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发展策略分析.docx

1、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发展策略分析 中国城市化的驱动机制与理论内涵是国内外学者日趋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近年来国内外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是一种新自由化(neoliberalizing)的过程，其本质是市场运营机制的合法化的加速过程，而并不取决于政府是否在主导这个过程。本文以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区和新城开发为例，重新审视了该观点，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不适宜归结为一种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或者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Harvey， 2005)。文章将重点关注两种城市化过程中的新空间类型：开发区和新中心城区，从而挖掘城市化的实质内涵。 1 中国 城市化模式的理论解释争鸣 1978 年，中国经济开始了从

2、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历了 3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同时出现了高速的城市化过程。值得注意的是， 1970 年代末 1980 年代初正是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思潮在全球大行其道的时期，全球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都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不断构建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制度空间，并从发达国家推广到发展中国家 (Jessop， 1993； Peck， 2004； Wu， 2008)。在国家尺度下，有学者认为，美国、英国、前苏联和中国是新自由主义 在国家层面实践的最佳范例，也正是由这四大经济体对新自由主义的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被提升到史无前例的高度 (Harv

3、ey， 2005)。 在近期的研究中，国外的城市地理学界将城市空间的新自由化提到了理论的高度，认为欧美的城市空间演变在经历了城市经营 (urban management)和企业型城市 (entrepreneurial cities)之后，逐步走向了自由化 (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 Peck and Tickell， 2002)。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学者将中国的城市化也认为是一种 新自由主义化思想支配下的过程，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和概念，例如，城市政策的发展型新自由主义(developmental neoliberalism in urban policy)(Chu，

4、 2002)和新自由城市主义 (neoliberal urbanism)(He and Wu， 2005； Lee and Zhu， 2006； Wu，2003)。 结合国内学者对新自由主义地理学的理解 (顾朝林等， 2007)，本文认为在国外城市地理学的语境中，中国当前的城市化过程，明显带有新自由主义的特征，如引导地方乡镇企业私有化、 开放经营土地市场、政府角色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通过价格杠杆来调配公共资源等等，但同时也存在着凯恩斯主义的特征，例如政府干预资源的调配，加速产业集群集聚的形成。本文也认为，借助国外关于新自由化城市空间的相关研究来理解中国的城市化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不能

5、套用其语境和概念来解释中国城市化的模式。同时也不能完全扎根于中国实际，而不求在理论上与国外学界进行交流和对话。因此本文进一步回溯了自由主义思潮的演变，并解读哈维 (Harvey)对中国特色自由主义的判断。通过这些解读，再来判定中国城市化的过程是否可以称之 为一个新自由化的过程。 本文的研究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对开发区和新中心城区进行解析，是对中国城市化研究问题的有益补充，从政府和市场角色互动的角度来解析城市化，有利于更好地梳理出中国改革过程中种种未明晰的机制，更清晰地揭示出中国城市化的演变模式；另一方面，探讨新自由主义与中国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促进国内外学界的交流，有助于更好地梳理出中

6、国城市化理论内涵，从而达到对话的目的。 2 中国城市化混合性的解读 2.1 中国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尚未解析的混合性 中国的城市化一直是国内地理学界和规划学界深 入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虽然在城市化的现象、演变、机制方面已有丰富的研究，但是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市场关系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析。 从 1980 年代后期至今，国内学者围绕城市化的机制和空间特征，在城市化的内力外力、土地产权制度变动、用地性质改变以及城市居住空间的演变等研究议题均做出了全面的探讨解析，并开展了深入的实践研究。宁越敏(1998)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后城市化的特征就是主体多元化的形成。随着经济体制

7、改革的深入，城镇化的主体出现了多元化，政府、企业、个人共同推动城镇化进程，这种推 动力使上至大城市，下至小城镇都出现了全面的发展趋势，大大加快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崔功豪 (1999)强调，改革开放的政策、外商直接投资 (FDI)、农民主体行为和社区政府的出现等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径推动城镇化进程。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对应的是自上而下的城镇化，自上而下型城镇化是指国家 (主要由中央政府 )有计划投资建设新城或扩建旧城以实现乡村城市转型。薛凤旋和杨春 (1997)则认为，过往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城市化内力的营造，只是探究城乡经济景观和人口的流动，而中国城市化，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应该属于外向型城市化

