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国高考历年各省录取分数线比较与分析(2012-01-12 18:02:09)转载标签： 全国高考各省分数比较分析山东河北北京上海湖北江苏浙江甘肃陕西分类： 杂谈主要以时间序列来考察中央部属大学分省招生的公平性问题，本节主要考察恢复高考以来各省分数线的整体演变趋势，这也是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具体来说，依据分省招生的数量、基础教育的水平和高等教育资源的丰富程度三个因素来揭示其演变的动因。首先，高考分数线的变化与招生名额的投放有很大关系，即在相同的条件下，招生数量越多，录取分数线就越低；其次，基础教育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该省生源的优劣程度，在同等条件下，基础教育水平越高，分数线也相应越高；最
2、后，高等教育资源的丰富程度决定了招生数量的多寡，也会影响到分数线的变化，其中，高校的数量，特别是“211 工程”院校和“985”工程院校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科一批分数线的高低。本节主要选取这三个因素来反映各省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变化情况。一、恢复高考以来各省分数线的变化趋势高考建制之初，由于招生数在整体上多于高中毕业生数，所以录取分数线也较低，并且实行以大行政区为主的招生体制，所以当时的分数线没有太多实质的意义。1958 年高考制度暂时中断，次年旋即恢复，并从此确立了分省录取制度，至此才出现了分省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但因 20 世纪 60 年代强烈的*因素的干扰，高考制度经历了较大的反复，科目
3、改革频仍，且相关数据散佚难以获取。故此，只研究恢复高考以来各省分数线的变化情况。笔者选取 1980 年、1991 年和1999 年的三个时间点的分省高考录取分数线来研究其基本的走势，之所以选取这三个时间点，出于以下考虑：其一，1977 年到 1979 年考生众多、竞争激烈，属于特殊时期，从 1980 年开始，各项教育事业和高考制度逐步趋于正常；其二，1999 年除广东实行“3+X”改革和上海单独命题之外，其他省区均采用全国卷，分数易于比较，之后因“3+X”改革方案在全国推广，试卷纷繁多样而难以比较；其三，1991 年大致处于两者之间，且大多数省区采用全国卷，分数易于比较。故此，选取以上三个年份
4、的数据。大体而言，三个时段的分数线基本能够反应各省分数线变化的趋势。将 1977 年至 1999 年的各省录取分数线整理如下可以看出：1980 年的录取分数线只有本科和专科（没有列出）两条，理工类最高的为浙江（374） ，其次为江苏（364） 、天津（360） 、安徽（360） 、湖北（356） 、江西（355） 、福建（354） 、辽宁、上海和山东均为 350，北京为 349，与最高的浙江只相差 25 分；最低的为青海（240） 、西藏（260） 、云南（265）和宁夏（270） ，其余省区均在 300 分以上。文史类最高的也是浙江（365） 、其次为湖北（356） 、安徽（340） 、江苏
5、（336） 、福建（333） 、山东（330） 、黑龙江（330） 、北京（329） ，最低的为青海（240） 、西藏（240） 、宁夏（250） 、云南（255） 。由此可见，恢复高考之初的 1980 年，各地分数线相差很小；分数最高的为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省；北京和天津的分数线也较高，而且与最高的浙江相差不大，天津的理科线甚至排名全国第三；文理分数线最低的均为青海、宁夏、西藏和云南等西部边远省区。再来看 1991 年的高考分数线，该年除了上海（上海卷） 、湖南、海南、云南（“三南”卷）和广东（标准分）之外，其他省区均为全国卷（原始分） 。理工类重点线最高的为浙江和江苏，均为 547，其
6、次为湖北（544） 、安徽（539） 、河南（533） 、江西（532） 、山东（531） 、四川（531） ；最低的为西藏（370） 、青海（435） 、云南（447）和贵州（471） ，北京和天津分别为 490 和 495，与西部的甘肃（497）和新疆（499）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仅比前面最低的四个省区和山西略高；文史类重点线最高的是湖南（499） ，其次为山东（497） 、安徽（493） 、浙江（491） 、湖北（491） 、河南（490） ，最低的依次为西藏（350） 、青海（400） 、1977 年至 1979 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分别达到 573.1、610.2 和 468.4 万人，
7、录取率也分别只有 4.76、6.58和 5.87，属于较为特殊的时期。参见杨学为.中国考试改革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 363 页.云南（440） 、山西（443） 、贵州（447）和甘肃（448） ，北京的分数为 455，还低于新疆的 456，天津为 460，也基本上处于后列。该年北京的理科录取线与最高分数线相差 57分，文科录取线与最高分数线相差 44 分。从以上三年高考分数线的整体走势来看：第一，全国各地的高考分数线呈现整体升高的趋势，这既与高考科目和内容改革有关系，也是随高考竞争的水涨船高而反映出文化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升；第二，分数线一直较高的省份是江苏、浙江、湖北
