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国的毛主义贝乐登菲尔兹概述本世纪用年代激进化引人入胜的一面就是在西方出现了毛主义，一种在不同的国家环境下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毛主义。 本文探讨的类型是法国的毛主义，即文中所称的“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 （antherarchcdMaoism） ；它植根于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植根于法国的政治现象。虽然在美国找不到它的等同物，但美国的读者却十分需要了解它。首先，我们都是从经验中学习的，既学习自己的经验，也学习他人的经验。国家的独特性不应该使人认为一种斗争的相关性一定是有局限的：一种斗争的某些方面的确是有其局限性的，但是也有些方面是没有这种局限性的；要分清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情况，这需要以知识作为前提条件。
2、换言之，狭隘的地方观念只能削弱自己。其次，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就被压迫力量的本质，就个人、文化、政治的错综复杂以及解放斗争的标准提出了基本的问题。你可以不接受这次政治运动的立场或行动，但你必须承认这些议题具有跨国界的重要性。第三，描述一下这种奇特的毛主义经历也可以为 60 年代及那以后在法国涌现的一些杰出理论著作增加一点“生气” 。萨特（Sartre） 、勒菲弗尔（Lefebvre） 、阿尔图塞（ Althusser）以及福柯（Foucault） ，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有某种关系。萨特是一个尤为重要的人物，因为他直接并持久地参与了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团体中最大和影响力最久的活动
3、。法国的左派力量虽然在历史上一直很强大，但是它仍然拥有在西方世界里也并不逊色的不平等经济结构。阶级分歧很深且随处可见。不过，法国资本主义的牺牲品并不仅仅表现在国内；因为法国就像美国一样，在军事上表现得十分积极，竭力想把第三世界的人民控制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轨道里。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下，法国曾经想以武力控制印度支那的殖民地，最终以 1954 年奠边府的失败而告终。1956 年至 1962 年，法国再次卷入战争，想使阿尔及利亚成为它行政管辖区的一部分。法国将它的军事实力从当初在西非拥有殖民地的时候一直保留至今。不过，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同早期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是不同的，不论在由谁来打仗还是在战争对国内政治体
4、系的影响方面都有所不同。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有明确决定不允许征用本地士兵；但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却是可以在本地征兵的。印度支那战争对国内政治体系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而阿尔及利亚战争却导致了第四共和国的垮台和戴高乐领导下更为专制的第五共和国的形成。它还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学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专制政权和学生之间的冲突在 1962 年战争结束之后仍然继续。阿尔及利亚战争成了60 年代更加广泛的青年激进运动的主要刺激因素。这场战争在使一系列由成年人控制的制度结构丧失其合法性和权威性方面起了关键作用。比如说教育体系，开始被看成是一个输送年轻人的渠道，或是把年轻人输送到军事官僚机构，
5、去打那些帝国主义的战争，或是把他们输送到公营或私营的资本主义官僚机构，在压抑的垄断体系中变成一个勉强维生、无足轻重的螺丝钉。这种对自己命运的无法把握以及教育制度本身的过时对人的桎梏，在激进的青年中产生的感受远不止是对整个制度下其他受害者的同情。这种异化扩展到传统的左派政党，戴高乐主义者也未能例外。因为正是在一个社会主义者高莫莱特的领导下，才真正开始了阿及利亚战争。为了控制苏伊士运河，1956 年首相莫莱特还与英国和以色列一起进行了干预。于是，莫莱特的党社会主义法国国际组织（SFIO ） ，今天社会党的前身就公开站出来鼓动青年不仅要与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制度共处，还要加入这个国家最有侵略性的殖民主义
6、军队中去。即使传统的反殖民主义的共产党也有了污点，因为它的议会代表团投票同意给予军队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以紧急权力，还投票同意了战争期间的军队预算。此外，党的领导人还放弃了激进的反战运动，因为那被认为是冒险主义的策略。激进的青年也因此与这两个党疏远，被引向其他的组织，如反战运动的主要力量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 ；社会主义联合党这是一个新党，由反战的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天主教马克思主义民主党和激进社会主义者创立；以及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UEC） 。尽管与共产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在 1963 年至 1965年间实际上是由一帮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所控制：不
