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台灣與中國之間-李登輝的思想脈絡及其中國認識黃鈺淳一、研究動機在定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上，李登輝的從政經歷提供了許多可能方向，特別是他在一九九年代所開展的關於台灣認同內涵的思辨，策略性的藉由重新界定中國的所在，幫助離散的台灣在國際社會中找尋完全屬於自身的認同。整理李登輝每個階段發表的台灣或中國談話中，發現其中存有部分持續流動的模糊地帶，顯示認同建構的過程會受到內、外在因素的牽動，藉著回溯其成長背景及與其他同時代的台籍菁英做比較，可有助於整理台灣認同形成的一種可能。這位當代知名、爭議性高、且影響力廣的公眾人物，歷經了統治對象與政治體制的變遷，也承襲了中華文化，在留學期間深化了來自日本與美國的知識
2、內涵，是否適合採用一般政治學的觀點來處理他所建構台灣社會認同的策略？在認同內涵方面，台灣與大陸的互動亦存在諸多變數，李登輝理解的中國是何種樣貌的？台灣與中華文化的歷史連結為何？當建構台灣國族認同時該將中國擺放在哪種位置？李登輝思辨的基礎是否與眾不同，或是否反映了歷史時空的特性？李登輝生於日治時期的台灣（1923 年） ，由皇民化策略過渡到戰後、國民黨接收再至他自己參與後各期間政治氛圍的差異，是一段轉折且變化的過程，恰好也可以自成一部近代台灣歷史的縮影。所以，關注的對象不僅包括李登輝本身，還應涉及其所屬的現實環境，因為他的這段歷史對共同生活的台灣人認同有重要影響，甚至因為台灣認同重建也可能對東亞
3、的秩序造成影響，這是何以探究李登輝及其所奠基對中國的認識與其個人思想脈絡是一項重要的知識工作。二、研究背景本文主軸既然探究李登輝面對台灣的思想脈絡及其中國認識，必然需介紹李登輝生涯經歷過的時代背景，其中又可再細分為日治時期的對台教育政策，該時代日本知識界及台灣菁英對中國的思辯，及戰後台灣與中國的再定位。當中必須涉及影響他思想進程的各種可能源頭，包含禪學的擷取，長老教會與李登輝的競合關係，及共產主義和留學經驗開啟他看待世界的不同角度。由於涉及各種人為因素，並受到各階段時間與空間的交互影響，在處理複雜的中國記憶或台灣主體時，至少就李登輝曾經發表的關於中國的談話作文本分析，及整理其他人解剖他對中國政
4、策的計算，他們的敘事共同構成台灣與中國相互定位的可能性。最後，也將提及認同概念形成的緣由及建構所需的條件，檢視李登輝身為掌控國家的政治菁英，如何透過處置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途徑，為關於台灣的歷史認知及族群記憶作進一步的具體造像。（一）李登輝成長的歷史背景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為了讓被治者與統治者具有同樣的道德觀、價值觀和秩序觀，用近代化的優勢，以文明的傳播者自居，藉著教育落後的原住民為理由，賦予本身支配上的正當性(陳培豐，2006)。經過治理年限的拉長，各方面的規劃與影響也就越深化。在第四任總督小林躋造上任之後開始推動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的殖民地戰時政治體制。包括廢除報紙的漢文欄目，強制實行國
5、語 （日語）常用運動，漢族風俗信仰的寺廟參拜被禁止，代之以強制性的日本神社參拜，中國農曆春節等節慶紀念活動也強迫取消，意圖徹底廢止中華民族文化習俗。原先繼承中華血脈的客家後裔李登輝也就在這種與福佬、日本交錯的環境下展開對世界的認識。一九四年二月皇民化運動下的改姓名活動開始起跑，命令臺人改用日本姓名。李登輝身心的成長期又逢大規模強制推行皇民化運動。李登輝的父親李金龍不僅自己起了岩里龍男的純日本姓名，也給李登輝起了岩里政男的日本名字。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小林開始在台強行徵用軍人民伕，實行志願兵制度。李登輝的哥哥李登欽也因適齡而徵召入伍當上日本皇軍，被派至菲律賓前線。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中他曾經
