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99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 1999 年的近代史呈质升量增的态势。全年论文为 415 篇。低水平重复和文章 “ 克隆 ” 现象均有所收敛，而研究新、提出新观点、采用新、发掘新材料的论文明显增多。现将其主要特点分述如下。 ; 一、跨学科研究蔚为 ;1998 年，吴承明先生两次重申 “ 史无定法 ” ，获得普遍赞同。有的学者继而主张要积极汲取和运用国内外各种先进的和方法，但同时应该注意其运用的条件和范围。 1999 年，经济学、学、心、生态学及计量方法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上各显身手，进一步凸显了近代经济史作为边缘学科的特色。严立贤的略论近代中国化的农业条件一文运用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近代
2、中国工业化与农业的关系。该文指出，一个国家或的工业化，在其早期阶段，如果不是一种出口导向或者说以国外市场为引导力，而是以国内市场为基础、以国内消费需求为引导力的话，它应当是 以国内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为前提条件的，而中国近代的农业生产是衰退的。那么，衰退的近代农业是如何支撑着近代的工业化的呢？该文得出结论，中国的近代工业化是建立在剥夺和破坏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农业的落后和国内市场的狭窄，近代工业化不能不进行，但又难以实现，不能不剥夺，但农村又过于脆弱，难以为近代工业化提供基础条件，这就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两难困境。中国近代工业化的两难困境完全是由于农业的落后造成的，只有通过一场农业革命才能解决
3、。严文了比较研究法和二元经济论。二元经济论是发展经济学的一项创见。近代中国亦属二元经济 ，传统农业与近代工业并存，研究其互动关系极为重要。严文的价值正在于此。但该文偏重于理论，其两个重要理论依据是农业生产的衰退使农业不能为工业化提供基本的剩余以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造成了城市工商业部门对农村的剥夺，而这两个问题正是当前近代经济史界争论激烈、歧见分明的问题。如此看来，重大理论问题的完全解决仍然有赖于实证研究的深入。，认为古典经济学较多地强调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将制度研究作为系统外的非经济因素加以排斥，与实际运动不符，而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变化，只是经济增长本身，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制度变迁才是
4、 经济增长的原因。该文指出，制度也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在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经济结构的特殊性所造成的近代经济制度需求的不足，固然是中国近代经济制度不可能在其内部产生和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这种新制度供给的制约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作为我国传统意识形态核心的是 “ 克己复礼 ” 、 “ 中庸之道 ” 、 “ 重义轻利 ” 、 “ 不患寡而患不均 ” 、 “ 存天理灭人欲 ” 等等教义，其思想方法是一切言行均以先贤之牙慧、往古之箴规为准。在这些教条和思想方法的束缚之下，人的个性和创新精神被扼杀，更无法从中导出任何近代的以保护私 人财产权利和知识产权为基调的经济制度。这是中
5、国传统社会内部造成近代经济制度供给不足的原因。另一方面，从外部而言，闭关政策不只是造成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对近代经济制度需求不足的外部原因，同时也是造成其制度供给不足的外部原因。该文还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经济史研究的对象被限定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因此 “ 正式制度安排中国家的政策、法令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如价值观念等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不在其研究的范围之内 ” ，这就造成这些方面研究的冷落。近年来有些社会经济史著作突破上述观念的束缚，发掘大量的档案资料，以较大 的篇幅阐述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情况，认为从清代末期开始，以至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新经济法规，
6、对中国近代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将这些法规统统归入“ 反动政策 ” 的错误观念。这些学者所做的工作功不可没。但其不足之处是缺乏经济学理论的指导，没有摆脱传统史学简单罗列排比历史资料的方法，因此其认识和分析难免停留在历史现象的表面。刘文将制度经济学引入近代经济史研究，带有开创性的意义，而其对传统史学方法的批评也是切中要害的。 1999 年，政治学对近代经济史领域的 “ 入侵 ” 最为引人注目。马宝成引用亨廷顿 “ 强政府 ” 的观点，指出国家权力在后发展国家的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权力处于一种弱化状态，晚清时期中央集权的衰微，北洋政府时
7、期的分利集团、南京国民政府的软政权以及近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分散状态等严重地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造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坎坷与曲折。政治学对近代经济史领域的 “ 入侵 ”为近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拓宽了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视野，有助于理顺近代经济史研究中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宋美云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以宏观层次的群体心理及行为为主的方法 ，探讨近代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反应。指出，大多数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所采取的适应方式，应该说是基于两种反应：迁就反应与因应反应。而商会所采取的是一种过渡反应方式，即迁就反应与因应反应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相互转换的过渡形式。就团体来讲，一部分人采取的是因应反应
