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理学诗的文化特色人生的极致是诗情与哲理，深刻的哲理和鲜活的诗情从不单独存在，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生存呈现，是一株常青的生命之树。北宋的理学诗就是例证之一。李泽厚先生在论及中唐士大夫人格内在矛盾时说：“中唐这种矛盾性格逐渐分化，经过晚唐、五代到北宋，前一方面（指兼济）打着孔孟的旗号，口口声声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方面，就发展成为宋代理学和理学家的文艺观。后一方面（指独善）对现实世俗的沉浸和感叹倒日益成为文艺的真正主题和对象。” 李泽厚.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58真正代表宋世风流，在艺术审美上影响后世的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宋词而不是理学诗，但是在文化意义上，理学诗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虽然，程颐认为“作文害道”，几乎从不写诗，但是北宋其他理学家仍然是以诗言志，以诗缘情：“击壤集，伊川翁自乐之诗也。非为自乐，又能乐时，与万物自得也。”（伊川击壤集序）但是由于理学精神的渗入，这些理学诗并不同于一般的山水田园、抒情言志的诗歌，而具有了文字身后的文化意味。以理学背景做底色，这些诗歌表现出的正是伦理本体观照下的主体人格的高扬，是在观物体道的审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