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间投资下降如何看 陕西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原因分析 近年来，陕西和全国一样，受国内外诸多不利因素影响，正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长周期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民间投资增幅从峰值期（ 2006-2014）的 28.4%一路下滑，降至 2015 年后半年的 7.5%后， 2016 年全省民间投资 8738.6亿元，同比下降 3.6%，拖拽全省投资增速下滑 1.8%，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拉至 5个百分点，加工及制造业投资更是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持续负增长，投资形势空前严峻。 那么，近年来民间投资增速为何会下滑，经调研发现，大概有 20 条原因： 民营企业普遍遭遇经营困难，对未来 经济走势持谨慎观望态度。 近年来
2、，受制国内外经济大环境和部分行业低端产能过剩，省内民间资本较集中的一般加工及制造业、房地产、采矿业、劳动力、原材料及财务成本明显上升，生产经营面临较多困难，营业收入、实现利润普遍下滑。出于对收益前景的谨慎预期，投资欲望、能力明显下降（西安总量下降最多，2015 年骤跌 16.1%， 2016年 1 10 月续降 6%，持续时间长达 23 个月。全年固投总额 5097亿元，同比下降 1.2%，今年 1 4月虽略有回升但大趋势还需观察；溜南、商洛降幅最大，分别下降 30.8%和 27%。从行业看 ，降幅较大的行业有：采矿业投资下降 39.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下降 45.1%，科学研究和技
3、术服务业下降 13.2%。 行业准入限制依然存在，民间资本发展空间相对狭窄。 按国家现行政策，省内目前对国企、外资、民营的市场准入政策存在差异，如银行、保险、电信等行业已对外资开放，但对民间资本进入仍有诸多政策限制。水利、电力、铁路、港口、医疗卫生等民间资本较为属意的领域，受体制制约难以实质性规模化介入。近年来，为调动民间资本投资积极性，国家、省里不断放宽鼓励投资领域，降低准入门槛，但因既得利益 “ 藩篱 ” 阻碍和相关配套细则缺失，民间资本仍难以顺畅进入参与公平竞争。政府服务意识滞后和能力缺欠影响民间投资积极性发挥。 调查发现，一些政府办事部门仍沿袭事前 “ 管控 ” 传统思维，对民间资本资
4、格认定、注册方式、用地指标、经营范围、投资项目许可、产权变更与兼并重组等诸多环节实行 “ 前置 ” 审批，民间投资障碍频现，手续冗长繁杂，民企投诉无门不胜其烦。除此之外，政府部门在涉及技术、信息、法律等方面专业能力、服务意识多有不足和缺位，民间资本最关注、最在意的诉求往往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回应，致使许多极有希望的潜在投资功 亏一篑，最终未能实际启动。 政府职能扩张，使得提高行政效能问题凸显。 近两年来，从中央到省上，密集出台了多项鼓励民间投资、支持民企发展的优惠措施，涉及范围广，奖补力度大，时限要求紧，还有不少临时和应急之举。对于市县和基层，完成日常工作和保稳定、稳增长、利民生任务已颇感吃力，再
5、承担、操作骤然增加的工作量，时间精力安排上确有一定难度。结果是不管上级再提要求、发号召，下面只能有选择地挑几件最要紧的事，撑住门面通过督办和考核。像投资环境改善，办事效率提高、服务体系建设这些民企急盼、但却是 “ 慢功出 细活 ” 的事，只好往后放或先缓一缓，想齐头并进， “ 霸王上硬弓 ” ，以目前的人事激励和财力状况，有些事还真做不了、落不实，这也是当前的一个困境。 各级政府力推的 “PPP” 项目实际进展不甚理想。 调研发现，去年以来，被省及各市、县视为拉动投资增长，激活民间资本 “ 重头戏 ” 鼎力推出，总额逾 2800亿元的 277个 “ppp” 项目中，除重点支持的 108 国道禹