7、断渗透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受意大利更有独立思想的共产主义者影响“陶里亚蒂主义者” ，以及毛主义者。首先是在对付反战示威上，其次是在对付教育问题引发的示威上，戴高乐主义的政权使用了更明目张胆的镇压措施。大规模警察的武力不仅第一次被用来对付工人和穷人，而且被用于对付走上街头表示抗议的中上层和中产阶级的子女。为了限制合法的反对派活动的范围，戴高乐主义政权迫使人民不得不走上更基本的和更精心组织的违法活动。反对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就是这种违法活动的一种，他们拒绝了那些掌权的人对“合法性”的限定。帝国主义战争，非合法化，压迫和激进化，所有这一切表明，法国和美国惊人地相似。但是法国有一个广泛的历史悠久的左派，而像
8、毛主义者这样的一些运动既反抗资本主义，又反抗保守派把持已经建立的左派政党对工人阶级控制。与美国不同的另一点是法国的工人阶级中有着很广泛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乌托邦主义的本上传统。这些在 1936 和1968 年工人要求自治，要求对工厂的控制权的大罢工中有力地表现出来。这一传统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迎合了毛主义的一个方面，即提出这样一种怀疑：不管一个组织为了大众利益多么有献身精神，它总会有一种把组织利益与大众利益混为一谈的不良倾向。这与法国传统的一个重要来源卢梭的见解十分相似。他曾认为，如果需要，行政的结构应该从群众中找到方向，应该向他们负责。在毛泽东的语言里，这被称为“群众路线” 。 群众应该向党
9、学习， 这是列宁的模式；到了毛泽东那里，这一模式就被改变为党向群众学习，对群众负责。这里的群众指的是中国农民阶级。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所代表的群众意志迫使行政人员、 教授和官员回到农村和车间， 以重新加强政府与群众的联系。 这非常符合法国本地的激进的传统，为反对特权的毛主义提供了灵感的源泉。美国既没有一个反对等级制度的激进传统，也没有一个有很大的特权的左派党。美国的毛主义不是以反对这种党的背景出现的，而是在组织松散的、基本上是反传统文化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出现的。由于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这些特点及反传统文化的社会环境的反应是否定的，美国的毛主义团体在结
10、构上是等级制的，而在道德上则是“无产阶级的”而非“反传统文化的” 。与法国反对等级制度的毛主义组织最相像的美国团体是“地下气象组织” ，但其指导思想是一般的反帝国主义思想，而不是具体的毛主义的方向。记住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可以转入讨论法国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发展过程的具体方面。一、法国 1968 年前的毛主义1法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丧失法国毛主义有两个不同的来源，反映了 60 年代代与代之间的分裂。一是成年的共产党，60 年代早期是这个党的困难时期。以主席多列士（Maurice Thorez）为首的领导层是教条的斯大林主义者，特别是与陶里亚蒂领导的不那么教条的、更“现实的”意大利党的立场比较起来，这
11、就显得非常荒唐可笑。意大利模式为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法国党看成是僵化的、没有学习能力的党提供了依据。但教条主义并不是实用主义的反面。在国内，这个党被认为是严重的实用主义，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虽然该党一直坚持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但其议会代表团却投票同意授予军队在阿尔及利亚以特别权力，也同意了军队的预算。这个党坚持战争应该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严厉谴责了那些援助或上街游行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左派组织。实际上，它不支持任何非它负责的示威游行。它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实用的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与正式的殖民地不同，阿尔及利亚在法律上是法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在党内得到了贯彻执
