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童年在万隆万隆山峦起伏，风景宜人，气候较之爪哇其他城市凉爽，不少国际性会议选择在这座美丽的山城举行。1955 年 4 月亚洲、非洲 29 个国家就是在此举行闻名于世的“万隆会议” 。我的童年里有一部分时光（1938 年初秋至 1949 年 9 月）是在这里度过的。 每忆童年，不论是金色的还是灰暗的，都是我经历过的一部分，都令人神往、回味。 初到万隆 初到万隆，我们先借住在“细姑”家，福州地区方言“小”称“细” ，“细姑”就是小姑。爸爸每天早出晚归忙于他的生意。妈妈就在家里烧饭洗衣，此外就是陪着我，养护关爱我。她能把手工纸折叠成马、牛、狗、羊等，又以这些作品为主人翁编出情节曲折感人的故事来，
2、并寓有许多做人的道理如诚实、助人、坚强、勇敢等，还教了我很多儿歌，但大多已全然忘却。其中龙王娶妻只记住前两句和最后两句：“天乌乌要降雨，海龙王要娶妻” ， “水鸡抬轿鼓肚皮，蜻蜓举旗哭凄凄” 。另一首月光光也只记住前头两句：“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上庭堂” ，有浓厚的闽乡色彩。妈妈初中没有毕业就退学，但她悟性高，学样像样。妈妈是我的中华文化教育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在我童年的心目中她无所不懂，也无所不能，更是我心目中最最慈善、最最美丽的女人。她经常问我：“波你长大了要娶怎样的老婆？”我始终回答：“像妈妈一样的。” “细姑”有个女儿年龄与我相仿，是我童年的玩伴，经常如影相随，亲戚间戏称是“云波老婆仔”
3、 。1951 年我重访万隆，但阿珍表妹不愿出来与我会面，热带女孩早熟，已经知道避嫌，不愿在众人面前陷于尴尬。 我比其他同龄小孩瘦，妈妈很是不安，带我去了多家医院，所有医生的答复都肯定说我没病，一位洋医生见了我，笑着摸摸我的头说，就是太爱动了，大了就好了。但妈妈还是放心不下，做出了一个奖励规定：每吃两片炒猪肝给一个仙（Cen，即一分钱） ，但吃了炒猪肝，也不见得有多少成效。 我们侨居万隆不到一年，妈妈因肺病住进医院，爸爸和我搬到殖民当局营建的政府房，这是一种要经过申请才能入住的“廉租房” 。妈妈住院期间，父亲当爸又当妈，也确实不容易。他若出去办事，第一选择是把我托交给瑛姐，若瑛姐不在家只好骑上脚
4、踏车把我送到大姨家或细姑家。爸爸有个原则，天色再晚，我就是睡着了也要叫醒带回家，不放我在外过夜。每逢这种情形，他就不骑自行车了，雇个三轮，雇不到宁可抱着步行回去，其缘由和童年时代一个小事故有关。有一天爸爸带我去细姑家，坐在车后座的我不知怎么地把一只右脚伸进后轮，夹在辐条和车架之间，不仅把一只崭新的白色运动鞋的内侧面蹭破了，连右脚内侧的皮也磨破了，隔天大半只脚肿痛发紫。 爸爸每次探访妈妈都不带我去，怕我被传染上，妈妈基本康复后爸爸才带我去探视。我们坐了一辆三轮摩托，走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抵达位于半山坡上的医院。这座荷兰政府的公立医院，占地面积很大，各病房之间距离很远，分散分布在山坡上。极目所见到处都
5、是修剪得非常整齐的草地，参天大树排列在大、小道路两旁，绿荫处处，和风徐徐，幽静凉爽。我们在会客室里待了一会，妈妈带着我所熟悉的笑脸进来了，比我一向所熟悉的妈妈胖了太多、太多。她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我只是点头或摇头，一句话也没说，仿佛有点生疏感。妈妈十分惊讶地大声问，“波，你怎么了？不认识妈妈了？”我禁不住大声地喊：“妈妈！”她激动地流出眼泪，一下子把我揽到怀里。她当即打开一个很漂亮的饼干桶，说是一位荷兰病友送的。妈妈向来对人友善，医院里各族裔的病友以及医生、护士都深赞她宽容、大度。最叫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她居然学会看简写本的印尼文小说，让我们带回家的她已经读完的此类小说竟多达十几
