色技术。仇池国民的副业生产丰富多彩，除养猪外，还养蜂取蜜、割漆、刮蜡、种椒等，有的可以调味，有的用于建筑，有的为了照明。现今的仇池故地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其作物有小麦、玉米、洋芋、豌豆、大麦、燕麦、油菜、高粱等，而又以花椒、核桃为其主要的经济作物，其副业生产主要以饲养牛、羊、马、骡、驴、鸡、狗等家畜（禽） ，其中猪、牛最多，其和约占家畜（禽）之大半，而马骡驴主要用于运输，牛主要用于农业生产。由此可见，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和文化

13、的黏着性。今天的生产方式与古仇池国变化并不大。现今的仇池故地居民依旧以农耕的农业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是当地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与外界的联系较别的地方相对较少。由此，人们的思想是较为保守，经济水平也较低，教育也十分落后，基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由此可见，其独特，优越的地理环境，为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种种条件，其丰富的物产，优越的经济条件，为氐杨氏仇池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壮大提供先决条件。三、地理环境对仇池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影响地理环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从而对一个国家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纵观历史，在适宜于游牧生活的国度里，地理环境所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其国民形

14、成剽悍、粗犷和富于攻击的心理和民族性格。相反，5在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国度里，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使他们很少与外界联系，于是形成了眼界狭小、崇尚传统、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善于忍耐的心理和民族性格。而仇池国所在的陇南山区，兼顾有这两种经济生产方式，农业生产和牧业生产都占有相当的比例，农业生产主要分布在河谷及山麓地带这些适宜农业生产的地区，在不适宜农业生产的地区则以牧业为主，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农业生产。因而这决定了仇池国民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具有双重性，其表现为攻击中有忍耐，忍耐中又有极强的攻击性，而仇池国民的这种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尤其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表现的淋漓尽致。“仇池政权的军事战略体现为立足仇池

15、，外攻内守，以守为本的思想” 。 26历代的仇池统治者将“保仇池”作为其战略指导思想，而正是这种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对仇池政权的发展产生了阻碍和制约的作用。史籍关于这方面的事例较多，我们不妨列不完全统计表：表一：保守仇池时间 史实晋元帝泰兴三年（320 年） “曜亲征氐、羌、仇池杨难敌率众来距，前锋击败之，难敌退保仇池” 。 27晋元帝太兴四年（321 年） “刘曜伐难敌，与坚头俱奔晋寿，臣于李雄，曜退，复还仇池” 。 28晋咸和三年（328 年） “曜遣其武卫刘朗率骑三万袭杨难敌与仇池，弗克，掠三千余户而归” 。 29晋太元十年（385 年）十月氐豪杨定重建仇池国，自称仇池公，令杨盛保守仇池。

16、晋元兴三年（404 年）正月“九月， （西秦）乞伏乾归及杨盛战于竹岭（仇池的前方堡垒）为盛所败” 。 30晋义熙八年(412 年) 十月 氐王杨盛与前来讨伐的后秦大将姚崇、姚平战于竹岭,取胜后,退还仇池。宋元嘉十三（436 年） “赫连定之西迁也，杨难当遂据上邽。秋，七月，魏主遣骠骑马大将军乐平王丕、尚书令刘挈河西、高6仇池政权不全守仇池，不乏也有出兵之事迹。不完全统计表如下：表二：向外出兵以上两表明显的反映出，保守仇池的思想自始自终深深的烙在仇池统治者的心里，又表现出氐杨氏集团并不甘心偏守一隅，向外拓展，掠夺的野心。可用兵的成败与否，他们都偏向于还保仇池。何以出现此种情况？先前的学者大多认为

17、由于仇池国力弱小，因而无论用兵之成败，他们都还保根据地、大本营。笔者认为这正是仇池国民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所致，表现出他们的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宋元嘉十年，占据了汉中，可后来又弃之，还保仇池。汉中乃蜀地之屏障, “其地东接南郑，南接广汉，西接陇西、阴平，北接秦川。厥壤沃美，贡赋所出，略侔三蜀。 ”36战略地位之重要作为仇池的统治者是明晓的。宋元嘉十八年，大举入蜀，获雍州流人七千余家，可还是退守仇池。为何将其占领复而弃之？毋容置疑，土地资源对一个国家的存在是极其重要的。就那战略物资粮食来说，迄今为止，人类还不能做到用现代工业的方法来生产粮食，或者用足平诸军以讨之，先遣平东将军崔赜赍诏书谕难当”

18、。“杨难当惧，请秦诏，摄上邽守兵还仇池” 32宋元嘉十八年（441 年）十二月宋文帝下令进兵仇池。杨难当节节抵抗，失败后，投奔北魏。时间 史实晋永和五年（349 年） “杨初袭前赵西城，破之” 。 33晋太元十九年（394 年） 杨定进兵西秦。晋义熙三年（407 年）四月“氐王杨盛以平北将军苻宣为梁州都护，将兵入汉中” 。 34宋元嘉四年（427 年）九月“氐王杨玄遣将军苻白作，围秦、梁州刺史出连辅政与赤水” 。 35宋元嘉十年（433 年） 杨难当遣司马飞龙寇蜀。同年四月，杨难当突袭梁州，十一月占有汉中。宋元嘉十六年（429 年） 杨难当北攻上邽。宋元嘉十八年（441 年） 杨难当又大举入蜀

