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浅谈北宋时期淮北地区的城镇经济论文 近年来，学界围绕着宋代城镇的社会、经济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主要成果有 : 傅衣凌宋代草市镇研究 (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 、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 (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 、漆侠宋代经济史 ( 中华书局 2009 年 )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 、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 ( 中华书局 2002 年 ) 、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 (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 、张金花宋诗与宋代商业 (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 等，其中的研 究视野多集中于东南地区的城镇，对于地处江
2、淮之间的南北相交的安徽地区的城镇关注较少。本文试以北宋时期的淮北地区的城镇经济为例，探讨这一时期安徽地区的城镇经济发展。 一北宋时期淮北地区的城镇布局 北宋时期，淮北地区州级城市有颍州、亳州、宿州，县级城市有汝阴、泰和、颍上、砀山、萧县、谯、蒙城、符离、临涣、虹、灵壁、蕲。北宋时期，淮北地区的镇大致有两种来源 : 一是名目众多的草市，如墟、集、场、渡、店、市等，由小到大升格而成。这种镇市，是以乡村经济为基础，居住人口比较集中，非农业人口比重较大，商品经济 较发达，交通较便利的区域性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心。对于这类镇市，政府不设专官领治，而以他官兼管。这种镇相当于后世的 “ 非建置镇 ” 。二是由唐
3、末五代的军镇转化而来。宋太祖立国后，于建隆三年 ( 962) 开始削夺藩镇将领的兵权，镇的军事职能消失。这样，有的镇被裁撤，即使存者，也是经济职能加强，只 “ 主烟火兼征商 ” ，从而被称为镇市。宋史 职官志七云 : “ 诸镇，置于管下人烟繁盛处，设监官，管火禁或兼酒税之事。 ” 对于这种镇市，政府设专官领治，所以实质上成了县以下与乡并列的一级准政府机构。无论是由草市升格而成的镇，还是由军镇 转化而成的镇市，在北宋时期淮北各地分布都非常多。 北宋时期，涉及今淮北的县城共 14 个，其中 3 个与州、军同城而治，故又可称之为州城、军城。其选点设置一般是从政治控制和行政管理的角度考虑，所以分布比较
4、匀称。淮北区域内计有镇 26 个，且有一个泰和县治所设在百尺镇上。淮北地区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的政治性城市逐渐演变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且经济职能日趋重要，从而演变成为综合性城市，如宿州、颍州、亳州等城市，成为当时闻名遐迩的区域性综合城市。宿州( 治今安徽宿州市 ) ，位于汴河沿岸，在唐时就很发达，以致 “ 罗城狭 小，居民多在城外 ”; 经北宋 “ 承平百余年，人户安堵 ” 。颍州， “ 地濒淮、颍，厥土良沃，水泉鱼稻之美，甲于近甸 ” ， “ 故自庆历以来，贤士大夫往往经营其处，以为燕闲之地 ” 。亳州，乃 “ 舟车辐凑之地，邮传旁午之途 ” ，城镇十分发达。 二影响淮北城镇经济诸因素 北宋时
5、期，安徽淮北诸州，地近京畿，北宋三大漕渠中的两条 汴河、惠民河流经这里，因而沿河流域的城镇建设受到北宋中央政府的重视。汴河、惠民河的开发促进了安徽境内沿线商业城镇的兴起，其中比较大的有柳孜、白样、临涣、薪县、薪泽、第城驿、埇桥、灵璧、虹等。 如位于汴河北边的埇桥镇，原是隶属符离县的一个小镇，由于其南临汴河，为“ 舳舻之会，运漕所历，防虞是资 ” 。 汴河，即隋通济渠，宋名汴渠、汴河、汴水。水自荥阳东南流，经开封市及杞县、睢县、宁陵、应天府 ( 今商丘市 ) 、夏邑，至永城东入安徽界。又经柳子、符离、灵壁、虹县，至今江苏盱眙对岸入淮，与邗沟 ( 又称江淮运河 ) 、江南运河、浙江运河联接。五代纷
