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经济学数量化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数量化的成因及其问题朱富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510275）内容提要：经济学的数理化壮大于 20 世纪 30 年代而极盛于 5070 年代，起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实践上盛行的实用主义原则，这由功能主义哲学观所促发，二是理论上遵循的自然主义思维，这由科学主义发展观所引领；特别是，功能主义哲学观和科学主义发展观进一步与西方社会的建构理性主义思维相结合，从而使得经济学数理化趋势不断膨胀。然而，尽管数学作为一个工具对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过分偏重数学却窒息了经济理论的发展：一方面，经济学研究的经济行为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人之行为是复杂多变的，因而经济学是无法完
2、全“精密”化的；另一方面，尽管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但过分强调经济学的应用色彩，就会蜕变为就事论事的庸俗实用主义。正是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泛滥，导致了经济学在理论和应用两方面都遭遇了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但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主流学者还是在为目前的经济学范式辩护，经济学数理化还在膨胀。究其原因在于：1.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偏盛本身存在着愈演愈烈的自我反馈效应，2.等级化的学术秩序进一步限制了思想的交流和创新，3.新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取决于其内在逻辑和其数学表达的复杂程度，而不是取决于其是否能够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4.现代主流经济学能够比较的已不再是相互争论的思想观点，不再是研究视角，也不是结论的可证实性
3、，而主要局限于成规定制式的“规范”上。正因为存在这种数量的自我强化效应，经济学课程变得越来越枯燥无味，充满了成规定制式的数字推算，而越来越不关心真实的生活世界，不关心丰富多彩的人性；因此，近年来，主流经济学的抽象化和数理化的膨胀倾向遭到了很多关心实际经济问题，特别是关注“人”的经济学家的反思。关键词：经济学数量化、功能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方法论2笔者（2006）在关于经济学计量化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经济学根本上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其理论研究的根目的是对事物本质以及事物之间内在作用机理的揭示。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一个完整的理论研究包含了四个轻重不同的层次：方法论层次、理论素养层次、表达
4、工具层次和实证检验层次；其中，前两个层次是理论的基本范畴，后两个方面则是辅助性的。显然，目前经济学界普遍重视的数学建模主要是一种表达或分析工具，而基本上不属于方法论的范畴，目前刊物上发表的大多数此类文章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模仿练习；同样，目前经济学界趋之若骛的计量经济学也主要是一种检验方法，它属于理论研究的最低层次，基于归纳的计量分析仅仅可以得出一些具有严格适用条件的规律，而无法得出一般性的命题，甚至也不能简单地证实或证伪一个基本理论。其实，尽管主流经济学极力强调实证的客观性，但经济学理论研究需要对事物本质进行揭示这一根本目的已经规定了该学科的规范性，这包含了两个要点：一方面，人类社会中事物的本质
5、规律是永远无法被完全揭示出来的，人类只能是在继承一代一代先辈探索的基础上不断接近这种本质；另一方面，由于每个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个人认知的角度不同，不同的人对本质有不同的认识，也就是说，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理论带有较强的主体性和时代性的特点。也正是经济学对事物的认知主体性和时代性的特点，因而对表现背后的本质理论以及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非常强的思辩性，这种思辩性体现了人类思维的逻辑而不是物的逻辑；正因如此，探讨本质的经济学理论并不适合用纯粹的数学模型来表示，尽管数学在思想的表达和传播以及异化因素的实证中也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然而，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却越来越把经济学数理化和模型化了，那么，这种取向
