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祥旭 .未名堂第一篇 政治理论第1 章 什么是政治鉴于人们之间充满分歧，政治颇有些让人激动。政治首先是一种社会活动，它永远是双向的交流，而非个体的独白。离群索居的个人，如鲁滨逊克鲁索，或许会形成简单经济和生产技能等，但绝无可能参与政治，只有星期五之类的男人（或女人）到来后，政治方才产生。不仅如此，政治的核心分歧，也延伸至政治学的性质及其应如何研究上来。人们对于如下两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1）哪些因素使社会互动具有“政治性”？（2）如何以最佳的分析方法、解释政治？1.1政治的界定政治在最广义上是人们制定、维系和修正其生活的一般规则的活动。政治也是一门学科，它研究的显然就是这类活动。政治与冲
2、突及合作的现象联系紧密。一方面，不同或对立的观点、期望、需求和利益，很可能使人们对生活规则并无一致的看法；另一方面，人们认识到，要想影响这些规则或确保这些规则得到维护，他们必须和他人协作汉娜 阿伦特因此将政治权力定义为“协同的行动”。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常常把政治的核心描绘为冲突解决的过程，对立的观点和竞争性利益在此过程中相互妥协。不过，我们最好将这种广义政治理解为寻求解决冲突的过程，而不是其最终解决，因为并非所有的冲突都会得到解决或能够得到解决。多样性和稀缺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使政治成为人类状况的必然特征。任何厘清“政治” 含义的尝试都必须处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政治”一词在日常语言中使用
3、时使人产生诸多联想，换句话说，政治是个诱导性的术语。大多数人会认为，经济、地理、历史和生物知识学术的科目，但要说到政治，却很少有人不会怀有先入之见。比如，许多人会想当然地假定研究政治的学者和教师必然带有某种偏见，而很难相信该学科能够以不偏不倚、完全客观的态度加以研究。更糟糕的是，人们还往往认为政治是“肮脏”的字眼：它以方便使人联想到麻烦、混乱甚至暴力，另一方面又与欺骗、操纵和谎言纠缠不清。因此，任何界定政治的尝试，都必须摆脱这些联想的约束。第二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即便是德高望重的权威学者们，对政治的含义也观点不一。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界定政治，如权力的行使、权威的运用、集体决定的做出、稀缺资源的分
4、配、欺骗和操纵的使用等不一而足。冲突（conflict）指对抗力量之间的竞争，反映了观点、偏好、需求或利益的多样性。合作（cooperation）指协同努力，提供过集体行动达到目标。权威（authority）权威可最简单地定义为“正当的权力” 。权力是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而权威则是发挥此影响的权利。因此权威的基础是公认的必须服从的义务，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强迫或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威是披着合法和正当外衣的权力。根据服从形成的基础，韦伯区分了三种权威类型：传统型权威来源于历史，克里斯玛型（超凡魅力，charismatic）权威来自个人的非凡品质，法理性（legal rational）权威则建立在
5、一套非人格化的规则基础上。新祥旭 .未名堂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政治有多种可以接受或者说合理的含义，是个有“ 实质争议” 的概念。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看法可能纯粹是对同一概念（纵使必定有些模糊）的不同理解。不管我们讨论的是对立的概念还是不同的理解，关于“政治是什么”的争论都值得继续谈就下去，因为它揭示了该学科研究中一些最深层次的知识和意识形态分歧。对政治的不同观点如下： 作为政府艺术的政治 作为公共事务的政治 作为妥协和共识的政治 作为权力和资源分配的政治作为政府艺术的政治据说德国首相俾斯麦曾在国会称：“政治不是科学而是艺术。”俾斯麦心目中的艺术，意指政府的艺术，也就是制定与实施集体政策，
6、在社会内施加控制。这大概属于由古希腊时期的最初政治含义发展而来的古典政治定义。“政治”一词源于希腊语 polis，字面意思是城邦。古希腊社会曾遍布着独立的城邦，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政府系统。政治由此可以理解为城邦的事务实际上就是“与城邦有关的事务”。这一定义的现代形式因此可以转换为“与国家有关的事务” 。这种关于政治的看法在日常用语中非常明显：人们担任公职，便被视为“ 从事政治”；若试图担任公职，则被认为“正要涉足政治”。政治学界对这种定义的历久不衰也起着推动作用。政治就是“与国家有关的事务”的观念，在许多方面都是政治学学科的传统认识，学术研究往往围绕政府的人事组成和机构。研究政治实质上就是研究
