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资产，股份制与外资战略中日韩银行业经验比较.doc

1、 1不良资产处理，股份制改造与外资战略中日韩银行业经验比较 王一江 田国强（明尼苏达大学，清华大学 100084） （德克萨斯 A&M 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200433）中文摘要：本文通过中日韩三国银行业的经验比较，以政府和银行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来具体说明强政府制度安排下的政银关系、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和处理办法以及银行治理结构的内容。在经验证据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得到结论认为，股份制的形式并不能改变强政府下政银关系的实质，为了实现国有银行的改革，引进外资是极其重要的战略选择。关键词：不良资产 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改造 强政府 引进外资一、文章简介加快银行业的改革是中国经济中最紧迫, 最重

2、要的任务之一。中国新一届政府成立后, 温家宝总理就明确指出：“存在的问题依然是严重的。主要是不良资产的比重比较高，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高达 20，接近 2 万亿。 ”金融改革对中国而言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是一场输不起的实践。 ”新一届政府同时明确指出国有银行的改革方向是将其改造成具有良好内部治理结构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言到：“这次改革同以往不同，就是我们确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要使国有商业银行走市场化的道路，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推进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真正把国有商业银行变成现代的商业银行。 ”为了实现这一改革目标，国家要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获

3、得国家帮助的同时,大幅度提高自身效益，在风险控制、不良资产比重和资本金等关键指标上，尽快达到国际公认的标准。其中，大幅度降低不良资产的比重，同时防止新的不良资产大量发生，在实现中央制定的国有银行以至整个银行业的改革的大目标中, 是极其关键的一环。 不良资产的处理是解决银行危机和实行银行股份制改造的首要步骤，也是非常艰难的一步。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许多国家，比如韩国、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台湾等都同样面临着如何处理规模巨大的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于 1999 年成立标志着中国正式地开始着手处理银行不良资产。对中日韩三国而言，处理好历史遗留的不良资产都是

4、各自银行体系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然而，这些国家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的手段和结果各异。本文的目的，是比较和讨论中日韩三国银行不良资产形成和处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通过韩国、日本银行业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经验来说明外资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引用外资战略对中国银行业股份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对银行业改革和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理已有大量的讨论。与已有文献的最大不同，我们主要强调政府与银行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关系。围绕这一关键的互动关系，我们分析了不良资产大量发生的原因，处理效果的差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引进外资的战略措施，强调其战略意义。对这一互动关系的分

5、析，我们得到造成大量不良资产的一些重要原因和几点结论。在此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潘霁和阙澄宇多方面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2首先, 虽然三国不良资产形成有不同的具体原因,在具体原因后面，却有着深层次的共同制度性原因。这就是政府与银行的密切关系,政府对银行业务和人事，对银行经营管理和决策的干预，我们把这种干预型的政府称为强政府。分析强政府如何导致银行决策不负责任和决策失误，从而导致不良资产的大量发生。其次, 一旦认识到强政府是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发生的本质原因，人们就不能对银行改革形式上的措施寄予过高的期望。比如, 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虽然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但若不赋予其更实质性的内容，不放弃国

6、有股“一股独大” 的改革方式，对其效果就值得怀疑。从理论上来说，对强政府和银行关系的分析及其后果的认识，使我们必然要问：股份制银行能改变强政府经济制度安排中政府与银行的关系，帮助银行抵御政府的干预吗? 日本和韩国经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尽管他们的政府都不如中国政府强势(对银行的干预相对较弱)，尽管他们的银行早就实行了股份制，但股份制未能使他们的银行有效抵制政府干预，防范不良资产的大幅攀升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中国现有的股份制改造模式和思路本身寄予过高期望，是没有理论和经验根据的。那么,应该赋予股份制这一形式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才能更好地处理政府与银行关系, 防范新的不良资产大量发

