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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判断及绩效评价 摘要 从传统体制下的单一分配形式到转型期的多元格局并存，这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其影响因素包括：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是制度变迁的最终决定因素；产权因素、所有制结构的变动是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基础；市场化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但是我国目前基于机会和条件的不平等而产生的收入差别既违背了公平原则，又不符合效率原则。完善分配制度成为当务之急。 关键词 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经济效率；社会公平 中图分类号 F014.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 2670(2008)010008 04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变

2、革是伴随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的，其演变自1949年以来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 29 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平均化；二是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 2007年中共十七大的 29 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多样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多元化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从传统体制下的单一的分配形式到转型期的多元格局并存，这是一个制度变 迁的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 一、影响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因素判断 概括地分析，制度变迁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而引起的一个不

3、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从而调整变革利益关系的动态发展过程。具体影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 )、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是制度变迁的最终决定因素 考察中国收人分配制度的变迁，离不开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现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党的十六大着眼于我国今后发展大局，从激活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确立了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原则，它体现了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符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报告中的关键词，指出， “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

4、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从我国实际出发，首先要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因此，贯彻什么样的分配原则，选择什么样的分配 制度，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改革前后分配制度上的变迁也正是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因而在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 “ 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 (二 )产权因素、所有制结构的变动是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基础 改革以前我国

5、之所以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所有制结构与要素产权制度。新中国是建立在旧中国 “ 一穷二白 ” 的经济基础之上的。通过社会主 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了 “ 一大二公 ”的所有制结构，在分配制度上形成了分配形式的单一化以及 “ 平均主义 ”的分配方式。 1956 年，在国民收入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达 93；在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业已达 98.8；在商业领域，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达 92.4。这表明此时我国所有制结构已成为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此后，在 “ 左 ” 的思想指导下，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限制、排斥，搞所有制的 “ 升级 ” 、 “ 穷过渡 ” 和

6、“ 合并 ” 运动，将 “ 一大二公 ”作为判断所有制形式先进与否的标准，盲目追求 “ 一大二公三纯 ” 的所有制结构， 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到 “ 文革 ” 结束时，非公有制经济基本消失。在这种所有制关系中，除了劳动力要素归劳动者个人所有，其劳动生产要素都由国家或集体所有。所有制结构的单一，表现在要素产权关系上也是单一的。 有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和要素产权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分配制度。在这种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要素产权制度中，劳动者只能凭借劳动贡献参与社会收入的分配，因为劳动者不占有其他任何非劳动要素，也就不能通过其他形式参与分配。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生产力为标准，对我国的所有制

7、结构问题进行了大胆和艰 苦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基本上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同时，要素产权制度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居民个人收入的快速增加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居民个人拥有的金融资产、非劳动要素产权等也在不断增长。据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教授 2003 年的研究成果称，私人财产已成为中国财富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研究表明，在资本结构的总量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 31，个体私营企业占 38；而在资本所有权结构比例中，国有资产占 26，国内居民拥有 57的资本额，集体、 港澳台商人和外商占有量不到一成。在金融资产结构中，以手持现

8、金、储蓄存款、有价证券为研究对象，政府占 18.6，企业占 31.7，住户占 49.7。目前我国储蓄存款余额很大，据 2007 年的统计结果表明：前7个月，居民储蓄存款 (含外币 )增加 10387亿元，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121093亿元，同比增长 14.2。中国目前的民间资本占 GDP 的比例虽然远不能与西方国家近乎 99的高值相比，但实际上也在 40左右。珠三角、江浙等地区的民间资本更高，据有关统计表明可能已高达 60以上。 所有制结构上的重大调整和要 素产权制度的变化，必然会对分配领域的调整和改革提出新的要求，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私人要素产权制度的确立，要求改变单一的分配方式

