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毛公鼎,国之重器的辗转路与大盂鼎和大克鼎相比，无论辗转经历还是归公结局，都以毛公鼎较为曲折和复杂，可谓命运多舛，还留下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纷争和悬疑。 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镇馆之宝：毛公鼎、翠玉白菜、东坡肉形石。因展厅面积所限，博物院通常每个季度换一次展品。即便如此，要让所藏 60 余万件文物逐一亮相展览，至少需花 30 年时日。纵使其它文物展品常换，上述三件珍宝却一直展示而不曾换过，故被公认为台湾“故宫三宝” 。就青铜器而言，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与北京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并称“海内青铜器三宝” 。 毛公鼎是距今 2800 多年前周宣王时期的“国之重器” ，因刻器
2、者为毛公而得名。此鼎高 53.8 厘米，口径 47.9 厘米，下有三足鼎立，上有两耳高耸，花纹简洁，外形古朴。鼎身虽仅 30.75 厘米高，却铭刻着 32 行、497 个篆书文字，是现存铭文最长的一件青铜器。鼎铭字迹清晰工整，篆文字字笔力遒劲，全篇一气呵成。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故而，铭文是研究西周史的珍贵文献，也是中国“造字时代”的经典作品。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价值无双的瑰宝重器。 与大盂鼎和大克鼎相比，无论辗转经历还是归公结局，都以毛公鼎较为曲折和复杂，可谓命运多舛，还留下了一些说不清、
3、道不明的纷争和悬疑。尽管之前已有许多文字记述和考证，甚至还有影像记录和解说，其间有同有异，大同小异，有些情节颇为精彩甚至近似演义，但关键之处亦即它最后是如何从私藏变为公器的，似乎长期未有定论，直到现今仍有从头梳理和详加考释的余地和必要。 村民卖给收货郎 有关毛公鼎的出土经过及其发掘者，一向存在着几种版本和不同的说法。据陕西省岐山周原博物馆研究员贺世明考证，毛公鼎于 1843 年在陕西岐山县庄白村出土，发掘者系董家村村民陈春生。历史上，这一带被称作周原，是周人兴起的地方和灭商之前的都城。在西周灭亡的时候，周朝贵族纷纷逃亡，许多笨重的青铜器来不及带走，仓皇之际就埋入了地下。所以，这地方出土青铜器并
4、不奇怪。由于陈春生并不识宝，把这件鼎器当作旧铜器卖给了一个收破烂的货郎，而货郎又将之转卖给西安北大街一家旧货站。当旧货站欲把包括毛公鼎在内的一堆破铜烂铁销毁重铸时，被路经的一位古董商发现，便以约白银 20 两的价钱买下了宝鼎。 这位古董商名叫苏亿年，是京城琉璃厂古玩铺永和斋的二掌柜，常在家乡陕西这一文物古玩出土大省搜寻货源，其兄苏兆年则是坐镇店铺专管销售的大掌柜。苏氏兄弟深知此鼎绝非一般青铜器，转卖出去必定能赚大钱，只是要寻一位慧眼识宝且有财力的主顾。于是苏亿年致书陈寿卿，详述宝鼎的形状、文字、花纹、色泽及来历。陈见函即回复，让苏赶快送进京师。 陈寿卿是当时著名的金石学者，道光二十五年（184
5、5）以进士之身被朝廷任为翰林院编修。他对金石收藏考释极为钟情，不惜耗巨资在家乡山东潍县建造著名的“万印楼” ，专门存放多年收藏的近万枚秦汉古印玺和万余件其它古物珍玩。他于青铜器、陶器、古钱、古印玺、石刻造像等收藏既多且精，并且精于考释，被公认为 19 世纪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他曾从苏氏兄弟手中购藏过几件青铜器，其中包括也是出土于陕西岐山的天王簋。几次交易后，约定如若苏氏兄弟新得青铜器，必先送他过目；只有他无意购藏，才能售与他人。故此，苏亿年携带这件青铜宝鼎进京，邀陈到“永和斋”鉴赏并商购藏事宜。陈仔细看后颇为惊喜，深感此宝罕见。后来陈决定购藏，至于是以多少银两购藏，则众说纷纭，据传为 10
6、00 两银。据说陈寿卿有言：“宝物无价，不能以金钱比价。 ” 陈寿卿购入毛公鼎后，没有置于京城府邸，而是送回山东老家秘藏，并嘱家人严守秘密，不得外传。由于铭文拓片鲜为人见，一度有人怀疑毛公鼎是否真实存在，且称即便有也是伪作之器。连陈的老友吴云也写信质疑：“究竟世间有此鼎否，窃愿悉其踪迹，祈示知。 ”另一老友吴大?也发疑问：“闻此鼎在贵斋，如是事实，请贻我一拓本。 ”陈寿卿对此不直接答复，但撰有毛公鼎释文略作介绍，并将毛公鼎铭文拓印后，赠给少数同好作考辨和研究之用。光绪十年（1884） ，年逾古稀的陈寿卿给后代留下遗嘱：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不念经信佛，希望后人能够安然平淡地做学问，并要保护毛公
