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和启示内容摘要：发展中国家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社会，需要从确立基本经济制度、选择发展战略、调节收入分配、调整宏观政策、完善体制机制等五个方面入手。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风险来自于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矛盾，避免落入陷阱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长期着力点是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参与发展的能力。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发展战略，深化改革一、为什么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简要的分析框架总结先发国家长期持续经济增长的历程、后发国家成功实现经济追赶而成为发达国家的经验、部分国家长时间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教训，我们认为
2、可以从经济制度、发展战略、收入分配、宏观政策、体制机制等五个方面，分析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增长、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社会的必要条件。（一）僵化的经济制度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在目前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中，隐含的假设是所有经济系统都采用市场经济体制。诚然，迄今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以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体，但人类近代历史上并非只有市场经济这一种制度。在上世纪超过一半的时间里，前苏联、东欧等国都实施过计划经济或命令经济，也曾一度获得了较快、甚至超过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部分国家实现了基本工业化。但计划经济的内在缺陷及其上层建筑所存在的问题，使这些国家虽然在上世纪
3、后期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但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徘徊，最终未能依靠计划经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由于选择了错误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国家才普遍遭遇了“中等收入陷阱”。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上实行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的绝大多数国家都纷纷向市场经济转轨。在从计划到市场激进转轨的过程中，部分国家的经济一度出现持续几年的负增长。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通过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并较快地融入欧洲统一市场而实现了经济复苏和增长，目前已经成为高收入国家。而俄罗斯经过艰难转轨，2007 年按 PPP 计算的人均 GDP 接近 15000 美元，也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Shleifer，2005；
4、CIA，The World Factbook）。（二）长期封闭的或内向的发展战略延缓了技术能力的提高开放的世界经济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扩张的全球需求使各国在产品的生产上实现更深入的专业化分工。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而融入国际市场，学习先进技术，提高管理技能，实现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世界银行（2008）将“引进了国际所知（knowledge），输出了国际所需”作为成功的后发高增长经济体的首要特征。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能够使发展中国家积累起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从而有助于其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出口导向战略使国内工业直接面向全球市
5、场竞争，促使国内企业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在实现用制成品出口代替资源和传统初级产品出口的过程中，积累了外汇资金，获得了产业经验和技术能力。即使其国内市场规模小而不足以支撑国内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仍可以通过参与全球市场而在自身最擅长的领域实现专业化、规模化，从而建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获得较高的增加值收益（World Bank，2008）。东亚地区的“四小龙”正是因为致力于促进面向出口的工业部门的发展，扩大对外贸易，使出口产品多样化、复杂化，才成功实现了工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转型，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了高收入社会。相反，大部分拉美国家之所以未能像东亚成功者那
6、样成为高收入国家，与其没有及时调整进口替代战略不无关系。进口替代战略的初衷是保护刚刚起步的幼稚工业不致被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所摧垮，以支持其成长壮大。应该说，进口替代战略在初期是有效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 30 年间，大多数拉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南方委员会，1991）。但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不但国内市场需求增长有限，而且也失去了为应对全球竞争而持续进行技术学习的压力和机会。由于没有及时调整，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不仅没有实现促进大规模现代产业发展的初始目标，还阻碍了农业和中小企业的自主发展（速水佑次郎，1998）。（三）要素升级与产业能力建设步伐迟缓要
7、素（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积累对于发展中国家固然重要，但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最终经济增长率将取决于技术进步率。先行国家在 19 世纪后期实现了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向效率和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根据索洛的测算，美国 20 世纪前半期工人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中，有7/8 要归因于“技术进步”（不单指新产品、新工艺，还包括在资本、劳动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引起产出增加的所有因素，比如人力资本投资和用于研发的无形资本投资）。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的研究工作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兴起，将技术进步看作是内生的，认为知识具有外溢效应，知识投资是边际收益递增的，能够弥补甚至超
8、过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按内生增长理论，只有建立起有利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创造的激励机制，实现要素驱动升级，推动生产率提高较快的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上升（即实现产业升级），中等收入国家才可以避免出现投资收益递减，实现持续增长，最终进入高收入社会。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时无法实现要素升级，是中等收入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无法以要素升级应对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是前苏联。苏联的经济计划可以认为是在政府指令下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以推动经济的极端情形（速水佑次郎，1998）。但苏联的经济增长长期都主要来源于资源投入的增加，资本的快速积累导致资本边际生产力急剧下
9、降到几乎为零（Easterly 和 Fisher，1995）。在人口红利消失时无法实现产业升级，也是中等收入国家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随着现代产业的持续扩张，中等收入国家曾一度被认为无限弹性的劳动力供给将难以维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会消失，工人工资也随之上涨。因此，如果不能提升劳动者技能和技术水平，中等收入国家的生产率无法持续提高，经济的持续增长就难以实现。（四）不能有效解决好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公平问题贫困问题已从低收入国家的顽疾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过去 10 年，一大批低收入国家晋升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全世界低收入国家的个数从 60 个左右下降到 39 个。与此对