6、门口黄河大桥等 24 个省级示范项目（总投资 123 亿元）启动快，进展良好外，其它因阻力大、 “ 门坎 ” 高、推进慢，签约和开工呈离散化态势，实质性进展未达预期。 民间资金多渠道持续外流，加剧了省内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态势。 是赴境外直接投资呈 “ 井喷 ” 式增长。近年来，人民币 “ 对外升值、对内贬值 ” ，造成内外购买力不均衡，资本逐利本性使资本项下逆差扩大（去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约 1200 亿美元，同比下降 5%，对外投资超过1750?|美元，同比大增 44%，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 500 亿美元逆差）。陕西引进外贸与境外投资情况也是 “ 进少出多 ” ，自三星闪存芯片（投资总额
7、 70 亿美元）项目落地之后，近年已没有大的外资项目落地。 从陕西的境外投资看，至 2015年底，全省共有 239个省内投资主体在境外设立 355 家境外企业和机构。投资总额 31 亿美元。 2016 年上半年，省内66 个境外投资项目， 61 家为民企。省内 250 家有境外业务的民企对外实际投资超过 20 亿元，（其中仅隆基、迈科两家企业对港、澳投资即逾 8100 万美元）。民间资本察觉到了这种不平衡背后的商机，境外投资活跃，数量、总额已超过国企并成为趋势，其中亦不乏通过对外投资和虚增进口向境外转移资产的可能性。 二是受人民币贬值、美联储连续加息影响，尽管采取国家收紧民间兑换汇限额，调整境
8、内机构利润汇出和大额现 汇兑付管理办法，强化境外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等措施，社会上经由各种渠道，持币大宗换汇、参与外币理财规避汇险者众多。 三是已对外资开放的某些行业尚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为突破投资领域限制和享受外商、外资优惠政策，部分民资转而通过 ODI（境外投资方式叫ODI，外方直接投资叫 FDI）方式出境，再以外资身份 “ 变脸 ” 二次进入。意在绕开准入限制的 “ 弹簧门 ” 。 四是高收入群体出于多种考虑，境外刷卡购买港债、港险（国家数据是去年上半年大增 116%，省内暂缺数据），大量民间资金以险资、港债、地下钱庄跨境汇兑 等形式隐蔽出境。 五是省内房市长期低迷，与周边城市价差明显，
9、去库存压力大，约占民间投资总量近 1/3的地产资金受趋利性推动，携资转向一线城市及周边高房价省区，图谋易地发展。 六是曾位居民资实力榜首的陕北 “ 能源系 ” 板块，在上一轮初级能源产品价格暴跌和 “ 倒矿 ” 中损失惨重，民间资金深陷高息集资、金融诈骗和跨区债务链难以自拔，元气大伤尚未恢复，全年投资额不足 2500 亿，同比下降 2.5%。 七是与土地财政关联密切的房地产业畸形发展，同高收入阶层投资（机）性购房对冲货币风险互为因果，形成了存量巨 大的积压房、空置房和 “ 烂尾楼 ” ，挤占、固化了大量可用于有效投资的宝贵资金。 八是民间资金对实体经济前景持谨慎心态。大量生产性资金被用来炒房、
10、炒股、炒债，高利贷或变身游资、 “ 热钱 ” ，囤居特定 “ 热俏 ” 商品冲击市场。 因统计口径和资料来源所限，省内民间投资的持续低迷，与上述情况究竟存在何种线性关联，没人、也没法给出精准结论。但可供参考的一组数据是： 2014 年西安地区企业存款余额为 8604 亿元，仅 2015 年一年即减少1572 亿元，跌至 7032 亿元，降幅达 18%。粗略测算，近年来，按包括但不限于上 述渠道计，外流资金逾以数千亿计当是大概率事件。 民间资本因自身诸多先天不足，正在遭遇 “ 瓶颈 ” 经历 “ 阵痛 ” 。 从制度原因看，陕西民营经济中的大部分，依然采用个体业主制、家族制、合伙制等方式，尚未严