6、提及：小學五年級時日本老師說：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於公元一八九五年中日簽訂了馬關條約，明訂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當時台灣人就應該離開台灣返回中國大陸，可是你們台灣人不走，不走就須歸日本統治，日本人叫你們怎麼樣就須怎麼樣，沒有你們的自由權和選擇權，更不許提出疑問和反抗。 這種政治迫害和種族歧視，李登輝認為是不應該的，也讓他明瞭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成為促使他擺脫受壓迫的境遇的起始點。當時日本帝國政府把台灣當作殖民地，台灣人民沒有受教育的自由，也沒有與日本人同享均等待遇的機會，不但對於台灣人民接受教育的人數有相當的限制，對於選擇教育學科也有相當嚴格的管制。就是因為這些因素，導致台籍菁英可選擇進
7、入的職涯或專業領域受到窄化的限縮。因應台灣在日治期間成為被倚重的農產品來源地，為了發展台灣的農業，學農子弟入學的機率相對高一些，再加上李登輝在台北高校受到鹽見薰講授中國史的影響，第一次強烈的體會到近代中國所受的苦難，並對中國農業開始關心，李登輝認為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是農業問題，為此而選擇學習農業經濟，將來到中國滿州一展抱負。 李登輝就順勢成為鑽研農業經濟的一份子了。（二）李登輝的對中談話或政策及對其的分析李登輝在年少時期對中國的認識，並不是以中原為代表的中國，而是日本殖民勢力統治下的滿州國，當年從日本的東北地區、九州等地去了滿州不少貧困的民眾，通過去中國東北的殖民，企圖成為社會主流的一員，從而
8、達到改變自身的命運。李登輝當年對中國滿州也許充滿朦朧的期待，從在京都唸書時，他就希望畢業之後能到滿州找到一展長才的機會，憧憬的中國藍圖是透過那些被不曾到達、只聽同鄉及日籍友人談起的、包裝過後的嚮往。二十世紀初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日本是當時一個重要的轉口站。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傳播中心是京都帝國大學，傳播大師便是京大馬克思主義學者河上肇教授。中國大陸早期留日學生中，後來成為中共創始領導人的李大釗、陳獨秀、周恩來等，都是河上肇的信徒。李登輝在接觸了這種懷抱改善現狀、提供烏托邦夢想的學說後，也開始思索其適用在台灣的可能性。端看他後來回憶當時的記憶即可發現，李登輝的哲學中除了有濃厚的日本文化色彩外
9、，其所掌握的馬克思主義和辯證思想，也是在日本受教育時習獲的。過去二十年來李登輝雖努力使自己成為日本化的皇民，但皇民卻處處以歧視的眼光刺痛他的心。而按馬克思主義的說法，民族壓迫，追根就柢是階級壓迫；相形之下，無產階級的革命是無國界的，是國際的，是解放全人類的。但此刻的李登輝尚未成為共產黨的加盟者，與國民黨政府接觸前期， 抗日史觀曾在他心裡的平台上權衡。直到李登輝返台前後，日台等地發生了幾件重大的社會世界，使思想上是馬克思主義信徒的李登輝，轉而成為實際行動上的共產黨的同路人。第一件大事是李登輝返台前，資深的日共領導人野坂參三自中共革命根據地延安回到日本，以嶄新的人民政黨的語言，在日本颳起一陣共產主
10、義造勢運動的旋風。第二件大事便是李登輝自日返台後遭遇到的二二八事件，以陳儀為首，代表國民黨政府來台接管台灣政權的國民黨官僚，靠著抗戰八年勝利者的招牌和手中的槍桿子，激起民變導致大規模的鎮壓。第三件事是中共積極向台滲透、發展組織一事。一九四六年七月，中共派出參加過長征的台籍共產黨蔡孝乾，由上海抵台發展組織，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主要活動地域為台北等地，主張與國民黨進行合法鬥爭。台共另一女性領袖謝雪紅主要活動在台中等地，主張武裝鬥爭(楊中美，2000)。由於國民黨政權抵台初期表現的結果和李登輝的期待呈現大幅度的落差，原先以為回歸祖國的熱切在看到他們全盤接受日本留下來的建設與資產，及對臺人的傲慢及