6、是如何形成的呢？因此，本文继承基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思维，对经济学走上数量模型化道路的成因及其内在缺陷作一梳理。一、经济学数量化的初始动因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在经济学从伦理学解脱出来之初就开始了，一般可以追溯到威廉.配第（尽管还可以追溯到更早） 。配第认为，数量方法的引入会产生对社会现象更严密的分析，因而在政治算术中试图以简单的统计分析为政治经济学提供“精确性”基础；并且，他还最早使用数据进行分析的人，从而开创了经济学使用统计方法的先例。随后，重农主义者魁奈则试图通过理性演绎和数学运算去发现3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 ，他的经济表是利用简单的数学运算来研究社会经济运行秩序的一个代表；后来由于李嘉图
7、抽象分析法的引入，大大促进了数学在经济学重的应用，并最终促使了数学模型化的发展。譬如，德国经济学家屠能在孤立国一书中首次利用了微积分和其他一些变数数学公式来表达若干经济范畴和经济学原理，开启了运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问题之先河；法国的古诺在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一书中则明确认定经济理论必然与数学方法结合，较系统地运用了变数数学来经济问题；接着，德国的戈森在其 1854 年出版的交换规律的发展和人类行为准则也极力主张应用数学方法，并将这种方法看作是唯一健全的经济学方法，还运用数学原理建立起所谓的“戈森定律” 。古诺和戈森的工作直接引发了边际革命，而边际革命以后，经济学和数学结合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数学
8、成为了经济理论推导、演绎的重要工具（参见程恩富等，2002，293） ；事实上，在古诺之后，杰文斯、瓦尔拉斯、马歇尔、维克塞尔、庞巴维克、帕雷托、埃几沃斯、费雪等都受过正规的数学训练或者是卓有成就的数学家或者天生就是数学家。当然，直到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数量经济学都没有形成巨大的声势，巴龙在 1908 年就说，虽然数学正日益成为理论家所必不可缺的工具，但每一个智力正常的、受过中等教育的人都能够在大约 6 个月左右时间内学会所需要的数学；实际上，经济学数量化的全面发展主要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以后，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放任的指引下已经出
9、现了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理性地构建有计划经济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的时代，实用主义开始流行，此时高等数学越来越多地进入了经济学领域，因而经济学把数学和实用性结合起来，从而促进了数量经济学的发展。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一股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大量转入经济学，并以一种更加规范的形式在瓦尔拉斯的方向上重新塑造了学术传统；然而，即使如此，数理化在经济学中也没有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1940 年以前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也很少需要其读者或著者精通技术性数学，所需要的只是代数和解析几何的基本原理，外加微积分知识。但是，二战以后，为了恢复和振兴被战争摧毁的经济，各国
10、几乎都开始实行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从而就需要更为精确的模型设计和统筹规划，这产生了线性规划和投入产出分析等；与此同时，库兹涅茨、诺伊曼、摩根4斯坦、丁伯根、里昂惕夫、希克斯、弗里德曼以及萨缪尔森等人都对数理经济学所作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得数理经济学越来越成为主流，经济学家之间的沟通也逐渐数学化了。正是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与政策以及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的统治下，经济学逐渐取得了“科学”的地位；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69 年才设立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该奖项的设立又进一步加强了队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认同。当然，需要指出，作为经济计量学和经济模型先驱的丁伯根虽然建立了第一讨统计的经济学模型，并用这些
11、模型去研究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玩数字游戏的人，相反，他的所有统计学著作都源于“对人类福利的深刻的忧虑和确信科学的、数学的分析能与广泛的人文主义方法相结合” （转引自普雷斯曼，2001，281） 。即使是认为“将数学方程转化成平铺直叙的文章是浪费时间以及没有数学形式的经济学理论是不系统的”的萨缪尔森，也并不支持“为了严密而严密”或“为了形式而形式” ，而仅仅是把数学看成工具，强调用数学方法阐述论点和证明那些能够被经验所证实的经济学理论。然而，后来的经济学数理化道路却越来越与现实脱节，与人类的需要脱节，也与其他社会科学相脱节；正如斯诺登等（1998，495）写道的