8、，是 由外资主导下，地区经济体主动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导致城市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香港制造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向珠江三角洲转移，使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成为促进城镇化的动力。这个过程也被林初升 (Lin， 1997)称为中国城市化中的红色资本主义。较为近期的研究更从产权的角度入手，揭示出中国城乡土地的二元产权结构，认为这个结构构建了新的城市化驱动机制。由于具有完全产权的国有土地和具有模糊产权的农村集体土地之间形成了土地租金剩余，城市政府和农村集体政府都具有最大化获得该剩余的动力，这两股动力促使了城市扩张、农村非 农化和城中村的形成 (Li， 2010； Lin， 2007、 2009；

9、McGee et al.， 2007)。 基本上，学者们在城市化机制的认知上取得了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中国城市化的驱动机制是混合的，既有政府主导的内力，也有外资引导的外力；既有自上而下的宏观规划将各种资源在城市地区集聚，也有自下而上的城镇推动力，并且认同了这种混合性是中国经济转型期所决定的，也就是国外学者眼中的中国特色。然而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当前的研究尚未进行系统的梳理，对其经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内涵没有过多探讨。那么，究竟在中国城市化这个混合 机制中，究竟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其背后的价值取向是什么？目前的趋势是更加市场化，还是更加行政化？ 本文在第一部分中已经指出，国外的城市地理学界将

10、近年来城市空间的演化提炼为一种新自由化 quo 作文 ;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新在于，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空间市场化的模式，已经逐步发生了转变。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自由化的力量，包括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以自由市场的标准来主导城市空间的演化，继而进一步加剧了空间差异和社会不公。这个转变，正是当前欧美城市空间演变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在这种思潮的影 响下，近期国内外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当前城市化也是一种新自由主义化思想支配下的政治经济过程，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和概念 (He and Wu， 2005； Lee and Zhu， 2006； Wu，2003)。这些研究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虽然是基于国家

11、和市场的互动下的产物，但其本质是市场运营机制的合法化和加速化的过程，而并不取决于政府是否在主导这个过程。进一步而言，地方政府和企业通过带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城市发展项目构建了中国城市化的机制。这个机制是由两个新自由化的转变 (neoliberal shift)构成： 市场 化改革，即在财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地方关系发生了新自由化转变部分决策权 (特别是土地使用权 )从中央下放到地方 (Zhang， 1999； Wu， 2002)。 土地和住房改革，即土地商品化、土地住房使用权私有化、部分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过程 (Wu， 2004)。这两个转变培育出一个新发展模式，就是以城市为中心载体、以市场为

12、驱动机制的城市化模式，这种模式允许企业型政府 (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与私有企业一同为资本积累展开市场竞争 (Duckett， 2001； Oi，1999； Walder， 1995)。 在国外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新自由主义是相对于凯恩斯主义(Keynesism)提出来的，代表以自由市场为核心价值取向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凯恩斯主义则认为政府应该积极干预经济的发展。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质疑：中国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内涵是否适合用新自由主义来概括？还是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化更符合于凯恩斯主义？还是两者均不合适？下文以珠江三角洲为例，验证笔者的假设。 在 2009

13、年，珠江三角洲土地面积仅占全国 0.57%，创造出了全国 9.44%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长率达到了 12.1%；实际利用外资 175.1 亿 美元，占全国19%；出口 3 417.8亿美元，占全国 4.17%。与经济奇迹相对应的是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奇迹。 2009年，珠江三角洲的城镇化水平从 1978年的 16.26%增长到了 82.0%，远远高出全国城镇化率 36.3 个百分点。到 2009 年年底，珠江三角洲常住人口数达到了 4 786.24 万人，建制镇 404 个，成为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典型区域。 图 1 珠江三角洲开发区分布 开发区和新中心城区使珠江三角洲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出现新城市空间。

14、根据国家发改委 2006 年公布的名单，珠江三角洲有国家级和省一级的各类开发区共 30 个 (图 1)，规划总面积约 28 266 hm。事实上，开发区建设是珠江三角洲市、县、镇发展的主要动力，甚至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格局。尽管在 1990 年代，珠江三角洲已经出现了新中心城区的规划和建设，如广州的珠江新城、顺德的德胜新城，但大量的新中心城区的规划和建设是出现在 21 世纪，据不完全统计，珠江三角洲共规划了新中心城区约 22 个 (图2) ，这与全国的状况是一致的， 2000 年以来， 27 个省市区目前规划建设新区 748 个，规划总面积达到 27 011 km(邹德慈， 2010)。也