6、本。 进入幼稚园 我五岁那年进幼稚园，它是万隆清华学校的一部分。该校是万隆市最大的中文学校，由福清同乡会创办的。一进校门右侧是大礼堂，礼堂不仅供学校用，福清同乡也在此集会；左侧一排房间是同乡会的会所，其中一间是专用放置“舞龙”和“醒狮”的，不仅那条“龙”是万隆华人社会中最长也是最考究的，就是“醒狮” ，在万隆也是数一数二的佼佼者。一些财力不足的同乡会置备不起也“养不起” ，因为凡雇来的舞龙、耍狮者都有酬金，其中也有些虽然是尽义务的志愿者，也要给他们发红包。福清是著名的侨乡，爪哇的雅加达、泗水、万隆三地的福清同乡会都是当地有势力的同乡会之一。清华学校与北京清华没有渊源关系，是“福清华侨”的缩略，
7、但当时的校长陈举鹏正好是从北平清华大学毕业回来的化学学士，在当年可是凤毛麟角。他是我大姨的长子，戴四方帽的照片见亲戚就送，妈妈拿到后，不无期待地说：“我的波什么时候也戴上方帽子？”这位大表兄与我妈同龄，他多次在我们面前宣传、鼓吹他的治校理念，特别强调学龄前教育。他把最有经验而且适合幼儿教育的两位女老师配备到幼稚园。爸爸听了频频点头，十分赏识，一到年龄就把我送去清华学校，这样他也可减却许多麻烦。 但就在我进幼稚园的头一天又发生一个至今经常谈及的小故事。下课钟响后，在小学二年级读书的小表兄陈举振到我教室接我回去，高年级的同学还在继续上课，我们沿着学校长廊走向校门，不知怎么地大铜钟上钟锤的系绳拂打我
8、的面孔，我顺手一拉，钟声当当响，非常清脆，禁不住又连拉两下校长派人把我们叫去，平时里我就惧怕他三分，躲在举振身后，不敢正视那一双眼镜片后瞪得又圆又大的眼珠子。他令我们罚站面壁，还厉声问举振怎么不看好弟弟！他很委屈地说，我来不及制止，那钟就响了。晚上回到家，爸爸笑着说，本以为你胆子小，怎么突然间大起来？还说学校的钟是有专人负责，而且不到规定时间不能敲，你那么一敲，正在上课的老师和哥哥姐姐错认为下课了，都跑出教室，你说怎么办？我默默无语，第二天一早未等举振来接就自己一个人先跑到校长办公室，走到他的办公桌前轻声地说，昨天的事我错了，对不起！他赶紧从他的办公桌后边走出来摸着我的头说，知道错就好了，还送
9、我到幼稚园的教室。 我在幼稚园的一年里表现一直很好，每次“远足” 、 “野游”总是要戴上大队长的臂章，还兼第一小队队长，走在整个队伍最前头。妈妈把当年我在幼稚园的照片一直珍藏着。七十余年了，现在我手头尚有三四张那时的照片。 小亚弄店 妈妈出院后，家里雇用了一个长年保姆，小小的廉租房里显得有点拥挤。这位女佣曾经跟随前主人家去中国的唐山市住过一段时光，她经常提到的是“雪”和“冷” ，因此在我的小小心灵里把祖国和“冷”紧紧联系在一起。 妈妈住院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而我也长高了许多，旧的衣服也穿不了。爸爸买了一部和当年妈妈在厦门用的手摇缝纫机一模一样的英国“胜家”缝纫机。妈妈开始忙于买布料做衣服，还
10、翻箱倒柜把不能穿的和不准备再穿的衣服统统理出来。有一次我从幼稚园回来，推开门只见客厅里多了两个“番仔婆” ，其中一个手里拿着我的一条裤子，边端详边出价，妈妈不回应，就算成交。妈妈为人宽厚，本来就乐善好施，也就不太计较，只是个别出价太低时，道出衣服面料质地，对方稍一加价就同意了，所以不用多久就全部卖光。这两位“番仔婆”也许得了甜头，每隔几天又来问， “还有衣服卖吗？”直到我们搬出廉租房，还追到新居来续“旧情” 。 住在廉租房的房客家里若是添丁或收入增加了，就自动搬出去，找更适合自己的住宅。我们在万隆只住了三年多却搬了五次家。有一次爸爸盘下了一家小亚弄店（杂货店） ，周围居民都是本地人。 我们的小