7、政府，或者更为宽泛一点，就是研究权威的行使。戴维伊斯顿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这种观点，将政治界定为“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伊斯顿认为政治包含多个不同过程，政府在这些过程中对社会压力做出反馈，特别是通过利益、奖赏或惩罚的分配来达到目的。“权威性价值”因此为社会广泛接受，并且被认为对广大民众具有约束力。根据这种观点，政治与政策相联系，亦即与正式或权威性决定联系起来，而这些决定确立了共同体的行动计划。这种定义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政治的范围。政治发生在政体内部，而政体这种社会组织系统的核心是政府机构，因此，政治发生在内阁、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之类的场所，参与者包括显赫的政治人物、文官和游说者
8、，数量有限且属特殊群体。这意味着大多数民众、机构和社会活动都游离在政治“之外”。同样，完全将政治描绘成国家范围内的活动，忽视了国际或全球因素对现代生活日益增大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讲，该政治定义实为民族国家时代认定民族国家是世界事务中完全独立的行为者的残余物。而且，人们也日渐认识到，管理复杂社会的任务不再只由政府负责，它还涉及范围广泛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组织。政城邦（polis）希腊语，即城市国家（city-state），传统上被认为是最高和最可取的社会组织形式。治理（governance）治理是比政府更为宽泛的术语。尽管它仍无固定和公认的定义，但它在最广义上是指协调社会生活的各种方式。因此政府
9、可视为参与治理的机构之一；“没有政府的治理” 是可能的。主要的治理方式有市场、等级和网络。该术语的广泛使用反映了国家/社会划分的模糊化，这是新公共管理形式、公私伙伴关系、政策网络以及超国家和次国家组织等发展变化的结果。有些人指出治理代表着放弃指挥和控制机制，而转向依靠咨询和协商，另一些人则认为，治理意味着偏爱“更少政府干预”和自由市场。政体（polity）通过行使政治权威组织起来的社会。对亚里士多德来讲，是指为实现所有人利益的多数统治。新祥旭 .未名堂府正逐渐被“治理” 的概念所代替恰恰反映了这种认识。上述定义仍可做进一步的限定。认为政治是政党政治对应物的倾向显然反映了这一点。换句话说，“政治
10、的”领域，仅限于那些由意识形态信仰自觉推动的国家行为者，以及意图借参加政党等正式组织而获得晋升者的活动范围。政治人物正是在此意义上被认为是具有“政治性”，而文官，只要根据中立和职业原则行事，即为“非政治人物”。同样，当法官公正的解释法律并依据确凿证据来断案，理所当然的被看作“非政治人物”；但如果个人偏好或其他成见影响了判决，这些法官就可能被指控卷入了“政治”。政治与国家事物之间的关联，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政治常常给人负面或贬义的印象。原因在于，在一般人心目中，政治与政客的活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说的残酷一点，人们将政客看成追求权力的伪君子，在其服务公职和意识形态信仰的花言巧语背后，掩藏着个人野心。
11、这种看法在现代确实变得更加普遍，因为愈来愈多的媒体报道已更有效地揭露了腐败和欺骗，从而引发了“反政治”的现象。这种对传统生活中认识和机构的厌恶，源于人们将政治视为追逐个人私利、两面讨好和毫无原则的活动，“争权政治”、“拉拢政治”等贬义词的使用正说明这一点。政治的上述印象，有时可追溯到尼科洛马基雅维利那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从纯粹现实主义的角度描述政治，将注意力引向了政治领袖对诡诈、残忍和操纵手段的利用方面。上述负面看法，反映的基本上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观点，即认为，由于个人是自利的，政治权力也将流于腐败，因为它驱使“掌权”者利用职位，以牺牲他认为代价谋取个人私利。阿克顿勋爵对此有发人深省的警言：“
12、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尽管如此，即便持上述看法的人，也很少怀疑政治活动是社会存在的必然和持久特征。正如早期社会契约理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假若没有某种权威性的价值分配机制，社会将彻底分崩离析，陷入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内战状态。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清除政客和终结政治，而是要使政治作为一个彼此制约、平衡的框架内运作，确保政府权力不被滥用。作为公共事务的政治另一更为广义的政治概念超出了政府的狭隘范围，延伸到被认为“公共生活” 或 “公共事务 ”的领域。换句话说，“ 政治”和“非政治” 的划分，与基本的公共生活领域和可视为私人生活领域的划分相吻合。这种对政治的看法，往往溯及著名希腊哲