11、格按现代企业制度组建规范的有限公司或股份公司，体制上缺乏规范发展和扩大投资的动因。从行业方面看，前些年在传统行业低端盲目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正面临市场强制 “ 出清 ” 、债务违约追索及诉诸法律、 “ 僵尸 ” 企业被淘汰出局或 “ 洗牌 ” 重组，正处于不“ 转 ” 不行，转也难 “ 转 ” 两难境地。从个人方面看，重大投资决策主要凭 借个人经验，缺乏前瞻性思维和战略洞察力，难以满足投资领域科技含量增加，投资规模扩大，竞争日趋激烈的要求。 陕西民间资本总体实力依然偏弱，与政府急于拉动投资的政治意愿有一定差距。 回顾陕西 2009年以来投资增幅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到，近年来，因西、宝、咸、汉、榆等
12、工业重镇制造业投资萎靡不振，工业设备更新换代明显趋缓。数据显示： 2014、 2015 两年，在西安 5904、 5166 亿元固投总额中，工业投资额均为 1012 亿元，占比分别为 17%、 19%。由于政府强力推动形成的投资增幅多次、但短暂的 “ 企稳 回升 ” ，基本上是靠着房地产和基建交替发力（两项投资合计占投资总额超过 50%）才托住了底。现在这两手的挪腾空间日渐趋紧，民间资本参与过去多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项目始被寄予厚望。但现实情况却是，因种种原因，省内民企经 30 余年打拼积累，真正做大做强的并不是很多。不仅与实力雄厚的中、省国企和外资比实力相差悬殊，亦无法与外省区知名民企相抗衡
13、，若再剔除掉约 30%的地产资金后，欲以一己之力，拉动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这挂 “ 重车 ” 显然有些力不从心。 据有关数据： 2016 年，全省 GDP1.9 万亿元，百强企业贡献 1.47 万亿元，占 81.22%。陕西民企入 “ 国家队 ” 者仅 4 户；入围本省 “ 百强榜 ” 者不及1/3；营业收入过 500亿元的仅 3家，全部上榜民企营收加总 2600亿元，仅比国企延长石油一家略多，营业收入占比不到 18%，尚不及国企前三家的一半。从规模排序看，跨过 2016 年胡润百富榜的 20 亿元 “ 门坎 ” ，跻身民企 “500 强 ” 企业数量尚不及江浙一个地级市。 银行硬性抽贷、压贷
14、，加重民营企业经营困难。 去年，在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要求、催促下，各家银行颁布了若干支持民企信贷的临时优惠政策，但多数金融机构基于业务 惯性，风险防控和效益考核，仍沿按传统放贷流程、标准进行审、放贷作业，并额外加收 “ 服务费 ” 。民企 “ 贷款难、贷款贵 ” 依旧，融资界面并无实质性拓展。调查发现，一些基层金融网点，受上级行保证资金安全强硬指令，下狠手对平时心知肚明的 “ 短贷长用 ” 流贷资金硬性压贷、收贷，至使部分民企资金链骤断。一些与银行有多年合作关系（大都承担了高于基准利率的资金成本）的民企因此而 “ 失血 ” 严重、甚至倒闭关门。民营企业家反映： “ 平时为银行打工，锦上添花有余
15、，雪中送炭无心，危难时刻下手 ” 。 民间投资融资渠道不畅，金慰环境不宽松制约 了民企投资活跃度。 陕西金融创新滞后，资本市场发育缓慢，民企直接融资困难，资金来源以内部积累和间接融资为主，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长期存在错配。在去年省内人民币存贷款同比增长近一成、全社会融资规模两位数增长的背景下，国有银行 80%以上的信贷资金投向不到全省规上工业企业总数 1%的国企和政府融资平台，结果依然是 “ 国企喊吃不饱，民企喊吃不到 ” ，数量众多民营企业没有均等融资机会，省上 10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贴息优惠可望而不可及。 调查还发现，即便有幸能 ?J 到款，银行采取的无限连带责任担保要求，也让民企顿 感经营
16、风险在己，身家性命系于银行，从此尊严全无。经济进入下行态势后，国内资本市场 “ 虚 ” 大于实，金融业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明显减弱。省内不少金融机构在理财、房贷、虚拟经济上玩弄金融杠杆短期套利。金融界舆论氛围整体看弱实体经济，普遍认为目前存量信贷资金安全获利与民营实体经济高风险、低收益已互不相适。包括一些政策性银行，较之关心帮助困难民企并为此提供低成本信贷，远比不上关心贷款安全和系统风险管控。在实体经济普遍困难，运行质量明显下降情况下，对多数缺乏有效担保和抵押的民企而言，如何以可承受的成本，获得金融机构信贷和直 接融资支持已成为普遍难题。 国有资本持续扩张对民间投资、尤其是民间工业投资产生挤出效