12、行，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损害了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此时，该党并不希望出现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和中苏的分裂。中苏的分裂发生在 1962 年，正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的时候，青年反战运动达到了高潮。中国把非斯大林化运动者作是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所采取的右倾修正主义立场。在他们眼里，斯大林确实应该为暴政和树立个人崇拜承担罪责，但是斯大林实际政策的主要内容还是好的。非斯大林化是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对其修正主义立场进行自我标榜的一件外衣。法国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它既忠诚于斯大林和他的政策，也承诺走世界最大的共产党苏联党的路线，现在，在这二者之间，法国党完全被套住了。应该了解，在法国共产党内，对斯大林的
13、忠诚并不完全是从上而下强加于人的一种现象。对于很多普通成员，特别是二战期间处于地下状态的活跃分子，斯大林首先是被西方人抛弃而后独立对付希特勒的领导人，在那之后，他还是带领苏联人民以高昂的代价抵抗纳粹最后取得胜利的人。在很多所谓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都加入了维希政府之后，法国共产党的抵抗和苏联在东方的抵抗有着相似的特点。很多人因此尊敬斯大林，就像他们尊敬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一样。这种支持斯大林的基础经常被忽视。60 年代的年轻一代也很难明白这一点。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体验过二战战火，没有以同样绝望的心情期待过苏联在东方前线的胜利的美国人，更难以理解这点。最后，法国党的领导要求克里姆林宫作出更多的解释，和
14、其他大多数党比起来，法国党用了更多的时间来修改政策，但最终还是接受了非斯大林化，并在苏联和中国党发生了思想和理论方面的冲突时，为苏联进行辩护。2独立自主的毛主义运动开始在中苏决裂前，很多法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有着特别的兴趣，有的还是法中友好协会会员。当然，在中苏两党关系仍然亲密的时候，这些都不会有任何问题。接受非斯大林化和与苏联党站在一起反对中国党，都使亲中国党的法国党人土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开始建立了“马克思一列宁主义阵营” ，这一阵营是亲中共人士用以抵制非斯大林化，抵制反中国的立场的一种手段。在他们看来，非斯大林化和反中国是严重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到了 1964 年， 这些人已经可以在党内坚持
15、他们的立场了。 经过了从 1964 年到 1967年间两次不太集中的筹备阶段之后，他们于第二年建立了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DCMLF） 。这个党马上得到了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承认。比起法国共产党内的毛主义分子来， 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UEC）中的青年毛主义分子能够继续留在联合会中的时间要长一些，比起联合会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陶里亚蒂主义者，他们就更久一些。对他们来说，斯大林主义不是感情的问题，对上一辈的人才是。虽然他们受到党员阿尔图塞对党领导批评的影响，虽然他们强烈反对党支持密特朗参加1965 年的总统竞选，但他们并未发出批评声音。与仍然留在党内的阿尔图塞一样，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中的青年
16、毛主义分子显然仍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声音，以避免党无可挽回地背离马列主义“科学” 。 1965 年后期，对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中毛主义分子的清洗运动开始了。1966 年 2 月，一个叫做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UJCML）的组织由这些被清洗或将被冶洗助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中的毛主义分子建立起来。开始它很谨慎，并没有在党的领导面前挥舞小红书或毛泽东像。但是在阿尔图塞立场正式被党的中央委员会否决之后召开的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四月代表大会上，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散发了全面抨击中央委员会立场的小册子，党也借机立即完成了对毛主义分子的整肃。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成员都比较年长，主要是工人，他们认
17、为，青年和几乎全是青年学生的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需要与党保持一种从属关系，但年轻的学生们拒绝了。有人提出青年和知识分子不足以担当组织群众斗争的任务，针对这一点，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回应说，他们所不知道的工人的直接经验，可以通过走到群众中去向他们学习来获得。这是一个被毛主义分子称为“调查研究”的技术问题。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结构被认为太封闭，不能够保持这种投入群众中去的开放作风。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于是纠缠不清，互相指责对方是精英主义。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没有在原则上否定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只是否定了它在特别斗争阶段的适用性。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他们自己的