11、恐怖統治，使其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產生極大的感觸和反彈。所以李登輝左批胡適的名教，右打魯迅的反對傳統和對社會病態的批判，同時亦對郭沫若對中國文化價值的否定解釋產生共鳴，從而把中華文化歸類為醬缸文化 。之後李登輝開始拓展自己的專業領域之路，在回國至台大任教後一段時間，開始參與政府事務，也進入與蔣經國一起工作的時期。台籍人士印象深刻的吹台青 （會吹牛的台籍青年加入國民黨政府）政策啟動後，蔣經國也公開喊話說我也是台灣人 ，但台灣民眾仍會懷疑他們（這些外省人士）對台灣認同的可靠性。即使如尊蔣不遺餘力李登輝，雖然被蔣經國挑選為接班人且戮力栽培，但他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仍懷疑地說：經國先生曾經說：我也是台灣人。
12、 但是他對於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政治問題，或許並沒有深入思考過。 蔣經國這種說法是在認同中華民族大前提下的台灣認同。根據李登輝傳中提到的蔣家父子的一個中國政策其實是具有雙重性質的，在反對台獨的同時，也反對中共的對台進佔，堅持中華民國的存在。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前提是，護衛中華民主體價值的存在。他繼任後的施政就是這種大方向作為基礎。（三）繼任前後對中國的主張一九八三年十月，李登輝以省主席的身份，向第七屆省議會提出施政報告並接受省議員的聯合質詢，當輪到黨外省議員質詢，提出台灣獨立問題時，李登輝胸有成竹的回答：中國歷史沒有拋棄台灣，台灣不能脫離中國大陸。 表達了鮮明的一個中國的立場。一九八七起，登輝在蔣經
13、國的倚重之下，無論在政壇或黨內的角色都愈形重要，並在刻意安排下跨入權核心，成為蔣經國的重要副手(何，1996：9)。他僅全盤處理農業問題，更學習管理內政、外交事務，其中亦包括大政策的制定，黨內的地位明顯提高。直至蔣經國過世後，基於對台灣主體性的強調，登輝在其繼任總統的期間，推動不少跟大陸相關的政策。一九八八甫上台，開始推動務實外交，以開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發展台灣的主體性為主旨；一九八九年被新加坡人冠以台灣來的總統 ，李登輝訪問新加坡，這是當時一個重要的突破。一九九至九一，他陸續成國統會、委會和海基會，並制訂國統綱和岸人民關係條，而以對等關係定位岸之間的關係；一九九一廢止動員戡時期時條款，承認
14、中共在大的有效統治，也同時要確台灣的主體性。蔣經國在晚年雖然的解除戒嚴和經濟國際化，並其實未能化解美國新保護主義及其所引起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的壓；所以解決因一個中國原則而產生的國內威權體制與國際孤困境，乃成為李登輝就任時的當務之急。繼任總統沒多久，李登輝即對一個中國原則進調整。面對國際孤的困境下，為求台灣的存在與國際地位的提升，首要工作就是推動務實外交。畢竟從一九四九中國分後，海峽岸處於充滿敵意的隔絕態。蔣經國過世前雖仍強調三政策，但民間與大的交早已日益進展，登輝繼任後，一九八八在國民黨內成大工作指導小組，政院下設大工作會報以茲因應，此外也著手起草台灣、大地區人民關係條。一九九一是岸關係發展快
15、速的一。一月二十八日政院委會成，二月一日海峽交基會成，成為代替岸官方對話的白手套。二月二十三日，國統會通過國統綱，其中強調，統一的時機與方式首應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權益並維護其安全與福祉，在性、和平、對等與互惠的原則下，分階段逐步達成，並設定交互惠、互信合作、協商統一的近程、中程及遠程三個階段。四月三十日，登輝宣告結束動員戡時期，以對話代替武做為解決岸問題的手段，再視中共為叛團體，並將其定位為對等政治實體，呼籲中共也承認現實，展現善意，宣布放棄對台動武。很快的由於台灣對中國的動作頻仍，一九九一十二月十日，中共也宣布成海協會，負責擔任海基會的對口單位。一九九二七月三十一日，登輝簽署公布岸人民關係條