17、应。 因历史原因，陕西国企在省内工业总盘子中体量大，占比高（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20%以上）。从 2014 年起， 40 余户省属国企的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综合投资回报率明显下降。近年来，省属国企在坐拥 2万亿固定资产、使用 70%以上银行存量信贷的情况下，利润同比下降 5.6%，亏损面达 1/4，提供的就业岗位尚不到全省两成，实现利润仅数百亿元（ 2016 年，陕西公有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43.6亿元，非公有制企业实现利润 828.7亿元，同比增长 23.5%）。在一定程度上拖拽了全省经济内在活力，挤压了民营经济生存、发展空间是不争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省上和一些市级国资管理部门
18、，多沿袭行政或内部划转方式，将原分散于不同行业的地属国企，整合为垂直统管的行业集团公司。这些具有行政色彩的企业集团，从国资管理部门角度看，属整合资源做大做强之举。但若换个视角，如此多的国企 “ 巨头 ” ，以集团化规模，密布要素资源上游，把持、垄断能源及土地、水、电、路、气、重化工等众多基础领域，凭借行业优势对下游行业 “ 剪羊毛 ” ，其利弊得失需算 大账评估权衡。省属国企 “ 混改 ” 初启，在活力亟待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全要素产出等重要指标均不及民企的情况下，多给民企留一点投资空间和发展资源，而不是跑马圈地，上下通吃，才是体现社会责任担当，携手共度时艰的大局和大道。 旨在减轻中小民营企业
19、负担的 “ 营改增 ”税收优惠，政府初衷本意和企业感同身受呈现背离倾向。 此次税改以财政部减税 5000?|口径计，陕西企业应得减税红利为 120140 亿元左右，但企业谈及真实获得感则不然，称之是 “ 水中月、墙上饼 ” ，看见捞不到，想吃咬不着，甚至反映实际税赋明减暗增。 调查中发现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反映小微民企因诸多实情（农副产品收购、砂石料、零散劳务、银行及民间借贷利息）购销难以抵扣，真实税赋未见明显减少。感觉就 “ 营改增 ” 设计原则而言，可能更适合传统大工业制造中间环节多、供应链条长的特点。从 “ 接地气 ” 看，不适应民间大量、分散，难以开具正式发票的零散交易。同时，与以个人
20、 “ 头脑风暴 ” 为特征，高度智力化、个性化的“ 双创 ” 行为和数字经济及网络动漫、文化创投、互联网 +等智慧产业也存在明显隔阂和模糊边界，真实效果究竟如何，尚需时间观察。 二是享受税收优 惠成本高。一些文件规定：某家民企若想被认定为 “ 高科技企业 ” ，享受相应税收优惠政策，必须在注册满一年后，以被认可的方式，向多个相关政府管理机构证明确有研发能力，并在年度财务报表中将不低于销售收入 3%的资金用于研发，并被权威机构核准认定。这意味着，企业为满足享受优惠政策规定所耗人力、物力和精力，已远超实际所能得到的政策优惠，一旦弄不成，也没人会为此向企业支付报酬和成本。正是这种生怕 “ 鼻子比脸大
21、 ” 的担忧，让不少真千实事的企业无力、亦无心应对冗繁程序，不得已在最后，放弃了争取减税优惠的努力。结果，尽管看上去国、地税 都有较友善的税收界面和诸多政策性减税照顾，但许多想扶持、能扶持，也亟需扶持的企业就是享受不到。 三是实体经济领域民企赢利能力普遍偏弱，生产经营长期处于赢亏紧平衡状态，经济上行日子好过时，收点税费尚可。现在效益下滑，经营压力很大，微薄的利润对税费和摊派格外敏感。接受调查企业普遍反映，现在国、地税联合征收，分别罚款，对效益尚好的企业甚至要求预交，加上各种杂费和捐摊，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已经接近或超过了所能承受的极限。对过重的税费征收、弹性很大的罚款，明里暗里的摊派捐抽，或委
