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二十多年的“普法运动”，推导自官方，流行于社会，蔚为一种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似乎也是一种新型生活方式的涵育过程，而恰成一场“运动”，一种不同于二十世纪中国人记忆深处任何“政治运动”的社会政治运动。今天回头来看，因有将近三十年的纵深，使得我们能够对它作出阶段性评判。总括来看，这场“运动”的本意在于灌输选择性的法制意识，以守法公民作为最终期待产品，旨在营建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而忽略了对于法律本身的政治正义追问，也无遑就生活方式及其正当性考量做出切实回应，特别是着意回避了有关政制与政体的政治经济学思考。因而，对于本予回应的重大问题，便采取了选择性回答，或者，悬置起来，不去触碰，诉诸“延迟战略”。在此，仅就“守法”一项举例而言，则大致的追问包括：为何需要“守法”?遵守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这样的法律是否可能、应当和值得遵守?以及，法律本身是否存在合法性?法律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究属何种关系，又有何层面与境界之别?进而，公民是否具有不服从乃至于积极反抗的权利?等等，等等。但是，即便如此，不经意间，“普法运动”却在一般社会阶层，特别是普罗大众中间，引领出一种自然法式的法权意识，催生出全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