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省域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与时空差异分析摘 要 基于城镇化质量内涵、构成要素及评价等文献梳理，构建了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 2011 年至 2015 年我国 31 个省市为研究对象，从状态和过程两维来评价城镇化质量，进一步分析时空演变过程，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表明：“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质量总体上有所提升，空间分布上聚中省份增多；各省市城镇化质量变化存在明显差异；各纬度质量高低与城镇化质量综合水平高低并不完全一致，呈现出一定差异性。 下载 关键词 省域城镇化；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时空差异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11-0059-
2、06 一、引言?c 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已由 1978 年的 17.92%上升至 2015 年的56.1%，以年均超过 1 个百分点速度稳步增长，城镇化进程取得巨大成就。但我国城镇化质量总体不高，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如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等。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将“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列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强调“紧紧围绕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6”，
3、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P 表示“过去我们强调比较多的是新型城镇化是一个需求侧的要点，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它在供给侧可能显得更重要。”因此，我国城镇化建设决不能再走以前“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粗放型的发展道路，而要走“集约、低碳、高效”以提升质量为主的集约型发展道路。 在此背景下，关于“城镇化质量”的研究成果在党的十八大后显著增多。作者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通过中国知网，以“城镇化质量”为主题，检索到 1 955 条研究成果；作者又增加了“开始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8 日至今”限制条件，检索到 1 707 条研究成果，即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城镇化质量”的研究成果占到
4、约 87%。从现有的文献研究内容看，主要围绕城镇化质量内涵与评价（李明秋等，2010；张卫国，2016）、空间格局（王富喜等，2013；李涛等，2015）、影响因素（苏素等，2011；魏丽莉等，2014；李长亮，2015）与路径提升（王小鲁，2010；辛波等，2015；何文举，2016）等内容展开；从研究对象来看，涉及省域（国家城调总队，2005；王德利等，2010；周靖祥，2015；熊湘辉等，2015）、地级及以上城市（叶裕民，2001；韩增林等，2009；张春梅等，2012）和县级城市（白先春等，2005；鲍悦华等，2011）；从研究方法来看，有定性研究（单菁菁，2014；张璐琴，2014
5、；高宏伟等，2015）和定量研究，在定量研究中，有单一指标评价（王慧英，2008；柳思维，2011）和综合指标评价（方创琳等，2011；曹飞，2014；齐红倩，2015；薛德升等，2016）。1-28 综上所述，我国城镇化发展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后尤其近十几年取得了快速发展，但理论研究主要是在党的十八大后，以借鉴为主，同时结合国情进行本土化研究，已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仍有不足，主要从研究时间和区域上看，多局限于对某一时间点上某一地区的研究，缺少时间维度上的纵向比较和截面维度上的横向比较，同时对“十二五”期间全国 31 省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和时空差异分析目前还不够。针对以上不足，
6、本文以 2011 年至 2015 年我国 31 个省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为研究对象，从状态和过程两维来评价“十二五”间我国城镇化质量，并分析时空演变过程。 二、城镇化质量内涵与构成要素 从现有文献看，国外学者与城镇化质量相关研究比较丰富，主要从反应城市化质量的某些方面如生态城市建设（霍华德，1898；Richard，1987；Yanitsky，1987）、城市可持续发展（Walter，1992；Yiftachel，1993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Gurin et al，1960；Martin，2013）的提高等来体现城市化质量的内涵。29-33国外的研究机构则提出了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7、，如联合国人居中心（2002）编制的城市发展指数（CDI）和城市指标准则（UIG）；世界银行（2009）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年度报告中涉及城镇化质量相关指标。 国内学者对城镇化质量的关注虽然较国外晚一些，但却明确提出城镇化质量的内涵与构成要素，不过在理解上存在差异：一是侧重于用城镇发展水平来体现城镇化质量内涵（张杰等，2010；晏玲菊，2014）。二是侧重于单一纬度，如侧重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城镇化质量内涵（马艳梅等，2015；刘超等，2015）；35-36侧重于人文关怀的角度理解城镇化质量内涵（马林靖等，2011；方清云，2014）。37-38三是更多学者侧重于从城镇化多维表现形式来理解城