8、、安徽、山东和江西等，基本为中部或东部地区的省份，原来分数较低的河北、河南、山西等省份，近来分数线也有逐渐升高的趋势；第三，三年中分数线一直较低的省区有西藏、青海、云南、甘肃和新疆等，这与其基础教育较为落后有很大关系；第四，北京、上海和天津的录取分数线在恢复高考之初还是相对较高的，但整体走势是逐渐降低，近期甚至还低于西部的某些边远省区，与高考大省分数线的差距逐渐拉大。这就是各省分数线变化的整体趋势。那么，各省高考分数线的整体走势为什么会呈现如此的特点？其背后的动因又是什么？这是下面将要研究的问题。二、招生数量与高考分数线的变化毫无疑问，高考分数线的起伏变化是由教育内外部的多种因素造成的。由于实
9、行分省定额录取的制度，所以各省招生量的多寡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分数线的高低。当一个地区招生名额多、入学机会相对充裕时，高考分数线可能就会 4221980 年，高考文理科总分均为 530 分，外语成绩按 30记入总分；1991 年，文科总分为 640，理科总分为710；1999 年实行原始分的省份高考总分文理均为 600，实行标准分的省份高考总分文理均为 900。1980 年的高考总分参见谢青 汤德用.中国考试制度史Z. 合肥：黄山书社，1995，第 816 页.随着入学机会的增多而降低，反之，则有可能升高。下面就以 19772002 年的各省本专科招生数 423 和高中毕业生数 424 的变化
10、来考察各地入学机会的演变，并分析这一演变对分数线变化的影响。无疑，最为理想的指标是用本专科招生数和报考人数来反映入学机会对分数线的影响。但因历年的分省报考人数数据不易获取，故此，用高中毕业生数来替代报考人数。为了进一步明确用毕业生数代替高考报名人数的合理性，笔者选取了19992003 年的分省高中毕业生数和分省报考人数 425，对两者做了简单的相关性分析，发现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976、0.976、0.983、0.985、0.993。可见，两个数据呈高度的正相关。虽然高中毕业生数与报考人数在早期会有较大差异，426 但这对各省报考人数占全国的比例影响并不显著。此外，笔者还用 1978 年至
11、2003 年各省本专科招生数和各省总人口数 427 做了一个入学机会指数变化的表格，428 并与表 4-2-2 做了对比，发现虽然各省入学机会指数的具体数据有所不同，但整体演变的趋势却有相似之处。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用各省招生数和高中毕业生数所得的结果可以更好地解释入学机会对分数线的影响。因为用总人口这一指标既没有反映出适龄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各省基础教育水平的差异。因此本文选用以高中毕业生数为基准的入学机会指数来反映招生数量对高考分数线的影响。具体来说，分别求得各省招生量占全国的比例和各省高中毕业生数占全国的比例，用前者除以后者就得到入学机会指数。对于入学机会指数，基本的解
12、释为：如果比值为 1，说明该省入学机会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同，大于 1 则说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属于受益者；小于 1 则说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以判断为受损者。将 19782002 年的数据依照上面的公式制成表 4-2-2。从表 4-2-2 中可以看出：第一、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和陕西 5 省市的入学机会指数一直大于 1，说明这些省市的入学机会水平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京津沪的分数线持续降低大致就是由充裕的入学机会所致。但北京在恢复高考之初到 80 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里，入学机会指数并不是很高，大致保持在 1.9 左右的水平，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北京分数线相对较高的原因。对此的解释是：北
13、京的文化教育水平一直处于全国前列，再加上“文革”后返乡的知识青年大量涌入北京使得高中毕业生数保持了较大规模，所以，当时北京的高考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其他省区的情况，这便是“文革”后北京分数线相对较高的原因。从上海的情况来看，恢复高考之初其入学机会指数就保持了较高的水平，最高的年份为 1982 年的 5.77，而在此之后的趋势则是持续降低。天津的入学机会则大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水平，基本上在 2.02.6 之间。陕西和辽宁历年的入学机会指数也都保持了大于 1 的水平，其原因是人口相对较少而高等教育又比较发达。吉林、黑龙江、江苏和福建大部分时间也都保持了大于 1 的水平，位于全国前列，基本属于持续的受
14、益者。第二、再来看高考分数线较高省份的情况，大体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江苏和湖北为代表的入学机会多且分数线也高的省份，另一类是入学机会少而导致的分数线高的省份，如浙江、山东和江西等。先看第一类省份，江苏除了在恢复高考之初的几年中，入学机会指数小于 1 之外，其他年份大致在 11.5 之间，湖北除了在 1982 年之前小于 1 之外，其他年份也都大于 1，这说明虽然这两个省的分数线很高，但其入学机会指数并非低于而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究其原因，是省内高校众多且基础教育发达所致。笔者以为，与其说两省入学机会的充裕没有导致像北京那样高考分数线出现持续降低的情况，还不如说是两省发达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为