9、，实行按要素贡献制度；另一方面，在公有制经济中，随着公司化的推进，各种社会资本被吸纳进来，逐渐形成了以公有资本为主体、多种资本形式并存的产权结构，这就决定了公有制经济中必须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基础上，同时实行按要素贡献进行分配的制度。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在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进了分配制度的变革。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大报告中 把其他的分配形式看作是 “ 补充 ” 的地位，直到 1993 年 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提高到与 “ 主体 ” 并存的地位，再有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分配制度的阐述，

10、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理论，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的合理与完善。 (三 )市场化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动力 近三十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也是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过程。与 此相适应，我国的分配制度也明显地呈现市场化的特征。首先是按劳分配的变化。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按劳分配的劳动贡献率度量，逐渐是由市场机制根据市场变动来确定的，劳动者付出的劳动努力应获多少收入，是由市场事后调节的。改变了传统模式中主要是事先由计划中心根据全国情况，按计划配置要求而设定好，工资等级、差别都是国

11、家统一制定、调整的做法。另一方面按劳分配中个人按劳分配份额企业、基层组织自主分配比重加大。其次是生产要素越来越多地通过市场力量参与社会产出的分配。主要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要素市场不断发育成长，特别是资本市 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通过市场配置的比重不断提高，资本、劳动、技术、信息、土地等生产要素越来越多地通过市场机制来定价并参与社会产出的分配，按要素贡献进行分配制度逐渐形成。 二、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绩效评价 效率和公平是社会发展中的两大目标。社会发展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物质财富，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目标。社会发展归根到底又表现为人自身

12、的发展，保障人的权利、增进社会公平，是我们追求的另一个目标。收入分配问题归根到底是 “ 公平 ” 与 “ 效率 ” 的 关系问题。因而，评价收入分配制度变革的成效就从这里入手。 (一 )经济效率评价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 契约 ” 。它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的激励 (或者说利益 )结构，从而决定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制度本身构成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要素。一个好的制度是效率的最好保证。新制度经济学很多学者认为制度变迁本身就是一个效率的改进过程。考察分配制度变革的效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配制度与生产效率；分配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分配制度与

13、经济增长率。 1、分配制度与生产效率 回首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我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史。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经济改革正是以改革收入分配机制、调整利益结构、强化对经济主体和个人的物质激励为切入点，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合理的工资水平和内部分配制度，一方面能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生产，另一方面能够保持相当的消费水平，避免经济出现大幅度的波动。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较长时期里，虽然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但在城市居民内部和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并不大，平均主义 、 “ 大锅饭 ” 盛行，按劳分配原则淡化，结果是生产效率低下，生产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长

14、期得不到应有的提高。这是一种均等优先、忽视效率的分配制度。 近三十年来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工资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由点及面逐步从微观向宏观拓展，打破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引入激励机制，对生产效率和企业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比如，工资制度改革， 1985 年以后，国有企业实行工资总额和经济效益挂钩， 1993 年开始逐步推行经营者年薪制，使企业家经营管理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在农村，随着 “ 大包干 ” 性质的农村生产方式的普及，农村收入分配 不再以生产队为基础，而是以农户为分配主体，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实行 “ 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 。这对于提高农村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推

15、动作用。 总之，收入分配从利益导向出发，为经济利益主体实现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动力。通过利益分配和再分配，为生产者、消费者以及政府主体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刺激，以激励利益主体的最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经济活动的活力和效率。 2、分配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以产权和分配制度为核心的改革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意义十分重要， 因为产权安排对资源配置来说极为重要。产权的明确界定有助于确定谁向谁支付费用，从而使得产权本身能够进入市场交易，获得市场价格。 改革前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使生产要素的配置严格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不仅劳动者个人没有择业和流动的自由，甚至农村公社、企业也没有自主转产和

16、决定工资的自由。同时高度集中的决策系统和责、权、利分离的决策机制，使得重大经济决策的科学程度大大降低，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被浪费，尤其是 “ 大跃进 ” 和 “ 文革 ” 期间，由于消除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源配置效率十分低下。 改革以来， 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结合的方式，引入市场机制，价格引导资源的流动，进而实现合理配置。比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合理安排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下，改变国有资源的配置方式，最终可直接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并为整个社会的前进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 (3)分配制度与经济增长率 对经济增长的认识，库兹涅茨 1971 年获得诺贝尔奖时在现代

