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试论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及其影响 摘 要： 1932 年 12 月红四方面军入川与川陕边人民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进行了一系列政权、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就经济建设而言，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与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制定了一套货币政策。这套货币政策不仅对苏区的社会稳定、中国共产党影响的扩大以及对国民党法币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促进作用，而且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关键词：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概况；影响 中图分类号： F8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291X（ 2015）01-0120-03 1932 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边人民创建的川陕革命根
2、据地 “ 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 ” ，在 “ 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 。 20 世纪 70 年代初，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的成立和原根据地内各部史志工作的展开，推动了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就对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的研究而言，多集中于货币发 行时间、流通量、版式设计与装饰特点、兑换情况等方面，较少述及其影响，本文试就这一方面进行探讨。 一、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之史况 1933 年 2 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支援革命事业，决定统一苏区币制。经过筹备和计划，于 1933年 12月在通江县城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
3、由郑义斋兼任工农银行行长，银行下设造币厂和石印局。 1933 年 2 月，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召开，通过了川陕苏维埃组织法（可简称为组织法）。其规定： “ 苏维埃政权内 设川陕财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下设工农银行，其职能是制造苏维埃货币，统一币制，流通苏区金融，实行对工农的低息和无息借贷，帮助合作社的发展。 ” 1933 年 3 月 1 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经济政策（草案），对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中有关苏维埃工农银行的部分作了进一步的规定：“ 为实现统一的货币制度，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起见，苏维埃政府应设立分行，这个银行有发行货币的特权，工农银行应供给各地家庭、手工业者、小商人
4、、合作社的借贷，以发展其经济，这个银行应实行兑换货币，其分银行应代征税收。 ” 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和 经济政策（草案）的颁布，为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发行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标志着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的正式出台。 川陕革命根据地制定的货币政策具体内容为： “ 苏维埃区域内的旧货币，目前得在苏维埃区域内通行，并消灭行市的差别；但苏维埃对这些货币应加以清查，并印盖图记，以资监督。苏维埃政府应发行苏维埃货币，并兑换旧的货币。外来之货币须一律兑换 已盖苏维埃图记之货币或苏维埃发行的货币，始能在苏维埃区域内通行。 ” 为保证根据地货币的正常流通，对于贬低货币币值、拒绝使用或伪造货币的人，川陕省革命法庭条例
5、草案 规定： “ 反革命的犯罪应包括：进行经济上的破坏阴谋，破坏银行信用，拒绝行使工农银行所出钞洋纸票，破坏税务合作社，以及破坏苏区外来的必需品的贸易。 ” 对黑市交易货币的人 “ 查觉后要带高帽子，上写 人民莫学我 ”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发行的过程中，还进行了一系列反伪币的斗争。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货币就质地而言，有布、纸、银、铜。但布币的生产资源在当时条件下满足不了造币需要，纸币用的纸和颜料需进口，布币用的布一方面要进口，另一方面需要自己造布。 1933 年 10 月，红军又攻占达县，缴获了四川军阀刘存厚的造币厂制 造铜币、银币的全套设备和大量铜、银材料，并接收了 200余名造币工人和技
