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政策反思与建议摘要：促进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健康发展是涉及众多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当前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症结已不在农业、农村和消费本身，而在于整个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因此，必须跳出“三农”和“消费” ，将审视农村居民消费放到更广阔的大背景中去考虑。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推动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平等化进程，增强农民增收能力与改善农民增收环境，投资农民未来与改善农民收支预期，继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及改革建设与管护体制，提升农村流通效率与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持续重视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深入研究等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基本权利平等化；农民增收 中图分类号：F323 促进中国农村
2、居民消费的健康发展是涉及众多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当前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症结已不在农业、农村和消费本身，而在于整个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因此，必须跳出“三农”和“消费”审视农村居民消费，放到放到整个国民经济，放到更广阔的社会体制，甚至全球大趋势和大背景中去考虑。基于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现状和制约因素的剖析，结合前人有关研究成果，为促进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健康发展，笔者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加快推动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平等化进程：基本前提 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较大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城乡居民的基本权利不平等的国家；而能够实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逐渐缩小乃至消弭的国家，也基本上是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基本平等、
3、甚至农村居民享受部分“特权”的国家。 近年来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加速扩张，主要是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开始逐渐走上平等化进程的必然结果。然而，城乡居民在基本权利方面仍然存在相当多的不平等，并严重阻碍着中国农村居民的健康消费。如果没有城乡居民基本权利的平等化，其他所有旨在促进农村消费的政策都将基本停留在急就之章和应景之策的层次上。实际上，判断所有涉农政策的基本标准是，是否有利于推动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平等化进程。因此，完全可以将中国政府近些年来实施的主要涉农政策看作是过去 30 余年以来最成功的政策。因为这些政策正在致力于全面推动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平等化：无论是强化农村教育、农村医疗，还是加强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
4、施，抑或强化各种农村社会保障，其基本方向都是城乡居民基本权利的平等化。当前，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领域。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必要措施，它们可以发展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使其能够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1。而且，中国经济和政府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已经为推动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平等化、推动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有更大的可能使更多的民众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真正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城乡居民基本权利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居民在政治体系中缺乏必要的话语权（比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5、中农村居民比例严重偏低）密切相关。为进一步从根本上、制度上、法律上加快推动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平等化的进程，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必须尽快推动城乡居民政治权利的平等。推动城乡居民同权，不仅是政治文明的需要，也具备重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因为确保“公平正义”是持续拉动内需的基本前提，只有藏富于民（尤其是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才能拉动内需，否则，很有可能陷入“拉美化”陷阱。 为顺利推动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平等化进程，还必须着力解决以下问题。 （一）政府应将公平正义作为执政的基本立足点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加快经济增长，我国似乎过于强调“效率”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公平
6、正义” 。实际上，人类发展的最高目标是全社会成员共同发展和每个人全面发展，这也决定了公平正义不仅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人类发展的应有之义，没有公平正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正如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代表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所言，公平问题是可持续人类发展的核心，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不能得到解决，不公平问题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危害，并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为实现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将积极的公平和亲贫政策全面贯彻到未来国家宏观经济框架中2。只有真正将公平正义作为执政的基本立足点，才有可能尽快减少直至消除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系统化、长期性的制度性歧