8、镇化质量，如韩增林（2009）、方创琳（2011）、魏后凯等（2013）、曹飞（2014）等学者分别从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等多维角度理解城镇化质量内涵。16，25-26，39因此，本文认为，界定城镇化质量的内涵都离不开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集聚及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劣程度，都绕不开经济、人口、城镇、社会、文化、环境、制度、政策等指标的考核，而且城镇化质量内涵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丰富，具有较强历史性和时代性。 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已有的多纬表现形式理解城镇化质量及新型城镇化质量内涵要求（李刚等，2015），遵
9、循系统性、科学性和数据可获取性原则，结合我国“十二五”发展实际，本文从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居民生活及城乡统筹 6 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筛选出 24 个具体指标，力求客观准确地反映城镇化质量，如表 1 所示。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2011 年至 2015 年各指标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2 年至 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在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中，有正向指标、逆向指标和适度指标，其中逆向指标和适度指标需进行正向化处理；本文将采用 SPSS21 软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 （三）方法选择 在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后，权重确定至关重要。目前确定权重的
10、方法主要包括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为避免主观赋权法的人为主观影响，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有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本文主要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影响 31 省市城镇化质量的公因子，根据各公因子的特征值确定各自的权重，以此计算各省市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 四、实证分析 （一）综合测量 以 2015 年指标数据为例，运用 SPSS21 做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方法提取公因子。通过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对变量和数据的因子分析进行有效性检验，一般 KMO 值大于 0.5 表明所选指标相关性较强，适合做因子分析。本例中 KMO 检验的统计量为 0.556， Ba
11、rtlett 球形检验的Sig.值为 0，表明在 95%的置信度下，各指标间不独立，适合做因子分析。 根据特征值大于 1 的原则，共提取 5 个主成分，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77.7%，可以判定基本概况城镇化质量的大部分信息，如表 2 所示。其中 F1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人均 GDP、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建筑业增加值、货物周转量等反映人口、经济指标上载荷系数较大，故命名为人口、经济因子；F2 在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每十万人口各级学校平均在校生数等指标上载荷系数较大，故命名为社会发展因子；F3 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上载荷系数较大，故命
12、名为居民生活因子；F4 在城镇人口密度、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指标上载荷系数较大，故命名为空间城镇化因子；F5 在森林覆盖率、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等指标上载荷系数较大，故命名为生态环境因子。 根据 TF=w1F1+w2F2+w3F3+w4F4+w5F5，其中 TF 为各省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得分，F1F5 为 5 个因子得分，w1w5 为 5 个因子权重。根据此综合评价模型，可计算 2015 年我国 31 个省市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值。运用同样的方法计算 2011 年至 2014 年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二）结果分析 1.综合测量结果时空分布差异 从表 3 中可
13、以看出，部分省市城镇化质量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如河北、山西、辽宁、青海等。但也有部分省市呈现出明显变化，如新疆由 2011 年综合得分-0.729 上升到 2015 年的-0.420，排名由第 30 位上升到 25 位；四川由 2011 年综合得分-0.184 上升到 2015 年的 0.158，排名由第 20 位上升到 10 位，表明城镇化质量呈现明显提升。再如宁夏由 2011 年综合得分-0.027 下降到 2015 年的-0.366，排名由第 13 位下降到 23 位，表明城镇化质量呈现下降态势；再如北京 2012 年、2014 综合得分分别为 1.176 和1.482 ，而 2011、