16、；岸關係自此進入法制化時代。（四）李登輝執政的三個時期李登輝時代從一九八八年繼任總統起一直到二年，期間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段，第一段時期為一九八八年繼任蔣經國遺留下的任期到一九九年總統選舉止，此時期李登輝的兩岸接觸開始趨於開放，探親、經貿往來漸漸頻繁，排除三不政策，同時，派遣代表團出席馬尼拉亞銀年會，也派團赴北京參加亞銀年會。第二段時期從一九九年當選第八任總統起，共六年。此時期李登輝經由國會選舉取得總統任期。其間進行兩次修憲，實現國會改選、省市長民選，開放總統公民直選。同時，推動務實外交，尋求重返聯合國，也出訪他國，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間，共計出訪四次，拜訪十個國家，也因此引起中共的強烈抗議與反
17、彈，並以軍事演習及飛彈試射對台灣進行恫嚇。此階段兩岸開始進行對話，中介為海基會及海協會，並在新加坡舉行了辜汪會談。一九九一年二月，李登輝主持的國統會通過國統綱領，把國家統一過程分為近程、中程、遠程三階段，並強調三通屬於中程階段範圍。而三通不是只有單純的經濟問題，還含有政治意義，認為談三通的時機與環境都不成熟。國統綱領提出希望中共承認兩岸分治的現實和對等的地位。一九九一年八月，李登輝在答覆外國學者的問題時曾說：我們希望藉著海峽兩岸的民間交流，良性互動，促進大陸同胞生活的改善。人民間的交流要使人民受益，使雙方增進瞭解，最後大家都能享受自由民主繁榮的生活。 一九九二年，李登輝又說：我在接受美國之音的
18、訪問時，很務實的指出：從歷史文化來看，在台灣的台灣人或外省人都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我們不能切斷與中華民族的關係，也不能切斷和中國文化的關係。另外，從現實的利益來看，台灣未來經濟的發展，不能局限於這一個小島，必須有大陸作為腹地來維持、來支持，大家認清了歷史文化與現實利益以後，所謂台獨自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本人認為也將消失於無形。 一九九三年，李登輝在答覆美國 CNN 訪問時說：我們希望透過交流的活動，使大陸當局務實的認識、尊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歷史與現實。我們期待兩岸的政經差距能逐步接近，以達到中國統一的目標。而經貿交流是創造彼此經濟與維持兩岸和平關係的重要關鍵。我們相信，經濟繁榮、建構民主、社會
19、安定的中國，一定對全球的和平繁榮有所貢獻。 第三段時期是李登輝當選第九任總統後的四年，也就是一九九六年的第一次總統直選後的時期。此時期省級選舉凍結，省議員轉進立法院(徐火炎，1995)。這段期間的李登輝訪美，而美國也對維護台海和平作出軍事表態，兩岸關係陷入低迷，直到辜汪會談才重新接觸。同時，李登輝也提出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的論點(李登輝，1999)，中共在台灣大選前發表一中白皮書 ，傳達不惜以武力促成統一談判的訊息。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提到對大陸的六項主張（李登輝，民 88 年)：1. 雖然未來的中國只有一個，但現在的中國是一個分治的中國。2. 中國的再統一應該循序漸進，水到渠成，不設時間
20、表，是大陸地區的民主化與兩岸關係的發展，決定和平統一的進程。3. 在統一前，中華民國在台灣人民應該擁有充分自衛的權利。4. 在統一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人民基於生存、發展的需要，應該 像五年代、六年代一樣，充分享有參與國際活動的權利，讓 兩岸人民有平等的機會，為國際社會貢獻心力。5. 海峽兩岸應擴大交流，增進兩地繁榮，並以合作取代對立，以互惠化解敵意，為將來的和平統一奠定有利基礎。6. 海峽兩岸應以彼此對等、相互尊重為原則，充分溝通，求同化異，在分治中國的現實基礎上，協商並簽署兩岸和平協定，結束敵對狀態，以促進兩岸和諧，維護亞太安定。除此之外，李登輝也強調兩岸應戒急用忍，改善關係，也明確拒絕一國