7、视，并最终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利的平等化。 政府不仅必须了解农村居民长期以来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所作出的重大牺牲以及默默忍耐，而且应该深入体认到农村居民在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所有人，包括农村居民，都应该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而且唯有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开始真正发挥积极作用时，整个社会才能真正达成公平正义。抑制农村居民参加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迟早将危害到所有人不仅是农村居民自身。历史表明，凡是那些社会流动性更强、机会更平等从而更加公正的社会，所有人才会得到更多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而言，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平等化是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不仅仅是农村居民自己的事情。如果农村居民有更好的教育和医
8、疗保健、更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在就业方面不再受歧视，必然会增强社会活力，也更有利于推动社会的民主化、法治化、人性化、人本化进程。反之，整个社会的沟通将变得很困难，社会财富的分配极不平等，社会稳定终将大受影响。因此，即便从维持政权的角度，政府也应该将“公平正义”作为执政的基本立足点。 （二）淡化“赶超”情结，着力解决惠民生、调结构 深入反思中国长久以来逐渐形成的城乡居民基本权利不平等的二元体制，就会发现这种体制本身实际上有着一套内在逻辑。林毅夫、蔡?、李周（1999）将这种体制与脱离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联系在一起。3而在另一些学者看来，政府被看做是利己主义的，其最终关心的是如何维护政权4。按照这
9、种思路，许多看来错误的政策实际上是政府为实现其目标所作出的正确选择。因此，要改善现状就必须转变政府的这些目标。 政府越是有快速“赶超”的情结，就越偏好高增长，就越强调制造业、城市、投资、国有企业、大企业和政府的力量，从而必然忽视农业、农村、消费、民营企业、服务业、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市场的力量。 必须承认，在现行的体制下，保增长与调结构、惠民生存在着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在过分强调保增长的背景下，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大量的投资除投向基础设施（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港口）以外，必然主要投向大企业、国有企业甚至投向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当然对经济增长
10、率的回升有所带动，但“调结构”的目标很可能落空，反而导致“保结构”甚至“恶化结构” ，投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所有制结构将会更加失衡，国民经济对政府权力的依赖将会进一步增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投资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甚至可能是负值。 因此，在“保增长”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大前提下，应该尽快将“惠民生”和“调结构”提升至政府经济工作的首位，应该果断将过高的增长目标降下来，应该逐渐淡化快速“赶超”情结，逐步改变“高增长偏好” 。与其让大多数民众在高增长中获得较少的实惠，不如在次高增长中让大多数民众获得较多实惠。目前这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必须做到的。 “低就业高增长
11、”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变为“高就业次高增长”模式。唯有当政府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将农村与城市，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真正公平公正对待之时，城镇的就业吸纳力才会有实质的增长，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才会更加公平，中国经济结构才有可能逐步调整到位，才有可能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包括农村居民消费） ，从而真正获得可持续发展。否则试图在全球经济全面衰退的情况实现“一枝独秀”的高增长，不仅农村居民消费市场的开拓没有可能，连中国经济按原先的轨迹继续前行亦会非常困难。 （三）尽快消除对服务业、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制度化歧视 在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已达到 40
12、%，且仍有不断增长的趋势）的前提下，讨论农民增收问题，显然应该逐渐由“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这一传统思路转移到“农业增产-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收”与“农民工就业环境改善-农业工就业增长-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并重这一思路上来。 “三农”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越来越转变为“四农” （农业、农村、农民、农民工）问题，越来越转变成为整个社会尤其是城镇的就业吸纳力问题，从而与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密切相关，由此也就决定了农民增收问题将日益成为一个“农”之外的问题。 每种经济发展方式都将有不同的就业吸纳力。过去 20 年的重大成就是实现了史无前例的高增长，但是，在最大限度吸纳就业和最大限度促
13、成民众生活质量提升方面却存在相当的不足。这也是几乎所有快速“赶超型”经济曾经面临过的基本困惑。直至当前，中国经济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重复着依靠巨额投资促成高速增长以实现快速“赶超”的战略，正如林毅夫曾指出的，中国尚未完成从重速度轻效率的传统发展战略向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转变，作为这种转变的一部分，中国需要推动劳动密集型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笔者认为，必须重新认识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尤其是对中国农村居民生存状况改善的重大意义。与大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国有企业、垄断企业相比，服务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才是真正关乎“国计民生”的“民生”产业和“民生”企业。 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是，