18、革命阶段，这有助于法国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反对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提议；这就是开始于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把年轻的红卫兵抬高为革命的捍卫者，反对党内的中年干部，反对官僚队伍中、军队中，以及大学中那些被指责亵渎了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的人。对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观念的拒绝和对调查研究的强调，最终依赖于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毛的“群众路线”理论相同的合法的原则。但是没过多久，这两个组织内部都因党的问题而出现分裂。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内的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毛主义分子的松散的“大联盟”应配以更灵活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中有些人则开始担心正在中国进行文化大革命
19、的人支持了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因而相信通过保持距离他们自己才真正体现着小资产阶级的精英主义。因此在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内部，一次“清算主义”的潮流逐步展开，而正是在这种自我怀疑自我批评的过程中，爆发了 1968 年的学生反抗运动。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完全失去了平衡，其激进分子走上街头，不是去设置路障，而是要求拆除路障。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够领导一场真正的革命，没有他们，对抗就是没有意义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更支持学生，有些同情者还站到了路障上。一旦工会宣布支持学生，工人开始举行罢工、占领工厂，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便试图加入到运动中去，通过组织“长征”
20、深入到工厂支持工人以扩大运动。但是，这并没有挽救他们的组织。清等主义分子认为，1968 年起义之所以没有推翻政权，是因为缺乏一个有纪律的党愿意和能够在起义失控的时候指明方向，于是他们获得了广泛支持。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里曾在工厂里工作过的人被赶了出去。有些人退出现实世界的斗争，转入文本世界的研究以寻求指导，另外一些人直接加入了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还有另外一些人另辟蹊径，其中的一条道路就是“反对等级制度的毛主义” 。二、反对等级制度的毛主义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法国人使用不同的词语来指代一个等级制度的毛主义组织，如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和我们考察的一些反对等级制度的团体。前者被称为马列
21、主义者（不用说共产党不会接受这种称呼作为精确的称呼） ，而后者被称为毛主义分子或更简单地称为毛分子。这不只是一种用以分别事物的语言手段，而是一种划分等级的方法。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者设法把毛的名字从反等级制度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和后来的反等级制度组织中偷走，在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1968 年暴动之后被宣布非法）努力转入地下以求生存的时候，他们通过大胆而引人注目的举动这样做了。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分子，其特征是组织形式灵活，拒绝任何文本正统观念的约束，采取非常对立的姿态。在这些组织中有两个尤其重要，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存在的时间短得多， 但在短暂的时期内却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革命万岁” （Vive l
22、a Revolution 或 VLR）“革命万岁” 是一个不过几百人的小组织，在 1971 年 7 月前就消失了。 与大多数毛主义组织一样， “革命万岁”派成员到工厂里组织工人，虽然“革命万岁”的激进分子在巴黎地区近二十个工厂进行发动工作，但它的特别目标是巴黎第十五区的雪铁龙汽车制造厂。这是一个大胆的选择，因为雪铁龙汽车厂素以公司的团结和很严格的纪律著称。“革命万岁”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以哲学家勒菲弗尔提出的“日常生活”概念展开。这一概念被“革命万岁”在其报纸宇宙中予以精心阐述。其重点的重点在于生活的性欲望方面（雷希WilheimRetch重点阐述过的） 。 宇宙 已出 16 期，是第一份广