14、2013 和 2015 年综合得分分别只有 0.529、0.093 和0.441，排名由第 1 位下降到 7、14、5 位，表明城镇化质量呈现不稳定。 分别将 2011 年和 2015 年 31 个省市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进行聚类分析，聚类结果如表 4 所示。我国城镇化质量高低大体分为 4 类，从城镇化质量的数量级看，较高质量到较低质量各级城镇化数量 2011 年分别为 7、5、13和 6，2015 年分别为 4、12、10 和 5。其中得分大于 0，即城镇化质量高和较高的省市数量由 2011 年的 12 个上升到 2015 年的 16 个；相应得分小于0，即城镇化质量低和较低的省市数量由 20
15、11 年的 19 个下降到 2015 年的15 个，表明多数城镇化质量在“十二五”期间有所提升。从城镇化质量描述统计表看（见表 5），2011 年均值小于 2015 均值，但标准差和方差都大于 2015 年标准差和方差，表明“十二五”期间我国省市城镇化质量总体上有所提升，同时城镇化质量差异在减少。 2.分维度评价结果分析 为进一步认清城镇化质量内涵的各个组成部分空间分布情况，以下分别对 2011 年和 2015 年各公因子得分进行分析，由 SPSS21 软件进行聚类，并用 ARCGIS 软件进行可视化。 （1）以 2015 年为例，人口、经济发展质量因子和社会发展质量因子在城镇化质量中，贡献率
16、达 51.779%，作用比较大；而居民生活质量因子、空间城镇化质量因子及生态环境质量因子贡献率只有 25.921%，尤其生态环境质量因子贡献率只 有 5.922%。同样，2011 年至 2014 年间，反映生态环境质量因子贡献率分别为 5.056%、6.346%、5.422%和 5.157%。由此可见，我们在城镇化推进中，注重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将来更应重视居民生活质量、空间城镇化质量及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 （2）由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与各组成部分因子得分比较可知，城镇化质量综合水平的高低与各纬度质量水平高低并不完全一致，呈现出一定差异，如北京虽然城镇化质量较高，但 2015 年居民生活质量得分
17、为-2.80995，2014 年生态环境质量得分为-0.60754，与其它省市相同因子得分比较，都较低；上海也不例外，2015 年生态环境质量得分仅为-2.03651。相反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较低的西部省市，居民生活质量、生态环境质量等因子得分也有的较高，如 2015 年新疆、陕西生态环境质量因子得分分别为 1.58381、1.8856，排名第四、第三；2015 年宁夏、青海居民生活质量得分分别为 0.57894、0.58387，排名第十、第九。 （3）从时间纬度看，得分大于 0 的省市人口、经济因子由 2011 年 14个下降到 2015 年 12 个；社会发展因子由 2011 年 11 个上
18、升到 2015 年 12个；居民生活因子由 2011 年 20 个下降到 2015 年 19 个；空间城镇化因子由 2011 年 18 个下降到 2015 年 13 个；生态环境因子由 2011 年 16 个下降到 2015 年 14 个。这表明“十二五”期?g，除了空间城镇化质量明显呈现下降外，其余各纬度质量总体上变化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山东、浙江、上海、江苏及天津等发达省市，生态环境因子 2011 年得分都小于 0，到 2015年除上海外，其余得分都上升到大于 0，表明发达城市生态环境呈现明显改善。 五、结论与讨论 第一，基于城镇化质量内涵、构成要素及评价等文献梳理，构建了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
19、指标体系，包括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居民生活及城乡统筹 6 方面特征，并运用因子分析得出反映人口与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居民生活质量、空间城镇化质量及生态环境质量 5 个分纬度。 第二，“十二五”期间，由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我国城镇化质量有所提升，同时显示差异在减少，空间分布上聚中省份增多，但城镇化质量“由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的态势没有改变；从各省市城镇化质量变化来看，存在明显差异性，既有多数省市城镇化质量呈现明显提升，又有少数城市呈现大幅下降态势；既有些省市呈现出较强稳定性，又有少数城市呈现出较大波动性。 第三，“十二五”期间，由城镇化质量分纬度评价结果显示：
20、人口、经济发展质量和社会发展质量在城镇化质量中贡献较大，而居民生活质量、空间城镇化质量及生态环境质量贡献较小；各纬度质量高低与城镇化质量综合水平的高低并不完全一致，呈现出一定差异性；总体上看，空间城镇化质量下降幅度较大，其余各纬度总体上变化不大。 第四，本文虽已基于综合指标体系构建基础上，从状态和过程两维对我国 31 个省市“十二五”期间城镇化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并揭示城镇化质量省域时空差异及分布特征，但仍存在研究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关于城镇化质量内涵的理解，不仅涉及主要构成要素，而且还要包括各构成要素间协调性问题，仅仅通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一定的方法，还难以真实衡量城镇化质量，还需进一步检验
21、各要素间的协调性。二是关于评价指标方面， 虽已涉及人口、经济、社会、居民生活等方面，但都是定量指标，缺少居民对城镇生活、工作、环境等方面感受的定性指标，通过实地调研，切实反映居民对城镇发展的真实感受，以此弥补定量指标不足。三是关于评价方法方面，较多采用基于主观赋权导向的加权合成评价或者基于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客观赋权加权合成评价，而同时采用主客观组合赋权较少。因此，采用主客观组合赋权的综合评价城镇化质量将值得进一步探讨。李明秋，郎学彬.城市化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中国软科学，2010（12）：182-186. 张卫国，黄晓兰，郑月龙，汪小钗.包容性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评价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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