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清代 “ 高薪养廉 ” 的反思 摘要：北宋实行官员高俸制，目的在于养廉，这在北宋皇帝及其有作为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宋太祖早在开宝年间就宣称： “ 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 ” 此后，范仲淹、王安石等人都主张 “ 高薪养廉 ” 。如范仲淹说： “ 养贤之方，必先厚禄。厚禄然后可以责廉隅，安职业也。 ” 从皇帝到政策推进的大臣们都同意这种顶层设计，宋代的 “ 高薪养廉 ” 从一开始施行的非常彻底。接下来这种 “ 高薪养廉 ” 为宋代继任统治者们达成广泛共识，在 “ 富有多积 ” 的财政充盈下，将这种 “ 高薪养廉 ”制度继续深度地推进了下去。这种认识上的错误，决定了这种制度 设计
2、的必然失败。 关键词：宋清代；高薪养廉；治吏；反思 腐败是世界性的政治难题，中国历史漫长，历朝历代都在很大程度上，着手研究防治腐败办法，最大限度地防止由于官员腐败对于国家政体的戕害。但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反腐总处于运动式，成效非常有限，如果继承者不能继续延续上一代高压反腐，那么腐败马上就会死灰复燃，令之前的反腐业绩功亏一篑。 历代由于腐败导致亡国绝非偶然，其频率之高，危害之广，让继任统治者们触目惊心之后，都进行了相关政治体制内的改革。宋代是总结腐败，防治腐败较为全面的时期，与 此同时推出了国家式的 “ 高薪养廉 ” 制度，以此从根本上彻底防治腐败。简而言之，在宋代统治者眼里来看，历代之所以贪官辈
3、出，此起彼伏，原因只是一个，工资太低，官员穷困是导致集体腐败的原因，这种总结过度强调了物质水平决定腐败程度的高低，忽略了人性中的道德品质、政治操守在为政廉洁上的重要影响。这种认识上的错误，决定了这种制度设计的必然失败。 “ 高薪养廉 ” 是宋代推出防治腐败的积极信号，但是它彻底失败的结局已经为后世所知。中国传统封建政治体制，发展到了宋代已经积蓄了大量的经验，历代治国理政的典籍成果业已蔚为大观， 可以说，总结历史，对照过去，继续改造政治生态，进一步优化政治体制已经具备了大量条件。近代学者陈寅恪曾说， “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 金明馆丛稿二编有学者认为，宋仁宗时期，
4、宋王朝的 GDP 占当时全世界 GDP 的 65%，综合各个角度宋王朝在历代王朝中确实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荣鼎盛时期。因此，给 “ 高薪养廉 ” 制度带来了极大的可操纵性。 一、错误观念推进下的 “ 高薪养廉 ” 顶层设计 纵观历史，宋代公务员工资水平可以说空前绝后。北宋实行官员高俸制，目的在于养廉 。这在北宋皇帝及其有作为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宋太祖早在开宝年间就宣称： “ 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 ” 此后，范仲淹、王安石等人都主张 “ 高薪养廉 ” 。如范仲淹说： “ 养贤之方，必先厚禄。厚禄然后可以责廉隅，安职业也。 ” 从皇帝到政策推进的大臣们都同意
5、这种顶层设计，宋代的 “ 高薪养廉 ” 从一开始施行的非常彻底。接下来这种 “ 高薪养廉 ” 为宋代继任统治者们达成广泛共识，在 “ 富有多积 ” 的财政充盈下，将这种 “ 高薪养廉 ” 制度继续深度地推进了下去。 正如宋太宗所说： “ 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 ”（ 宋史 ?职官志十一）因此，北宋从宋太祖至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据宋史 ?职官志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
6、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以宋朝的一品大员（宰相、枢密主官）为例，即使没有爵位，其月薪也能达到 300 至 400 贯（宋史 ?职官志），是汉代的 10 倍，是清代的6 倍。 有学者按照黄金为参照物计算，宋代的三百千，相当于人民币二十万元，无论换算是否极为精确，可以肯定的是，宋代的高工资水平是无需置疑的，宋朝大小官员锦衣玉食，生活奢华。这种 “ 高薪养廉 ” 在宋代就率先 “ 试水 ” ，时间不可谓不早，但宋代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造成这种局面， “ 高薪养廉 ” 的错误顶层设计要负主要责任。 二、 “ 高薪养廉 ” 造成从政为享
7、乐，出发点极其庸俗 宋代初期，由于宋太祖对武将过度管控，间接造成了他过度依赖文臣，培植了庞大的文官系统，以此强化自我权力稳 定，与此同时，亲自立下了不杀文臣的誓约，成为既定国策。他曾对宰相说： “ 弊病如同鼠穴，如何能堵塞，只要除去其甚者就可以了。 ” 虽然在此之前也曾说过 “ 若犯吾法，唯有剑耳 ” 的豪言，加之对宰相赵普收受重礼的放纵，从最初在防治腐败工作上就没有打下好的风气基础。他曾亲自对宰相赵普说： “ 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 这种交底，为日后的北宋政坛肆意挥霍贪渎埋下了巨大的伏笔。 宰相吕蒙正也曾跟宋太祖对答说： “
8、小人的情伪，君子岂是不知，以大度宽容，事情就好办了。 ” 太祖、太宗依据这个 “ 大度宽容 ” 方针，逐渐形成了对官员的放纵。宋太宗进一步提高文臣待遇，确保他们都能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并使 “ 与士大夫共天下 ” 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宋代文官因罪被处死的几率不到 10%，大多数文臣犯罪后都一直处于 “ 在路上 ” 的状态，时机转变之后照样官复原职，加官进爵，因此，宋太宗自己曾总结说： “ 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 在宋代造成官员如 “ 雪片般 ” 蜂拥而来的重要原因就是所谓的 “ 高薪养廉 ” ，只要能够当上宋代的公务员，就过上了吃尽穿绝的奢靡生活。由于高工资和高福利的 联动下，刺激了进一步贪渎和对工作的不负责任。高薪没有养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官员给宋代 “ 打工 ” 的出发点极其庸俗而现实。宋仁宗时，高官宋祁点着华灯抱着歌姬们醉饮作乐，通宵达旦，穷奢极侈。他哥哥宋庠听说后，派人提醒他说： “ 听说你昨夜又是烧灯夜宴，纵情享乐，不知还记得某年在周学内吃咸菜拌饭的事情吗？ ” 没想到，宋庠派去的人把他弟弟宋祁的 “ 当年在州学读书受苦，就是为了做官享福 ” 的 “ 神回复 ” 带了回来，弄得宋庠一时语塞，哭笑不得，原因是当时他弟弟的观点确实代表了很多享受 “ 高薪养廉 ” 的宋代官僚的庸俗从政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