15、他们赢得了较多的入学机会。再看第二类省份，从浙江和山东的情况来看，两省的入学机会指数在大部分时间都小于 1，浙江基本上保持在 0.8 左右的水平，山东则保持在 0.60.8 之间。较少的入学机会导致了这些省份较高的录取分数线，这基本符合我们的前提假设。将两类情况对比分析，高校数量的多少是导致入学机会多寡的重要原因，此原因在下文将做详细分析。第三，再来看西部省区的情况。西藏的入学机会指数一直大于 1，说明其入学机会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由于地处边远的青藏高原，西藏的基础教育长期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这也是分数线较低的重要原因。总之，对西藏的倾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原因和民族政策的考虑，是加
16、强对边远地区*控制的有效手段；贵州的情况较为特殊，它的入学机会指数在恢复高考之初还保持在大于 1 的水平，此后持续减小，最低达到 0.62，从1999 年开始又恢复到大于 1 的水平；甘肃的入学机会指数一直都较低，基本保持在0.550.85 左右的水平；而青海、宁夏和新疆的情况则是初期入学机会指数较高，随时间推移入学机会指数持续降低。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三省区的指数基本都大于 1，到 2002 年其指数分别下降为 0.55、0.60 和 0.81。可见，三省区落后的基础教育水平和较少的入学机会共同导致了较低的录取分数线。从全国的整体情况来看，尽管各省的入学机会指数变化的趋势各不相同，有的
17、持续较高，有的持续降低，也有先降后升的情况。但从整体情况来看，全国各省之间的差异程度表现出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的趋势。1980 年全国各省入学机会指数的标准差为 1.75，至 1986 年缩小到 0.77，之后再扩大 1993 年的 0.94，此后这一数字不断缩小，2001 年达到最小值 0.43。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和社会力量介入到高等教育办学活动中，各省区高等教育和地方经济协调发展的程度各异，集中反映在招生领域便是计划内和计划外并存的双轨制。经济因素在高校招生领域的体现致使各地入学机会的差异增大。1999 年扩招之后，入学机会总量的扩大使各
18、省录取率有了大幅提高，省际之间入学机会的差异程度开始缩小。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用数据是各省本专科招生的总数，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省入学机会的整体水平，但影响高考分数线（重点线）变化最为显著的因素则是重点批次的招生量，各省录取重点线的不断拉大并不能从总招生数的变化完全得以体现。因此，以高中毕业生数为基准的入学机会指数的演变，只能从宏观上描述各省整体入学机会的演变，对分数线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参照作用。同时，由于仅做全国整体入学机会的差异分析，也可能无形中缩小了个别省际之间的入学机会差异程度。因此，要想对高考分数线演变做更深入的分析，还需采用更精细的指标或进行微观的个案研究三、高等教育资源与高考分
19、数线的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丰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招生量的多寡，从而影响到高考分数线的变化。由于历史遗留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原因，高等教育资源在东西部地区和省际之间的分布是很不均衡的。特别是在高等教育系统引入市场化机制以后，更加恶化了高等教育资源在地域间的平等分布。首先来看高等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的分布。以 1997 年为例，全国共有高校 1020 所，中央部委属高校有 345 所，其中 2/3 （269 所）的学校集中分布在 1/3 （12 个）的省份，另外 2/3 的省份只拥有 1/3 的部委属高校，贵州、西藏和青海三省区连 1 所部委属院校都没有。自 1953 年确定重点大学的原则之后，许
20、多高校都经历了升沉起伏的剧烈变迁，一会归属中央部委，一会划归地方。一般来讲，各部委通过划分学校的大区布局，直接调整中央部属院校招生指标的分配，促进了各地区之间高等教育朝向均衡的方向发展。最典型的为农业部，其直接管理的七所重点农业大学，均匀地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和西北地区，均衡的布局较好地促进了全国农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但对于其他大多数中央部委来说，情况却不尽如此。以原国家教委所属院校为例，在其管辖的 12 所理工大学中，10 所集中在东部，只有两所在西部。可见，部委属院校在全国的地理分布是极不均匀的。与东部相比，西部不仅全国重点大学少，而且高等学校也少。在东部沿海 10 个省
21、份，平均每 1000 万人口拥有 22 所高校，而西部仅为 16 所。无论是每 1000 万人口过去曾拥有的全国重点大学数，还是如今的“211 工程”大学数，东西部的差距都很大，西部 1 亿人口拥有的“211 工程”学校数不到 6 所，而东部 1 亿人口拥有 12 所之多。430 以在校大学生数为指标进行对比，东西部之间的不均衡更为严重。1997 年，西北地区普通高校在校生数占全国的比例仅为 8，西南为 10，而华北 5 省区占 16，华东 7 省市占 29，中南占 23，东北占 13。与人口比例相比，存在着更为明显的差距。1997 年，西北地区人口数占全国的比例为7.1，西南地区占 16，即