13、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声称“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意在说明，唯身处政治共同体之内，人类方能过“ 美好生活” 。根据这种看法，政治是一种关心创造“公平社会”的到的活动，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称的“最高科学”。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和作家。马基雅维利是平民律师之子，当时佛罗伦萨政治动荡，时常不稳定的日子增加了他对公共生活的了解。他曾任第二秘书，并奉命出使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其他地区。马基雅维利曾经经历短暂的牢狱之灾，美第其（Medici）家族重新掌权后，他开始了著述生涯。他的主要作品君主论于1531年出版，该书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他对博尔基亚（Cesare B
14、orgia）的治国权术及当时权力政治的第一手观察资料。该书旨在为意大利未来统一后的君主提供治国的指导。“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后来意味着“狡猾奸诈” 。反政治（anti-politics）对正式和既有政治过程的幻想破灭，表现为拒绝政治参与，支持反体制政党或采取直接行动。新祥旭 .未名堂但“公共 ”生活与 “私人”生活的界限应划在哪里呢？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传统划分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野相一致。就其负责组织共同体的集体生活而言，国家机构（政府部门、法院、警察、军队以及社会安全系统等）可视为“ 公共的 ”。而且它们的经费也属于来自税收的公共开支。相较之下，市民社会由埃德蒙
15、柏克（Edmund Burke）所称的“小单位”（little platoons）组成 ，包括家庭和血缘团体、私人企业、工会、俱乐部、社会团体等，它们由个体公民建立并出资，目的是实现自身而非更大社会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私人的”。基于这种“公共/ 私人”的划分，政治限定于国家自身活动和公共机构所能恰当履行的职责范围内。个人能够并确实自我管理的生活领域（经济、社会、家庭、个人、文化和艺术的领域等），显然应归于“非政治”范围。人们有时候还进一步根据更加精细的区别，也就是“政治的”和“个人的”不同，划分出“ 公共/私人”。市民社会可以同国家相区别，但它仍包括了各种被视为“ 公共 ”的机构，这
16、些机构在更广义上是开放性的，活动于公共领域，公众拥有可进入其中的渠道。这种划分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它拓宽了我们对政治的理解，特别是将经济从私人领域挪移到了公共领域。我们由此就可以在工作场所发现政治的踪影。尽管这种观点认为企业、社区团体、俱乐部和工会属“公共”机构，它仍然对政治的范围有所限定。根据这种观点，政治不能也不应该侵犯“个人”的事务和机构。特别是女性主义思想家也已指出：这意味着政治实际上应止步于大门外，它不能发生在家庭、居家生活或个人关系中。政治人物倾向于将其职业行为与个人或家庭行为做出截然区分，或可说明这一点。公共 /私人划分的两种观点公共的 私人的国家政府机构市民社会自主性机构企业、
17、工会、俱乐部、家庭等公共的 私人的公共领域政治、商业、工作场所、艺术、文化等私人领域家庭和居家生活认为政治主要是“公共” 活动的看法，造成了积极和消极的两种评价。一种评价的传统可回溯到亚里士多德，政治因具有“公共”品格，被看成是高尚且文明的活动。汉娜阿伦特对此观点甚为推崇，在人的条件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人们从不同方面来界定市民社会一词。它最初的意思是“ 政治共同体”，即国家权威之下根据法律来统治社会。更一般地讲，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区别，人们用它来指独立于国家、由个人为了追求自身目标而组织起来的“私人”机构。由此，“市民社会”指自主团体和社团的领域：企业、利益集团、俱乐部和家庭等
18、。但黑格尔将家庭与市民社会区别开来，认为后者属自我和自利的领域。新祥旭 .未名堂一书中，她认为政治是最重要的人类活动形式，因为它包含了自由和平等公民之间的交往互动。政治因此赋予生命以意义，肯定每一个体的独特性。其他的理论家，如让雅克卢梭和约翰 密尔，认为政治参与是一种内在的善（a good in itself），得出与阿伦特相似的结论。卢梭指出，只有所有公民直接且不间断地参与政治生活，国家才能真正服务于公益（the common good）。在密尔看来，涉足“ 公共”生活具有教育意义，能够促进个人在自我、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发展。与上述积极评价形成鲜明对比，政治作为公共活动也被描述成一种不需要的干
