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议北魏汉化改制摘 要：北魏拓跋部的文化或者说政治变迁，它是在主动选择的，一直是在冲突中进行的，这种冲突的内在原因是经济模式的不同，突出反映在在文化冲突上，集中表现在政治斗争中。所谓中原世族和代北大族的冲突，实际上也是文化冲突的反映，是中原先进文化的优越性和拓跋部传统草原文化传统性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政治上又变成“得势”与“失势”上的激烈碰撞。 关键词：北魏 汉化改制；斗争 孝文帝从平城迁都到洛阳是否标志着文化转变和政治革新的胜利，这要打上一个问号。就像逯先生在其大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文化转变的历程一书序中写道的“研究拓跋魏和汉文化直接接触过程中，在不同阶段所产生的不同的问题，不过，最后仍然无法得
2、到肯定的结论。因为无法确定对拓跋部族本身文化而言，这种变迁的结果是圆满或是悲剧性的。 ”虽然这一系列事件是少数民族汉化的积极实践，但是对于拓跋部而言，都平城的一世纪里，拓跋部繁荣进取，然而都洛阳后的四十年便政权丧落，这里总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 一、文明积累方式不同是改制的重要原 a 因 北魏王朝是拓跋部建立的，拓跋部是由一支由多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 魏书当中记载：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拓跋部是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 “畜牧迁徙” 、 “射猎为业”说明拓跋部是以游牧和畜牧业为生的经济模式。很显然这样的一支游牧部落它的战斗力是非常强悍的，它在
3、前秦淝水之战后的颓势下，迅速向南发展，与公元 386 年建立北魏王朝，仅仅用了十年多一点时间就打下了平城，建立了第一个国都。北魏君臣励精图治，于太延五年（439 年）统一了北方。进军中原，一统天下这是形势的必然。 早在道武帝时，道武帝“巡登台榭，遍览宫室，将有定都之意” ，1就想在东方的邺城建都，可见魏统治者被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经济实力所吸引，希望本部族能有转变，建立起与中原民族一样的中央王朝。在王朝的建立过程中还不是直接师从中原文明，倒是深受汉化影响的慕容氏帮了拓跋氏一个大忙。其实北魏王朝的一系列还并不完善的典章制度是来源于慕容氏的。皇始二年，拓跋率兵征讨慕容宝，攻破中山， “所署公卿、尚书、
4、将吏、士卒降者二万馀人” ， “皇帝玺绶、图书、府库、珍宝、列数万” 。2 不光有现成的制册典章，重要的是获得了许多人才，使得这种“汉化”得以推进下去.慕容氏受到汉化影响很深，又有大量中原士族参与中央政权，要不是这些人和这些书籍册印，第二年拓跋登上皇位就建立好一切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 为什么要吸收这些如崔氏、李氏、许氏等世家大族来参与政权？很显然时候因为北魏政权的稳固和发展需要他们，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一直以来人们对于少数民族政权或者是说游牧草原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的冲突报以这样的观点，那就是落后的草原文明在军事上征服了农耕文明，又在文化上被农耕文明征服。这个观点只是反映出一种现象总结，但是却没有
5、分析原因，并不完全。就如同拓跋氏，在建立王朝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一路高奏凯歌，它是一种掠夺式的发展方式。农耕文明为什么会总体优于草原游牧文明，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形态和积累方式不同。农耕文明是固定式的小农经济，采取农业生产，稳定高效易于积累，又便于形成中央集权来负责维护小农经济的秩序，有利于集中发展先进的文化科技。农业生产上的不断积累会逐渐转化为文化和科技上的提升，这是基于一种和平安定环境下的发展方式。 而草原游牧民族的经济模式是靠放牧和捕猎为生的，这种经济形态主对环境因素很依赖，而且不能稳定，生产场所在变化，生活场所也在迁移，这种方式比起中原农耕方式内耗较大。而且就农产品而言，牛马羊这些产品是难以积