7、生,有效推动银行改革呢？我们的分析最后强调,要重视外资在银行改革中的战略重要性。对这一问题,我们已作过中国银行业改革 “两个两难” 的理论探讨,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我们的 一文 (王一江、田国强, 2003)。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在这一问题上给了我们很好的正反两方面的启发。历史上，两国和中国一样,均属于对外资限制很严的国家。金融危机前, 韩国银行业是世界上对外资开放程度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对外资的限制并未使他们的银行业更加健康,高效和安全。但是，与中国和日本不同,韩国自 1997 年后,实施了非常积极的外资战略,使其成为三国中处理不良资产和防范新的不良资产发生最成功的国家。推动银行业改革，韩国在利

8、用外资的深度和广度上,形式之全面和数量之大上,都值得我们借鉴。下文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和分析中日韩三国不良资产的产生原因和各自的处理办法；第二部分重点介绍韩国银行如何成功利用外资战略以及最终的效果；第三部分总结全文。二、不良资产的产生与处理方法（一）不良资产的规模与直接成因从官方公布的数据看（具体参见表 1） , 中日韩三国不良资产的数量比较有如下几个特征：（1）中国的不良资产相对规模（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比日本和韩国都要大很多，因此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难度更大。 （2）近年来，中国和韩国银行不良资产比重下降较快，下降了大约 10 个百分点。但是中国由于不良贷款的规模大，直到 2

9、002 年 3 月中国不良贷款的比例仍与 1997 年金融危机冲击后的韩国银行不良贷款比例相当，为 16%。从这个角度来讲，留给中国的任务仍旧相当艰巨。 （3）日本的不良资产几乎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其规模仍旧在不断膨胀从 1998 年不到 6%提高到 2002 年 3 月的 8.5%。表 1：中日韩三国银行业不良贷款规模的比较1990s（占总资产%） 2002 年 3 月（占总资产%）中国 26（1999 年） 16日本 6 以下（1998 年） 8.5 不良资产包括信贷资产和非信贷资产两个方面。其中，不良贷款作为信贷资产是不良资产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并没有对规模进行细节上的分析，这里概念的

10、区分对文章结论几乎没有任何影响。3韩国 16（1997 年） 6 以下日本和中国不良资产的实际规模问题，都曾引起人们的争议，可能存在低估的问题。表 1 中日本银行业不良资产比重的增加, 更可能反映的是报告数字近年来更具真实性, 而非不良资产的实际增加。一般认为，中日韩三国不良资产的产生，有各自不同的具体原因。中国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历史原因；韩国是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日本则是由于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破灭。（二）政府干预与不良资产的形成在这些具体原因的背后，三个国家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还存在着共同的深层原因强政府制度安排下特殊的政府与银行关系。 在这种强政府制度安排下, 首先是政府直接干预银行业

11、的日常经营。同时, 在政府的干预下，银行与企业形成非经济借贷关系。隐藏在这种制度安排背后的基本逻辑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资本在其经济起飞阶段都是相对更为稀缺的资源。在这种资源禀赋结构特征基础上，政府为了满足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战略（比如出口导向、资本积累导向等） ， 需要通过对银行的控制 , 来控制稀缺资金的配置。这种强政府制度安排, 具体到中日韩三国，又有一些不同的演化细节。对中国而言, 国家是四大商业银行的直接所有者, 地方政府也在很多地方商业银行中占有相当的股份。政府决定对各类商业银行的高层人事任免。如此政府和银行关系, 决定了银行不能在政府意志之外, 独立自主地按商业原

12、则运行。在这一框架下，不良资产不断膨胀的历史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1)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战略和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中国的银行系统不得不承担历史的负担为国有企业融资。政治战略下的核心决策变量：就业以及地区收入差异需要银行来协调。实际上, 中国商业银行承担了补贴国有企业以及向不发达地区转移资金两个政策目标。 （2）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 仍旧希望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能够掌握经济的命脉，承担经济发展的重任。 因此，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成为历届政府的重中之重。 与之相对应，银行业的很多资金被转移给效率亟待改善的国有企业。 （3）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世界经济欠佳的整体影响, 导致中国的出口需求波动