10、应的是，1990 年世界上贫困人口的 93%生活在低收入国家，而到 20072008 年全世界约 10 亿贫困人口（人均日收入1.25 美元以下）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占世界贫困人口的 72%左右（Sumner，2010）。这反映了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忽视了收入分配问题，而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大，将会成为影响中等收入国家最终能否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重要因素。早期研究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实现公平：库兹涅茨提出了著名的“倒U”假说，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不平等程度先增大而后减小。但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增长性贫困”现象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够导致收入差距的必然
11、缩小，而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首先，如果一部分人长期不能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他们就可能最终采取一些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行动，使增长进程受到干扰或被打断。第二，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会代际转移，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后代在发展机会上的不平等，降低了人们为经济增长做出更大奉献的意愿。第三，严重的不平等可能成为政治动荡的根源（以上三点见 World Bank，2007b、2008）。第四，中等收入阶段保持增长最核心的内容是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但不平等可能影响生产性投资，特别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第五，过高的收入差距给政策当局极大压力，这反而容易导致错误的政策选择和糟糕
12、的经济后果（Sachs，1989）。第六，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拉大导致内需萎缩，引起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相反，经济增长越公平，经济就越有可能保持持续增长，因为公平带来更少的争论、更小的发展阻力。根据 UNDP 在 2002 年对中国城市家庭的调查，超过 80%的回答者认为收入分配“不够公平” （48%）或者“很不公平”（34%）（UNDP，2005）。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人都有较多的机会参与经济活动，因而人们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通常更高。但如果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差距的问题会突现出来，现有不平等水平将更不容易被社会接受，可能带来更多的社会不满和摩擦。这要求政府一是要确保穷人能获得必要的收入
13、，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减少和消除贫困；二是要有效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使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不能过大（World Bank，2008）。（五）制度建设与制度质量难以满足高收入阶段的需要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下，即使制度质量不高、社会问题突出，一个国家也可以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使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从低收入社会进入中等收入社会。但正如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 Rodrik 所言，启动经济增长和维持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两码事前者只需要一些有限的改革，对一国的制度质量并无过高要求；后者则要求建立起一个健全的制度基础，以赋予经济、社会抵御各种冲击的能力，并保持生产的活力（Rodrik，2007）。当一国
14、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如果没有制度质量的提升，就难以进一步增长，难以翻越“高收入之墙”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成为发达的现代国家。法国 INSEAD 学者 Fats 和 Mihov 提出了如下图所示的经济增长和制度质量二维坐标系：横轴是人均 GDP；纵轴是世界银行 2005 年发布的制度质量指标，反映各国的政治稳定、政府效率、法制建设、腐败状况与管制质量等社会因素，该指标越低一国的社会问题越突出。在人均收入大致位于 9000 美元和 13000 美元的地方画两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很多国家都落在这两线之间的区域，这个区域被称为“高收入之墙”。“高收入之墙”实质上是“制度质量之墙”，它把所有国家分
15、成几个区域：凡是制度质量指数较高的国家，人均 GDP 绝大部分都超过 13000 美元，集中分布在右上区域。制度质量不佳、人均 GDP 却高于13000 美元的国家只有沙特，处于右下区域2011 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也波及到了沙特阿拉伯。虽然沙特政府采取了为国民发现金的方式缓解了国内矛盾，但沙特阿拉伯是否能够永远在现有的制度下维持高收入社会的地位仍未可知。制度质量指数较低的国家，集中分布在左下区域，其人均 GDP 可以在从800 美元到 10000 美元的各个水平（Fats & Mihov，2009）。根据该统计分析所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段，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即使不很高
16、，也可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使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要翻越人均 GDP 水平900013000 美元这个高墙而进入高收入国家，就必须进行系统的改革，建立高质量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简单地讲，要从中等收入社会进入高收入社会，必须翻越这个“制度质量之墙”。二、中等收入国家落入“陷阱”的主要风险一个国家从低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经济总量增加、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更是一个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过程。不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而改变，维系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也会发生改变。如果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及时调整、制度不及时改革和完善体制，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
17、社会和谐会被打破，一个国家可能长期处于经济低迷、社会动荡的状态，长时间难以经过中等收入阶段而进入高收入社会。在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情况下，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危险来自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发展战略错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下，一个国家必须参与全球竞争才能够获得市场空间，保持经济活力，在竞争中实现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这是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外部原因。如果采取对外封闭的发展战略，其经济增长的潜力得不到发挥，一国就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二，要素升级迟缓。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增长初期主要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廉价自然资源和引进技术启动经济增长。但由于在教育和科
18、学技术方面的投资不足，导致中等收入国家人力资源质量提高不快、产业技术能力不强，难以支持企业迅速提高生产率以保持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要素升级迟缓使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受到制约，难以缩小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三，收入分配不公。一次分配主要受市场竞争的直接约束，但中等收入国家的一次分配可能因为劳资关系的制度不健全而长期内不公平。中等收入国家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二次分配制度往往也不健全，常导致全社会的两极分化，出现尖锐的利益冲突，最后引起社会不稳定和内部纷争，经济增长进程被打断，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中。第四，制度建设滞后。一个落后国家要启动经济增长并不困难，但随着经济增长的启
19、动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经济活动和经济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矛盾冲突越来越多。如果不及时进行深入的改革和系统的制度建设，不能及时完善法律制度、加强政府能力培养、加强社会监督、扩大人民参与权、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一国可能出现经济停滞、社会失序与冲突加剧，打乱经济增长的历程。在中等收入阶段，全面的制度建设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三、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和高速增长，我国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得益于我国坚持开放的发展战略，坚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并基本建立了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