6、累的。草原民族的不稳定的生产环境和生产能力使得它的文明积累方式先天不足更加原始化，也就是说无法形成像农耕文明同样程度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转化和提升，它还是保持在了一个较为松散的联盟酋长模式。它积累转化更加直接和粗暴，转化为暴力工具，军事武力更加强力。因为量的积累不够，又无法通过形成中央权力来集中，无法形成深层次的积累转化，而军事武力的增强有利于占领更多的草场，获得更多的人口部族，也就能获得更多的马牛羊，有助于提升生产力，有利于草原文明的经济 积累。 草原游牧经济本身的生产特点就具有移动性、不稳定性、掠夺性和侵略性。一旦一个草原部族强盛起来，他就有更多的牛羊和人口，就会向外扩展去获得更多，
7、因为无法完成深层次经济实力转化，只是量的积累而无法质变。这种扩张类似于滚雪球，是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是在掠夺的过程。在面对农耕文明时，强大的武力使得这种掠夺性扩张更加简单有效，所以北魏包括北朝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历史上在北方逞威一时的游牧经济政权，它的扩张和壮大是很快很猛的。这种流动性，并且长于武力的形式只能“打天下” ，却无法“坐天下” 。孝文帝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在总结过程中说到“石虎倾于前，慕容灭于后，国富主奢，暴成速败”3 因为“滚动式”的扩张必然不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国家扩大了，就更加需要经营。草原游牧经济的经营方式和简单低效的政权管理组织模式根本不能维持统治。经济成分组成中农耕经济占
8、到了主导，而且有利于国家整体发展，所以要想维护既得利益巩固统治，就必须基于经济模式的转化而相应地转化政治统治模式、文化模式等方面。所以这才是所谓文明冲突内在原因，也是北魏必须实行改革的原因，要维护国家的统治。 二、政权组织机制落后与核心权力外移是北魏汉化政权的隐患 北魏的改革虽然是统治者主导的，但他的进行却是被动的，这种“改革”的时机和条件还未成熟。北魏的改革是被动的必须改，是政权扩张巩固统治的现实要求下强行转轨的。李凭先生把北魏原来的草原模式对北魏进一步发展的阻碍比作“围栏” ， “如果不冲破这一围栏，北魏就会像淝水之战后兴起的诸多游牧部落一样，始终是一个割据一地、一时的所谓偏安政权而已”
9、。4 但是这场改制运动是统治者基于对未来考虑而忽视现实状况，本身不被政权核心势力支持的，本身就带有妥协性质的所谓“文化融合” 。不管是革新也好，创制也罢，都是基于现实要求，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 政权的组织形式和国家核心实力的掌握分配一开始就给这种转轨埋下了失败的祸根。政权的建立和扩张是依靠拓跋部为首的部落联盟基础上的，所以这些人就成了国家的核心成员，也是国家政权统治运行的基础。这些联合的部落也是松散的，并不完全和拓跋一族一条心，这些势力对中央权力造成了很大威胁。为了解除这个威胁，首先是极力优待这些来自于代北的少数民族贵族，给予他们封地、官爵和赏赐。同时实行了离散部落制度，把原本聚居在一起的少数
10、民族部落分散开来，使其不能与中央相对抗。关于中央权利的运行和继承方面，由于拓跋部的中央权力运行还处于初级阶段，母系氏族社会的特点还部分保留了下来，女性主掌权的现象比较严重，一度被称为“女国”5。道武帝在瓦解部落联盟的基础上采用中原王朝父死子继的继承方式，并且订立了子贵母死的制度从而一举解决了拓跋部原来兄终弟继和母权强大的问题。 “非预定外妻生的继承人的出现会引起破坏已有的特定婚姻联盟或替代当权妻母族（dominant consort clan）的危险。甚至可能会导致所有组成婚姻联盟的家庭都遭到彻底消灭的情况” ，6 这也是向部落贵族的妥协，维护统治集团内部利益。然而后来道武帝死于儿子之手、明元
11、帝上台这一系列事件说明这种新制度触及了这些少数民族保守贵族的利益，从而爆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和内耗，这是初步转轨带来的第一次大爆发。 “消化部落遗制的影响和排除部落遗俗的制约并非短期的暴力举动或措施所能奏效，而且集权机制也需要逐步地完善”7，正因为文化差异的巨大，又不受到贵族势力的支持，北魏统治者的改革之路困难重重。 拓跋部自兴起到繁荣一直以来都面临着来自北方其他部族的威胁。天兴五年春十有二月辛亥， “蠕蠕杜仑犯塞，诏常山王遵追之，不及而还。”1“天赐六年冬十月，蠕蠕犯塞。是岁，乞伏乾归据金城自称秦王。高云为海夷冯跋所灭，跋僭号，自称大燕天王。 ”2“始光二年二月，慕容渴悉邻反于北平，攻破郡治，太