21、兩制，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國家統一委員會的閉幕致詞中指出：我們在此鄭重重申：中國要統一，但必須統一在既照顧全體中國人利益，又合乎世界潮流的民主、自由、均富的制度之下，而不應統一在經過實踐證明失敗的共產制度或所謂的一國兩制下。他推動寧靜革命依四個方向：政治民主化、外交務實化、開展兩岸關係、經濟升級。這些可與後來總統卸任後開始大力推行的台灣主權建構、以及飽受批評的對中政策搖擺不定之舉做一個鮮明的比較。三、研究目的台灣歷經各種政治統治的過程保留在島嶼人民的記憶中，自一九九年代起，連一向主張中國國族認同的國民黨也因為國家機器的本土化，從原先的堅持轉而採取立場上的放寬，因此一時之間出現各種不同的國族
22、認同或文化論述，進入一種國族想像解放的年代。李登輝身為執掌關鍵大纛的人，藉由對抗自身與中國的聯繫，嘗試某一種形式的淨化或轉化，進而透視台灣認同本質，這裡的途徑指的是一種由個人投射到群體的政治觀點選擇，透過政治上建立主流論述，擺脫國共內戰以降台灣與中國關係的侷限，透過對台灣的救贖，完成屬於自己的自我救贖，經由一連串的政治信仰與國家認同的改造，將群體與自我改造加以聯繫。 至今，大多數的李登輝研究，都從他在成長時期受日本教育灌輸的思想體系或邁向政府公職人員後所適逢的政治鬥爭著手，但此分析視野卻因為忽略了論者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滲透，導致李登輝形象被公式化或者片面化地反應成在政治光譜上的游移，種種他在面
23、對中國、政策或政黨、及社群關係時，其間因個人策略性的思維因此被抹拭不見。本論文擬先探究殖民地時期日籍與台籍菁英主義的發展與變化，及彼等對中國的刻板化印象談起，一步步的說明何以一旦能將中國的位置確認，台灣國族認同輪廓得可得以澄清，並顯示出在相當程度上國族的建構脫離不了一種思想性質，故必然是社會各階層菁英介入下的產物。當他們替民眾拼貼了集體的文化想像與歷史記憶，台灣社會的現實進程也就只能成為認同政治的舞台。台灣意識本身不啻是一種與中國抗爭的論述型態，具備了後殖民社會的紛雜性，在不可限定的流動中尋求強化台灣的主體性。本文亦將觸及國內及國際社會、甚或被談論的中國，給予李登輝這種作法什麼樣的評價。四、
24、相關文獻探討（一）專書部分 1. 李登輝的思想源流登輝以日文書寫的武士道解題做人的根本（2004）一書，是由其本身嘗試梳理其思想源流的作品。李登輝數次提到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精神對他影響之深遠，因此就以武士道的脈絡貫穿，當其做為人品道德教養、性格德性修養、思想觀培養、想真探等國民精神的原動，應該如何培養，並詳述他個人在武士道價值觀下之人格修的求道體驗。本書對於登輝思想程與個人哲學有極豐富的陳述與討。文獻中的李登輝似乎特別偏愛對日本訪談者吐露他的思想進程，諸如古森義久著的我的台灣，我的人生：登輝先生訪談紀要（1998）、司馬太郎的街道漫步：台灣紀（2000）、上坂冬子的虎口下的總統（2001）、小
25、善紀的登輝學校的教誨（2001）等書，都對登輝本人作了詳盡的訪談實。不過，這些源流的探討尚未經過理論化的處理，本文將以認同循環理論計進一步歸納李登輝思想源流的。2. 李登輝對中國的認識與態度在出任公職之後李登輝對中國及政策的發言就在政府機關出版的登輝言集彙整，本文主要採用的是政院新聞局主編的登輝先生言選集（1989-2000），蒐集自其就任總統之後每的致詞、祝詞、賀詞等，包括政治、經濟、外交、社會、文化等言，但有趣的是比較一開始到當選第一任民選總統後對中國的發言，就可窺知立場上的轉換。登輝的實踐：中央日報87 社精選（1998）一書中涵括治國與深化改革、鞏固民主與政府再造、經濟發展與融風、國際
26、趨勢與外交形勢、中共政局與岸關係，及社會文化與公共政策等項議題，述範圍相當廣泛，他也將該年度李登輝對大陸的所有相關資訊作一整合。周陽山所編登輝執政十（1998）則以一種將登輝定位為台灣民粹主義的導者的界定，邀請同作者從政治、經濟、治安、司法、婦、教育、國防、岸及外交等角進分析。本書主要蒐集反對者的批判觀點，特別在外交與岸關係的討直接且犀利。這些文獻記錄了或批評了李登輝的看法與態度，其中出於政策立場的分析居多，出於李登輝角度的同理心分析較少，後者則是本文主要的關切。3. 李登輝的國族認同一向予人親日形象的李登輝在接受了日本PHP 研究所副社長江口克彥訪談後有了台灣的主張（1999）一書。本書在日