22、婉、或直接地提出了不满和批评 ，有的甚至将本地公司注销，另在税收较轻或易于合理避税的地方注册新公司。 据资料显示：陕西民企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 53.8%，吸纳了全省城镇70%（约 800 万）的就业人口，多数民企实际税费综合负担在 35% 40%左右，债务和财务成本负担也较重。 政府角色 “ 越位 ” 、 “ 缺位 ” 并存， “ 补位 ” 欠缺，有回归行政干预老路的某种迹象。 受稳增长、拉投资考核压力、行政免责驱动，政府采购、银行信贷多倾向于国有经济部门，或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拆迁安置、安居工程、集中住宅小区） 投资。大力推动政府 “ 选择性产业政策 ” ，财政资金
23、直接上手，政府公权大包大揽的事例屡见不鲜，存在诸多与 “ 让市场法则更多地在要素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 原则不符的“ 越位 ” 现象。更令人担忧的是，因行政压力使然，这些带有回归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 “ 走老路 ” 的行为，在当前，反被视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救急之举而理所当然。 除此之外，行政干预思维在寻找经济新动能方面也有所体现，如热衷以地方财政资金捆绑金融机构出资，基于未必客观的产业预期，设立引导基金或金融平台扶特某个新兴产业，培育某新项目。这种拔苗助长式的引导，忽视产业成长规律，希冀以主管部门 “ 轻车熟路 ” 的政府主导模式，行政化注入稀缺要素资源，试图逆周期操作尽快显效。基于上
24、述观念误区及其指导下的实践，不透明、不公平、审批流程低效迟滞，占用了宝贵的时间精力，耗费大量行政资源，错失许多稍纵即逝的难得机遇。从省里目前产业结构看，作为支柱产业的原材料加工制造业长期被初级产品低端锁定，依然是 “ 陕西制造 ” 的绝对主体，占比始终保持在 40%以上，喊了多年的传统产业转轨、结构升级提高附加值在 “ 促投资，稳增长 ” 巨大压力下，始终未能迈出实质性大步。 而角色 “ 缺位 ” 还耽误了政府 理应在市场秩序维护、公共产品供给、公共服务提供方面，以更低成本提供更好服务的 “ 正事 ” 。此类频频推出，劳民伤财的 “ 新举措 ” 看似不停地在改革，实则是改革反复，是形式大于内容
25、的改革 “ 空转 ” ，这种事过去有太多深刻教训，应引起各级领导关注警觉。 受财政资金支持的部分民营 “ 高科技企业 ” ，难以引领和牵动对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至关重要的有效投资。 调研发现，由于缺乏一流创新团队，尤其是领军人才，民营科技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匮乏的问题相当突出，科技成果多为策略性、改进性创新行为而非基础性、实质性创新。 各种创新产业园区，从表面上看，万众创新深入人心，成果频出颇有气势。但细看深究发现，其中成分复杂良莠不齐， “ 山寨 ” 仿冒屡见不鲜，想法、做法及团队素质差异很大。从具体数据上看，受到政府支持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投资反而下降 45.1%，科学研究和
26、技术服务业投资下降 13.2%。总的感觉是，现行政策的普惠性在确实给众多科技民企较大支持的同时，也诱导一些人脉广、脑筋灵的人为获得补贴而投其所好，利用目前创新评价体系不完善、不健全的漏洞，申请所谓 “ 创新 ” 数量和速度走捷径，迎合监管部门偏好及要求，最后， “ 专利 ” 、 “ 成 果 ” 一大堆，看似红火热闹，实则多为样品、展品、试验品、礼品，唯独没有效益好、能赚大钱的拳头产品和畅销商品。这类由政府主导或出资方式，对拉动即期投资作用不是很大，财政资金“ 点石成金 ” 的乘数效应亦不明显。 投资软环境与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川、渝两地存在差距，对民企和民间资金吸引力不足。 据 2016 年投资