12、守与守将击败之。 ”3 这些记载表明，一直以来北魏政权都在被袭扰当中。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国家一直保持着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一开始毫无疑问是由拓跋部为主要核心的部落联盟军，但是由于统治者的汉化政策不断推行尤其是离散部落制度的推行，慢慢的拓跋族不再进行军事活动，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别的部族。在离散部落中，就因为军事问题，保留了一支完整的部落，也就是军队化的部落高车部。 高车一族据传是天狼的后代， “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 ”4 这样一支强悍的部落与多个部落进行过战争，也因为过于野蛮强悍，没有被拆散改革而得以保留原貌。 “太祖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
13、得别为部落。 ”5 高车部在其他部族逐步转轨到农业社会模式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草原作风，也就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然而作为国家主要的战斗力量，高车族的归附一直存在着反复。 魏书?高车传中记载： 后世祖征蠕蠕，破之而还，至漠南，闻高车东部在已尼陂，人畜甚众，去官军千余里，将遣左仆射安原等讨之。司徒长孙翰、尚书令刘洁等谏，世祖不听，乃遣原等并发新附高车合万骑，至于已尼陂，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亦百余万，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皮委积。高宗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
14、世以来无盛于此。会车驾临幸，莫不忻悦。后高祖召高车之众随车驾南讨，高车不愿南行，遂推表纥树者为主，相率北叛，游践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讨，大败而还。又诏平北将军、江阳王继为都督讨之，继先遣人慰劳树者。树者入蠕蠕，寻悔，相率而降。 北魏曾几次征讨过高车部，从魏太祖开始就进行了反复的镇压收复，在孝文帝迁都时仍不愿意南归并且一开始得以留在北方，一是说明了国家内部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不统一，二是说明孝文帝不得不由于北方游牧部落的袭扰而依仗这支军事力量，做出了向旧势力的妥协。最终对高车部征讨，表明了北魏统治者政治模式采用中原模式而保留一支所谓“纯血统”的战争机器的设想是无法实现的。这种“保留”其实是阻碍了华
15、化的过程想转变模式就会动摇到原来的统治基础，没有建立在对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上的改革，带来的更多的是内耗和动摇基础的清洗。高车部仅仅是拓跋联盟诸部落的一个缩影，后来六镇动乱，我们也可以在对高车部的分析中看出一些端倪。 三、中原世族与代北大族的文化改制斗争 为了北魏政权的稳固和发展，统治者积极吸收中原的士人进入国家政权体系之中来推动改革设立制度推动华化进程。 魏书卷二太祖纪： 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 表面上看是一种礼遇中原士人的表现，其实只是为了利用这些人解决政权稳固的现实问题，统治者自身对这种文化转变的态度并不像表现的那
16、样积极。魏太祖时，有一名大臣叫贺狄干，因为学习汉文化，华化程度较深而丧命：“狄干在长安幽闭，因习读书史，通论语 、 尚书诸经，举止风流，有似儒者。初，太祖普封功臣，狄干虽为姚兴所留，遥赐爵襄武侯，加秦兵将军。及狄干至，太祖见其言语衣服，有类羌俗，以为慕而习之，故忿焉，既而杀之。 ”6 作为首领的魏太祖尚且如此，其他的保守贵族可见一斑，这种汉化发展到拓跋焘一朝，拓跋焘仍然对文化的转变采取“有似圆中之鹿，急则冲突，缓之则定”7 的态度。至于那些打下江山的少数民族贵族，更加不愿意向中原文化学习。 拓跋族建立了北魏王朝，中原士人只是被征服者，这些人只是俘虏和降卒，这在地位上就决定了拓跋氏统治者的优越性
17、，对中原文化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有一种盲目的文化或者说文明自信，对士人虽然任用，但更多的是役使。中原士人也许身在要职，但的地位却非常低微，即使是尽心辅佐小心行事，仍然是如履薄冰，言行谨慎，生怕引来祸患。魏书列传第十二崔玄伯传记载：“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深为太祖所任。势倾朝廷。而俭约自居，不营产业，家徒四壁；出无车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养无重膳。 ”即使是身处要职倍加重用的崔玄伯，仍然是小心翼翼，生活格外简朴，可见这些士人并没有真正进入到拓跋族统治集团中去。 再者，拓跋部虽然占有北方，但是还是处于草原游牧的爆发型模式，在文化上处于十分落后的阶段，虽然是征服者相比于中原的文化繁荣