13、。于是, 拉动内需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支撑。 这种宏观的经济政策, 又刺激了国有商业银行继续扩大贷款规模。 简而言之，就是政府为了自身的政治与经济目标介入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使得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形成非经济借贷关系，政策负担和影响导致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不良资产规模膨胀。除了历史原因外， 过去两年中, 国家要求国有银行改善经营业绩 , 降低不良资产的要求, 并以此来考核国有银行的业绩。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国家这一做法尽管是出自良好的意愿, 却导致了国有银行新一轮的贷款冲动和贷款规模急剧扩大，为新一轮银行不良资产的膨胀埋下了伏笔。对于日本而言， “主银行制度”是这种强政府制度安排的核心体现（

14、Sang-yong Rhyu， 2002）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财政、通商、中央银行通过对银行和企业的“指导性计划”来推动特定产业，特别是出口型产业的发展, 而不与政府配合的企业会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与为难。 同时，政府与银行之间形成默契，政府潜在保证主要银行不会破产。而银行和企业之间则形成了稳定的“内部人”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银行都是由关联企业和银行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特殊的银企关系造就了以银行为中心的企业集团。 为了保证主银行制度的稳定，政府需要控制银行业，分配产业利润。 具体的手段包括：控制利率，限制竞争；限制进入银行业；限制单个银行及下属机构的业务范围；审批成立新分支及地点；分配

15、财政存款。 马自达公司的危机和复兴, 就是体现日本这种制度安排的一个鲜 一般认为日本不良贷款的报告数严重偏低。 8.5%为日本 13 个主要银行的不良贷款数，其他银行的比例更大。见 Masaharu Hanazaki and Akiyoshi Horiuchi （2002）一文。4明例子。 20 世纪 70 年代，当马自达汽车制造公司面临破产危机时，住友银行作为其主银行, 立刻宣布无限承担马自达公司的所有债务。 其他银行则对马自达公司的供应商和销售网络提供财务支持。同时，日本中央和长崎地方政府也以各种行政和立法手段, 支持马自达公司, 以财政存款保护住友银行。 最后，马自达公司顺利渡过了危机

16、, 做到了不破产, 不裁员, 银行也避免了马自达公司破产可能造成的损失。 这种主银行制度, 虽然不乏挽救企业的成功个案, 但却造成了企业和银行整体的“预算软约束陷阱”，使企业投资过量, 不讲效益, 银行没有风险意识，使风险在银行体系中逐渐累积。韩国银行业的发展在 1997 年金融危机之前就经历了国有化，然后再私有化的浪潮。20世纪 60 年代，韩国银行被收归国有，成为政府的信贷工具；在 1980 年代银行又被私有化。虽然实行了私有化，银行在经营管理上并未实行自主。政府以低息贷款支持重点产业(比出口型企业)的政策，使银行贷款利息大大低于市场利息，很多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后, 通过资金的转让获利。由

17、于获得银行贷款即可获利, 信贷资金严重短缺。企业为了获得银行贷款，不择手段, 导致严重的腐败。银行与大财团关系密切， 内部人贷款问题严重。一个典型的案例, 就是 Hanbo 公司曾通过腐败渠道, 获得 60 亿美元， 去建一家毫无效益的钢厂。于 1997 年之前, 该钢厂未建成即行倒闭。 与此同时, 银行为了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 紧密配合政府政策, 按政府指令贷款，收取政府规定的利息。这种不讲经济规律, 不讲财经纪律和腐败的政银关系和银企关系，形成韩国经济中的软预算大环境, 导致不良资产规模在银行体系中的膨胀。（三）不良资产处理中日韩三国对不良资产处理的主要手段, 包括成立金融管理公司、对银行

18、进行兼并或破产重组、国家注资与国有化以及银行的自我消化。三国减少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做法，基本相同，具体如下表总结。表 2 ：中日韩三国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理办法比较处理方法 中国 日本 韩国成立金融管理公司 银行兼并重组破产 国家注资，国有化 自我消化 注： 使用方法 重要方法 1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的做法是世界上非常流行的处理大量不良贷款的方法。中日韩三国都采用了这一方式，但其发挥的实际作用却大相径庭。韩国 KAMCO（韩国资产管理公司）最开始成立于 1962 年，当时依法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处理政策银行韩国发展银行（Korea Development Bank）的坏账。1997 年为了