12、：“经济学学历证明常常被过分看重，这说明这门学科几乎已与物理学一样硬 ，而与那些软的社会科学之间的距离已经很大。这种感觉加强了人们的一种幻觉，即对任何经济问题都只有一种解决方法，只有一种答案。许多经济学家向往的是科学家的白大褂，而不是凯恩斯在其关于我们孙子辈的经济可能性的论文中所暗指的谦逊的牙科医生的白大褂。甚至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也牵连其中。波普尔指出了一个事实，尽管那些落后的社会科学还需找到自己的伽利略，而经济学却已经历了自己的牛顿革命。与此类似，库恩也认为经济学表现出了成熟性，比其他各门社会科学更有连贯性，一致性也更大”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化趋势就愈演愈烈，以致萨
13、缪尔森指出， “经济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数学的时代，让一个骆驼穿过针眼比让一个非数学天才进入具有创见的经济学家的万神殿要容易” 。究其原因，主要源于这样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实践上盛行的实用主义原则，这由功能主义哲学观所促发，二是理论上遵循的自然主义思维，这由科学主义发展观所引领。一方面，在实践上，经济学走上大量运用数学的抽象模型化道路与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生活逐渐盛5行的实用主义有关，而实用主义在理论分析上又进一步转化为功能主义哲学观；显然，正是由于功能主义强调事物之间的数字联系而不是内在的逻辑机理，从而促发了经济学的数量化趋势。事实上，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就是对社会缺陷进行观察和揭露，并且试
14、图改变它，因而早期的知识分子大多积极涉入政治领域，希望通过对社会权力机构进行渗透的方式而使掌权者成为实施其理念和方案的工具。而 20 世纪30 年代功能主义的勃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理念，我们知道，功能主义的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强调将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主张通过实际活动来检验思想；如詹姆斯（1979，86）所说， “要做一个实用主义者，我们就必须面向经验，面向事实 ”。事实上，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一直到 60 年代，功能主义主导了美国哲学思潮的基本走向；而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经济问题的总暴露，经济学与社会政策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布劳格（2000）就指出， “经济学总是主张给政策制定者
15、提供指导，并且为了指导得好 ，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们都很显而易见地被鼓舞去研究经济学。自从二战以来，这种对成为有用的经济学家的渴望一直通过对政府的大规模入侵而被经济学家们满足。在美国，有总统指定的经济顾问委员会” ；埃克伦德和赫伯特（2001，166）也指出， “20 世纪，经济学家的知名度和声望是同其把经济理论转变成为经济政策的能力成比例地增长的。当代经济学家是政府的顾问，是决策体系的成员，是准备分析现时经济问题的各种思想库中的探讨者” ，特别是，由于美国在 1960 年建立了官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经济学家对政治家的影响也就被制度化了。事实上，功能主义也源于孔德的实证主义，而实证主义又与历史主
16、义相联系，历史主义把历史预言视为社会科学的基本目标，并且认为这种目标通过发现历史进化基础的规律或趋势是可以达到的；因此，经济学就成为对未来进行预测的工具，并与建构理性相结合而演变为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造或设计的工具。而且，正是经济学这门学科本身日益走上应用化的道路，又进一步促进和强化功能主义分析在经济学中取得支配地位，而功能性分析则为数学的使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因为作为应用性服务的结果，它要求尽可能精确、尽可能消除不确定性、尽量减少模棱两可的空间，否则那些政策制定者将感到无所适从，而数学形式主义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其表述更为清晰、更为精确。正是基于这种应用性的考虑，自 20 世纪30 年代起，用工程技
17、术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欲望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以致像政治工程、社会工程以及经济6工程这些词汇已经变成了时髦的口头禅（哈耶克，2003b） ；事实上，当前的一些学术研究也往往被冠以“工程”的概念，似乎一旦有了这个名号，研究就具有科学性了，就客观了。然而，正如科塞（2001，203）指出的， “知识一套上追求权力这个重轭，它就会失去其本质特征，必然变成辅助性的了。将知识套在权力的战车上，也就阉割了它。新政改革者获得了权力从而也改变了自己的角色” ；而且，“随着新机构中顶头上司变得正规化和惯例化，为他们效力的人也不得不循规蹈矩。随着实践的流逝，那些曾经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角色，也变得和过去的技术专家的角色并无