18、和物质文明内心中有着一种自卑感。征服者的优越感的崇高地位决定了他们很难接受比他们地位低的被征服者文化。社会生活方面他们会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来巩固自己的优越感；在政治上则表现为维持原有制度、提拔本族人员和攻击中原世族来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 北魏君主的文化政治学习态度，一些保守贵族直接站出来进行攻击。魏书?任城王传记载： 后高祖外示南讨，意在谋迁，斋于明堂左个，诏太常卿王谌，亲令龟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 。高祖曰：“此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卦也。 ”群臣莫敢言。澄进曰：“易言革者更也。将欲应天顺人，革君臣之命，汤武得之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叶。今曰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
19、，未可全为吉也。 ”高祖厉声曰：“象云大人虎变 ，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龙兴既久，岂可方同虎变！”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众也！”澄曰：“社稷诚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参顾问，敢尽愚衷。”高祖既锐意必行，恶澄此对。由此可见贵族内部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这种斗争仍然在持续进行。后来任城王转变为孝文帝的得力干将，也是在许以好处并加以威胁的情况下才转变的。这种擒贼先擒王的手段，对于保守势力是一次打击，但在其说服北方保守贵族迁都的过程中“既至代都，众闻迁诏，莫不惊骇。澄援引今古，徐以晓之，众乃开伏。澄遂南驰还报，会车驾于滑台。高祖大悦，曰：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 ”8
20、可见也是费了一番功夫。 在文化上的落后并不一定就预示着拓跋贵族文化上向中原先进文化的学习，相反却更加推崇“旧习” ，以这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来突出拓跋贵族的地位，极力排斥中原文化。北魏统治者想要变革要依靠重用这些士人，但是这必然会影响到原先保守贵族的地位和势力，这种冲突既有文化冲突，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君主往往进行狩猎活动，加强战斗性和凝聚力， “飨劳将士，大二日，班禽兽以赐之”9 的方式可见其非常重视这种方式，也把这种传统视为常规和奖赏。在这种影响下，拓跋保守贵族表面上是穿汉衣、讲汉语，实际上内心中却更加维护文化传统，形成了对立集团和文化沟壑，改革汉化更加艰难。一旦统治者的改革压力过大，这些人就会有异动，拓跋恂就是这种斗争的牺牲品。 参考文献 1魏书?卷二太祖纪 ，中华书局 1974 年 6 月版 2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六“京都”条下引后魏书 3李凭：论北魏迁都事件载于北朝研究存稿 ，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 4魏书卷一三桓帝皇后祁氏传 5刘宇卫（Valentin Golovachev）：“子贵母死”故事的社会必要性和他国历史前例的十个论点载于北朝研究第七辑，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第一版 6李凭：从平城时代到洛阳时代试论北魏王朝的发展历程载于黄河文化论坛第九辑，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3 年版 7魏书?卷二太祖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