19、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KAMCO 重新拓展了其职能，成立了不良贷款管理基金，并且利用公共基金按照公允市场价值购买问题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 韩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显著下降基本都可以归功于 KAMCO 的购买。在购得这些不良资产之后，KAMCO 的资产主要分为三大类：普通贷款（ordinary loans） 、重组企业贷款（restructured corporate loans）和待清算贷款（workout loans） 。由于不良贷款的“冰棍效应” ，尽量快地、尽量按照最高的价值出售资产是处理不良资产的基本准则。为了贯彻这一准则，KAMCO 采用了如下的方法：（1）组合销售（国际拍卖）

20、；（2）资产证券化（ABS） ；（3）公共拍卖；（4）法院拍卖；（5）单独贷款销售。如果资产不能够在现在的情况下出售，代理人必须通过价值提升过程提高资产的价值, 以待日后按照合理的价格出售。除此之外，如果资产现在既没有办法出售也无法提升其价值，那么代理人必须确立在一个较低的价格上尽可能5早的处理掉他们。截至 2001 年末，KAMCO 累计处理了 44.8%的资产组合，同时资产回收率高达 42.7%。和韩国的情况相比，中国四大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的整体表现也很不错。银监会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 2004 年第一季度，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阶段处置资产进度为 41.04%，资产回收率为 38.23%，现金回

21、收率为 31.78%。而且，费用率只占所购不良资产总额的 0.14%，只有美国清理信托公司（RTC）处理成本的 1/3。但是，中国处理不良资产的对象主要是政策性的不良贷款，对应的处理模式就是由政府组建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集中处理和处置从国有银行剥离出来的金融不良资产。这种政策性处理业务模式存在着预算软约束的问题，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的健康模式应该是具有硬约束的市场化处置业务。现在，国务院通过了针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两率” （现金回收率和现金费用率）承包方案，希望在政策性业务和市场化业务并存的时候，给资产管理公司以合适的激励。日本 1995 年在大藏省成立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当时的初衷是集中处理资

22、不抵债的信用合作社的不良资产 。随着东南亚危机的冲击，日本银行业的大量不良资产并没有通过资产管理公司这一集中处理的形式来进行，而是寄希望各个银行自行分散消化处理。事实上，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处理的第一步不良资产的识别就没有做好。2兼并重组 危机中的银行业,不可避免地存在银行的破产。此时,兼并重组自然而然成为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一个重要手段。韩国和日本的银行业,在应对自身危机时，兼并重组方式体现得非常明显。需要说明的是，对韩国和日本政府而言，决定哪个银行关闭、哪个银行通过注资方式保留, 是非常重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银行自身的规模以及自身重建的方案。后者可以形成激励，前者存在道德风险。对于保存

23、下来的银行，如何降低道德风险，形成有效的治理机制,是继兼并重组之后又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实践证明，全国性银行对外资的开放, 以及在健康的金融机构中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新的、可行的方式。韩国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银行业兼并重组最快的国家1997 年韩国存在 33 家银行，其中全国性的银行 17 家、地区性的银行 10 家、专业银行 6 家；到 2001 年底的时候，银行总数只剩下 20 家，其中，全国性的银行 9 家、地区性的银行 6 家、专业性的银行 5 家。1998 年，韩国金融监管委员会根据对 IMF 的承诺，宣布重组计划 , 将五家面临危机的全国性银行，停业整顿，在交易所除牌，

24、其间由政府保证存户利益，最后将这五家面临危机的银行和另外五家蓝筹股金融机构合作。同年，还将 2 家地区银行和全国性的银行合并。1999 年，又有一家全国性的银行和 2 家地区性的银行被合并到另外的全国性银行中。2000年，一家专业银行被合并。2001 年又有两家全国性的银行被合并。这样，韩国的银行数目已从金融危机前的 33 家减少至目前的 19 家。在韩国银行体系的重建中，兼并重组只是一个手段，这种方法和注资国有等其他方法,是齐头并进的。日本银行业在面对金融危机冲击时，重组也相当剧烈。到 2000 年为止，日本银行业由原来的 18 家大银行合并成为四家金融控股公司，分别是瑞穗集团（包括原来的日