15、就是说，在 20世纪末，开发区主导了珠 江三角洲的城市化空间；在 21 世纪后，开发区和新中心城区构成了城市化的主要新空间。 总结大全 图 2 珠江三角洲新中心区分布 2.2 开发区：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混合体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珠江三角洲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 1978 年以来，珠江三角洲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大量吸引港澳台资金，到 1990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达到 15.6亿美元，占广东省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 77%。在随后的 20 年间，该比例一直维持在 65%90%，最高达到 92%(图 3)。 图 3 珠江三角洲 FDI 占全省比 重 (%) 外商直

16、接投资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具有市场经济条件并能获利的发挥空间，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试验扩散趋同的一个空间渐进式的过程 (徐现祥，2008)，外商直接投资不可能也不能够直接进入到传统的体制中，而是要寻求一个新的空间，建立起一个新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专门承接外商直接投资。深圳、珠海经济特区首先成为这种新市场体制的试验，而在珠江三角洲城市中开发区是新空间的直接代表。 国家与省市一级的开发区的发展很好地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特征。首先，开发区空间上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奉行的市场准则，它是一个由政府构建的与 传统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经济系统，包括市场经济体制、国际贸易、没有管制的劳动力市场等。外商直接投资构成了两头

17、在外、以贸易加工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市场经济的生产体制和积累方式。随着完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开发区具有独立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条件，独立的进出口贸易的权利，特别是开发区中的保税区，更是像全球化资本的飞地，此外，还有相对独立的金融，如外汇市场 ；开发区有独立的劳动力市场，工资与福利完全由企业来决定，显然市场化工资制度是对计划经济时代分配体制的彻底打破，带来开发区就业人员数量激增、收入增加。这种 体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2000 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工业总产值达 413 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46%。其次，在管理上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对政府中央集权的解构：从集权

18、向分权的过渡，使得开发区基本上都具有独立的财政和一定额度的投资审批的权限，基本上摆脱了计划的集权体制，与 1980 年代的全球分权的趋势一致。在珠江三角洲的各城市，由于开展了市县镇村一系列向下的分权，构建了具有中国式的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 (Montinola et al.， 1995)，促进了镇村一级的开发区快速出现，政府的财政分权的改 革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的流动，使其成为加工贸易的主要集聚地 (表 1)。 作文 但是实际上政府在开发区的发展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计划经济中的政府控制能力仍然是开发区的主导力量，这一点表现出与新自由主义截然相反的特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对开发

19、区发展资源的控 制。作为重要改革开放的试验，中央政府需要对开发区的发展有足够的控制力，因此，设立了一个具有独立的空间边界以及独立的财政权力和土地管理权力的相对独立的管委会，其实质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对经济发展基础资源的控制，把市场经济发展 的模式和可能影响固定在一个稳定的空间范围，使全球化的空间生产脱离于传统的体制空间。因此，政府往往是通过划定一定的行政区范围，使开发区和传统体制的中心城区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这充分体现开发区试验的特征和渐进改革的双轨特征，使构建市场经济体制所形成的创造性破坏局限在某一个空间中，保证了传统体制空间和新空间的相互独立性。其次，政府承担了大量建设的投资，包括征地

20、、三通一平等投资，也通过协议出让或招、拍、挂形式获得土地出让金，或通过发展制造业扩大税基，因此，开发区的发展受到政府财政收入的激励 (陶然等， 2009)。 这两点说明开发区极具中国改革开放的特点，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提倡的休克疗法不一致，反而是与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思想相吻合，这正是中国渐进式改革中体现出来的多重目标性，也说明以开发区为发展手段的城市化过程，是一个掺杂着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取向的过程，是有中国特色的混合模式。 2.3 新中心城区：中国式的凯恩斯主义？ 新中心城区与开发区空间一样表现出增量空间的特点，有比较明确的空间边界，但从新中心城区规划和建设来看，新城的开发与