8、，一部分人采取的是迁就反应，另一些人开始时表现为迁就反应，后来又转化为因应反应。一般地说，因应反应方式对问题解决的取向较强，它的理性化与弹性化的程度也比较大，实际上，只有采取因应性的适应方式，才能挣脱百多年来传统与西化在情绪上加诸中国资产阶级的羁绊 ，使他们在心灵上获得足够的自由分析与裁量的空间。也只有在这样的精神基础上，中国资产阶级才能公平对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而为中国社会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筹思划策，才能 “ 逼真理解 ” 西方的现代文化，进而依据中国社会的内在需要，从事本土化之文化的 “ 生根创造 ” 活动，使它能较好地适应商战的要求。但是，任何社会心理和行为的转变都离不开社会总体运动对
9、它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充满着新旧交替、错综复杂的过渡性特点，致使中国资产阶级的内心处于矛盾状态。即使面临现代化的到来，他们也只能采取一种过渡性的心理反应，这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计 量方法的应用在本年又有新的进展。刘巍、徐颖对 1927-1936年的宏观货币需求进行了尝试性的考察。其主要包括： 1.对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得以运行的前提假设进行了理论抽象；2.建立了 1927-1936年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 3.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该理论函数做了实证，用 Bata 系数分析了各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用双对数回归方程考察了货币需求量对各解释变量的弹性。赵新安利用拉弗曲线对1927-1936 年间
10、的最佳宏观税负进行了了测定，得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结论，即 1927-1936年的宏观税负并不是很高。吴承 明曾指出，在经济史研究中，凡能定量的，都应定量，不能定量的，也应尽可能找出相对的数量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计量方法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上的应用是有益的。但是，吴承明又指出，经济计量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史，其范围是有限制的。在这个范围内，应该主要用它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事实上，国外学者用此方法也多半是检验某种假说。总之，使用计量学方法要以已有的历史研究为基础。 70 年代美国经济史学会主席希德(Ralph W.Hidy)在就职演说中说： “ 没有以往史学家所作质的研究，计
11、量史学家也会走入歧途。 ” 王建革 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分析华北平原农业生态系统，认为华北农业发展过程并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种 “ 过密化 ”过程，而是一种生态变化过程。对近代华北农村出现 “ 过密化 ” 的验证，也需要从投入产出的数据分析出发。生态系统的分析表明，许多证据与此模式不符。华北的集约化农作技术要求人力、畜力、肥料等投入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时，才显出其 “ 规模 ” 优势，而规模优势发挥时，劳动效率才最高。总之，明清时期华北人口压力小时的劳动效率不一定比人口压力大时为高。不但华北如此，南方传统的水稻种植区也是如此。另外，棉花种植的推广也不一定代表一种 “ 过密化 ” 。棉花是经济
12、作物，应从经济角度分析， 1934 年的统计表明，河北每亩棉花的价值是 8.09 元 ,是每亩小麦价值 3.55 元的 2.28 倍 ,是粟的 2.43 倍 ,而棉花的人工投入分别是小麦和粟的2.26 倍和 2.18 倍。可见，经济分析也显示不出劳动效率由于植棉而下降。从种种情况来判断，明清时期的农业增长并不是过密化增长，而是一种传统集约化农业的扩展。华北农业在水肥制约的条件下，向土地中投入过多的劳动力往往是徒劳的。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应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解决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把研究 引向深入。如对于各种家畜生产土粪的数量，经济史界向有争议。罗伦曾就此问题对黄
13、宗智的论点提出质疑，黄宗智的结论是从部分资料和对沙井村的访问中得出，而根据单纯的表面上的访问很难说明问题。实际上，分析牲畜的产肥量，重要的在于分析其每年所产肥料中 N.P.K含量，特别是 N含量。农业分析表明，每头大牲畜如马、骡一年所生产的肥料折合 N31.0斤，是猪的 3 倍还多；牛的折 N 量为 24.3 斤，也远高于猪。一个曾经争论不休的问题至此轻易地解决，由此说明，经济史研究仰仗其他学科之处尚多，其他学科对经济史的 “ 入侵 ” 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 必然的。总之，理论分析必须结合实证研究，移植过来的理论方法若不能很好地消化吸收也不能在近代经济史学园地生根。 从现代化的基点和改革战略的角度，社会科学研究 1999 年第 4 期。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RGIN: 0cm 0cm 0pt“ 兼论黄宗智 “ 过密化 ” 理论的不成立，中国农史 1999 年第 1 期。 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主编：技术经济手册 农业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068 页，转引自王建革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 兼论黄宗智 “ 过密 化 ” 理论的不成立，中国农史 1999 年第 1 期。 吴承明教授访谈录（ 1998 年 12 月 25 日），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9年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