18、区别了” 。因此，留在政府或为政府服务的人逐渐“接受了他们作为技术人员的角色，不再感到有必要对他们服务的政策表示怀疑。作为目标取向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被驯化了，逐渐接受了手段取向的脑力技师的角色”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20 世纪上半叶美国曾经盛行的两大经济学流派：早期制度主义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两者都努力为政府政策的制定出谋划策；特别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制度学派甚至更得宠幸，它在美国处于支配地位，其许多成员都成了罗斯福总统的顾问。事实上，当时美国 400 多名经济学家曾联名要求凡勃伦出任美国经济学学会会长，但被凡勃伦拒绝了；康芒斯曾担任美国货币协会会长，对美国联储和社会保障制度的
19、建立起过重要作用；米切尔创建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为经济周期、宏观经济以及后来库兹涅茨等人所研究的国民收入帐户及其核算奠定了基础。但是，二战后却迅速衰落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制度主义的群体惯例行为模式分析不大适合用数学形式表述，无法承担脑力技师的角色，从而逐渐从政府中被排挤出来。而与此同时，萨缪尔森 1949 年出版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书却标志经济学理论数学化趋势已经形成，这提供了技术分析的基础；这样，随着经济学家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加大，新古典经济学更“科学的”数学方法就成功地压倒了不大严密的制度学派。可见，正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学与政策的联系日益密切，为经济学的数学化发展提供的舞台；但是，也正
20、因如此，造成了经济学思想的窒息。例如，科塞（2001，204）写道， “官僚化的知识分子允许决策者为自己规定行动目标，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盲目地维护制度安排。他因此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批判角色，因为他实际上已不再能确定自己的问题了，不再能根据自己的价值去选择问题了” ；再如，布劳格（2000）也写道，“对所有这些荣誉所必须支付的代价是，一种智力的浪费、一种过于吹嘘这个学科的倾向，以及对不支7持经济学界所制定的任何法案的经验性证据加以忽视的一般倾向” 。另一方面，在理论上，经济学走向数学模型化道路也受启蒙运动在西方盛行自然主义思维传统有关，根据自然主义的思维，社会秩序仅仅是自然秩序的延伸，而自然科学领
21、域的物理学已经为社会科学的发展确立了基本思路，这产生了科学主义的发展观；显然，正是由于科学的基本特征就是要客观、精确，从而促发了经济学的数量化趋势。实际上，正是受科学主义的支配，当时人们相信整个社会科学都是科学主义的产物，即使社会科学的各分支还不成熟，但最终会像自然科学一样成熟起来；特别是，在 20 世纪初期，马赫(Mach)的科学哲学主义对知识生活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马赫严厉抨击科学发展中的形而上学倾向，宣称凡是不能计量的并不是真实的，并把凡是不可观察的东西都归于“形而上学”而排斥在科学之外。正因如此，伴随着近代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产生的实证主义，最终在社会
22、科学领域确立了以寻求确定性、准确性、验证性为基本目标的实证论思维方式，并将以数学化程度来衡量社会科学科学化或成熟化的程度，这种科学主义的实证思维也深深地影响了经济学的发展。 1实际上，这种倾向发展到“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科学的霸权将任何有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的痕迹统统勾销掉了，对科学至上主义的不加思考的引入，成为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的大多数美国社会科学的特征” （米洛斯基，2000） 。并且，基于自然科学的特征和目标，社会科学也开始强调对社会现象的自觉控制，而“对社会现象进行自觉控制的理想，在经济领域里影响最大。当前经济计划的流行，可以直接追溯到惟科学主义观念的得势。这个领域