21、开发区的开发在要素上存在许多的不同。新中心城区的产业载体是第三产业， 承担构建城市新中心的功能 (表 2)。因此，新中心城区与开发区发展第二产业存在本质的差别，在产业的期望上表现出一个产业升级的过程，第二产业主导转向第三产业为主导，在空间构建上表现出产业集聚、形成新的城市中心的期望。正是政府的期望、宏观经济的变化和国际资本的流动变化，导致在新中心城区空间建设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出现变化，政府重新成为新城开发的主导力，新中心城区成为地方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工具。很明显，这种新城的发展，不再像之前的开发区那样带有鲜明的新自由主义特征，而是更加与凯恩斯主义吻合，以积极财政政策和强势的引导调配 ，干预经济活

22、动向新城集聚。 从形式上看，新中心城区仍然是政府吸引外部投资所构建的空间，但问题是全球化资金的流动，存在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第二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成本最低的区域，总体是形成分散的格局，遍地开花的开发区就为流动资金提供了一个固定的空间；另一个倾向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三产业资金的流动存在不断向高等级城市集聚的趋势，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欧盟的一体化过程中，第三产业资金的流动构成了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因此，一般城市的新中心城区对第三产业资金的流动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促进新中心城区发展的资金越 来越多的来自于国内的资金，全球化不过是新中心城区的美丽外衣，只是一种愿望，并没有真的出现。广州的新中

23、心城区珠江新城的发展最开始是以类似新自由主义的模式进行开发的，完全由市场主导，结果发展十分缓慢，从规划到现在已经有 20 年的历史，但其服务业的功能并不明显，更多的还是住宅的功能，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在中国城市中只有开发区才是面向全球化增长的空间 (Gaubatz，2007；袁奇峰， 2001)。 简历大全 但问题是，为什么新中心城区发展会越演越烈，政府对新中心城区的期望到底是什么呢？新中心城区兴起的时间大约是在 1990 年代末期， 2004 年后开始大规模出现，而且出现了类似开发区分散布局的现象，大中城市、县、镇都争前恐后地出台新中心城区规划。显然，存在着外部因素促进了各级政府建设新中心城区

24、的行为。 1996 年、 1997 年中国宏观经济软着陆，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物价基本零增长，处在经济周期的低谷中，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也影响了经济的复苏。为此，中央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直接扩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规模，并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2004 年中央实施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保持了财政投入总体规模的不变， 但到 2008 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再次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以财政政策直接干预经济增长成为中国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对珠江三角洲而言， 1997 年以后，外商直接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中的比重和占 GDP 的比重出现

25、持续的下降 (图 4)，随着对国外资本的依赖性减少，国内资本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种趋势，再度与凯恩斯主义中的有效需求的理论相吻合。 图 4 珠江三角洲 FDI 占固定资产和 GDP 的比重 (%) 那么，财政政策在城市空间中是如何表现的呢？国家的财政政策或国家资金的投入是按地方项目来实施， 因此，地方政府规划发展项目成为争取国家资金的重要手段。在财政政策的初期，政府最直接的做法就是用新自由主义思潮所提倡的做法，通过扩大开发区的面积或增加开发区的数量，加大计划内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导致政府之间招商引资北京的竞争和基础设施投资竞争的加剧，其结果是开发区面积大规模扩大，形成城市政府低效率的圈地运动。

26、 2004 年国家对开发区进行了整顿，清理共撤销各类开发区 4 735个，占开发区总数的 70.2%；核减开发区规划用地面积 2.41万 km，占原有规划面积的 64.4% ；其中，珠江三角洲的佛山市就被撤销了 28 个工 业园区。通过开发区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的渠道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转向了新中心城区的规划与建设。首先，新中心城区顺应了当时的政策要求，就是要促进中国产业的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新中心城区正好成为产业转型的载体。其次，是土地财政的需要。开发区为吸引投资一般都是采用或变相采用零地价的方式吸引工业投资，政府主要是获得就业、

27、税收、GDP 等效益，但新中心城区不同，写字楼、住宅都是可以带来高土地收益的项目，也有很大的税收和 GDP效应。而且新中心城区开发建设需要 一个很长的时间，一开始是基础设施建设，然后才是房地产开发，对政府而言，先期可以利用国家资本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其后，可以吸引发展商进行房地产投资，政府获得土地收益，然后政府利用土地收益进行新 简历大全 的城市服务设施的投资，如博物馆、歌剧院等等。新中心城区开发是政府主导的、长期的、内部可循环的投资空间，是实施财政政策的物质空间。广州的珠江新城的发展前后经历了 20 年的时间，不仅是每一任市长的重点项目，而且也是投资的热点地区。 2004 年后，佛山的东平新城