20、。因此，我国有保持经济增长，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一）改革开放形成正确的发展战略经济增长理论和各国发展实践表明，过去三十多年我国所实行的改革与开放的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我们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自主创新的战略，因为正是这些战略使我们迅速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上中等收入国家，同时为我们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最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奠定了物质基础，积累了发展经验，建立了制度保障。（二）科学发展观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有比较科学的判断和长期部署，对我们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问题也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并有我们自己的战略选择。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实际上包含了如何实现
21、持续增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内容。从经济上看，由于我国内部市场巨大、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本充足、产业发展经验丰富，我们在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具有其它许多国家都不具有的优势，我们在保持经济的竞争力方面有较好的条件。从社会发展上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国也开始更加注重区域协调，强调民生建设、文化发展、环境保护，强调要及时化解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四、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如果说发展战略的选择、要素和产业结构升级并不是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风险，那么最大的风险来源于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的拉大，而化解风险的根本出路是加快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一）日益凸现的贫富分化是导
22、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风险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大的根本重要原因。由于多年来户籍制度形成的身份差异导致的权利不平等，更加恶化了这种城乡差距状况，特别是体现在公共服务的巨大不平等上。另外，改革开放以来在提倡“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分配制度以提高经济效率”等政策的同时，未能及时建立健全相关的税收调节、财政支出和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机制，加上要素流动不畅、市场竞争不充分、行业垄断普遍、贪污腐败盛行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状况在过去 20 年中持续恶化。可以说，日益扩大的城乡、区域以及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屡禁不止的官员腐败，进展缓慢的法治建设，公共服务方面的巨大
23、差异，使我们的社会积累了不少的社会矛盾，潜藏着较大的社会危机。（二）深化改革是我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出路有关国家的经验表明，完善经济社会制度、提高制度质量是实现持续增长、迈向高收入社会的必要条件。我国明确了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民主政治、建立法治社会的目标，科学发展观为我国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我国顺利实现现代化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和谐的高收入社会提供了指南。但就目前情况看，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改革进程进展不明显，转变发展方式进展迟缓。最根本的原因是，多年改革和发展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而进一步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受当前利益格局的制约较大。为此，我们不但需要提高增长质量、重
24、视民生、缓解社会矛盾，推动全社会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同时需要坚定的政治意志和坚强的政治领导，通过对政府组织的强有力的掌控和对改革过程的有效领导，推动系统全面的制度建设，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中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必须是全面制度建设的过程，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同时是中国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三）加大教育投入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长期性、根本性举措中等收入国家处于由要素驱动向效率和创新驱动的转型阶段，全社会人力资本的提高是中等收入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加大教育投入是我国既需要长期坚持，又必须当下着手的工作。要确保义务教育的全覆盖和高质量、提
25、高职业教育的针对性、加大高等教育的开放性，提高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所有人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能力。在我国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完善、人人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机会趋于平等的情况下，持续的教育投资既可为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提供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源，更会为中国经济进入高收入阶段、中国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培养有参与意愿、有参与能力的合格公民。参考文献：1蔡昉：“结构调整的国际经验”，比较，2010 年第 6 期。2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第 3 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3Easterly， W.， Fischer， S.， 1995， “The Sovie
26、t economic decline”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4Fats，A.， Mihov，I.，2009， “The 4 Is of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INSEAD.5Fischer， A.M.， 2010， “Is China Turning Latin？ Chinas balancing act between power and dependence in the lead up to global cri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2（
27、6）： 739757.6Rodrik，Dani， 2007， 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丹尼罗德里克，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全球化、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中信出版社）。7Sachs， J.D.，1989， “Social Conflict and Populist Policies in Latin Amrican”， NBER Working Paper NO.2897.8Shleifer，
28、A 2005 “A Normal Country： Russia after Communis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5， Winter Pages： 151174.9Sumner， A.， 2010， “Global Poverty and the New Bottom Billion： What if Three-Quarters of the Worlds Poor Live in Middle-Income Countries？”， IDS Working Paper.10UNDP，2005， “Human Developmen
29、t Report 2005”。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11World Bank， 2007a，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中文译本：吉尔等，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信出版社，2008 年版）。12World Bank， 2007b，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al Update”。13World Bank 2008，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14World Bank， 2010a， “Malaysia economic monitor： growth through innovation”， Working Paper.15World Bank， 2010b， “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adate 2010： Robust Recovery， Rising Risks”， Working Paper.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课题负责人：刘世锦课题协调人：张军扩 侯永志 刘培林执笔：高世楫 卓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