19、涉形式。尤其是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私人生活”是自主选择、个人自由和个体责任的领域。因此他们在市民社会和国家间更偏爱前者。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一些人试图压缩“政治”的范围，往往希望“将政治排除于商业、体育和家庭等私人活动之外”。根据这种观点，政治是有害的，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是，它阻碍了人们按照自主的选择行事。作为妥协和共识的政治第三种对政治的理解与政治活动的舞台没有什么联系，而更多地关注决策制定的方式。具体而言，政治被看作解决冲突的特定手段，即：通过妥协、调解和谈判而非武力和赤裸裸的权力来达到目的。当人们把政治描述为“ 可能的艺术” 时，所隐含的就是此类看法。这种定义是政治一词在日常用语中的本来
20、之意。例如，说某一问题的解决是“政治”解决，意味着和平地辩论和裁决，与常讲的“军事”解决相对。这种看法又可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他相信自己所称的“政体”是理想的政府体系，因为它是“混合的”，结合了贵族制和平民制的特点。在现代这种说法的主要倡导者是伯纳德克里克，他在其经典之作为政治辩护（In Defense of Politics）中，给出了下面的定义：政治是这样一种活动，它根据不同利益集团对整个共同体福祉和生存的重要性，给予其相应权力，以此来调解它们在既定通知单位内的关系。在这种观点看来，政治的关键是权力的广泛分布。鉴于冲突难以避免，克里克主张，当社会团体和利益团体占有权力时，一定要互相妥协，而
21、不能任意互相倾轧、冲突。正因为这个原因，克里克将政治描绘成“选择调停而非暴力和强制的秩序问题解决之道”。这种有关政治的看法反映出了对自由理性主义（liberal-rationalist）原则的高度信奉。该原则的基础，是对辩论和讨论的效能怀有坚定信心，同时相信社会以共识而非不可调和的冲突为特征。换句话说，所存分歧不必诉诸威胁与暴力就“能够”得到解决。但有些批评家指出，克里克的政治概念，过于偏重西方多元民主之下形成的政制形态，实际上将政治等同于选举选择和政党竞争。结果，对于一党共识（consensus ）共识的意思是一致，但通常指一种特定类型的一致。首先，它意指广泛的一致，为许多个人或团体接受；其
22、次，它是根本或基础性原则的一致，而非准确或具体的一致。换句话说，共识容许某些强调事项或细节方面的分歧。人们在两种意义上使用“ 共识政治”（consensus politics）一词。程序共识（procedural consensus），指不论是政党、政府还是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愿意通过协商或讨价还价的方式做出决定；实质共识（substantive consensus），指两个或多个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有重合之处，基本政策目标具有一致性。比如，1945年以后的英国的社会民主共识以及德国的社会市场共识。新祥旭 .未名堂制国家或军事政权，他的分析模式并不能给我们多少解释。将政治看作妥协和共识，有一个非
23、常明显的积极特点。政治当然不是乌托邦式的问题解决之术（妥协意味着所有各方都要做出让步，哪一方都不可能完全满意），但无疑比其他选择杀戮和残暴更为可取。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作文明和教化的力量。人民应该把政治当作一项正常的活动，并有意愿投身入于所在共同体的政治生活。尽管如此，克里克仍认为政治是充满冲突并常被忽视的活动。在他看来，政治的首要敌人是“ 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确定性的欲望”。克里克警示人们，这种欲望会以多种形式显身，包括意识形态的诱惑影响、对民主的盲目信仰、极端民族主义的冲击以及科学揭示客观真理的许诺。作为权力的政治政治的第四种定义最宽泛也最为激进，它不再将政治现定于特定的场域（政府、国家或“
24、公共” 领域），而认为在所有社会活动和人类生存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政治在发挥作用。正如莱夫特威奇在什么是政治？整治活动及其研究一书中所称，“政治处于所有集体社会活动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的核心，存在于所有人类团体、机构和社会中”。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发生在社会互动的所有层次，小至家庭和朋友性的小群体，大到民族及全球交往，都存在大量的政治现象。那么，政治活动有何独特性？政治与其他社会行为相区别的标志是什么？最广义而言，政治涉及社会生活过程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它在本质上是权力即通过任何的手段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哈罗德拉斯韦尔所著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一书的题目
25、正是这种观点的简明概括。根据这种观点，政治与差异性和冲突有关，但本质要素是资源稀缺性的存在：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的需求和欲望是无穷的，而可满足他们的资源却永远是有限的。政治由此可以被视为围绕稀缺资源的争斗，权力则是进行争斗的手段。上述权力观的支持者包括女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现代女性主义者对“ 政治的 ”观念特别感兴趣，这是因为传统的政治定义事实上将女性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女性在传统上被禁锢在“私人”生活领域，忙于家庭和家务责任。相形之下，男性则支配着传统政治和其他“公共”生活领域。激进女性主义者因此抨击“公共/私人”的划分，换而主张 “个人的就是政治”。这个口号简洁地概括了激进女性主义者的