27、环境报告按市场及商务成本环境、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社会服务环境测算得出全国投资环境排序，陕西省及西安市均被挤出前 10名，省内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更是排在全国 20名之后，较之经济总量在全国的位次 落后 5位，位次明显偏后。 调研发现，省里不同所有制企业至今仍未在市场环境、法治与政策环境、金融环境等方面实现完全平权化。已出台的优惠政策远未落地生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因民企身份和有效抵押物缺乏，民 ?g 资本在融资方式、融资成本方面受歧视，处于弱势的情况依然如故，表现为贷款难、发债难、融资贵、上市难入围、 IPO 排长队等，做大做强困难不小。 二是在国家科研经费和重大科技项目安排上，体制
28、内与体制外、国企与民企地位差异甚大，有时民企做得再好，也只能扮演跑龙套的角色，有心干着急，有 力使不上。 三是与同为西部的川渝相比，实力强大的民企来的少，留不住，吸纳人才和就业能力严重不足。西安尽管高校众多， “985” 和 “211” 院校西部第一，每年各类院校毕业生 30 万 35 万人，因民营经济发展不快，实力不强，对高素质人才吸纳能力有限，除国企、外企、售楼和商业物流安排一些就业外，外省籍毕业生最终留陕工作者不足 1/3，大部分毕业生外流出省。陕西籍毕业生离陕的比例为 20.2%，若单独看博士、硕士这样的高级人才，流失率则骤升至 31.6%。就 2015 年，西安出现迁入 8.08 万
29、，迁出 11.61 万人，净 流失 3.53 万人，成为全国唯一人才流失的省会城市。 民间资本 “ 逃离制造业 ” ，使加工制造业投资不振 “ 失血 ” 严重，有引发全省经济结构性减速的危险。 近两年，受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新兴市场国家与我国争夺中低端市场双重挤压，国内一般加工及制造业生存发展面临不少困难。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效益滑坡严重，大家都喊 “ 办厂不挣钱 ” 。受行业收益差距悬殊，资本崇尚短期收益最大化的浮躁心态影响，一股 “ 逃离制造业 ” 的思潮波及陕西。 “ 陕西办三年厂，不如京沪倒一套房 ” 的说辞不胫而走，弄得一些实际上只是经营较为困难，但 并未真正亏损的民营制造业主，心神
30、不定，设备该更新不更新，该替换凑合着用，原、辅材料不敢大宗购进，员工培训不舍得花钱，甚至设法将手里的工业资产变现关厂转行。这样下去，明显不利于省里提出的每年新增 500 家非公规上工业企业的奋斗目标。 陕西作为老工业基地省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段。近年服务业崛起迅速， 2016 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42.2%，全年同比增加8.7%，二产占比下降 1.4个百分点的事实，让人喜忧参半。喜的是经济结构显现高级化趋势；忧的是以往陕西制造业 70%以上新增投资来自民间资 本，现民间资本减少工业投资，变现工业资产，裁员撤离工业领域，导致工业投资、尤其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在经济总量中
31、的占比双双下降，加大了制造业 “ 空心化 ” 风险。一旦产业再次失衡，酿成结构性减速，陕西经济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就可能存在危险。 制度性成本降不下来，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搞不上去。 制度性成本可通俗地分为软、硬两个方面：所谓 “ 软 ” 成本说白了就是审批成本，表现的三个维度分别是时间、精力和财力。 “ 硬 ” 成本主要指的是相关生产要素。调研发现，省内工业用地价格多在十几万到数十万元一亩且手续繁琐 ， 10 余项收费只差一项或办全了依然拿不到土地证，无法向银行抵押贷款购买设备。垄断水、电、气、热接入的国企服务水准低，收费价格畸高，投诉见效慢，环评、能评、测试、安监、审计及清洁生产等环节，