27、本獲得了山本七平獎，也作英文版的發行，書名為民主之台灣之尋求認同。在書中詳述過往的思想程是如何鋪陳與其政治哲學後，最後並談到台灣發展之原動，且期許台灣能在國際社會中有立足之地。除了紀台灣人民努的過程，並讓國際社會解台灣人的奮鬥決心。最大的突破是向國際社會宣示，台灣是主權獨的國家，其求生存發展的權容漠視，也願對國際社會有所貢獻。李登輝在完成政權轉移後與中嶋嶺雄合著的亞洲的智（2000）中提到，台灣雖已具備作為主權獨國家的條件，但至今未明白主張台灣是一主權國家是一個必須檢討的問題；另外還使用相當篇幅，交代特殊國與國關係的決策方向是如何研擬的。卸任後的李登輝推動台灣主體性的發揚不遺餘力，因此也將公開
28、演講的講稿集結成書，慈悲與寬容跨越希望的門檻（2003）就分為傾聽人民的聲音、為台灣經濟把脈、追求心的成長與堅定認同台灣，追求想目標四大方向呈現。李登輝主張一旦本土政權確，就應積極尋求國家認同與主權獨，同時對許多人撻伐他退而不休卸任的原因做出解釋，進而對台灣未政治經濟情勢的展望提出建議。李登輝對自己生涯利成的回顧與整理，提供大量研究訊息，足以說明她說生涯最後階段關心的議題，但是不足以掌握生涯整體的持續與變遷，本文將大量仰賴李登輝的自我反省及評價，並設法重建琬其李登輝與早期李登輝之間的對話。想理解李登輝對中國的想像與認識，首要之務便是爬梳他過往的生命歷程，並以已出版的專書和他的公開談話為基礎，試
29、圖進入他的思想體系，但包括李登輝本人撰寫的書籍在內，文獻作者往往在文字上勇於顯示其政治上的立場，必須綜合閱讀方能更全面掌握李登輝的思想。（二）期刊論文與學位論文首先回顧過去期刊及碩博士論文中關於李登輝的研究，現有論文關於李登輝對兩岸關係的探討最為豐富，其次亦有針對李登輝在任內的特定政策研究，特別是涉及憲政改革的部分。邇來還有學者鑽研李登輝在政治光譜上的屬性和政黨轉換。1. 兩岸關係的探討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研究對台灣的重要性一直相當高，李登輝個人的思想與需要，如何投射在兩岸關係中並發揮作用，是本文的關切之一。由於後殖民的歷史時空條件使然，台灣透過在國際環境中釐清自己的戰略地位，就能區隔出與中國大
30、陸之間的差異，藉由提升國家利益及主體性從國際戰略觀點看我國的務實外交 ， 政策月刊 ，期 25，1997）的政策，凸顯台灣不屬於中國的立場。因此自李登輝主政後，期望建構台灣主體性而藉由中國論述的對照，更吸引研究者爭相探索。不過，文獻多不從李登輝的視野探就裡登輝的政策，而從某種理論角度或歷史史觀進行評價。較早如張景明的李登輝主政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以國家認同為例 （2001） ，探討李登輝於 1988 年繼任中華民國總統後的十二年執政期間，藉由政治改革轉化台灣人民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也讓原先的兩岸關係脫離原來一個中國的軌道，呈現出多重選項。陳鵬光的李登輝時期大陸政策之研究 （2001）則認為，之所以各
31、界開始注意到兩岸關係的發展，完全是李登輝擔任總統後才有的結果，因此想進一步了解兩岸情勢會有這樣的起伏，是兩岸原本即存在的衝突本質使然，或是我國的大陸政策前後有所不一所致。2006 年劉璟薇在李登輝時期台灣對大陸經貿政策之研究(19882000) 引用西方的互賴理論、整合理論分析台海兩岸經貿政策的互動與影響，並試圖探究兩岸整合的因素與發展情況，但對李登輝的人格特質及制訂相關政策背後的思維仍無著墨。陳蓋武在論及李登輝主政時期（19882000）大陸政策演變之研究 2007）歸因處理李登輝台灣與中國關係有由統至獨轉向的關鍵，是 1994 年李登輝在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訪問時， 自比摩西帶台灣人民出