26、信念，即认为居家、家庭和个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具有高度政治性，并且事实上是其他所有政治斗争的基础。显然，还有一种更为激进的政治观念支撑这种立场。凯特米莱特在性的政治中概述了这种观念，她将政治界定为“一群人借以控制另外一群人的按照权力组织起来的关系和安排”。因此，女性主义者可以说对“日常生活的政治”权力（power）权力在最广义上是指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有时候人们还以“有权力”做某事这样的言语指涉该词。从某人生存下去的能力，一直到政府提高经济增长的能力，都在权力范畴内。但在政治学中，权力通常被视为一种关系，也就是以非他人选择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的能力。比如人们以对他人“拥有权力” 来指称该词。更狭
27、义一点，权力可与惩罚和奖励相联系，近于强制或操纵。“影响”则与权力不同，它还包括理性规劝的意思。新祥旭 .未名堂颇有兴趣，在他们看来，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孩子等家庭内部关系，与雇主和工人或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并无二致，都具有政治性。马克思主义者在两个层次上使用“政治”一词。第一个层次，马克思在传统意义上使用政治，指的是国家机关。他在共产党宣言中称政治权力“不过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对马克思来讲，政治与法律、文化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不同于作为社会生活真正基础的经济“基础 ”，但是他并不认为经济“基础” 与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完全分离，而认为“ 上层建筑”产生于并反映经济
28、“基础”。在另一较深层次，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权力源于阶级制度，如列宁所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 。 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政治仅限于国家和狭隘的公共领域的观点，可以说他们相信“ 经济的就是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特征的市民社会是政治的核心所在。上述观点多以消极字眼描绘政治。简而言之，政治就是压迫和征服。激进女性主义者相信社会是家长制的，女性彻底地从属和臣服于男性权力之下。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特征，是无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另一方面，政治也被视为挑战非正义和支配的手段，从而抵消了政治的负面意涵。例如，马克思断言，剥削阶级将会被无产阶级革命所垫付，而
29、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也宣称有必要以性的革命来重组权力的几张“面孔”当A使 B做了B不愿意做的事情时，就可以说A行使了权力。但A可用许多方式影响B ，我们可由此区别出权力的不同维度或“面孔”。 作为决策的权力：指以某种方式影响决定内容的有意识行动。罗伯特达尔在其著作谁在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与权力中，对这种权力形式有经典的解释，概述根据涉入之行为者的一直偏好来分析决定，从而判断谁拥有权力。这样的决定仍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基思博尔丁在权力的三张面孔一书中，区别了三种影响方式：使用强制或威胁的手段（棍子）；使用互利的生产交换（交易）；形成责任、忠诚和同情的纽带（亲吻）。 作为议程设置的权力：如巴卡拉克
30、和巴拉兹所指出的那样，权力的第二张面孔是阻止决定做出的能力，实际上就是“非决策”能力。这要求有能力确定或控制政治议程，一开始就能阻止议题或方案的公开。例如，私人企业既可发动运动挫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立法提案（第一张面孔），也可通过游说党派和政客阻止消费者权利问题的公开讨论（第二张面孔）。 作为思想控制的权力：权力的第三张面孔是塑造他人的思想、欲望或需求，来施加影响的能力。这种权力表现为意识形态灌输或心理控制。一个例子就是广告界能够说服消费者相信自己的利益已得到企业的照顾（如宣传产品有利于地球生态），从而减轻要求制定更加严格地消费者保护法的压力。在政治生活中，我们可以在搞宣传和更为一般的意识形态影