17、经济增长的现实与思考讲演中说道：一个国家的国民增长能力，主要表现为向该国人民提供品种日益丰富的商品的长期上升能力，它基于技术的革新 、制度的调整和意识形态的改变。可见，制度选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纵观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过程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每一次制度变革初期都能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比如，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就是 1978 年以后实行 “ 开放搞活 ” 和 “ 放权让利 ” ，人们出于 “ 脱贫致富 ” 的渴望所致。再如， 1992 年以来，我国的 GDP增长率和人均 GDP增长率基本上维持在稳定的状态，并且在此间的初期，由于进行

18、分配制度的新的变革，即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 效率与公平，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提高；党的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十六大明确提出： “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 ，更加明确了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应该说此时的收入分配制度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相互适应的，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又有显著地提高。 (二 )社会公平评价 社会公平，从来就是贯穿于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主题词。生产发展与利益关系存在深刻的联 系，制度变迁之所

19、以有争议，最为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利益调整。因此，社会对于收入分配的公平及合理性命题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如何认识和评价改革的得失。 就现实性而言，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其实就是体现分配不断趋于公平的过程。长期以来，单一的 “ 按劳分配 ” 原则片面地强调 “ 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不劳动者不得食 ” ，看似公平合理，而就其所造成的不同劳动者收入不均来说，又是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本质上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创造需要借助诸如资本、知识 、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因此必须允许其参与分配，给予合理报酬。这在分配制度改革中，是对原有分配理论的突破，具

20、有深远的意义。按生产要素分配实际上就是指根据人们所提供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收入，即由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决定其报酬，这样做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公平的新内涵。 然而，根据世界银行 2006年关于 “ 社会公平 ” 的观点对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影响社会公平状况进行审视可以发现，无论是 “ 机会公平 ” 还是“ 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 ” ，都与构建 “ 和谐社会 ” 相去甚远。拿前者来说，城乡二 元体制的分割导致机会对于出生地不同的人们是无法实现公平的。先天的不公平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的禀赋、出身家庭的贫富、所处地区的自然条件有差别，但是后天的起点不公平就有关社会政

21、策的选择。人们主要的不满是受教育的机会、健康的机会、迁徙的机会等等的不公平。布坎南认为，真正的 “ 机会公平 ” 就不能让人们 “ 带着出身进行市场比赛 ” ，因为 “ 当这样的参赛者以平等条件与相对较少有利条件而又必须参加这场比赛的人比赛时，我们寻常的 公正 的概念就被破坏了 ” 。所以，只有社会政策使得 “ 公平的权利分配优先于竞争 ” ，这才是 “ 机会平等 ”的真正实现 途径。依靠累进的个人所得税以及遗产税等手段，对富人拥有的资源进行适当的控制，通过社会的各种援助政策对拥有资源少的穷人进行适当补偿，以此来进行资源分配，致力于使有利条件在不同境况的人们之间实现均等化。而且， “ 避免剥夺

22、享受成果的权利 ” 这条原则的具体化，就是世界银行早已提出的，首先社会中不能有绝对贫困，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 “ 免于饥饿权、身心健康权与受教育权 ” ；其次，社会中不能出现过度财富分化，否则可能导致公民共同体分裂。然而，现实社会中我国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收入的巨大差距表明我国分配关系的扭曲。这 种扭曲不仅表现在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还表现在严重的分配不公。这种基于机会和条件的不平等而产生的收入差别既违背了公平原则，又不符合效率原则，直接损害了市场公平竞争的机制，成为人们对改革的价值取向有所怀疑、有所争论的主要原因。这种差距固然是在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问题，但倘若回避，不切实采取措施缓解差距，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将会出现鲜明的阶层差别，进而势必影响到和谐社会大局的构建，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甚至会因此而受困。因此，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 现。 ” 缩小收入差距，体现公平原则，关键在于完善分配制度。 (责任编辑：赵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