23、泛发行的法国左派分析性问题、妇女解放、同性恋问题的出版物。这些内容后来证明是导致“革命万岁”组织垮台的原因。第 12 期是特别粗俗很亵的一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革命万岁”深入工厂开展活动的人抗议编辑部出版了对他们执行任务完全没有帮助的东西。白求恩、毛主义书店都拒绝卖这种书，政府也予以禁止。政府也以有伤风化控告同意担任该刊物名誉编辑的萨特。后来的四期集中分析了法国极端左派的清教态度，认为它不愿意或不能够看出任何真正的革命解放都必须同性压迫、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作斗争。应该重新呼吁在法国至今没有可以等同于美国“反传统文化”现象的东西。法国左派主要是在社会和文化上都很传统的人。虽然“革命万岁”因采
24、取这一立场使自己不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但实际上它是在帮助确定反传统文化现象出现的阶段，到 70 年代中期，法国的确出现了这种现象。 根据香米海丝的观点，法国妇女解放运动（UFL）和同性恋（FHAR）运动都源于“革命万岁”的经验，而且最初是由前“革命万岁”激进人士领导。三、无产阶级左派运动的本质1968 年 9 月， 一股称作毛主义自发者（Maospontex）的非清算主义分子建立了一个叫“无产阶级左派” 的组织，同时，一份名为人民事业 （CDP）的报纸开始出版。 “无产阶级左派”成为最有攻击性、持续时间最长的反对等级制度的毛主义组织行动队，而人民事业报便成为它的大众的信息队。前共产主义（马列）青
25、年联合会的一部分， “无产阶级左派” ，在开始时并没有吸收很多人。但它得到了一次在数量和力量上壮大的机会，1969 年 2 月和 3 月间，南泰尔“322运动”的一些激进分子加入到它的行列。 “322 运动”在 1968 年巴黎大学南泰尔校区的起义中起了一种催化作用。虽然它实际上是一个包括倾向毛主义和法兰克福派托洛茨基分子及其同情者的人们的联盟，但其主要声音和公众形象主要是由丹尼尔科思一本迪特，著名的“红色丹尼” ）和他的无政府主义同志一起建立的。有一些骑墙派，他们在清算主义和自发的毛主义的争论中，决定加入无产阶级左派。60 年代的最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无产阶级左派和人民事业引起了法国权力机构的
26、极大不满，于是被宣布为非法，报纸编辑被起诉并被投入了监狱。这一次，他们被指控的罪名与有伤风化并无关系，完全是政治方面的指控。在成立的最初两年里，无产阶级左派试图调和“反权力主义的青年暴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分歧。它派其成员深入到费林斯的雷诺汽车制造厂，因为这个厂在 1968 年曾发生革命。政府和这个国有工厂的管理层以及法国总工会设在当地的机构都对这个工厂的政治工作很敏感。冲突转化为暴力斗争，这个在 1968 年起义中被警方镇压过的工厂又一次出现警察的行动。中学的组织和发展也被放在优先的地位，就像美国的“地下气象”组织的方式一样。无产阶级左派采取了一种不定型的二战形象，鼓励高中学生加入无产阶级
27、左派非武装的暴力斗争中去。 ”不仅到贫林斯和其他工厂，也深入到移民区和工人阶级的郊区。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的生活在最初两年里代表了运动组织结构的顶点。这一阶段，在国家、地区，以及局部层面上都没有一个委员会的机构。委员会召集和协调阶段性的“工人大会”以做出各项决议。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们相信，他们正在致力于消除群众与领导人之间在决议制定方面的差别，工人大会被认为达到了最大的政治平等。虽然这是一种有意识的目标，但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比别人更有影响的人物，这些“领导人”的性别比例很不协调，都是清一色的男性。无产阶级左派中的人并没有与“革命万岁”中的人显示出同样的敏感性。政府越来越厌烦毛主义分子在工厂里制造
28、出来的麻烦。但是解雇和逮捕激进工人并不管用，因为总是还有激进工人取而代之。即使运动早期组织得比后来更严密一些，但仍然有些过于杂乱，政府要直接攻击并非易事。因此， 1970 年 3 月，政府决定打击无产阶级左派组织的最显眼也最够得上手的机构报纸。 人民事业 的两名编辑勒布里 （Le Bris） 和勒当泰科（Le Dantec）被逮捕并被告上法庭。警方还开始控制这份报纸，攻击和逮捕卖这家报纸的报贩。单只是卖报就会被判一年监禁和永久失去公民权。在勒布里和勒当泰科被逮捕后，一位名叫阿兰吉斯玛的前大学教师教授联合会的领导人，也是 1968 年起义中三个最著名人物之一（另外两个是科恩本迪特和学生会领袖雅克
29、桑法日）成为人民事业报的编辑。由于参加 1968 年的起义活动被从教学岗位上解雇了， 他先靠拢到“322”组织的周围，后于 1969 年上半年加入了“无产阶级左派” 。但是， 1968 年起义爆发后，戴高乐主义者通过了“反破坏分子法” （Lot Ant 一Gasseur） ，按照这一法律，吉斯玛遭到逮捕。根据这一法律的条款，任何参加示威游行的人，任何参与组织示威游行的人，都要对其行为负责。那是在审讯勒当泰科的前两天，一些团体组织集会。吉斯玛发表了演说。审判那天肯定也会有一次示威活动。警察禁止了这次示威活动这是他们的惯用伎俩。但不管怎样，示威活动还是举行了；警察强行驱散了群众；有近 490 人被
