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应对“中国式求人”王德章可谓是河北邢台桥东区检察院反贪局的元老级人物，从 1988年转业至今，他已在反贪一线工作了 25个年头。他是局里资格最老的办案检察官，也是“花招”最多、最有魄力的。25 年里，他经手的案子有几百起之多，既有小案，也有大要案。 “坦率地讲，我更喜欢办理高检院指定的大要案。 ”对于反贪办案人员而言，喜欢与高手过招不稀奇，王德章不喜欢办区里这些“小案子”的原因却是“怕麻烦” 。 “区里边熟人社会的气息太浓，一个数额再小的案件都会牵动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但高检院的案子就不一样，没那么多干扰。 ”王德章告诉方圆记者，基层反贪工作的难点不是案件本身，而是如何与涉案人的社交圈过招
2、。 贪腐本身来源于“关系” 方圆：大要案中犯罪嫌疑人的社交圈往往更为广泛，涉案金额高，一般会认为办案难度比较高。为什么你反而觉得小案子更头疼一些？王德章：人都具有社会属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关系网。就像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论述得那样：我们的社会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水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既是自己社交圈的中心，也是他人社交圈上的一个结点。 “关系”在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地找关系、托关系、拉关系、攀关系的过程。有专家曾经作过这样一个统计，
3、人的一生中可以累积的“关系”有 17种：亲戚、朋友、同学、校友、街坊、邻居、同事、师生、师徒、战友、领导、部下、同乡、同党、干亲、结拜、世交。然而，能够成为人脉资源的远不止这些，有时一次偶遇甚至都可以成为自己利用的关系。这些关系平时并不起眼，但到关键时刻它就会高速运转起来。 的确，大要案的涉案人往往位高权重、社交圈盘根错节，但案件一旦由高检院指定办理，挂上了“高检院”这个名衔，他的这些“关系”就不敢、也不会来说情、施压，这时我们只需要专心开展工作即可。但区里的案子就不行，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说情，需要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事实上，有这样困扰的不止是我们这些侦查人员，官员同样也
4、被自己“关系网”包围着，许多贪腐案件本身就来源于“关系” 。 方圆：怎么讲？ 王德章：我们办案有句话叫“无功不受禄” 。官员受贿的“果”其实就是请托者行贿的“因”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请托者们往往会费尽心机寻找各式各样的途径与官员们攀上“关系” ，然后倚仗这些“关系”去谋求自己的好处。 方圆：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周新生发言说：“我们国人的生活中，存在大量求人的事，生老病死都要求人。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交织成一幅中国式求人图卷。 ”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中国式求人”衍生出来的腐败危害吧？ 王德章：这个说法很恰当。 事实上，托关系办事已经成了时下很多中国人心中的潜规则。在行贿者看来，想
5、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有“关系” 、有“门路” ；同样，受贿者也不会在没有任何“关系” 、 “好处”的情况下去“帮助”行贿者，“关系”是联结他们的最好纽带。而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能看到很多人把“关系”放在嘴边、到处炫耀，似乎“关系”是他们勇往直前的通行证。 就我们办案实践来看，这种拉关系求人的最终结果就是建立起“行贿者受贿者”这样的伴生贪腐关系。我接触过的很多涉案官员都曾经这样形容过自己的“堕落之路”：行贿者托朋友来求自己帮忙，自己虽然清楚行贿者的要求不符合法律，但因为抹不开面子就帮了忙，而其所接受的贿赂不过就是“帮忙”的所得而已。他们中许多人都认为就是因为自己太重情义、太讲义气所以才走上了
6、贪腐的不归路。 这种伴生贪腐关系的两端都值得反省：求人的行贿者是在默认、纵容，甚至主动寻求制度的漏洞；受贿者则以此为借口去违反官员的基本底线。 当“关系”求上门来 方圆：除了很多案件是因为“中国式求人”而产生的，这些年来办案，你应该也被很多人“求”过吧？ 王德章：反贪局在很多人心中是很神秘、很陌生的部门，但反贪人员却都是“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我们都有自己的社交圈，我们社交圈里的人又都有各自的社交圈。像我前面说的那样， “遇事找关系”已经成了许多人的一种本能，我们经常能碰到通过层层关系找来的关系。他们或者打“情感牌” ，寻找那些最能打动我们的人来说情，或者打“领导牌” ，让领导向我们施加压力，
7、而这些“关系”哪个都不好处理，这时我们就必须变得冷血、变得刀枪不入。 方圆：举个你印象最深的例子吧。 王德章：多年前，我曾经办理过一起涉案金额只有两万多元的案件，案情本身不复杂，但由于涉案人的亲戚当时是区里的一个干部，所以我们在侦查过程中碰到了很多困难。这位区干部也向我们施加了很多压力，威逼利诱都有，使得案件的侦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后来有一天，区里通知我去开会，这位区干部含沙射影地批评了我一通。他说：“有些人手中有点权力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不分青红皂白想查谁就查谁。是他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吗？不想干哪天给他撤了！”这个例子可能不是非常恰当，毕竟要撤我职的这番话发生在案件告破后，但从中就可以看出