25、本兴业银行、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 、三和、东海、旭日集团（包括原来的三和银行、东海银行、旭日银行） 、三井住友集团（包括原来的住友银行和樱花银行）和东京三菱集团（包括原来的东京三菱银行） 。银行业重组的思路基本都是先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然后在控股公司内部进行业务的重组,包括对不良贷款进行规模化的运作，提高处理的效率。相对于韩国和日本的银行原来都是股份制的治理结构而言，中国的银行业比较特殊， 1991 年，日本发生东洋信用社金库事情； 1995 年东京最大的信用社宇宙信用社、日本最大的信用社木津信用社等相继破产。到 1996 年的阪和银行倒闭事情，日本实际上已有 22 家金融机构先后破产。联合

26、早报， 1998 年 6 月 30 日6中国银行业的主体原来都是国有独资银行，而且个数相对较少，规模也较庞大。近年来的改革并没有动摇四大国有银行在银行业的主体地位。加之，由于国家信用的支持和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各种突发事件，比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并没有使国内银行业的潜在问题实际爆发。因此，基本还没有发生系统性的银行业大规模兼并重组现象 .3国家注资，国有化 对于破产清算的银行，需要购买其资产并且清偿储蓄人。同时，在银行的兼并重组中，由于大量不良贷款的存在，需要对重组后的银行进行注资，使之达到 BIS 的 CAR 要求。这是以后进一步引入其他战略投资者和银行正常运作的前提。由于注资的结果往往就是产生

27、国有银行，接下去的问题是如何形成有效的激励。一般而言，政府以三种形式向有问题的金融企业进行注资，分别是购买资产（assets purchase） 、重新资本化（equity participation） 、以及清偿储蓄人（contribution） 。韩国行使注资职能的机构, 主要是韩国存款保险公司（KDIC） 。1997年，政府通过对汉城银行，Hanvit银行，韩国外汇银行注资，将其收归国有。同时，外资或好银行收购问题银行时，需要由政府买单、注资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10%（比如，对Seoulbank实行资本注入） 。 如果银行被关闭，此时政府只是保护存款者的利益, 其他的股东和管理者必须承担一

28、定的损失。这样做的目的, 是对管理者及股东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激励，降低潜在的道德风险 。日本政府对银行业的第一次注资是在1998年。当时，日本政府拨出30万亿日元的财政资金, 作为金融安定资金，其中17万亿日元作为存款保险基金，13万亿日元作为增强银行自有资本的注入资金。 1999年，政府又拨出60万亿日元财政资金, 向商业银行进行第二次注资，注资的基本形式是购入银行优先股。这些做法使得银行的CAR达到BIS规定的要求。但是，实际上日本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仍旧没有解决。2002年底，政府提出要求, 将1999年注入商业银行的政府资金, 由没有表决权的优先股转为有表决权的普通股，以达到实际上将这些银

29、行国有化的目的。由于国有化的本质是改变了银行的治理结构，必定涉及银行领域领导层更换，不良资产责任的追查等等，因此, 银行既得利益集团对此方案抵触情绪严重，方案实施难度很大。 在中国，1998 年，财政部发行 2700 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2004 年, 为了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国家对这两家银行直接注入 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便达到 BIS 的 CAR 要求。中国的银行由于一直都是国有，因此不管是否注资，都存在道德风险的问题。4自我消化不论是韩国、日本还是中国，政府注资的一个基本前提是, 银行自身提出可行的重建或改制计划，政府注资, 是为了帮助重建计

30、划的落实和执行。 因此，各个银行自身的重建, 包括对不良资产的自身消化, 是获得政府注资的必要条件。为了防止新的不良贷款产生，中日韩三国都改革了信贷管理体制，实行了严格的资产风险分类，建立了更严格的内部转移价格和绩效考核评价制度 。2003 年，韩国 KorAm 银行将年利润的 80%用于消化不良资产。其他 17 家银行将利润的近 50%用于消化不良资产 。 在中国的全国性银行中（四大国有银行和其他新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也发生过兼并重组事件。1998年 6 月，海南发展银行被关闭；同年 12 月中国投资银行被光大银行从国家开发银行手里兼并。如今，国内还有 11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关于 K