30、捕；吉斯玛以煽动罪被指控，虽然他当时并不在场。在这次事件中，没有人被杀或被指控谋杀，政府逮捕吉斯玛的过程与芝加哥过去抓捕和惩罚无政府主义者的手法是相同的，当时，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在秣市大屠杀（the Haymarket Massacre）现场。不过，与那些人中的一些人不同的是，吉斯玛并不是被吊死的。自由民主显示了它较为人性的一面。 他被判并执行 18 个月的监禁，其中有 5 个月要单独关押。勒布里已经被判了 8 个月监禁， 勒当泰科被判了一年。这两个人被判服刑仅仅因为他们编辑人民事业人除了对人民事业的编辑处以监禁外，政府还在吉斯玛的审判期间通过行政命令禁止了无产阶级左派。但是，无产阶级左派并
31、没有消失，它改名为“前无产阶级左派” 。 人民事业报也没有停止出版。相反，在吉斯玛被捕后，萨特再次担当了一份出版物的名誉指导， 这一次是人民事业人出版人马斯佩洛（Francois Francois Maspero）也走上街头加入到卖报的行列。这是公开地向政府挑战，逮捕和审讯这些世界知名的人士显然不能用逮捕和审讯不怎么知名的年轻激进分子的办法。马斯佩洛被逮捕，但只是以无证营业的轻罪勒令停止；至于萨特，政府就根本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无产阶级左派激进分子相信，有一种内在辩证正在发生作用，因而运动在某些时刻“自然地”到达了某些阶段，而这是一种他们和政府都完全控制不了的辩证逻辑。所以，虽然坚信高度自愿
32、主义的“行动政治”观念，运动仍然有一种强大的非自愿主义的成分。例如：政府对无产阶级左派的禁令会使下一个“自然的”地下阶段到来。即使政府没有禁止无产阶级左派，在环境和运动内在的不可避免的动力中，还会有其他因素促使这一阶段的到来。19701971 年的主题变成了“扩大抵制” ，重点放在地方、边远组织的行动上。这些组织有的已经存在；有些就必须从零开始。工厂的基层委员会还是原来的范畴。但 1971 年春天，新激进分子的罢工力量正在工厂里建立起来，以便切实可行地对付压制基层委员会工作的企图，惩罚那些虐待工人的老板和管理人员。委员会还在中学里组织起来。支持越南和巴勒斯坦的组织也建立起来，最后，一个支持无产
33、阶级左派的广泛的组织网络建立了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 “红色救援者” （SecourRouge ） ，由马斯佩洛领导，参与和积极的支持着中有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萨特。还有“人民事业之友” ，这一组织的人卖报以扩大人民事业的支持者队伍。 “真理与公平委员会”有一些不同。它并不像前二者那样从事非法的行动。他们调查、确定并公有资产阶级法律不公平的实例，它们如何被扭曲使用来损害被剥削者、维护富人和有权阶级的利益。他们用来评价统治政权的方法是统治阶级不会也不可能用来评判自己的方法。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现在遵从肯尼思肯尼斯顿（Kenneth Keniston）对“运动”的界定，而不是遵从一种形式组织。
34、 “根据内在的转变及其针对外在环境的行动，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者都是法国左派方面最有活力的人们。他们的行动几乎总是戏剧性的。他们有时甚至就是故事影片中的素材，尤其是在毛主义或同传毛主义的导演们手里，例如让一百克戈达尔，他执导的中国人并与他的合作者让一皮埃尔格林合导的更广为人知的一切都好 。 “此外，由于萨特、马斯佩洛和其他文艺界名人的支持，由于，吉斯玛的号召力和 1968 年特殊的氛围，人们便不难理解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的戏剧及其勉力。现在让我们从四个不同方面更近距离地审视被禁前后无产阶级毛主义分子的具体活动。四、行动中的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1雷诺被袭运动中最大胆最危险的
35、是工厂工作。无产阶级左派和后来的前无产阶级左派在全法国许多工厂里开展活动，包括里昂的布朗特和贝利耶厂、南特的巴蒂诺厂、邓科克的造船厂，以及北部的煤矿。不过，位于巴黎附近比朗古尔的雷诺汽车制造厂是一个特殊的目标。首先，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想恢复和扩大破坏活动，这种活动在工厂内已经进行，而且是用当时工人激进运动全面发展的一个部分。其次，他们想从秘密破坏活动转向更加公开的反对“政府恐怖主义”的运动。 “这使毛主义分子陷入了与法国总工会公开的直接的冲突。法国总工会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努力把工人工作的重心放在面包和黄油问题上。在各种工厂鼓动组织了接近十二个斗争委员会（基本上采取 1968 行动委员会的模
36、式）之后，毛主义分子进行了他们第一次大的战役，引发了法国总工会的怒火。为了回应地铁票价的上涨，毛主义分子把工人组织成大的集团。他们跳过拐角栅栏，拒绝付乘车费，八个地铁警方官员试图干预，被他们粗暴殴打、追赶，最后都跑掉了。法国总工会抨击毛主义分子殴打公共事务工作人员。毛主义分子拒绝承认警察拥有无产阶级一般雇员的任何特点，警察只被视为已有秩序法律标准的维护者。为了回应毛主义分子的行动，大批正规警察被部署到工厂附近的地铁站，警察以暴力进行了报复。毛主义分子在一次反对工厂食堂肉价上涨的运动中也触犯了法国总工会，这次肉价上涨有法国总工会直接参与，因为它控制着食堂的管理委员会。毛主义分子散发小册子反对涨价
37、，呼吁采取行动。有些工人打了饭不付钱，这和地铁事件中使用的是同一种策略。毛主义分子与法国总工会激进分子在食堂里爆发了战斗，毛主义分子宣称受到一大批移民工人的支持，指控法国总工会吸收了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人帮助自己同毛主义分子开战。虽然毛主义分子在地铁和食堂问题上都没有取得胜利，但他们感到已经揭开了法国总工会不关心工人利益的官僚机构的真面目。在这些最初的运动之后，毛主义分子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工作过程本身。他们采用一种任务轮流的策略，对按照劳动等级分工的工资区分提出挑战。每一特定单位中的工人要教会下一个工人如何完成他的或她的任务。当每一个工人都能够从事任何工种的时候，所有工人就要求付予他们最高的薪水