6、争，疏于治理，宿县以东已是重载不能行。汴河是联系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的纽带，是贯通我国南北的大动脉。自隋大业元年开通，到南宋时湮废，历隋、唐、五代、北宋四个 朝代，前后使用了 500 余年，北宋时期是其鼎盛时期， “ 运潜商旅，往来不绝 ” 。有宋一代， “ 惟汴河是赖 ” ，太平兴国六年， “ 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 ” ，至道初上升至 580 万石，大中祥符初猛增至 700 万石。又据薛奎墓志铭透露，薛在任淮南转运使、江淮制置发运使时，曾 “ 岁以八百万石食京师 ” 。虽然其后罕及其多者，但终北宋朝，一般每年的漕运量仍在 500 万石以上。汴河漕运将江淮一带的粮米百货源源
7、不断地运至当时的统治中心地区，供应百官和军队的需要。此间，对作为汴河重要流经区域的淮北地区，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由于汴河是贯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北宋政府对汴河的疏浚与整治十分重视 ; 与此同时，淮北境内汴河沿线的城镇也受到更多的关注，如宿州州城、灵璧县城等城镇的发展就与此息息相关。元祐中，宿州知州周秩等人以 “ 恐有盗贼窃据，以断运路 ” 为由，奏请朝廷展筑宿州外城，预计需用工 57 万，钱 1. 9 万贯，五年毕工。朝旨已见准，后以费用不贷和多有异议而罢。元符元年，升虹之零壁镇为零壁县。考零壁未置县前，已有守把兵士 80 人，另外又移虹县尉一员、弓手 60 人、监务官一员于零壁镇，统治力量
8、已较强，后升镇为县，无疑也是从保证 “ 运路常 通 ” 的需要出发的。在这一时期，汴河沿线州县治所还纷纷深沟高垒，筑土为城，变而成为军事上的重镇。 汴河漕运的兴起是影响北宋时期淮北城镇布局的重要因素。淮北地区处于我国的南北过渡地带，其城镇发展与南北交通路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北宋时期淮北地区城镇发展各要素中，漕运因素至为重要。主要城市都是随着漕运运输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漕运运输的盛衰，直接影响到淮北地区城镇的发展。如符离、谯、亳、临淮等。北宋定都开封，由于驻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在经济上主要仰仗南方诸路。福建、广南、两浙、荆湖、江南、 淮南 6 路的米粮、布帛、土产、百货，源源
9、不断地运往今河南中部的开封地区，无论走水路还是走陆路，今安徽地区都是必经之地。而在这些水陆交通沿线，则分布着众多的城镇。 对于这些联接京师和南方 6 路的水陆交通干线，北宋王朝自始至终也都格外重视。自京畿往东，走汴河路，至永城东入今安徽界，经临涣、符离、灵璧、虹县，至今江苏盱眙对岸的清口渡淮，走江淮运河，至扬州瓜洲渡江至镇江。自京畿往东南方向有两要路 : 一经蔡河人颍水，经汝阴，至颍上县西正阳入淮 ; 一经陈留走涡河至谯，过蒙城，至今怀远渡淮，经濠、滁至扬州。这样， 淮北境内的临涣、符离、灵璧、虹县、颍上、蒙城、怀远、濠、滁等沿线城镇也发展了起来。 在北宋时期安徽城镇布局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
10、，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一些城镇周边出现了环城草市镇。这类市镇规模不大，多位于繁华都市的周边地带。据文献记载，宿州的附城草市镇很具有代表性。宋哲宗元祐七年 ( 1092) ，苏轼乞罢宿州修城状中明确指出 : “ 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众 ” ， “ 乞展筑外城十一里余 ” 。可以说，北宋时期安徽境内环城草市镇数量众多，这些环城草市镇的兴起，实际上是城市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向周围 扩张的一种形式。由于这类市镇依城而存，与原来的城镇连成一体，成为了城镇体系的一部分，推动了城镇规模的扩大。宋神宗熙宁七年四月甲午， “ 诏诸城外草市内保甲毋得入乡村都保 ” 。于此可知，此时已把城外草市与市镇
11、纳入到城市的区域之内。 此外，手工业的发展对淮北城镇的经济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白土、开顺、麻步、大通、符里窑、矾山、霍山等镇以陶瓷业兴。昆山以产矾盛，大通以铁冶起，霍山、开顺、麻步则是著名茶场。这些镇往往随着主导产业的兴衰而兴衰。如安徽萧县白土镇，盛产陶瓷制品，窑场 “ 凡三十余窑。窑户多周姓，有总首，其 陶匠约数百人。制作颇佳 ” 。除了陶瓷产业外，白土镇还盛产煤炭，这也对白土镇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11 世纪末，萧县白土镇一带开始采煤烧瓷、炼铁。元丰元年 ( 1078) 苏轼任徐州刺史时，写有石炭行诗，该诗前引说 : “ 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