31、DIC 具体的注资行为可以参见 Takatoshi Ito and Yuko Hashkmoto （2002）文。 中国不良资产网， 2003 年 5 月 20 日。 中国不良资产网， 2003 年 5 月 20 日。 韩国银行业重组（危机处理）时期，不良资产的定义普遍比正常风险分类的定义更为严格。 B 2004 年 2 月 22 日。7同时，韩国废除了终身就业制，银行业就业人数从 14.4 万下降到不足 10 万。而日本，在人员方面没有多大改变 。中国目前的四大银行，也在努力减低成本, 增加赢利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包括开拓新业务, 撤并没有效率的分支机构、进行人事改革，裁剪冗员等。中国

32、国有银行的实际运行利润, 相当一部分用于处置自身的不良资产。三、外资战略及效果（一）中日韩银行业利用外资基本情况历史上, 中国和韩国的银行业 , 都属于世界上对外资开放程度最低的 , 但韩国自1998 年以来在利用外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对银行业向外资开放的态度, 近年来也有变化, 但实际开放的程度至今仍然不高。日本银行业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历史上与其他发达国家相当, 在过去十余年的经济不景气中, 也未发生大的变化。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韩国是世界上银行业利用外资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外资比重不足 1%。 根据世界银行对全世界 91 个国家的统计，韩国银行业利用外资的比重，当时属于最低的 7

33、个国家之一。 但从 1998 至 2004, 短短的几年时间里 , 外资在韩国银行业的比重, 就激增到 30%。韩国已成为世界上工业化国家中利用外资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银行业也一直对外资相当关闭。虽然根据加入 WTO 时所作承诺，中国银行业已逐步开放，并将于 2006 年全面开放, 但从总体上说, 政府对此并不持积极态度 , 也没有实际配套和支持的措施。因此, 直至目前，中国银行业引进外资的水平 , 仍然相当低, 仅与韩国金融危机前的水平相当, 估计在短期内也难以有较大的发展。对世界上的经济和金融强国而言，外资在银行业的比重一般都不是太高, 多数在4%（德国） ，5%（美国）至 10%（瑞

34、士）之间。日本行业外资的比重为 6%, 处于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发达国家外资在银行业比重普遍较低, 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发达的银行业, 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 需要有完善的法制环境和很高的管理水平。发达国家具备这些条件，银行业务发达, 是银行服务的主要输出国, 因此外资所占的比重都比较低。但在这个大背景下，要看到日本政府对银行的干预, 是发达国家中最多和程度最深的。日本银行的软预算问题也是最严重的。特殊的政银关系和严重的软预算问题, 使日本也像中国和韩国一样, 有一个如何实行外资战略, 促进银行业改革的问题。（二）韩国银行业的外资战略大力引进外资战略, 是韩国处理金融危机 , 推动银行业改

35、革的一大特色 , 也是韩国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时, 短期内就取得重大成就, 遠比中日两国更为成功的主要原因。的确，韩国的银行业的情况不断好转，韩国 19 家银行今年上半年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 倍 。我们在此对韩国银行业的外资战略作一介绍。如前所述, 外资占韩国银行业的比重, 2004 年已经增加到 30% 。这一成绩是韩国银行业多种形式引进外资的结果。具体来讲, 韩国银行业引进外资的形式，包括外资私人投资、外资银行独资、外资银行参股以及外资银行控股。 一些个案如下。外资私人投资：1998 年，随着韩国对外资进入银行业的解禁，外国私人投资公司开始投资于韩国银行。韩国第一大银行集团韩国第一银行

36、最大的股东就是来自美国的新桥公司，其获得该银行 51%的股份，而政府仅仅持股 49%。2002 年，Morgan&Carlyle (美)获得韩美银行 40%的股权 。此外，2003 年美国孤星基金(Lone Star Fund)以约 12 亿美元现 中国不良资产网， 2003 年 5 月 20 日。 国际金融报，2004 年 7 月 27 日 2003 年韩国银行市场总额为 US$6620 亿，而花旗银行的总资产约为该数额的 2 倍。8金收购韩国外换银行 51%的股份 。外资银行独资：所谓外资银行独资就是指外国银行在韩国设立自己的分支结构。现在，已有花旗银行，渣打银行等 40 多家外国银行在韩