38、，因为他们具有同等的资格。他们也鼓励与监督人员直接对抗。工人们开始自己计时，而不接受监督人员的命令。抱怨工作质量的监督人员被迫在那个岗位上代替工人，自己动手劳动。任何被认为是对工人或示威者非常专横的行为或对移民工人实行种族主义的行为都会受到反警察工人组织的惩罚。有些监督人员被殴打，至少油漆车间的一个工头被人当头浇了一桶油漆。对管理人员的暴力抵制增加了，与法国总工会的冲突也不断升级。但是一个对法国总工会毫无好感的反等级的毛主义组织甚至攻击无产阶级左派的做法太不分青红皂白，以至有两次在工厂里看到任何穿着白罩衣的低级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也进行攻击。越来越多的工厂警察被增调到比朗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工厂加
39、快了对政治活动人士的解雇，不管参加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政治活动。一些被解惑的工人被交给驻守在工厂门口的正规警察，被指控犯了罪。另外一些刚刚被解在和开除的工人则进行反饥饿罢工。提供道义方面支持的两个重要人物是萨特和女演员西蒙西格诺雷（Simone Signoret） 。前者被无产阶级毛主义分子设法输送进工厂进行检查，但很快被警察驱逐上去；后者去看望反饥饿罢工的工人以表示支持。就在西格诺雷支持无产阶级左派这次具体行动的时候， 她的丈夫获坦（YvesMontand）正与简方达（Jane Fonda）一起拍一部对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的策略戏剧化地表示支持的影片一切都好 ”冲突到 1972 年 2 月和
40、 3 月间达到了高潮。23 岁的前雷诺汽车厂工人、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被埃尔奥维尼（POverney ）和他的许多政治上活跃的同志一起被开除， 他于 2 月 25 日星期五回到了工厂门口，和其他人一起在工人进出工厂的时候向他们散发小册子。他与工厂安全部门的一个头头特拉莫尼先生发生了口角。特拉莫尼站在离奥维尼很近的地方，拔出枪，打死了他。次日，雷诺厂的工人发现工厂被准军事警察完全包围了。他们检查每一个工人手里的报纸。知道星期五枪杀事件并参加过示威游行反对枪杀事件的五个工人被开除。星期二，成群结队的警方再次包围了工厂，又有四个工人被开除。星期四，在枪杀事件前后被开除的十一名工人又设法回到了工厂，
41、公开呼吁工人起来抵抗。他们遭到特拉莫尼的保安人员的攻击，并被交给了警方。五个人被控触犯了反破坏分子法。但是，对于自己的人被枪杀，对于激进分子及其支持者被开除，毛主义分子并不满足于只是抗议。一个前无产阶级左派突击队新人民抵抗运动奥维尼团体把比朗古尔最重要的人事官员诺各热特（RobertNogrette）抓住并扣押在秘密的处所。毛主义分子以前曾把工厂老板关押起来，直到他们同意妥协为止。在雷诺汽车厂的一个附属厂里，他们把老板踢出了工厂，让他在厂外呆了几天。但是对诺各热特的行动被认为是一种更严重的事态，引起了蓬皮杜（Pompidou）总统的注意和谴责。作为释放诺各热持的交换条件，突击队组织要求撤销对交
42、给警方的工人所加的刑事指控，所有在奥维尼死后被开除的工人恢复原来的位置。他们从来没有威胁要杀死诺各热特。尽管实际上警察找不到他，也不会妥协，但大约 48 小时后他还是毫无损伤地被释放了。毛主义分子希望工会谴责这一行动，工会这样做了。但是不清楚他们是否想到另一方面来的压力，即在奥维尼死后举行的大规模街头游行和示威中曾宣布与前无产阶级左派团结起来的大部分其他极左派团体的否定反应。 “甚至革命共产主义者联盟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中最富对抗性，与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关系很好的一个组织大多数极左派组织一起公开批评这一箭动。共产主义革命联盟当时是拉丁美洲游击战术的重要支持者，它认为这一行动在法国的政治背景下毫
43、无意义，特别是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毛主义分子还不想把诺各热特杀死。实际上，那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谢各热特被毫无损伤地释放了，因此这次事件以后，在雷诺汽车厂几乎没有可能再展开政治工作了。2在移民中开展工作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的第二个重点是针对大量的移民工人进行工作。这些工人不成比例地聚集于最低下的工作，因此工资待遇也最低有时与他们的实际技能或实际从事的工作根本不符。因此他们也最难以承受消费的增加，如地铁票价、食品价格和房租。毛主义分子希望通过抗议价格上涨，推行岗位轮换的方法，从肉体上惩罚那些对阿拉伯人、黑人工人实行种族主义的监管人员，他们将赢得移民工人的支持，引发更大规模的激
44、进行动。另一个旨在吸引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阿拉伯工人的方法，是在工厂里建立巴勒斯坦支持委员会。开始，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对印度支那的战争给予了高度的注意。他们自己的“越南根据地委员会”对南越的临时革命政府和北越政府的努力表达了毫无批评的支持。毛主义分子的策略把他们引入一系列的与警方的暴力冲突之中，他们曾一度占领了越南驻巴黎大使馆，并在上面升起了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子。但是，在前无产阶级左派阶段，他们的任务重点从越南问题转移到巴勒斯坦问题，以更能吸引他们想要接近的移民工人人口。实际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回归家园几乎是惟一一个前无产阶级左派给予了充分重视的非法国人的问题。然而，毛主义分子并