6、师。川陕省工农银行以这批设备和人员为基础建立了川陕省造币厂，先后铸造了面额为壹圆的银币、 200 文和500 文的铜币。这一时期硬币的制作，由于技术条件有限，而显得较为粗糙，“ 但在中国的银币史上出现苏维埃银币还是第一次。 ” 川陕苏区货币是川陕省苏维埃工农政权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创制的，因此多种质地货币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川陕苏维埃工农银行制定了兑换制度，建立了货币兑换所，规定苏区货币的法定兑换价，保证货币兑换的实现，即： “ 银元壹圆 （苏洋）等于铜元三十吊（即合 200 文铜币 150 枚）或相当于此数量的布币和纸币。 ” 但上述各币种之间的兑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时期
7、，不同地区或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兑价往往不一样，但基本是在这一兑价上下浮动。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货币政策是与根据地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后期，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张国焘 “ 左 ” 倾错误的干扰，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受到了重大冲击。伴随着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西迁，工农银行和造币厂也先后迁到巴中、旺苍等地继续展开工作。红四方面军和省苏维埃政府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工农银行和造币 厂也搬上了长征之路。在由东向西转移过程中，大型笨重的造币机器先在通江埋了一些，后在旺苍亭子沱江沉了一批，红军只带上小型的套板在长征路上印刷纸币。 “1935 年 10月，红四方面军长征进入雪山草地后，银行和印币的业务才完
8、全停止。 ” 二、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之影响 川陕苏区的货币政策从萌芽到结束历时两年左右，时间虽短，但在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其成就是显著的。 （一）对川陕苏区的影响 第一，在经济方面，川陕苏区货币的统一结束了国民党币制混乱的历史，苏币的发行流通取代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局面，“ 使国民党反动政府控制下的货币不可能在解放区内流通，这样完全保证了人民的财富资源不致被敌人搜刮与浩劫。 ” 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川陕边区流通的货币十分地杂乱：从时间上讲，有清末的银币、铜币，有民国以来的银币、铜币、纸币；从地域上讲，有川陕两省及中央的货币。这些货币是官僚、军阀
9、、地主、土豪劣绅搜刮民间金银铸造的，造成川陕地区十室九空的景象。又因军阀混战，这些货币或一时流行，或一地流行，相互间兑换率很不稳定， “ 四川高利贷剥削更为惊人，比陕北过 去的黑驴打滚还要厉害，四川还有打打钱，每场利上利，三日借钱，六日不还，利上加利 ” ，严重阻碍了川陕边区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由于货币种类繁多，发行过滥，更替频繁，降低了人民对货币的信任度，挫伤川陕边区人民搞生产建设的积极性。 川陕苏区发行的货币既是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川陕地区各种金融货币的清理，又是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各种伪币的斗争。在此过程中， “ 工农群众用到自己的货币，积极把物资运到经济公社出售，得到货币十分
10、喜悦。 ” 川陕苏区货币的正常发行和流通逐渐树立了群众对苏区货币的信任，促进了苏区物价稳 定和工农业的发展，促进了苏区社会治安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稳定，就连国民党办的报纸 国闻周报也载文说： “ 川陕苏区的银价基本稳定。 ” 第二，在政治方面，川陕苏区货币的统一与发行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川陕苏维埃货币除了具备普通货币的流通功能外，同时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在土地革命时期，虽然全国各根据地都印制发行本根据地的货币，在这些货币上都印有金融、政治口号，但“ 这些货币上无论是金融或是政治口号比起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都稍逊一筹 ” 。 川陕苏维埃货币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主要体现
11、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它的阶级性。就表现形式而言，川陕省苏维埃纸币、布币、银币、铜币的图案上都有镰刀组成的党徽，它向全世界劳苦百姓宣传 “ 斧头砍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 ” 的政治主张。在壹串、叁串的纸币上还绘制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 列宁同志的像，这些货币都印有代表工人阶级的齿轮和代表农民的谷穗。这些装饰特色向川陕边区的老百姓及全国人民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劳苦大众利益的，红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从心理上征服了广大川陕边区的人民。二是它的战斗性。川陕苏维埃货币表现了苏区人民顽强的战斗性和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货币上印制的 “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 的口号是无产阶级大团结求得解放的战