32、埃及到應許之地 、 中國這個名詞是含混不明的 、 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 、 以往掌握台灣權力的，即使是國民黨，全部是外來政權 、 中共說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是很奇怪的夢 ，自始定位台灣主體性的任務便儼然開展。這些歸納都不對李登輝思想脈絡採取同理心的探討，故將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的時間點都放在他繼任總統之後的政策行為，以至於促使當事人在界定中國的同時反映自我的身份認識，未及掌握。本文回溯李登輝在殖民社會的長成與其間經過國族想像的斷裂，進而聯繫他藉由兩岸政策的改弦易轍與他內在身分策略的需要，說明李登輝調整和釐清對中國再認識的動機。2. 特定政策的相關研究文獻指出，除了兩岸政策的制訂外，建構台灣論
33、述或抗拒中國的具體實踐，也可藉由修憲過程來推動。殷德惠的語言與權力：李登輝與民粹主義之研究（2003）中認為，論述是一種政治操作的過程，它能幫助政府能對人民進行社會教化、形塑人民的認知和行動，以達成權力者的政治目的。他並據以認為，李登輝一方面不斷對人民灌輸民主價值，強調民主改革的重要性，同時以兩岸民主差距解構中共政權，並管理兩岸關係。如此標榜個人民主使命和建構道德形象，使自己成為符合人民期待、值得人民託付的領導人，以此解構政敵的批判和中共的威脅。他還進一步試圖建構一個以台灣人為主體的生命共同體 ，不斷塑造中共為共同敵人，指李登輝是以簡化的邏輯解讀兩岸問題，煽動人民對中共的情緒，反過來凝聚台灣內
34、部共識與同質性，分離兩岸關係使台灣主權獨立。黃子華的李登輝的治國理念與治國政策，1988-2004 2003）是對李登輝的任內的施政原則敘述的較為全面的，文中認為其治國的堅持就是要解決台灣人長期遭受的威權統治之苦，並掙脫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國際孤立之害；而採行的具體措施就是包括從務實外交、政治本土化、調整兩岸關係、六年國建、南向政策到牽手護台灣等活動，由這些作為來建構台灣的主體性並體現主權在民的理想。黃安然的李登輝與戰後台灣憲法變遷 （2004）即說到憲法變遷歷程必然影響兩岸關係，因為此舉會涉及國家定位與國家認同，他同時也強調李登輝任職總統十二年期間，最重要的政治宣示應該就屬發表兩國論。兩國論對台
35、灣政府與中國政府之統治權、主權、國家定位之影響不言可喻，因此他深入分析兩國論之內涵、產生背景及其影響，並論及台灣人民對台灣主體性之追尋。這些文獻述及的具體政策都是已表達的行為，是什麼原因致使李登輝在面對這些決策點時不為困難與批評，採取百折不撓的態度？若無與人格與理念的堅定，如何解釋文獻所整理的行為軌跡？本文回答這個問題，並將藉由與其他同時代的人物相互比較，說明何以人格與理念是李登輝中國認識的重要內涵。3. 李登輝在政治光譜上的屬性和政黨轉換上述提及李登輝研究中有關處理台灣與中國關係上的立場有所變化，另一個耐人尋味的觀察面向則是其政黨身份也頗多轉折。據國史館出版的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一 （2008，
36、頁 152）中李登輝自述曾經加入共產黨的過往，後來一九七一年成為中國國民黨員，再至二一年成為台灣團結聯盟精神領袖，常為批評者認為是政治變色龍（海峽評論 ，104 期，1998 年） 。林耀淞的李登輝與國民黨分裂 （2003 年）則希望釐清國民黨分裂與李登輝的關連，他認為李登輝力行國民黨本土化是造成國民黨性質起變化的主因，但卻未去觸碰李登輝加入國民黨是基於什麼願望？希望在國民黨中做哪些事或實踐哪些理想？在外界抨擊的同時，李登輝是如何回應其他人的攻訐？陳雅莉的李登輝：只要認同臺灣什麼黨都可以 （ Taiwan News 財經文化周刊 ，2004）也能知悉李登輝在政黨認知上並不具有從一而終的堅持。但
