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餐厅里，我同另外三个男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而劳拉同一对夫妇及他们的女儿一块儿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可以观察她而不让她发觉，这使我觉得开心，因为我可以像看电影一样地欣赏她优雅的动作，不论是举杯送到唇边，还是扭头与邻座交谈，抑或是用她那纤细的手指从烟盒中夹取香烟的动作。我向来不太会欣赏也不大注意女人的衣着，但我却有这样的印象：劳拉白天总穿着灰色和白色的衣服，因而当别人被热带的高温烘烤得红光满面时，她看上去却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到了晚间，她又总是穿着深红、橄榄绿、深蓝等色调柔和富丽、质料柔软光滑的衣服。当我不揣冒昧地将这话对她讲时，她对我这种笨拙的恭维报以开心的大笑，还说我最好不再写什么政坛人物的述评文章而改行专写时装评论算了。 那个名叫达里波的高个子上校看样子是个好相处的人。他和我同劳拉及一个竟被人称呼为麦尔维尔夫人的中国妇女凑成一桌桥牌，四人搭档。这样，晚饭后，当其他的人在甲板上跳舞时，我们便用打牌来消遣个把小时。上校不是个令人讨厌的帝国的卫道士，他经常找我谈论一些国家大事。他说他以前常读我写的文章；他说话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一开口总是先来上一句“当然，我没有资格建议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