19、，获雍州流人七千余家后，还保仇池。7量的其他东西来取代粮食而丝毫不影响人类的发育和健康。众所周知，土地是粮食生产的最基本的自然条件，哪个国家拥有大面积的适于农作物生产的土地，哪个国家的粮食生产就有了基本的保证，因而这个国家就有了较强的生存能力和较大的发展潜力。在古代社会生产力较为低下的状况下，土地资源的重要性，仇池的统治者是明晓的。而他们正是受了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影响，只是固守其根基，没有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愈之扩大，而只在南北分峙的夹缝中苟于一隅。氐族的民族精神还表现在顽强的立国精神上。在十六国中，它们虽割据自雄，但一遭挫败就很少有再起者，唯独仇池不然。李祖桓先生仇池国志记载，仇池“一灭于苻秦

20、而杨定兴之，再灭于刘宋而杨文德复兴之，三灭于元魏而杨绍先更复兴之，屡败屡起。这种坚强不屈的立国精神，在十六国中是从未见的。 ”37由此可得出仇池虽几次覆灭,但待时机一到,立马重新立国，也正是仇池国这种顽强的立国精神，才使仇池存时甚久。四、地理环境与仇池国风俗、语言陇南山区封闭的地理环境是仇池国民形成了独有的风俗和语言。氐族人有自己的语言，由于与汉族、羌族等杂居共处，又兼汉语。史籍魏略西戎传中记载：“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 ”又云：“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 ”38这个记载是有矛盾的。 “羌语是汉藏语系，这是大家公认的，而杂胡主要是鲜卑、乌桓、屠各、卢水胡等，

21、这些族的语言多为阿尔泰语系。 ”39其前后是矛盾的。史籍通典云：“其俗，语及与中国及羌、胡同” ，似较确切，说明氐语虽属于汉藏语系，但是与汉语及羌语等还有不同。氐族人的服饰也有自己的特点，尚青、绛及白色。善织殊缕布，喜穿麻布衣。史籍魏略西戎传云：“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间袍。皆编发。 ”40其平时穿戴也独具特色，史籍南史武兴国传云：“著乌串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皮靴。 ”41与羌人“皆衣裘褐” ， “披毡为上饰” ，“被（披）发覆面” 42有所不同。氐族人早期婚嫁之俗与羌族相似。在史籍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

22、则妻后母，兄亡则弟纳嫂” 。 43史籍 魏略 西戎传中记载：“其嫁娶有似于羌。 44”与史籍后汉书西羌传中所记的相似。不过，至公元五六世纪，由于与汉族等杂居，氐族8人的婚俗和文化有所变化， “婚姻备六礼，知书疏” 45其习俗与汉族更为接近,已经与羌族的习俗相去甚远了。房屋建筑来看，显著特点就是板屋土墙。板屋土墙，是古代西部汉族和氐族人住宅建筑的普遍形式。史籍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 。 46天水、陇西二郡，尤其是天水以南的武都郡，自古就是氐人的聚居区， “民以板为室屋” ，当然包括氐族人在内。 南齐书氐传云：“于（仇池）上平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

23、，所治名洛谷” 47这与北史宕昌传谓羌人建筑“其屋，织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 48截然不同。五、小 结综上所述，西秦岭的山间盆地的地理环境在仇池政权的历史变迁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对仇池经济，对仇池民族精神、民族性格，以及仇池风俗和语言曾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仇池的氐族杨氏充分利用这一地理优势，内守外攻，是仇池据于甘陇一隅，存在近四个世纪与为魏晋南北朝相始终的重要原因之一。参考文献：1 马长寿.氐于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2 李祖桓.仇池国志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3 徐日辉.前仇池国述论J. 甘肃社会科学,1988,(3).4 徐日辉.后仇池国述论J. 兰州学刊,

24、1986,(3).5 郑 炳林 .仇池国二十部护军镇考J.西北民族研究,1991,(2).6 陈 金 凤.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7 李祖桓.仇池国志 前言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2.8 李祖桓.仇池国志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9.9 民国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1694-1695.10 梁沈约.宋书氏胡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74:2043.11 徐日 辉.前仇池国述论J. 甘肃社会科学,1988,(3).12 陈寿 .三国志 姜维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73:1066.13

25、 徐日 辉.前仇池国述论J. 甘肃社会科学,1988,(3).14 马长 寿.氐于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61.15 罗卫东 主编.陇南史话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3.916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M.注引魏略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858.17 唐姚思廉.梁书诸夷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83:817.18 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73:2859.19 陈寿 .三国志 张既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73:472.20 陈寿 .三国志 夏侯渊传M. 北京: 中华书局,1973:272.21 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M.北京

26、: 中华书局,1973:2859.22 宋范晔.后汉书马援列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73:840.23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662.24 蒋福 亚.前秦史M. 北京:北京 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6.25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M.注引魏略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858.26 陈金 凤.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172.27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74:2691.28 梁沈约.宋书氏胡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74:2043.29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74:26

27、99.30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 中华书局,1982:3574.3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 中华书局,1956:3862-3863.33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穆帝纪M.北京: 中华书局,1974:195.34 梁沈约.宋书氏胡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74:2403.3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 中华书局,1982:3797.36 刘琳 .华阳国志校注M. 成都:巴蜀书社,1984:103.37 李祖桓 .仇池国志 自序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3.38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M.注引魏略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858.39 杨建新 .中国西北少数民

28、族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81.40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M.注引魏略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858.41 唐李延寿.南史武兴国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75:1980.42 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3190-3192.43 宋范晔.后汉书西羌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73:2869.44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M.注引魏略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858.45 唐李延寿.南史武兴国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75:1980.46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M.北京: 中华书局,1964:1609-1675.47 南朝梁 萧子显.南齐书氐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72:1027.1048 唐李延寿.北史宕昌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74:3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