37、此部分的研究多半仍是報導式的記錄，讀者未能因而產生同理心，來體會李登輝在進出這些政黨時的內在需要，本文則將追問，對李登輝而言，加入政黨是否是實現個人政治理念的工具？或是個人對其揭櫫宗旨的認同？期刊論文與碩博士論文多半探討李登輝主政之後的成果，無論是政策上的或國家認同的部分，無法在一個完整的思想脈絡形成上對照他生涯前期與後期是否一貫。專書的討論與記錄則缺乏理論性的整理，難以有系統地協助讀者建立童理新進入研究對象的內心世界。五、研究架構要如何理解李登輝的思想脈絡？個體的知識體系或價值判斷本來就鑲嵌了複雜的象徵作用，亦會隨著歷史不斷變動置換意義而隨時調整。因此要回答這個問題可能必須溯及他成長背景中種
38、種時代或制度因素的加總。本文探究李登輝或同一世代台灣群體的主體性與認同模式之底層結構，借用社會學中觀察與詮釋自我認同與我群意識的建構過程時，所常使用的符號互動理論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其中有關自我概念 （self-conception）的形成便常用來解釋族群自我認同及我群概念的建構的過程。符號互動論的鼻祖米德（Mead） 主張每個人都有兩個自我，第一人稱的我（ I ）即為主觀的我，第三人稱的我（me）即是客觀的我，每個人（ I ）在任何情境下都會將客觀的我（me）視為對象，正如我們察看其他客體一樣。另一位學者顧里（Cooley） 則利用觀看鏡中的自我 （loo
39、king glass of self） 來詮釋自我概念的塑造過程。顧里認為當我們與他人互動時，我們可以從他人所表達的符號（包括語言、姿態、行為等）中觀察到自我的倒影。因此，他人對我的觀點或評價就好像一面鏡子，成為我們建構自我概念的要素。這在建構李登輝共同的社會與文化條件，也成為個人型塑自我概念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因為自我在本體與認識上所形成的矛盾，往往引發其對原先的存有有所質疑和緊張，而這種結構上的困境，似乎也正指向傳播領域在自我認同 （self-identity ）上所面臨的危機。這裡指涉的認同 （identity） 是指一個人對自己的綿密感覺（a coherent sense of
40、self） （Wheelis,1958: 19） ，它強調的是自覺（self consciousness） ，比如洛克 （Locke） 就認為個人認同並不是來自對於實體 （substance ） 的認同，它只不過是對於意識 （consciousness） 的認同 。而晚進引發關注的國族認同則是指一群人在意識上有共同的自覺，也就是我們相對於他們或你們的獨特感覺，同時這群人相信彼此休戚與共，在主觀上希望透過建立國家來保障共同福祉（Shafer, 1972: 14-15; Gellner, 1983: 49） ；這裡，我們可觀察到已由個人的認同遞進到共同的認同感 。無論是歷史、或是經驗，似乎都是客觀
41、存在的，然而，它們與記憶一樣，往往是人們選擇性認知的結果，甚或是想像或創造出來的。也就是說，在共同歷史經驗轉化為主觀的認同之前，必須先經過人們的認知來加以篩選。由族群邊緣去界定， 族群是一種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 ）或社會記憶 （social memory） 。例如集體記憶理論的開創者 Maurice Halbwachs認為：社會記憶或集體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為，現實的社會組織或群體（如家庭、家族、國家、民族、或一個公司、機關）都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我們的許多社會活動，經常是為了強調某些集體記憶，以強化某一群人組合的凝聚（引自王明珂，2001：46） 。至於國家認同應該是來自英文 national identity，是 nation 與 identity 的結合，將個人認同的來源置於 nation，也就是因為隸屬 nation 而產生的集體認同。Nation 是一種由個人組成的政治共同體，其成員相信彼此有福禍與共的命運，並且堅持要有一個自己的國家，如此一來，個人及集體的自由、平等、及福祉方得以獲得保障。 （施正鋒，2000：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