28、、南海的千灯湖新城、东莞的松山湖新城纷纷开工， 2008 年后深圳浅海新区、顺德新区的规划等纷纷推出，以迎合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和 4万亿的国家财政投资。 因此，建设新中心城区实际上是珠江三角洲城市化转型的重要手段，而这种方式与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政府干预特征是相吻合的，特别是在 2008 年以后尤为鲜明。在这种城市化模式中，从产业转型的期望，到基础设施与房地产投资之间的循环体制，都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以及政府与市场的联动关系，新中心区成为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又一个空间。 从上文对珠江三角洲城市化实践的分析来看，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特征均有所体现，而近期甚至表 现出更加强烈的凯恩斯主义的特征。

29、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城市化属于一种新自由化的过程的观点是不恰当的。特别是在过去 10 年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政府深度干预经济，同时又进行市场化改革，出现了两股力量交织主导的现象。从本质上，更接近于政府主导，因为这些行为都是带有明显战略目标的主动行为，而不是面对市场供需变化做出的被动反应。下文进一步回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演变过程，并探讨哈维对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with Chinas characteristics)的论断 (Harvey， 2005)。 思想汇报 3 自由主义思潮的内涵与中国城市化的混合性 3.1 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作为一种意识

30、形态，自由主义最早可以追溯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因主张民主变革和宪政的政治态度，宣扬彻底自由的经济制度和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动机，而被称之为古典自由主义。随着古典自由主义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不断渗透，产生许多种分支流派，成为影响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潮之一。 直到 1930 年代，美国的经济大恐慌动摇了人们对自由主义的信心，主张国家干预的现代自由主义取代了古典自由主义，成为主宰国家经济政治改 革的思潮，继而演变为凯恩斯主义 (Dewey， 1935； Collin， 1983； Keynes，1936)。凯恩斯主义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因此，政府应该积极干预市场，

31、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干预福利分配：建立更精密的政府制度的同时也需保护公民免于过度的贫穷； 干预资源分配：政府必须积极刺激总需求增长，激发乘数效应，例如增加财政收入和开支、积极政府采购、兴建基础设施等。 然而到了 1960-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对国家经济滞胀问题的束手无策，给予了古典自由主义回归的机会。弗里德里克哈耶克 (Friedrich Hayek)、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Ludwig yon Mises)等人一直对凯恩斯主义持反对态度，认为经济衰退正是因为政府干预市场过度造成的。这个时期，反对国家干预的思潮上升到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高度

32、，新自由主义的称号应运而生。新自由主义强调贸易经济自由化、政府不干预以及国企私有化才能产生最佳效率，反对国内保护；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范式化、政治化和国家意识形态化，新自由主义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性事件 是 4大实践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领袖 和 1990年由美国政府制定的包括 10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 (Noam， 1999)，其核心思想就是私有化、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其终极目的就是最大程度释放各自的企业自由 (individual entrepreneurial freedom)(Harvey， 2005)。 显然，新自由主义的演进过程，就是政府与市场相

33、互关系的变化过程，核心是政府干预市场还是建立开放自由市场的争论。政府的行为取向往往取决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治态势。到了 1990 年代中期，在英国首相布莱尔和美国总统克 林顿上台之后，为了缓和之前的自由主义思想对原有政治体制的冲击，提出了第三条路 (the third way)的政治态度和社会改良方向。其核心内容就是从平衡右翼 (经济自由 )和左翼 (社会改革 )这两股政治经济力量出发，对经济管制实施两手抓的态度：既坚持自由市场，让市场调节一切，如生产、价格、贸易和分配；又推行社会民主，干预生产和分配，如设置一系列福利保障政策。 自由主义内涵的地理性可以有两方面的体现。在宏观层面，主要体现

34、为推动政治经济管制体系全球一体化，让资本、资源可以自由流动，达到最佳配置，具体表现为全球化。而 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主要体现为自由主义对地方经济政治空间扩张和经营方式的影响，例如城市化 (顾朝林等， 2007)。 3.2 新自由主义与中国城市化 城市化作为经济增长的伴随现象，无疑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影响，新自由主义思潮通过影响政府不同的经济管制行为来影响地区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到城市化过程。 在城市和地方尺度，新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城市化 /郊区化、城市产业经济衰落 /升级和城市空间重构的核心思想动力之一，相关的研究如新城市主义、城市空间企业化 (entrepreneurial urban spa