23、中的惟科学主义理想，是以应用科学家、尤其是工程师所采取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 （哈耶克，2003b） 。显然，对任何企图精确化的学科来说，数学往往都被视为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它不但容易对经验材料进行测量，可以提醒人们注意那些在具有说服力的文字讨论中漏掉的逻辑关系；而且，还可以使人们摆脱漫无边际的空想，成为理论内部逻辑一致的可靠保证，因为可以将数学比喻为更为稳定、更加精确的学术语言。特别是，科学1 科学主义源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物理学和生物学取得的巨大进展，以致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为社会科学所模仿，从而形成了新的自然哲学流派；由于这种思路首先实源于对自然的观察，因而思维上带有浓厚的自然
24、主义特征。实际上，波普尔（2000，316）根据对物理学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可适用性的观点将思想学派分为前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两类：前自然主义流派喜欢将物理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并崇尚实证主义研究，这种信念得到需要长期的天文学预测和达尔文主义的支持；而反自然主义流派则反对将这些方法用于社会科学，而推崇否定主义的研究方式，这种信念得到变化的社会和不变化的物理世界之间差异对比的事实支持。8主义首先必然涉及到理性的充分运用，因为只有充分使用人的理性，我们才可能对行为的意向有直接和清晰的把握；而对理性的理解又首先体现在数学或逻辑之中（韦伯，2000，2） ，例如，盖内里（2002）就认为， “经济现象
25、的理性假说与数学模型毫无疑问是相关的” 。众所周知，西方主流社会所理解的科学是建立在实证论和还原论的基础之上，而数学工具也正是实证论和还原论分析的基础，这使得经济学借助于数学就可以显得更为“科学” 。一般认为，数学使用所呈现出来的客观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数学的使用有其自己的修辞手段：前提与假定，逻辑具有明显的精确性和严密性，这是数理模型化的发展道路；二是建立在对经验数据的系统分析和实证的基础之上，可以使对存在现状的分析更为确定，这是计量化的发展道路。正因如此，数学化逐渐“被视为能令一门研究领域提升到科学层次的惟一途径” （戴维斯、赫斯，2000） ， “形式化程度越高的理论（也）可以被认为是越
26、科学的” （郎达内，2002） ；在这种情况下，主流经济学逐渐舍弃了传统使用的比喻、类比以及求助于权威的修辞，而是通过数学的音容把经济学变成了想自然科学一样具有高度专业性并越来越晦涩难懂的学科。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似乎最具有可计量化的特征，因为按照德布鲁所说，经济学的“两个最重要的概念商品和价格被一种特殊的方式定量化了这样，微分计算和线性代数被运用于（商品价格）空间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米洛斯基，2000） 。正是由于经济现象的定量化方面的性质，人们尤其期望通过经济学来理解甚至改变目前的经济现象；因此，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的科学化取向也最为明确，经济学逐渐成为最数量化的科学。结
27、果，经济学逐渐被视为是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间地带的特殊科学，关于经济学的科学性质问题也比其他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学科都提出得早，也要明确得多，并且还往往以科学学科的身份自居（多迪默、卡尔特里耶，2002） 。也正因为如此，自此以后，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就逐渐在非常狭窄的轨道上行进，正如米洛斯基（2000）指出的，“约束最优化的数学方法的可靠性来自它同力学中出现的相同数学方法的高度相似性，而不是来自于任何基于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清楚的证明。通过几个偏微分方程，自然和社会就被含糊地统一起来” 。可见，从定义和公理出发，通过假设来确定结论的精确性的数学推理的运用程度就成为一个学科科学化和先进程度的衡
28、量标准，这也是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尤其在经济学界， “除了声称发现了真理9之外，经济学家所采用的方法似乎具有如此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希望在理论的完美性和科学成就方面都达到与理论物理学同样的发展水平” （郎达内，2002） ，从而实现硬科学的梦想。而且，把经济学视为一门硬科学的科学化取向的时期非常早，甚至可以认为自从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科学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倾向（贝内蒂、卡尔特里耶，2002） ；特别是，在法国的重农主义时期，魁奈就将政治经济学研究与自然科学联系了起来。而这种数学化倾向的加速演化期大致可以追溯边际革命的时期，杰文斯就宣称，他发现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模糊的数学，用