12、 ( 石炭 ) 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 ”北宋白土镇烧制瓷器，也是用煤作燃料，这说明煤的使用范围已相当广泛。 三北宋时期淮北城镇经济探析 我国古代城市的最初发展是建立在政治和军事功能上的，长期实行的是坊市分离的制度， 经济功能体现的并不明显。到了宋代，随着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以及社会各阶层对于城市商业活动的积极参与，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宋代以前，我国城市中长期实行的是坊市制度，不仅用作交易的场所被严格限定在一定区域，交易时间也仅限于白天，到了宋代，上述情况则有了很大改变。 北宋时期，淮北地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使大量的农副产品及手工业品涌入市场，从
13、而大大激活了境内的商业贸易活动。发达的水陆交通网，沟通了与全国各地的联系，使城镇商业又获得了大发展。 政府商税收入 的数量及其变化是衡量宋代安徽城镇商业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此处以商税几个方面的税额情况，来说明宋代淮北各州县城镇的经济发展状况及水平。北宋淮北境内城镇迅速崛起，城镇中的商业贸易发展迅速。宋代以前，我国城市商业的发展不仅有坊市的隔离、时间的限制，对经营者也有各种歧视和限制。宋时，由于客户与地主间人身依附关系减弱，加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促使宋代商品经济获得大的发展，当时人们已注意到 “ 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 ” ，重商思想开始形成。受到商业带来的经济利益的驱动，广大农民
14、和地主 “ 去为商贾 ” 的现象日渐增多。很 多乡村民众生活资料匮乏，便来到城市中从事工商业。农闲之时，广大农民 “ 百逋从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 ” 。一些农民为逃避力役而转为商贾，如熙宁元年( 1068) ，知谏院吴充说 : “ 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 ; 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故近年上户寝少，中下户寝多，役使频仍，生资不给，则转为工商，不得已而为盗贼。宜早定乡役利害，以时施行。 ” 为了追求财富，在城市中经营商业的地主也大有人在，有的人还最终发展成为职业商人。 商税多寡是反映城镇规 模大小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参数
15、。宋代安淮北内的一些城镇，不仅为淮北之最，甚至在全国也罕有能比者。此处根据宋会要辑稿食货 15 17 记载的熙宁十年淮北部分城镇商税数额，以窥探北宋淮北境内各城镇的商业规模及其在经济上的重要程度。 正阳分别是沈丘、万寿、颍上的 2 倍多，并超过州城汝阴。总而言之，由于商业经济发展迅速，北宋时期，淮北地区城镇等位于淮北的州县城镇的经济远远超过省内其他地区。 四结论 北宋时期是淮北城镇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城镇的数量不仅超过了前代，而且城镇 的类型及职能也愈来愈多样化。淮北地区的州县级城市不仅仅是为王朝的政治统治服务的区域政治、交通、商业中心，也开始逐步地成为州县所辖区域内的经济中心。同时，作为新型的工商业据点，镇在淮北地区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通过盐、酒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集散交流，使得周围乡村的自然经济体与城市交换经济发生日趋广泛而又频繁的联系，宋政府的商税收入也颇为丰厚。交通的发展，手工业、商业的促进作用，使得北宋时期的淮北城镇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