31、响中看到这种权力形式的使用。新祥旭 .未名堂两性关系。不过，当政治被描绘成权力和支配时，它也就不一定被看成社会存在的必然特征了。女性主义者希望通过建立“非性社会”来终结“性的政治”，从而根据个人价值而不是以性别来对人们进行评价。马克思主义者相信，随着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阶级政治”将走到尽头，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也将不复存在。1.2 政治的研究政治研究的取向人们对政治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的争议，与有关政治活动性质的分歧旗鼓相当。作为最古老的知识探究领域之一，政治最初被视为哲学、历史和法律的分支，其主要目的是发现人类社会所建基的原则。从19世纪后期开始，把政治变成科学的尝试逐渐替代了上述哲学倾
32、向，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顶峰，公开地将早期传统斥为毫无意义的玄学。但从那时起，追求政治严格科学化的乐观主义也开始减弱，政治价值和规范理论的持久意义又重新获得承认。如果寻求所有人都接受的普适价值的“传统”研究多被摒弃，那么顽固坚持科学自身就能提供揭示真理的手段的说法也将无容身之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政治学之所以硕果累累且令人振奋，就是因为它包容了多种理论取向和不同分析流派。哲学传统政治分析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和通常称为“政治哲学”的传统中。这涉及人们对伦理、规定性（prescriptive）和规范的问题的关注，显示出关心“应然 ”（should）、“必然”（ought）或“必须”（must）
33、的问题，而不是实然（is）命题。人们通常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这一传统的开创者，他们的思想，在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等中世纪理论家的著作中又再次浮现。柏拉图著作的核心主题，就是试图描述理想社会的性质，在他看来，理想社会应该采用哲学王阶层统治的仁慈专制形式。这些著作构成了所谓“传统”政治研究取向的基础。该取向对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和学说进行分析研究，最常采用政治思想史的形式，集中研究“主要”思想家（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和经典原著。该方法以文献分析为特征，主要关心重要思想家的言论、他们如何发展或证明自己的观点以及他们所处的知识脉络。尽管此类分析可能是审慎和严谨的，但在任何科学意义上都不是客观的，因为它们所
34、处理的是规范问题。经验传统规范的（normative ）对价值和品行标准的规定；属于“ 应然”而非“ 实然”问题。客观的（objective）外在于观察者的，可以被证明的；不受感情、价值和偏见的影响。新祥旭 .未名堂描述性或者说经验性传统虽不像规范的论阐述那样引人注目，却也可追溯至政治思想的最早时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体（constitution）分类尝试、马基雅维利对统治术的现实主义描述以及孟德斯鸠关于政府和法的社会理论中，均可见其踪影。从许多方面看，上述作品构成了今天所称的“比较政府”的基础，促进了政治学制度研究取向的产生。尤其是在英美两国，经验分析成为分析传统的主流。政治分析中经验取向的特
35、征，是试图客观公正地解释政治现实。这种取向试图做出分析和解释，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而 规范取向则进行判断并给出建议，属于“规定性的”（prescriptive）。描述性政治分析的哲学支持来自经验主义学说。经验主义学说自17世纪以来经由约翰 洛克和大卫休谟等理论家的著述得到传播，该学说认为经验是知识的唯一基础，所有假设和理论都要经观察过程来验证。到19世纪，经验主义发展成为人们所知的经验主义（positivism），这场知识运动特别与奥古斯特 孔德相联系。实证主义主张，社会科学以及所有形式的哲学探索都应严格按照自然科学方法进行。一旦科学被理解为揭示真理的唯一可靠手段，建立政
36、治科学的压力就变得让人难以抵抗了。科学传统首位尝试以科学术语阐释政治的理论家是卡尔马克思，他力图运用其唯物史观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从可以证明这一点来讲，唯物史观的“规律”与自然科学中的规律具有同等地位，从而使马克思能够预测未来。到19世纪，主流政治学界对科学分析的喜好渐成风潮。人们对政治成为科学的热忱，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巅峰 ，当时，出现了一种相当倚重行为主义的政治分析形式。行为主义提供了此前所欠缺的东西经验假设的客观且量化的资料，政治第一次有了可靠的科学性证明。戴维伊斯顿等政治分析家主张政治学可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适用于数量研究方法的领域，如投票行为、立法者行为以及政客和游说行为，在