29、以计算人类勤劳的原因与效果” ，并且强调“没有数学家，什么也不可能做得非常彻底” （豪伊，1999，5） 。特别是，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边际分析工具日益大兴其道，经济学数学化也迅速膨胀；波普尔甚至乐观地宣称，经济学已经进入了牛顿革命的前夜（石磊，2002） 。实际上，当时经济学界的研究倾向逐渐将价值理论转化为价格分析，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逐渐限定在物质财富方面，并转化为货币概念的分析。正是价格和货币的引入使得经济学数学化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强烈，正如德布鲁(Debreu，1986)指出的，经济学的“两个最重要的概念商品和价格被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定量化了这样，微分计算和线性代数被运用于（商品价
30、格）空间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进一步地，当经济学进入新古典的所谓现代经济学，价格和货币的分析占据了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因而经济学也就被赋予了越来越强烈的科学化特征；与此同时，新古典经济学逐渐建立起了形式化的分析体系，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而且，为了能够进行这种所谓的科学性分析，经济学理论就逐渐建立在形式化的抽象假设基础之上；这正如张五常（2000，17）强调的， “使经济学成为精密科学的是下列事实：我们能够从一组假定和规律出发推导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将这些看起来相互无关的规律性现象联系起来，并做出解释。由于这门学科是公理性的，故论点能够一般化。解释规律性的假
31、说可以用事实来证伪，并且由于其结构在逻辑上显然，目前经济学一个重要的偏误就是对具体的模型太过重视了，相反，忽视了真正经济理论所在，这是一致的，所以解释是有意义的” 。总之，正因为对经济学科学性以及应用性的强调，主流经济学逐渐强调人类行为同样具有自然科学界那样的规律性和科学性，并且，把预测精确性视为科学性的一个基本特征；同时，这种哲学观和发展10观又与理性主义思维结合起来，所有这些都共同推动经济学日益走上数学模型化的发展道路。例如，张五常（2000，17）就指出， “经济学是精密的科学，人类行为的经验性规律比得上物理学中的规律。100 元的钞票掉在繁忙的街道上会很快消失。从更大范围来说，如果货币
32、数量增加一倍，价格水平将会上升” 。最后，经济学甚至将科学化和数学化等同起来，从而数学化成了主流经济学提升科学性的基本工具；例如，瓦尔拉斯就指责约翰.穆勒是一位庸俗经济学家，因为他不求助于数学甚至无法证伪一个明显错误的命题（基尔曼，2002） 。但问题是，数学化的经济模型能够证伪一个经济学理论吗？显然，这遇到了波普尔主义在经济学中的适用性问题。当然，不管如何，正是经济学研究渗入了越来越多的数学因素，甚至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这导致了主流经济学甚至将思想也模型化，演变为“为科学化而数学化” 。正如埃克伦德和赫伯特（2001，447）指出的， “伟大的古典作家如亚当.斯密和杰里米.边沁等认为经济
33、学在最大可能上是一门社会科学。然而，随着经济学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发展，其研究范围逐渐缩小。在美国及其他各国的许多研究机构中，我们实际上已经达到把经济学看作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一门社会科学的程度” ；而罗森伯格（2000）则认为， “微观经济学理论，至少它的核心部分，是抽象数学的一个分支” 。二、经济学数量化的内在缺陷尽管数学作为一个工具对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其应用具有其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显然，过分偏重数学也为经济学科以及经济理论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障碍；究其原因在于，社会现象是复杂多变的，并且关于它们的解释往往具有主观性，因而“经济学将永远与硬科学保持一定的距离” （马兰沃，2002） 。事实上，披上数学外衣的经济学往往成为意识形态争夺所滥用的一个工具，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尽管经济学的科学化努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在理论经济学还是应用经济学领域，数学技巧都得到了极大发展。然而，剥开这层科学外衣，经济学除了为经济学家发展了一套更为完善、圆滑的自我辩护技巧外，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步。经济学仍然只是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其主要功用是为社会既得利益集团提供一种貌似科学、客观而公正的理论辩护” （石磊，2002） 。这里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说明。一方面，经济学研究的经济行为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人之行为是复杂多变的，因而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