22、西部地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23，而西部地区在校大学生数占全国的比例仅为 18，两者相差 5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与西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部地区的人口数占全国的比例仅为 49，而在校大学生数占全国的 58，两者相差 9 个百分点。431 由此可以看出，东西部的高等教育规模与人口规模不相适应，东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明显多于西部地区。再从来看高等教育资源在省际之间的分布。以 1997 年为例（见表 4-2-3） ，全国共有高校 1020 所，北京最多为 65 所，其次为四川 64、辽宁 62、湖北 54、河南 50，最少的为西藏 4、宁夏 5、海南 5 和青海 6；从部委属的院校来看，也是北京最
23、多为53 所，其次江苏 30、四川 26、辽宁 26、上海 23、湖北 23，最少的为西部的贵州、西藏和青海均为 0 所；从校均学生数来看，全国平均水平为 3112 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有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江苏、山东、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四川和陕西，除后三个省市之外，其余的均为东部和中部高等教育较发达的省份；从生均固定资产额来看，全国平均水平为 2.6444无论是高校数、部委属高校数还是生均固定资产额，东部发达省份和西部边远省份都存在较大的差距，高等教育资源在全国各省之间的分布相当不均匀。毫无疑问，中央部委属高校比较集中的省份，分配到的招生指标自然较多，也就是当地学生接受高等
24、教育的机会比较充沛。以北京市为例，1999 年，该市高考计划招生 3.5 万多名，其中 1 万多名招生指标来自在京部属高等院校，6800 多名来自外省院校。432 从各省录取情况来看，中央部属院校大多是第一批录取的院校，所以部属院校数量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重点批次录取线的高低。由于各省第一批录取高校的名单并不完全一致，并且在经过上世纪 90 年代末的院校调整之后，许多部属高校也被调整或下放，因此要准确地统计第一批录取院校的招生情况相当困难。为了直观地描述代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重点高校分省招生的情况，仅对 2004 年“985 工程”院校的招生情况做一分析。从地理分布来看，34 所“985
25、工程”院校（一期工程）分布于 4 个直辖市、13 个省会城市和大连、青岛、厦门三个沿海城市。从表 4-2-4 中可以看到：从招生数来看，湖北、山东和广东分列前 3 位，其次为四川、江苏、湖南、辽宁、浙江，这些省份的招生数都在 7000 人以上，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6305、4106 和 3569 人，招生量最少的为西藏、青海、宁夏；从报考数来看，最多的省份为山东、河南和江苏，其次为河北、广东、湖北、湖南，均为人口大省，最少的为西藏、青海和海南；用招生人数除以报名人数得到录取比例，上海位列第一，其比例为 6.86，其次为天津（6.18） 、北京（5.05） 、重庆（4.95） 、吉林（4.51
26、） 、辽宁（4.10） 、青海（3.98） 、湖北（3.60） 、海南（3.59） 、四川（3.36） ，这些省份除了青海和海南之外，其他省市均有“985”院校，而报考人数最多的山东（2.31） 、河南（1.32）和江苏（2.41）分列第 18、30 和 17 位，西部地区除了青海因报考人数少而排名较为靠前之外，其余的西藏、甘肃、宁夏和新疆分列第31、22、16、21 位，也都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从考生数和录取数的比例来看，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 4 个直辖市和吉林省受益最大，录取比例都排在前几位，这即是京津沪等地录取分数线持续降低的原因；中部的河北、河南、江西、安徽、山东等省报考人数和录取人数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录取比例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属于最大的受损者，导致了其录取分数线一直居高不下。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由于河北、河南和江西省没有“985 工程”院校，另外也与它们相对落后的基础教育水平有关；从浙江、湖南和湖北的情况来看，其录取水平基本处于平均水平以上，大致可以判断为受益者；从西部省区来看，除了青海因人口较少而录取率较高之外，其他省区的录取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西部省区在竞争时因基础教育落后而处于不利状态，同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匮乏导致了其较少的入学机会。因此， “985 工程”院校在录取时带有较明显的地域倾向，没有很好地体现对西部倾斜的政策。总之，从“985 工程”高校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