11、亚弄店也雇了一个长年保姆管烧饭和打扫卫生，但我和爸妈的衣服都交给小洗衣坊了。小亚弄店因地处本地人居住区，他们更喜欢买小包装的砂糖、咖啡等。为此，爸爸妈妈每天晚上都要把大包装一分为二，或三或四，顺应当地习惯，这非常重要。有时我也喜欢凑热闹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唯独令我不安的是那些在天花板上爬来爬去的壁虎，甚怕它们中有的会掉下来，当地人传言壁虎一旦钻进人耳朵，耳朵就会变聋。更加令人惊奇的是被斩离的壁虎尾巴生命力极强，会不停地翻腾，据传若与“母体”接上，将会完好如初。是年春节除夕夜，爸爸在小店门外一棵小树上挂了好几串鞭炮，一直放到子夜。次晨只见店门外铺满一层厚厚的红色纸屑。次年的生意也果然更好了
12、。爸爸也开始有心思装扮店堂后面的住家，挂了一幅孙文总理遗像，还有一幅是上海外滩的织锦画。若有其他族裔来访，爸爸总是不厌其烦地介绍那幅织锦，似乎他更着重介绍织锦的技艺而不是外滩的风景。有时他还把画框拿下来就近请人欣赏，荷兰人也好，印尼人也好，看毕都啧啧称奇，说你们中国人就是 Pinter（爪哇话，聪明） 。其实外族人对中国人最为敬佩的是“数学天分” ，中国人的“心算” “珠算”更令他们五体投地。政府机关里，洋人的大公司里，凡和算术有关的工作，他们往往首选中国人。我们的亚弄小店地处该区主要马路边，经常有当地民间小杂耍来到店面外表演、乞讨，或三五成群或单枪匹马。常见的有口腔喷火、赤脚走炭火，还有当地
13、武术如短刀扑打，比起中国武术要朴素，少了花拳绣腿的虚架子；最恐怖的是印度的一种“硬功” ，把一根比筷子粗好几倍的铁棍横穿过左、右脸颊。每遇这种江湖杂耍，妈妈都会走出收银台，拿些硬币，面带浅浅的还有几分同情的微笑，交到人家手上。开始时我还有点怕见这种场面，后来就大着胆子，要妈妈把钱给我，由我代劳。当人家说声 Terimakasi（谢谢） ，多少感受到某种成功行善的喜悦，我也可以做大人们的事。 就在“亚弄店时代” ，我又做出了一个令爸妈吃惊不小的“小动作” 。店里售有一种手电筒上的小电珠（小灯泡） ，买客一般都想看看亮不亮，检验办法很简单。用三四寸长的铜丝，一头系上铜钱，放在电池底部的负极，另一端
14、缠在电珠头上放在正极，一触就亮。我自己模仿几次都亮了，我很好奇想知道电珠里是什么东西在发亮，就放在嘴里咬一下看个究竟，结果叭的一声电珠碎了。我还来不及吐出看看，爸爸手疾眼快，已经把他的右手伸入我的舌面上，把碎玻璃尽可能地耙干净，还令我漱了好几次口，仍不放心，还带我到医院仔细检查确定无恙才回家，一路上狠狠地把我骂了一通。我也懒得解说，也说不明白为什么做出如此愚笨的举动。 有一天我跟着父亲到一位荷兰人的官邸去淘二手家具和餐具，主人见荷兰军队败象已现就逃之夭夭，委托管家处理所有产业。一切都明码标价，爸爸连声说价码公道。我们挑选了很多，我最为满意的是一个长长的西式餐桌和与之配套的八张靠背椅，唯有一点遗
15、憾的是家具和餐具上都刻有或绘有原主人的家庭纹章。这位有皇家爵位的贵族也不知逃到哪里，因为他的祖国早于爪哇沦亡，为德军所占领。 我的小伙伴 妈妈很高兴空荡荡的大厝现在充实了。她第一次可以把娘家亲戚接来做客，不久她就把婉云表姐叫来，在客厅边的一间客卧住了一段时间。婉云表姐是大姨的女儿，大姨先后生了六个孩子，婉云是唯一的一个女孩。 邻里间的小孩玩“过家家” ，我总是当“新郎” ，而“新娘”也总是右邻的一位带有安汶血统皮肤略白的卷发女孩。新郎、新娘各在胸前挂有鲜花编织的花环，而新娘头上还多了一个花冠。一对“新人”逛街时右边一位小朋友举着一大芭蕉叶当着“华盖”给我们遮阳，左边另一位拿着大葵扇为我们送风，