32、均要以不菲价格请中介出具报告方能进入报备或呈批程序。否则这也不许，那也不行，小事情、小麻烦叠到一起，硬把摩擦系数弄大了。 民企谈及基层真实情况怨声颇多，普遍反映： “ 这边优惠、那边加税、公开摊派，暗中收费。 ” 能强烈地感觉到：尽管上面急、中间催、媒体曝，但 “ 硬骨头 ” 依然难啃， “ 软钉子 ” 无处不在。喊了多年的 “ 放、管、服 ”改革依然形式大于内容，陈规陋习在底层潜流暗涌，远未彻底改观。正常经营活动依然要靠 “ 潜规则 ” 润滑权力，逼得投资者找熟人，寻靠山。 老一套 “ 招商引资 ” 办法已不适应新形势，吸引民间有效投资实际效果下降。 是因多种原因，此类 “ 招商会、洽谈会、
33、贸促会 ” 活动重政治影响、轰轰烈烈有余，踏踏实实不够，真实成果有限。所签项目、投资金额时常弄虚作假，多已丧失统计意义甚至成为坊间笑柄，有误导领导群众，损害政府形象和公信力之嫌。 二是起点偏低，缺乏后劲。一些客商借台唱戏，混脸面赚吆喝，雷声大雨点小 ，打着投资办厂旗号，与政府博弈优惠政策，项目多属低水平重复研发、低技术扩散、高耗水、高耗能或污染转移项目，即使建成投运，亦为效益不佳的过剩甚至落后产能。 三是此类 “ 小矮人 ” 项目一旦落地，做不大，挪不动，活不旺，请不走，资源腾不出，税收没多少，环保有麻烦，劳资闹纠纷，企业怨言多，政府难协调，无尽烦恼随之而来。最后积重难返，多年耗费的精力、财力
34、得失皆难几成定局，这也成了市县两级政府招商最为头痛的事情。 容留、吸引人才的软环境建设欠缺。 比资本外流更让人担心的是高端人才积聚不易，外流 有增无减。调查发现，目前构成陕西科技型民企高端人才群体的主要成分，多是省内 “985”和著名 “211” 高校毕业后赴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及配偶，出于对母校、校友人脉和亲属的依恋情感，是上述人员回陕创业的重要因素。但据反映，因在身份认同、办事便利、试验室硬件、成长激励等方面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使这些本应成为全省创新发展引擎的高端人才，在去留问题上犹豫反复，而被外省区优惠政策吸引。 客观地看，区域间人才竞争除了原有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地方
35、政府服务水平之争。这种竞争促成了人才集聚效应，和由 此而来的科技创新氛围，但如果 “ 软 ” 环境落差过大，稀缺人才就会 “ 孔雀东南飞 ” 。看看陕西的南面和东面，成都作为西部首批 “ 中国制造 2025 试点 ”示范城市，产值过万亿，世界 “500 强 ” 企业已入驻 287 家；重庆为直辖市，2016年以 10.7%的增幅居全国之首；郑州和武汉刚刚获得 “ 国家中心城市 ”批复，可以预料，他们在获得国家更多支持的同时，也将吸引更多高端人才的目光。 尚未在全省形成上下一致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的强烈共识。 经改革开放 30余年的洗礼熏陶，省内主流民意和舆论对市场经济的认同已不存在大的认知 异见。
36、但因陕西国有经济占比偏大，计划经济痕迹深重，以及部分民企老板一掷千金、为富不仁的负面行为，使得一些基层干部，在思想深处对民营企业发展、民间资本壮大不认同、不服气。 具体到工作表现上就是发展民营经济意识不强烈、支持不给力、政策不宽松。不是纠结于 “ 第一桶金 ” 带不带原罪，就是私企、国企孰优孰劣，明知民企受到不公待遇、财产受到不法侵占，不敢站出来撑腰壮胆，怕人说闲话，受牵连。看不到民企的生产性投资，在产权私有的同时，就财富创造、产业贡献和就业安置而言，已经具备了与公有制同样的社会属性。如果这个 “ 心结 ” 不打开，以民营经济大发展，民间投资高增长，孕育陕西经济转型升级新动能的社会共识就难以建立，民营经济在全省国内总产值占比在 “ 十三五 ” 期间每年至少提高一个百分点，到 2020 年达到 58%或更高一些的目标将面临很大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