7、鼎，不使其从陈家散失。他病逝后，生前所收藏品由三个儿子朋分，次子陈厚滋分得毛公鼎等古物。他遵照父嘱，谨言慎行，对家藏毛公鼎之事守口如瓶。但陈厚滋去世后，其次子陈陔违背祖训，开设钱庄和药铺，还经不住利诱，痛失了这件祖传宝物。 陈陔执掌家业后，结识了同邑同姓的陈芙珩，并泄露了家藏毛公鼎之秘。而此人背后是时任直隶总督端方，端方对毛公鼎始有觊觎之心。当毛公鼎转由陈陔收藏时，时任左都御史的陈子久看出端方的念头，唆使其子陈芙珩接近陈陔，游说他将毛公鼎卖给端方。起初，陈陔对端方出资万两白银购买之议并未心动，后来陈芙珩转告，除了万两白银，端方还可让他到湖北省银元局任职，终于使他动心。于是，在得到端方一纸委任书
8、凭证后，陈陔不顾家人反对，在宣统二年（1910）将毛公鼎售予端方。从此，他满心期待到湖北省就任，但久等正式任命而不得，径直前往该局查问才发现，端方所拟的那纸文书凭证上的印鉴竟是一枚闲章。这时，陈陔才明白端方所许只是诱饵。 险落外人之手 第二年，端方被清廷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领兵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行至资州地区时被起义士兵所杀。其后人染上清朝宗室贵族子弟的纨绔习气，除了吃喝嫖赌外无一能事，生活日渐窘迫，到后来不得不靠变卖或典当家中藏品为继。到民国九、十年间，以 3 万两白银作价，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设的华俄道盛银行。典押到期后，主人无力赎还，英国记者辛普森表示愿出资5 万美金购
9、买，并委托端方的结拜兄弟、美国人福开森从中说项，但端家嫌钱太少而不肯割让。此事传出后，舆论哗然，文化界人士竭力呼吁不能让这件国宝流失，不然将愧对祖先和后人。北洋时期曾任财政总长、交通总长的叶恭绰闻知后忧心如焚，决意设法将宝鼎留在国内。他先出面劝说几位实业家购买未果，后来干脆变卖收藏的其它文物，与郑洪年、冯恕合资购藏，后由郑、冯二位出让给叶。 叶恭绰，广东番禺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熏陶而喜爱书画，清末入仕任职邮传部，北洋时期历任几届政府的交通部长，财力深厚，嗜收古物，是民国年间著名的词学家、书画家和收藏家。他买下毛公鼎后，一直将之藏在天津寓所，曾拓下铭文分送亲友。日寇全面侵华后，华北顷刻沦
10、陷，他携毛公鼎至上海的懿园寓所珍藏。不料，仅仅 4 个月后，日军又占领了上海，他只得避走香港。不久后院起火，他那居沪的姨太太潘氏伙同情夫图谋霸占财产，并威胁如他不应允的话，就将家藏毛公鼎的秘密报告日本人。为确保毛公鼎不被日本人掠夺，叶恭绰假意答应潘氏要求，同时电告时在昆明担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的侄子叶公超，让他前往上海设法护宝。叶恭绰嘱咐他：“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 1939 年春夏之交，叶公超不辱使命，抵上海后即把毛公鼎转移秘藏他处。潘氏见如意算盘落空，便向日本宪兵队告密，使叶
11、公超未及返昆即遭逮捕羁押。在牢里，他屡经利诱威逼，以至严刑拷打 7 次，均守口如瓶，拒不吐露毛公鼎下落。叶恭绰在香港惊悉侄儿身陷囹圄，急忙筹措资金营救。叶公超自己也在设法脱身，他在妹妹前往探监时，嘱托家人托人仿造一只青铜器以应付日本人。稍后，日军宪兵队收到叶家交来的赝品，加上叶公超的兄长叶子刚以重金保释，就将关押约 50 天的叶公超释放。一年后，叶公超摆脱监视，把毛公鼎偷运香港，完好无损地交到叶恭绰手中。 1941 年 12 月，香港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后沦陷。在当地避难的叶恭绰不仅因为与毛公鼎有着不解之缘，还由于拒绝出任伪交通部长替日本人做事，其行动受到日军的严密监视。最后，他托一位德籍友
12、人，成功地将毛公鼎辗转携至上海。因他坚持不肯出任伪职，回沪后继续称病足不出户，坐吃山空，只好靠变卖文物度日，终于陷入等米下锅的窘境。迫于生计，他不得不把毛公鼎押给银行，后由巨商陈咏仁以黄金 300 两赎出。但叶恭绰向陈咏仁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一旦抗战胜利，要将这件国宝交给政府。其时，日军节节败退，抗战胜利的大势已定，陈咏仁表示愿意接受，因而成为毛公鼎的新主人。 陈咏仁原是一位机械工程师，在江苏无锡开设铁工厂。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他开始惑于私利，罔顾民族大义，以名下的江南公司与日本军部做生意，用五金材料加工产品，制造机械，直接为日军军需服务，发了不小的“国难财” ，在上海市区购置了豪华的花园别