45、不限制他们接近移民工人人口以在工厂内把他们发动起来的努力。从 1968 年成立时起，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就开始注意移民工人的困境，这些工人被迫住在遍及法国的贫民窟（bidonivilles ）里，但主要集中在巴黎地区。bidon 一词意谓桶（如油桶），贫民窟的小屋就是用这种材料做的，它们被粘在一起构成屋顶和墙壁。暖气、卫生间或自来水在这种临时凑合的结构里是见不到的奢侈品。这些无疑带来了移民工人及其家庭的高发病率，尤其是肺结核。毛主义分子在贫民窟的几个方面都很活跃。在谴责这种贫民窟存在的同时，他们坚持在摧毁贫民窟之前，应该提供可以接受的中转房给这些移民工人居住。他们还试图避免美国的模式更新城区。无
46、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在阿让德的斗争尤其竭尽全力。阿让德是巴黎的一个郊区，共产党控制着这里的市政府。支持无产阶级左派的团体“红色救援者”试图提供一些服务设施，因为公共部门提供的不足或根本就没有提供。在一个毛主义分子突击队组织的一次更公开化的行动当中，最时兴的食物店遭到袭击，美味食品被分发给贫民窟的人。虽然创立于 1970 年的一个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组织也开始在贫民区开展工作，但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是第一个到达那儿的组织。这些团体一起呼吁国内外注意这些恶劣条件的存在，而这种活动无疑对法国政府决定在极短时间内拆除它们起了重要作用。到 1975 年，几乎所有的贫民窟都消失了。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
47、左派毛主义分子既在大城市正常的移民居住区展开工作，也在专门为移民建造的居住区展开工作。在前一种居住区里，他们围绕着警察骚扰、白人种族主义暴力，以及房东们不负责任等问题组织活动。最常用的方法是抗租、抵制收回住房和强占空闲的房屋。1975 年，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帮助郊区的法国工人阶级家庭用的就是这种办法。在为单身移民工人或离开家庭、一年之中有十一个月单身住在法国的移民工人专门建设的住宅区里，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鼓励和支持移民与住宅管理者（很多人是从殖民地退役的前军事人员）的种族歧视展开斗争， 争取对房屋的控制权， 坚持要求适当的维修，抵制房租上涨（管理者强行向居民征收定期上涨的房租） 。无
48、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的早期工作，以及它以前的阿拉伯人成员和反制度的毛主义法国共产主义（马列）联盟的成员的继续工作，在引起全国居民房租大罢工的斗争中，是一个重要的支持因素。经营这些住宅的最大的公司竟连续四年无法收齐房租。3走出城市开展工作上面提到的这一切行动都发生在城市。但是，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走出了城市的社会环境，找到了一个比以前的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分子更为广阔的天地。他们通过三种方法来发动城区以外的群众。首先，创建后的第一年，无产阶级毛主义分子组织郊区和小城镇的商人设置路障，以抗议他们认为不利于他们的 1969 年立法。有些左派人士包括萨特批评毛主义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商人一
49、起同警察进行的斗争。无产阶级左派被指责支持的不是一个进步的行动，而是右翼布热德主义的再现。其次，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在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Brittany） 和南部的奥辛塔尼（Occitanie）支持民族主义运动。70 年代后期，科西嘉的民族主义达到了非常强烈的程度，但 70 年代早期和中期，布列塔尼和奥辛塔尼的人民最强烈地表达了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独立的愿望。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支持这些反对现状的斗争，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比美国的毛主义分子所面临的种族分离主义的问题更容易解决。一方面，他们知道民族主义运动常常是相当反动的，他们不想让布列塔尼和奥辛塔尼的运动朝着那个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不愿把任何具体的结构强加于他们。他们选择把他们视为非殖民化的斗争，认为这样他们可以在斗争中形成自己的特殊组织。实际上，这正是毛对中国之外的国家的革命运动所采用的那种灵活的态度也就是说，每个国家走自己的道路。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分子在走出城市的环境方面所作的最活跃的尝试，是 1971 年和 1972 年在布列塔尼东南部的卢瓦尔一阿特兰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