35、ce)、绅士化(gentrification)、城市隔离 (urban segregation)、复仇者城市(revanchist city)等等 (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 Peck， 2004； Peck and Tickell， 2002)。在哈维 (Harvey， 1989、 2005)眼中，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实践的理论。它提议人类个体的福祉在于企业化自由和技巧被充分地解放，这种解放需要一个由强有力的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制度体系来保证。在这种视角下，哈维 (Harvey， 2005)认为， 中国的经济转轨，其实并不是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而

36、是一个特定的市场综合体，它合并了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权威主义 (中央集权专制 )的元素，因此把这种经济转型定义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开题报告 笔者认为，哈维等人将中国政治经济转型和城市化背后的政治经济内涵理解为一种新自由主义，是不恰当的，也是片面的。本文第二部分的理论探讨中已经证实，中国城市化和经济政治转型带有混合性，政府和市场交替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起着主导的作用。通过对自由主义思潮演化的回溯发现，这种现 思想汇报 象只是特征的吻合，并 没有实质的渊源。 在市场化改革、土地改革、国企商品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转轨和城市化的确带有强烈的新自由主义色彩，但是政府在其中一直扮

37、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鼓励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一方面又在抑制资产阶级的发育；一方面鼓励劳动力市场化，一方面又在不停地开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就业，调整最低工资 (Zhang， 2001)；一方面鼓励城市房地产发展，一方面又让国有银行介入这个城市房地产利益综合体，成为呆账坏账的受害者，最终由政府出面调停 (Cartier， 2001)。 2003 年中央政府从中央外汇储备中， 调出 450亿美元用于解决国有银行在房地产方面的呆账坏账 。在珠江三角洲的案例中，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干预城市化，构建新城开发区等良好的土地收益、财政投资良好的循环体系。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渐

38、进的过程，一个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调配模式、政府集权控制与市场分配机制同时出现 (按照价格和供需关系分配资源和福利 )，虽然整体社会经济转型以市场化为主导，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两种力量的矛盾与纠缠，决定了这种模式的混 合性。 4 结论与讨论 重新审视中国城市化空间的混合性之后，本文认为，借助国外相关研究来解读中国的城市化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不能套用其语境和概念来解释中国城市化的模式，认为中国城市化是新自由主义化过程的判定是不恰当的。中国城市化过程具有高度的混杂性，不适合以新自由主义或者凯恩斯主义来归类，更不合适将

39、其归结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Harvey， 2005；Bradsher， 2003)。特色本身不仅没有解释现象，而且恰恰体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其他国家新自由主义进程的不同之处。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渐进式的 过程，在空间上也体现出双轨的特征。政府根据不同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家政策要求，通过不断构建新的城市空间，促进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于是先以开发区为手段，再以新城为战略，不断寻找经济增长的突破之路。开发区是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构建的市场化空间，新中心城区则是政府构建的产业升级与集聚的空间。这两种空间构建方式虽然均是混合模式的城市化，但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存在着不同。开发区的构建中政府投入基础设施

40、，控制资源，建立市场机制，吸引外资，通过第二产业的发展与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更接近新自由主义的特征；而在新中心城区的构建中，政 府同样投入基础设施，但与房地产发展商、土地收益之间构成财政政策的资金循环，积极的财政政策占了主导，更接近于凯恩斯主义的特征。中国城市化的中国特色，正是在于这种混合模式，而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诚然，笔者认为，混合与特色这些概念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模糊性，目前而言，仍不利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应该将中国城市化的混合性和部分关键概念进一步理论化，以期为国内外城市地理学界对此课题的研究构建一个对话平台。希望进一步的研究能为中国城市化议题做出更有建设性的贡献。 注释：

41、 数据来自网络上的相关新闻报道和部 分新中心区规划。 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 2001 年之前数据为实际利用外资额， 2001 年以后数据为外商直接投资额。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 (1986 年 )第十五条。 人民日报 2004 年 8 月 22 日，转引自中国网： 2.htm。 英国的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美国的里根 (Ronald Reagan)、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和中国的邓小平。 K. Bradsher 2003.A Heated Chinese Economy Piles up Dhina Announces New Bailout of Big Ba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学术界中对应的英文概念是Market Socialism，指的是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归公共所有、管理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