37、此基础上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行为主义所受压力日益增大。首先，有学者称，行为主义过多地限制了政治分析的范围，使其仅限于研究可直接观察的事物。毫无疑问，行为主义分析者在投票研究等领域产生了并继续产生具有重大价值的成果，但沉湎于狭窄的量化研究，将会使政治学沦落到只专注于一些细枝末节的领域。更使人担忧的是，行为主义者使一代政治科学家背弃了整个规范政治思想的传统。“自由”、“平等”和“权利”等概念因为无法在经验上得到证明，便被认为毫无意义而遭抛弃。到了70年代，人们又开始对规范问题感兴趣，而对行为主义的不满增加。再者，行为主义的科学性也开始受到质疑。坚持行为主义具有客观性及可靠
38、性的根据，是认定它是“价值无涉”（value-free）的，意即行为主义行为主义（behaviouralism）认为社会理论只应建立在可观察的行为基础上，并为研究提供可靠的量化资料的信仰。经验的（empirical）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经验和知识来源于感觉的资料和经验。新祥旭 .未名堂未受到道德或规范信条的毒害，但是，如果分析的焦点是可观察的行为，则除了描述现存政治安排外，难有更多的探讨，此中暗含着将现状合法化的意味。行为主义者从可观察的行为方面来重新界定“民主”，便显示出了这种保守主义的价值偏见。他们因此并没有将民主定义为“人民自治”（popular self-government，字面意思
39、即人民的统治），而认为民主代表着竞争性精英通过普选制赢得权力的争夺过程，换而言之，民主据认为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运行的所谓民主政治制度。近来的发展近来出现的政治学理论取向中，有一种被称为“形式政治理论”，包括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这种分析取向在建立以程序性规则为基础的模型时，很大程度上是以经济学理论为范本的。形式政治理论在美国的根基最为坚实，特别与所谓弗吉尼亚学派有密切联系，该理论至少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分析手段，是我们能更深刻的洞悉选民、游说者、官僚和政客的行为以及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行为。形式政治理论常以制度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形式出现，对政治分析的影响最为广泛。唐斯、奥尔森和尼斯坎
40、南使用此分析技术，研究政党竞争、利益集团的行为以及官僚的政策影响等领域。该取向还曾应用于博弈论，这种理论主要形成于数学而不是经济学领域，它运用基本原理分析个人行为的困境，人们最熟悉的例子是“ 囚徒困境” 。然而，政治分析的理性选择取向并未得到普遍接受。支持者认为它给政治现象的讨论引入了更严密的方法，而批评者怀疑其基本假设。例如它忽视了以下事实：人们很少有明确的偏好目标，也很少根据充分且准确的知识来做出决定，因此它可能高估了人类的理性能力。再有，理性选择理论从抽象的个体模型出发，没有充分注意社会和历史因素，无法认识到人类的自利性和其他事物一样，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并非与生俱来的。因此，政治研究
41、作为一门学科开始采用各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使得现代政治分析更加丰富且多样化。除了规范的、制度的和行为的传统取向外，还有理性选择理论，更有其他较为晚近的一系列广泛的思想与主题。女性主义尤其是20世纪 70年代以来提醒人们注意性别差异和家长制结构的影响，并在此过程中质疑既有的有关“政治的 ”观念。被称为 “新制度主义” 的理论，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制度的正式和结构层面，转移到制度在更大场景下的意义、其实际作为和政策过程的结果等方面。绿色政治对现有政治社会理论中的人类中心倾向提出挑战，主张整体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研究取向。批判理论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还广泛吸收了包括弗洛伊德和韦伯在内的多位重要思想
42、家的理论，将批判理念拓展至全部社会实践。后现代主义怀疑绝对和普遍真理的思想，由此催生出了话语理论科学（science），科学主义（scientism ）科学（来自拉丁语scientia，意思是知识）是旨在通过可重复试验、观察和推论对现象提出可靠解释的研究领域。“ 科学方法”就是根据可获得证据验证并证明假设（证明为真），因而可被视为发现不涉价值之客观真理的手段。卡尔波普认为，科学只能对假设进行证伪，因为“ 事实” 总是会被此后的实验推翻。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方法是获得可靠知识的唯一来源，所以除了自然科学外，也应在哲学、历史和政治学中得到应用。马克思主义、功利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学说在这种意义上讲是科学的。话语（discourse ）指人类的互动，尤其指人类的交往。话语能暴露并显示权力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