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技术进步对贵州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摘要：经过“十五”、“十一五”时期的建设，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2012 年贵州省生产总值实际增长 13.60%，增长速度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第二位。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和贵州省近年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分不开的。本文综合运用了技术进步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采用计量经济方法，深入研究技术进步对贵州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下载 关键词：技术进步;贵州;产业结构优化;全要素生产率 一、引言 贵州省作为西部大开发的省份之一，10 余年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2012 年
2、贵州省生产总值实际增长 13.60%，增长速度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第二位。然而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仍是贵州省的基本省情和主要矛盾，贵州省和发达地区在很多方面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为了确保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十二五”时期是贵州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在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使全省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二、文献综述 熊彼特 1912 年在其名著经济发展理论中最早明确提出“技术创新”理论，他把技术创新看做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Hoffmann） 通过对工业内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比较
3、，认为技术差异即不同投入产出会引起资本品工业的优先发展。我国学者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逐渐关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相关理论。清华大学学者傅家骥 1989 年在他的著作技术创新学中断言：“没有技术创新，就没有产业结构的演变;没有产业结构的演变就没有经济的持久增长”。宋辉、李强（2003）运用科学的投入产出模型，从技术原理方面测算了科学技术等因素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程度。高崇敏等（2005）在分析广西技术创新实践的基础上，认为政府应该引导技术创新方向，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赵新华、李晓欢（2009）在建立了技术进步指标体系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数据浓缩，实证分析了技术进步
4、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只具有显著的单向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关于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和形成的研究中，一直都把技术因素作为一种重要因素。我国学者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相互作用的：一是从理论上研究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二是从探讨技术进步的测度方法的角度进行研究;三是从技术进步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我国学者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研究大多关注中东部发达区域，贵州地处西部，关于技术进步和贵州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较少。 三、贵州技术进步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测度 1.贵州技术进步水平。（1）模型的建立。本文采用的生产函数形式为
5、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3.1） 式（3.1）中，Y 表示产出，K 是资本投入，L 为劳动投入，A 是技术进步水平， 表示资本的产出弹性， 表示劳动的产出弹性。为了方便计算，我们对等式两边取对数，得到回归模型： （3.2） （2）数据采集。产出指标。文章中资本和产出数据均是 1995 年为定基换算后的剔除了物价影响的实际数值。 资本投入。这里的资本投入是一个存量，根据孙辉、支大林（2010）用永续盘存法估计的贵州 1995 年资本存量为 395.92 亿元（以 1978 年价格计算），本文也采用永续盘存法，以 1995 年为价格指数，计算贵州 1995-2011 年的资本存量。同样设置资
6、本折旧 lt 为 6%，公式如下： （3.3） 劳动投入。本文采用历年从业人员年底数作为劳动投入量的指标。以上原始数据均可从贵州六十年和历年统计年鉴直接或经过简单换算得到。 （3）计算结果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显示，线性模型（3.2）拟合效果较好，因为可决系数 0.927，与 1 非常接近。经换算得出资本的边际产品为0.093，劳动的边际产品为 0.907。这也说明贵州的经济落后，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2.贵州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测算。本文使用加权指标法来测度贵州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度量它的水平。 （1）指标的选取。根据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测度，考虑贵州省
7、的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获得性，设计了如下 7 个指标来定量描述贵州产业结构优化水平。 劳动力结构指数（V1）和总产值结构指数（V2）。 工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V3）。 霍夫曼比率（V4）。V4=轻、重工业产值之比。该比值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负相关。 信息产业占第 三产业的比重 V5。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 V6。 单位 GDP 能耗 V7，即每生产一个单位的国内（地区）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本文采用每万吨生产总值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万元）（可比价）作为衡量单位 GDP 能耗的指标。 以上数据可以从贵州六十年和贵州历年统计年鉴直接或简单计算获得。 （2）指标的加权。权重的设定具
8、有一定的主观性。参考层次分析法，考虑到高度化的衡量选取了六项指标，合理化的衡量只选取了一项指标，令高度化的六项指标总权重为 0.6，合理化的权重为 0.4，这并不是说高度化比合理化重要。在合理化指标和高度化指标的内部，平均分配各指标的权重。 （3）结果的分析。图 1 直观地表示 1992 年-2011 年贵州产业结构优化年度评价值及变动率。 图 贵州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及变动率（1990-2011） 从图 1 可以看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自 1992 年到 2011 年，基本处于稳定的上升阶段，这也可以从图中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变动率几乎全部为正值看出来。 图 2 方差分解结果 四、技术进步影响贵州产业
9、结构优化的实证分析 1.VAR 模型介绍。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主要用于预测和分析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及冲击的大小、正负及持续的时间。进入模型的变量要求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VAR 模型定义为： （4.1） 2.实证检验。（1）单位根检验。VAR 模型要求变量之间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采用 ADF 单位根检验对变量平稳性进行检验。 表 单位根检验结果 如表所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拒绝原假设，认为 CY 序列和 TFP序列都存在单位根。而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认为 CY 一阶差分和 TFP 一阶差分都是平稳序列。 （2）格兰杰因果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用来检验某个变量的
10、所有滞后项是否对另一个或几个变量的当期值有影响。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滞后期选择敏感，为此本文选择滞后 1 到 3 期。结果显示，在滞后 3 期，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技术进步是贵州产业结构优化的格兰杰原因，贵州产业结构也是技术进步的格兰杰原因。 （3）VAR 模型滞后期数的确定。建立 VAR 模型需要确定滞后阶数，滞后阶数太小，残差可能导致自相关，并导致参数估计的非一致性;滞后阶数过大，待估参数多，自由度降低严重，直接影响模型参数估计的有效性，根据 AIC 准则，得出 VAR 模型采用滞后 3 期。 （4）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提供了每个扰动因素影响 VAR 模型内各个变量的相对程度。图 4-
11、1 是得到的方差分解结果。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在第三期以后，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优化贡献率基本持续在 15%，这表明技术进步的确能促进贵州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是目前贵州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而工业化初期经济增长方式粗放，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优化贡献不大。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技术进步水平较低，严重制约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在第 10 期以后，产业结构优化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几乎为 0，这表明在长期内产业结构优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不大。 五、政策建议 1.通过发展教育提升劳动力素质。劳动力的素质高低是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教育是人才成长的基础，人才是教育产生的结果。但是贵州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的水平远低于
12、全国平均水平，大大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此，贵州要从以下两方面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一方面要积极发展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另一方面要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科技的进步离不开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大重点领域、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突出培养造就以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和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为重点的创新型科技人才，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 3.着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围绕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实施一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省重大科技专项，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13、参考文献： 格罗斯、赫尔普曼.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 方甲.产业结构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傅家骥.技术创新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11：409-411 宋辉，李强.从投入产出模型看科技进步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3，（1）：103-107 高崇敏等.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及广西科技创新策略J.中山大学学报论从，2005（5） 赵新华，李晓欢.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J.科技与经济， 2009， （8）：12-16 孙辉，支大林.对中国各省资本存量的估计及典型性事实：1978-200 8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 .2010（5） 张成思.金融计量学时间序列分析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与方法建模EViews 应用及实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 作者简介：蒋永彩（1985- ），山东莒县人，贵州财经大学数量经济学硕士毕业，现工作单位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