16、尾随其后的一群孩子又唱又跳，引来路人的注目，并以极大的兴趣观看这对“跨国婚姻” 。 我最为要好的朋友叫苏罗诺，比我大两岁，但个子和我差不多，父亲是一位熟练的“金工” ，自己家里有一小车间，内里有车床，墙上挂有各式各样的工具。苏罗诺经常带我瞎逛，去河边抓捕“借居蟹” ，到林间诱捕小鸟，抓虾钩鱼更不在话下。泥鳅是不能钓的只能钩。谈兴正浓的他突然驻足不前，看看我们右手边一条正在哗哗流淌的小溪水，二话不说就跳进急流中，从一块大石头的底下摸出一个大鸭蛋来，看了看，把那湿漉漉的鸭蛋贴在自己的右脸颊上测了测温度，又重新把它放回原处，爬回岸上。见我满脸狐疑，他笑着说那蛋是我放的，明天这个时候就可以孵出小鸭。我
17、看着阳光直射其上的水面，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溪水孵鸭闻所未闻，此事只能发生在阳光直射下的热带溪流。苏罗诺的母亲笃信伊斯兰教，见人都以阿拉伯语问候，她还特别喜欢咀嚼槟榔，还常以槟榔招待来访的女宾（男性一般不吃槟榔） 。爪哇人吃槟榔很特别，先把槟榔果放在石臼里敲扁后放在槟榔叶上，放点香料包好，边嚼边用口中的槟榔渣摩擦牙齿，咀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把口中的黑色唾液吐在盂盆里，吃槟榔者都以牙齿乌黑为美。这种习俗在当时已经很少见，我也只见过一次，以后再也没看到。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空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2 月 14 日，鬼子的空降兵登陆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岛的巨港。清华学校关
18、门。爸爸为了不使孩子失学，联系了六七家福清籍的家庭，请了一位女老师在“细姑”家的汽车库里办了一个塾书式的学习班，学生八九个，年纪大小不一，水平不同。我和阿珍表妹都是小学一年级，我们的国语第一课的内容是“开门见山，山上有树，树上有鸟” ，至今记得一字不错。只有老师有课本，我们每天都要把课文抄下，带回去复习。 “细姑”家离我的家很远，幸好只上半天课。我每天上、下课都要走过很多街区，途中还经过两所学校：一所荷文学校，一所印尼文学校，都是政府公办。还要经过一个很大的公共绿地，经常有附近的学生到那里踢足球或打草地篮球。篮圈是用藤皮编成的，没有篮板，固定在一根大木柱上，为使其稳定，那根大木柱深深埋在土地里
19、。因为是在草地上，很少运球，进攻时主要靠传接推进，因为没有篮板，投篮命中很困难。 有一天我路过这个绿地，只见里三层外三层站着很多观众，走近一看原来正在举行一场很特别的射箭比赛，射手不是站着而是席地而坐在一张草席上搭箭拉弓。 “箭靶”是三个大小不一的球状物由小及大垂直悬挂在 30 米开外。能射中小球者最优。当时我只觉得十分奇特怪异，六年后我在泗水市念初中时在历史博物馆看到一幅描绘古代战争的大油画，一个高坐在大象上的英武战将正在拉弓发箭，箭头直指对方的象阵。此时的我才幡然大悟，射手为何不是站着却是坐着发箭的缘由。而当时作为“靶”的小球状物，无疑是坐在象上的敌将的假想物，位于最下端的大“球靶”应该是敌方大象，居中的“球靶”当然是大象下面步战士兵的假想物。 （作者于 1991 年 4 月至 2008 年 3 月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编辑：刘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