14、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人数接近 8 亿人，每年新增就业人口超过 2000 万，如此沉重的就业压力，足以使就业成为中国政府最关注的焦点。从这个角度出发，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贡献，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即便它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多少附加值，技术含量低，即便有一些方面不符合劳动法的规定，即便有时也会给当地带来一些污染，即便劳动者的权益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工资水平也远低于大型国有企业。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居民的增收潜力越来越与就业机会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缺少足够的就业机会，不仅是很多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陷入贫困的直接原因，也是很多城市采取种种措施排斥外来劳动力的重要原因，这些排斥措
15、施又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农民收入的顺利增长，从而也是农民增收缓慢的间接原因。因此，努力增加就业机会，尤其是增加城镇的就业吸纳力，不仅直接有利于农民（实际上增加就业机会与增加农民收入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而且间接有利于农民增收（因为当城镇的就业吸纳力大幅增长之后，对于外来劳动力的排斥会自然减少，从而更有利于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平等化） 。从这个角度而言，排斥外来劳动力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固化，其基本背景仍然在于快速“赶超”情结，在于政府对那些必然大量排斥劳动的大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国有企业（往往都是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偏爱导致城市就业吸纳力严重缩水，既影响了城市化进程，又导致城乡居民的基本权力难以顺
16、利实现平等化。那些规模庞大、技术水平先进、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对中国经济当然也做出了不少贡献（比如缴纳了较多的税和利润） ，但其对于就业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009 年 9 月 5 日发布了“2009 中国企业 500 强”统计数据显示，500 家企业的就业人数为 2581.99 万人，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不到3.3%。然而，这些企业占用了太多优质低价的资源（包括土地、矿藏、垄断经营权、远低于市场真实利率的贷款、宽松的融资额度、股票上市的优先权等） ，这些企业的超高速增长不仅扼杀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500 强中民营企业为数极少）的成长空间，而且其员工往往获得了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薪
17、酬并享受着极其完善的福利，成为整个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诱因。 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时，一般都只能被迫选择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服务业和国家统计局目前还不太关注的“非正规部门”中就业，因此，对服务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非正规经济部门制度化歧视的后果，绝大部分都是由农村居民承担的。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城市的就业吸纳力和促进农民增收，也为了最终有利于加快推动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平等化进程，首先必须尽快消除对服务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制度化歧视，因为这些企业才是中国当前吸纳就业的中流砥柱，才是真正有可能实现“益贫式”增长的载体。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应该充分发
18、挥有关学术团体、科研机构、高校和行业协会的智囊团作用，对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进行充分沟通，定期召开相关理论和政策研讨。考虑到农村消费在国民经济和扩大内需中的重大作用，各相关政府部门应在课题的发布和资助方面向农村消费问题有所倾斜。 虽然政策不得不适合短期需要，然而，今天的任何政策措施都必将在或近或远的将来产生微妙影响，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未来。政策的制定者如果只顾当前，急功近利，不考虑当前决策对未来的影响，不仔细斟酌这些政策在“我们都已灭亡” （之后的影响，是不负责任的。任何看似精明、能在短期内产生“奇迹”的应急政策都有必要仔细考虑其长远影响 这正是 20 世纪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忠告，中国更需要的
19、，不是一时的小精明，而是长久的大智慧。培育与开拓农村消费市场，需要耐心与理性，急功近利的做法在根本上不利于农村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在政策设计方面，应持续强调对农村消费市场的培育， “奇招”、 “快招”往往可能是“损招” ，是典型的掠夺式开拓。 在一段时期内，政绩的冲动往往使一些人被报导的“胜利”冲昏头脑，然而，事实终将证明，一些功利性目标非常直接和明显的政策，必将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家电下乡之类的政策或工程逐渐遇冷是必然的 要把一种纯粹的市场行为转变成补贴和行政干预（靠自由竞争、价格灵活波动来调节的市场转变为靠招标、行政监管、限定价格来运转的市场） ，这是必然结局。与其想方设法刺激农民增
20、加消费，不如努力促进农民增收，更进一步地，不如促进城乡居民间基本权利的平等化进程。单纯通过刺激销售来扩大消费，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而通过促进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平等化进程进而促进农民增收来扩大农村消费，方为人间正道。 注释： 不仅包括政府，而且也包括党委、人大、政协。 这显然与中国社会当前的“主流”价值观有出入。在“主流”的价值观中，政府是没有自身利益的，是代表并关心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 亏损的山东钢铁集团兼并了盈利能力很强的日照钢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因为大量的政府投资实际上对民间投资形成较大程度的“挤出” ，影响了民间投资。而民间投资由于资金量相对较小，主要投往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因而其就业吸纳力要远远强于国家投资。 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其好处除了带来更多的就业和有效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外，还能很好对宏观经济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各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服务消费向来都比较稳定。在现代经济中，服务支出代表着消费中增长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也是最稳定的部分。 正如中国发展基金会、UNDP（2005，第 17 页）所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劳动密集型技术的应用，增加民间投资，发展中小企业，发展农业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等措施都将有助于缓解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 2009 年中国改革评估报告指出，中国 80 多个行业中，允许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