37、国设立分支机构 。外资银行参股：外资进入的参股形式比较普遍，不少西方集团持有韩国银行的股权，其中包括德国商业银行、荷兰国际集团、卡莱尔集团和巴黎银行等 ，具体的可以参见附录表 4。韩国外汇银行的第二大股东是来自德国的 Commerzbank ，政府是其第一大股东。渣打银行持有韩美银行 9.76%的股份，同时 Keb, Hana 等都有外资银行股权。但直至 2004年，未有外资银行直接在韩国银行控股。外资银行控股：2004 年 2 月，花旗银行同意出资 27.3 亿美元，购买韩美银行（KorAm）80%的股份, 成为首家在韩国控股的外资银行 。此前, 外资已总计持有韩美银行股份约 90%。（三）

38、外资战略效果不能说韩国银行银行改革已经大功告成, 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从表 3 可以看出, 以处理不良资产的下降, 资本充足率和收益水平为指标（ Thomas Byrne, 2004）, 韩国的银行业改革, 确实是三国中最成功的。 表 3： 危机前后韩国银行业的整体业绩变化不良贷款比例 8.3%（1999） 1.9%（2002）CAR（资本充足率） 7.04%（1997） 10.52%（2002）ROA（资产收益率） 0.6%（1991） ；-3.3%（1998）0.8%（2001） ；0.6%（2002）注：数字后的括号表示对应的年份。当然不能将韩国银行改革的成就, 全部归功于其外资战略。但

39、是，中日韩三国银行业的问题本质相同, 处理不良资产的具体措施也大同小异，在处理不良资产和改革的整体效果上有如此大的差别, 不能不令人深思。我们前面所提供的资料表明，在相同和类似的具体措施后面, 韩国赋予了这些措施新的实质性内容, 即, 在改革的各个环节和措施中, 都积极地, 大量地和多种形式地利用外资。这一关键性的战略措施，使韩国在银行业的改革中，既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新的资金来源, 又在处理现有问题的同时, 从根本上改造了银行业的产业结构，改革了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改变了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 不能不说外资战略对韩国银行业降低不良资产, 防止新的不良资产的发生 , 和整体改革的成功

40、,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和韩国相比，日本在处理不良资产和银行改革的整个过程中, 对外资采取了传统的排斥态度，想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银行业的转型, 主要利用内部的资源, 来进行银行和金融重建。在此前提下, 日本对海外资产的出售以及对外资的吸引 , 都是贫乏的。尽管美国一再要求，日本仍旧坚持利用自己的方式, 靠本身的资源来解决银行不良资产国改革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韩国政府通过向国外市场出售资产的方法很容易就解决了不良贷款问题。中国的想法和做法与日本很接近, 对引进外资不仅采取不鼓励的态度, 而且采取了一 B,2004 年 2 月 22 日； 2002 年 9 月，总 17 期。 B,20

41、04 年 2 月 22 日。 网易商业报道，http:/， 2003 年 9 月 9 日 韩美银行是韩国第 6 大银行。2001 年在亚洲地区居第 95 位。韩美银行的管理由高盛公司担任“顾问” 。 韩国银行业的贷款组合, 在危机处理期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主要的企业贷款过度到居民贷款。但是，由于对个人信用的控制不到位, 导致 2003 年居民贷款损失增大，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又上升到 3.2%。但是，普遍认为韩国的企业已经走出困境，韩国的银行业不会重蹈覆辙9些限制性措施。比如，国家对外资在中国银行中持股数量, 作了硬性的限制, 规定单个外资银行持股不能超过 19.9%, 合计持股不能超过 24.