13、墅，也耗资搜集古董珍玩。到日本宣布投降时，社会上响起严厉惩处汉奸的呼声，这位富商开始恐慌。他想到了对叶恭绰的承诺，以为将毛公鼎献给政府或许可以赎罪，便通过叶公绰等著名人士联名致函政府表示愿捐国宝。信发出不久，便为新闻记者所悉，争相要求采访。还有人闻讯登门告贷，所求不遂怀恨在心，转而宣扬他过去与日军交易而有资敌之罪。陈咏仁一看情势不妙，担忧被当作“经济汉奸”处置，等不及政府来取宝鼎，就携眷悄悄弃家出走，逃到海外以避风头。果然过不多久，就有人上门查抄了陈宅。 私藏终变公器 一时间，毛公鼎的主人不见了。那么，价值连城的毛公鼎去了哪里呢？早前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抗战胜利后，毛公鼎一度被军统局局长戴笠
14、据为己有，直到他乘飞机失事死后，才由军统局上交。1984 年 10 月出版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 28 辑，刊有戴笠劫夺毛公鼎记忆一文，作者沙孟海称他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机要秘书，受部长朱家骅之命拟文向蒋介石告状，蒋即下谕勒令戴笠交出这件国宝，云云。 曾任军统局总务处长的沈醉，在回忆录的叙述有所不同。戴笠令沈醉到上海查找失落的文物，特别提到“这次到上海务必找到一件国宝级文物毛公鼎” 。陈咏仁住宅在上海杜美路，他逃跑后，军统接收了其房产作为上海办事处。沈醉查找毛公鼎并不顺利，最后将上海所有古董商传讯到办事处。办公室内陈设有一组太师桌椅，桌下设置一个焚纸炉。他坐在八仙桌旁，对古董商说：“我这次到上海就
15、是要找到毛公鼎，如果你们其中有人知情不报，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这些古董商面面相觑，摇头低叹。此时，一个商人眼睛直视，大声惊呼：“呜呼，呜呼！罪孽，罪孽！”随着他的惊叫，所有人也发出了惊叫，都冲向八仙桌，沈醉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些商人异口同声：“毛公鼎就在你脚下！”众人搬出毛公鼎，除去纸灰，清晰看到鼎内的铭文。沈醉大喜过望，只待向戴笠邀功受赏。谁知，3 月 17 日却传来戴笠飞机失事一命呜呼的噩耗。但这段回忆有舛误，军统上海办事处所在的杜美路 70 号不是陈咏仁住宅，而是帮会大老杜月笙的房产，以其与戴笠的私交借给军统局使用。而且，所有古董商同时发现毛公鼎而惊呼的情形，显然有过度渲染的戏剧色
16、彩。 关于毛公鼎被无意中发现的经过，另有一种说法。上世纪 60 年代初，香港星岛晚报刊文毛公鼎充字纸篓称：当国民政府接到陈咏仁所具献奉毛公鼎的私函后，派了一位大员依址前往陈家宅，只见大门紧闭，封条交叉，阒无一人。原来，已被军统局派人查封了，询之经办人员，却谁也不知有什么毛公鼎、蒋公鼎。这位大员不得已，径赴杜美路的军统上海办事处查问，仍然查不出下落。因回去交不了差，他懊丧极了，坐在一张椅子上信笔乱涂，涂完把字纸揉成一团，随手向墙角字纸篓里一抛。突然，他如有所触地发现这纸篓不是藤制的、木制的，而是一具废铁似的圆炉。他立刻查问：“这是什么东西？哪儿来的？”军统人员漫不经心地回答：“这个又旧又重的铁家
17、伙，是在陈咏仁家里抄来的。因为没有什么用处，暂时放在这里，权充字纸篓派用场，等收废铜烂铁的人来，让他收买去。 ”这位大员听了，不待他再说完大叫起来：“这不要是毛公鼎呀！”他俯身下去，仔仔细细端详了一下，真是“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不是毛公鼎是什么？便立刻高高兴兴地回去复命。 （哀江南第七集，振华出版社 1963 年版）作者是名叫“振声”的老报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一、第十绥靖区少将参议兼驻沪通讯处主任，与军方及军统关系较深，所述不会全是道听途说。 也曾供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徐伯璞，晚年撰有毛公鼎归国有亲历记 （1993 年 11 月 20 日， 文汇读书周报 ） ，其中说道：抗战胜利后，风闻毛公鼎在上海有了消息，遂引起学术界的极端关注。当时主管文博事业的徐伯璞经多方查询，得知毛公鼎已在“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 。于是几经奔走，终于取得宝鼎，置于教育部，并最终让其由中央博物院专人领去。该文所述颇具细节，但犹有存疑之处。查阅上海档案馆馆藏有关毛公鼎的档案卷宗，其中有民国 35 年（1946）6 月，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顾毓?L、副局长李熙谋签具上报市政府的上海市教育局关于接受毛公鼎情形报告 。从这一报告可知，至迟在 1946 年 4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