12、斗号角； “ 政权归苏维埃，土地归农民 ” 这一口号旨在武装夺取被国民党及军阀地主豪绅占领的土地及全国领导权； “ 赤化全川 ” 这一口号的目的在于鼓励川陕苏维埃政府及广大军民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在巩固原有阵地基础之上，迫切地争取苏维埃首先在四川全省的胜利。如有一种 “ 叁串 ” 纸币是体现川陕苏区货币政治色彩的代表作：正中有三匹骏马，骏马下面有三条横排红色标语： “ 土地归农民 ” 、 “ 政权归苏维埃 ” 、 “ 八小时工作 ” 。背面的票面上部是蓝色的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 ” ；其下为蓝色的镰斧交叉，镰斧正中部位是列宁身着黑色西服半身像，像下横排 “ 坚决保卫赤区 ” 六字。可以
13、说，川陕苏区货币在内容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在形式上具有广泛的宣传性。 一个政党及国家的政治思想及其政策的传达必须以一定的实物为载体，而不只是空口号的宣传。中国共产党在创建革命根据地过程中选择了货币这一载体来宣传其思想，扩大在川陕边区群众心中的影响，壮大自己的队伍。川陕苏维埃货币的装饰内容正是显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这些革命性的文字和图案使川陕苏维埃货币成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土地革命纲领的特 殊工具，在团结川陕边区群众方面功不可没。 1935 年红军离开陕北以后，不少群众在敌人反攻倒算的白色恐怖中甘冒生命危险将川陕苏维埃货币千方百计保存下来。那时的苏区货币，已经不再是普通的货币，而是红
14、色政权的象征。中国历代货币一书如此评价： “ 苏区铸的银币与铜币有一部分带有苏维埃、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革命性的文字。这是中国货币史上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 （二）对国民党法币政策实施的影响 1935 年国民政府宣传实施法币政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重要原因便是：在当时特殊 的社会背景下，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地区人民所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货币政策的刺激，更为直接针对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货币政策而来。 自 1932 年 12 月红四方面军与川陕边区人民共创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四川军阀刘湘常以 “ 剿匪战费紧张 ” ，向南京国民政府索要经费。 1935 年 3月，刘湘
15、又一次陈请整理川省财政办法及统筹发放军饷，其第三要点仍为索要经费。这一方面，反映了地方军阀势力拥兵自重，与国民政府 “ 貌合神离 ” ；另一方面，刘湘电请中央拨费剿匪说明地方军阀已无力阻止中共在川陕地区势力的逐步壮大。蒋介石也感觉到了中共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及实行的货币政策对自己的危害，于 1935 年 3 月 7 日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 “ 此时整理川中金融，应以统一币制与统制汇兑惟一要件。 ” 6 月 7日，蒋介石在致汪精卫、孔祥熙等人电中更称： “ 川币必须统一，一年之内，必须办到。 ” 为了加快统一四川货币的进程，蒋介石又于 9月 10日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出布告，布
16、告规定： “ 自 9 月 15 日起，所有川省一切公私交易，均以中央钞为本位，当地钞票 10 元换掉中央钞至少 8 元，限 11 月 20 日掉换完毕，逾期不换者作废，所存收回钞票，悉数公开销毁。 ” 为 应付中央银行在川钞票短缺的情况下，蒋甚至动用自用飞机由上海运申钞赴蓉急用。到了 9 月 15 日，中央钞基本上取代了四川各式各样的钞票。若刘湘电请中央整理四川金融是对川陕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货币政策影响的直接反应，那么蒋介石这时欲统一四川货币应是对中共在川陕苏区所实行货币政策的一种清除。从中可窥：国共两党的对抗性不仅表现在政治、军事领域，还反映在经济领域中。这种对抗不仅仅是对立，更多的是一种促
17、进作用，正如张连红所说： “ 四川被成功地纳入中央货币发行范围，这对南京国民政府其后实施的法币政策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 根据地的 存在、巩固和发展，最小限度要有两个条件：政策对头，消灭敌人。 ” 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的主观目的在于在经济领域争取对国民党的胜利，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国民党法币政策的制定。 货币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对经济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也必然会对政治等其他方面产生影响，川陕革命根据地流通的货币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苏区经济，另一方面也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同时，它也对国民党法币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显然它已具有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双效作用，这是特殊的社会时期赋予货币特殊的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