42、9%。这种不鼓励和限制性的措施，使中国在利用外资推动银行业改革方面, 远远落在韩国后面。在此之外，中国也没有在解决强政府与银行关系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上, 找到和采取其他有效的实质性措施。所以, 尽管近年来国家对银行业改革非常重视, 并作了大量的投入, 银行在降低不良资产的比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从总体上来说, 中国银行业的根本问题并未解决，不良资产的比例出现反复, 再次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不容忽视。的确，只要仍然按照国有股“一股独大” 的改革思路来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就不可能改善外部竞争环境及内部治理结构，从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和效率问题。 四. 总结中日韩三国银行业

43、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从强政府制度安排框架下的运作模式, 向市场化经营模式转化。在强政府制度安排框架下，政府通过多种手段干预银行的人事和其他管理决策, 控制利息和其他变量, 银行服从政府意志, 丧失独立决策, 独立经营的地位, 也不对经营的后果独立负责, 股份制的治理结构只留下空壳 , 不良资产的大量发生不可避免。 中日韩三国在解决不良资产时采取的措施, 形式上是相同或类似的, 但在利用外资这一实质性措施上, 韩国与中国和日本相比 , 更加坚定积极 , 将这一措施融入其他措施之中, 在处理不良资产的同时, 用外资作为杠杆来推动银行业的重组和治理结构的改造, 实现政府与银行关系的变化。韩国银行业在

44、降低不良资产和提升总体效益方面的突出成就, 显示了外资战略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外资战略在解决资金问题, 治理结构问题, 还有本文未涉及的人才问题等关键问题上, 均发挥了其他措施难以替代的实质性作用。为了清楚起见，把本文的主要观点概括如下。 1、 中日韩三国银行不良资产膨胀，有共同的重要原因，即强政府制度安排下特殊的政府和银行关系。2、 股份制不是银行抵御行政干预的有效形式。 日本主要银行早就实行了股份制。韩国自 20 世界 80 代以来，也一直实行股份制。 但在强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下，不良资产仍然大量发生, 导致了金融危机。3、 限制外资进入银行业不是防范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日本和韩国都曾经是对

45、外资进入银行业有相当限制的国家, 却未能防范金融危机和银行危机。防范金融危机，要从根本上解决和消除银行不良资产膨胀的制度性原因。4、 积极的外资战略是强政府经济国家在处理不良资产的同时, 改革政府和银行关系，推动银行业改革的有效措施。 而惟有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和银行的关系, 才能在现有的不良资产得到处理的同时, 防止新的不良资产大量发生。5、 有效的外资战略要有广度和深度。 首先, 外资在整个银行业中所占的比重要大。此外, 外资要以独资、合资、参股、控股、管理顾问等多种形式全面参与一国的银行业。10附录表 4：外国资本在国内银行的参股情况（韩国）1997 2000银行 外国股东的比例 主要的股东

46、外国股东的比例 主要的股东韩国住房和商业银行41.2 政府(22.4%)65.4 纽约银行 (13.1%)世界银行集团 (10%)Kookmin 37.0 政府 (15.2%)纽约银行 (8.4%)58.2 高盛公司(11.1%)韩国第一银行 0.1 韩国人寿保险公司(4.9%)Over 51.0 新桥资本(51%)Shinhan 23.4 在日本的韩国公民(42.9%)48.9 在日本的韩国公民 (27%)韩美银行 29.4 BOA (18.6%) 61.5 Carlyle 财团 (40.1%)BOA (10.1%)韩国交换银行 2.7 BOK (47.9%) 26.4 Commerz 银行

47、(31.6%)Hana 21.3 Kyobo人寿保险公司(7.7%)20.3 Allianz 集团 (12.5%)IFC (国际金融公司 ) (2.8%)来源: 三星经济研究协会. 世界银行救助后的三年 : 1998 以来韩国经济的的变化回顾 . 2001 年 4 月.pp.39-40.参考文献田国强、王一江, 2003 年 12 月 1 日 ：中国银行业：改革两难与外资作用,比较第 10 辑。Masaharu Hanazaki and Akiyoshi Horiuchi, 2003, “A review of Japans Bank crisis from the Governance Pe

48、rspective”,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11, pp.305-325Sang-yong Rhyu,2002,“Unravelling the big ba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anking and financial restructuring in Japan and Korea”, rough draft,www.isanet.org/noarchive/rhyu.htmlTakatoshi Ito and Yuko Hashimoto, 2003, “Bank restructuring in Asia: crisis management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nd prospects for crisis prevention “,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http:/www2.toyo.ac.jp/yhashi/research_e.htmlThomas Byrne, 2004, “The Korean banking system six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