8、我们在侦查过程中面临的压力。 具体实践中我们常常会碰到各式各样的说情、施压，有时还会受到来自于经济发展方面的压力。我们曾经办理过一起国有企业老总受贿的案件，由于该企业对地区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初期侦查的过程中，区里曾经施加过一定的压力。他们不希望因为我们的侦查工作而使得该企业的管理受到影响，进而波及企业的正常运营，甚至是区里的经济发展。 方圆：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王德章：其实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区里也是有分歧的，他们虽然有一些压力，但还是认识到，毕竟不能因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这样的理由而助长贪腐之势。就在这时，犯罪嫌疑人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给邢台市作了很多很多贡献，是股肱之臣，即使是市长来了
9、也要让他三分。他的这番言论让区领导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为了经济利益放纵贪腐最终将会酿成大祸，所以也就不再对我们的侦查工作加以干涉。 好办法就是加快办案速度 方圆：工作场所的人施压可以保持“公事公办” ，但亲朋好友打着“感情牌”找上门来，会不会更不好处理？ 王德章：打“感情牌”的人找来，我们的拒绝也许就会破坏与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领导找来，我们的拒绝也许就会搭上自己的仕途。两者都不好办。这是一道选择题，更是一项品格测验。实践中有许多人的成绩是不合格，即使是现在合格的人，将来的某个时刻也许就会因为某种关系而不合格。 方圆：怎样做才能避免“关系”来敲门，将这种选择题的出现扼杀在摇篮里？ 王德
10、章：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关系”是一个太过主观的词。在一段“关系”里你也许可以不受影响、秉持公正，但另一段“关系”也许就是你的致命伤。在我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快办案速度。 我常常跟局里的同事们说，一定要快，只要我们抢在各种压力前找到证据并固定好，用事实说话，任何人来说情、施压都不害怕。如果行动延迟，一旦有外力介入和干涉，我们开展工作就会麻烦一些。 除此之外，在案件侦查的过程中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不能过早地暴露侦查方向，我们要避免犯罪嫌疑人在听到风吹草动后将证据毁灭，但最主要的是避免犯罪嫌疑人听到这些风吹草动，避免他们有时间、有机会去运作自己的交际圈。 方圆：案件的侦查工作不可能
11、都如人所愿，有“关系”找来了该怎么处理？ 王德章：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面来回答。侦查人员平时做人要低调一些，我跟他们说要尽可能地避免去参加一些无谓应酬。现在很多人都选择未雨绸缪，他们常常会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关系。反贪是一项很特殊的工作，办案人员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广泛关注，因而我们的言行举止必须要谨慎，要懂得避嫌。而案件进入侦查程序后，就需要掌握一些策略了。 作为反贪局长，我在安排工作时就首先要考虑全局，要对每个办案人员的一般情况有所了解，不能出现张三侦查自己村里村支书的案件。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人情对办案的干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办案人员。前面讲过，区里熟人社会的气息很重，张三刚正不阿、秉公处理
12、就会碰到乡里乡亲的不理解，不谅解，一旦他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就有可能会发生大家不愿看到的情况。 然而有的时候，有些说情不可避免，这时候就需要耍些“花招”了，你可以往其他侦查人员、主管领导身上推推责任；有打电话说情的，还可以假装手机信号不好等等。不过，这些始终不是长久之计，一味回避、耍滑头有时不仅没用还会起反作用。作为侦查人员，正义尤不可缺。 前不久，我们办了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跟我是十几年的老朋友，当时他来找我，我内心非常矛盾。一方面，十几年的朋友我确实不忍心亲手送他进监狱，更不忍心看到他的孩子过早地失去父亲的关爱；另一方面，对法律的正义追求，我更不能违背。但没有办法，谁让我是搞反贪的呢。我跟他
13、说，案子的事情我无能为力，但他的家人我会替他照顾好，反贪是我的工作，没得可选。 何为“中国式求人” 3 月 8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民建陕西省委副主委周新生表示：“国人生得好要求人；病了，治得好要求人；死了，烧得好、埋得好要求人；上好学要求人；找工作要求人，调动工作要求人；异地迁徙取得户籍要求人；参军要求人；职务职称晋升要求人，不一而足。求人的主体上至高级官员下至布衣百姓，大有无人不求人之势。求人的客体是在各个涉及公共利益岗位上掌握着大大小小权力和资源的官员或工作人员。需要注意的是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求人者也是被求者，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壮观的中国式求人图卷。 ”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式求人”现象，引发众多代表委员及网友的共鸣。 中国式求人，是“中国式社会关系”下的产物。中国的法治规章不能对社会秩序起到足够的调节与控制作用，公权力得不到监督，这便给“关系”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给权力寻租开辟了市场，人们遇到什么事时，更多的时候想到的是 “找关系” 、 “求人” ，而非靠正规透明的途径，这是对制度的无视，也是制度无力的表现。让“找关系”超越了法律法规，进而成为左右社会秩序的“潜规则” ，滋生了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