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治理创新的地方实践（上）孙柏瑛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教授二 0 一四年十二月各位，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柏瑛。我这次讲座题目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地方实践，这是应大家要求做得选题，今天我实际上给大家讲五个部分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地方治理，以及基层社会的实践。尤其我希望跟大家来分享，因为中国之大，幅员辽阔，各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政治发展的节奏以及阶段都不太一样，所以今天的话题很难穷尽各个地方的实践，只是说现在在应对各种不同的社会问题的时候，社会管理在基层和地方层面是如何应对现在这样一些问题的。所以第一个问题首先要讲，
2、就是社会管理在基层和地方，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大致在哪些问题上做了一些回应，回应的办法是什么，因此把它分成党组织自我改造和动员迁入型的这么一个办法。第二个就是地方政府这样一种改革实践，还有一个就是如何建立整体性网络服务平台的这样一个建构，以及自治与社会组织发展的这么一个方法。这样一些经验实际上在各个地方都非常普及，所以现在从一个问题开始讲。一、话题的背景第一个问题想先说明这个话题的背景，中国处在一个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向一个市场经济时代和政治民主化方向发展的这么一个社会格局，在这个社会格局中，遇到了非常多的由于全面转型，从经济、从计划到市场转型，从过去封闭性的行政管理体系向开
3、放性的行政管理体系的转型，以及现在老百姓不断上涨的这种权力的诉求，这样一些转型导致了现在社会出现了一个过去从来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一）地方面对的基本社会问题我把这些问题概括成这样几个方面，面对的这样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个利益关系包括的社会阶层的调整，出现了非常剧烈的变化。表现在这么几个问题上，第一个就是在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的经济总量获得了巨大的一种发展，从人均 GDP 和 GDP 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与此同时，由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忽略了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的这样一个分配关系的一个理顺和调试，在中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贫富悬殊和贫富差距。贫富悬
4、殊和贫富差距意味着有这个社会生活中的相当一部分的群体，它们的生活的基准和基本的生活权力，没有得到相应的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公共需求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的公共利益，政府在完成对老百姓服务的过程中，公共利益出现了偏差。这个偏差表现在：第一，公共服务并不是面向老百姓的一个普式性服务。第二，这个公共服务带有非常大的选择性和向有钱或者有实力的阶层导向。第三，公共服务具有非常大的非代表性。在这样一个历程中，出现了非常大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一部分人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另一部分权利又得到过度的保障，出现了非常大的垄断，社会利益的垄断，社会话语权的垄断，包括的利
5、益结构出现了非常大的断裂或者是错层。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由于利益关系的变化，导致出现了，第一，老百姓的公共权利诉求急剧的提高，开放性政府，包括对媒体的开放、互联网的开放导致了老百姓更多的去了解了外部社会，和其它国家的一些人们的民主发展的历程，因此在法制并不健全的情况下，老百姓的权利观念不断地上升。上升表现在，第一就是威胁到自己利益的时候，会采用通过个体性抗争，或者通过群体性抗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诉求。第二就是老百姓普遍的公共需求的愿望在不断地上升，而这种上升就体现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在基层社会面临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利益结构发生了变化。现在政府面对的一个实质问题是，如何去应对不断
6、上升的老百姓的需求，并把这个需求转化为一个公共政策。第二，如何去应对老百姓的利益压力，自下而上的这种利益压力，对于目前政府这样一个保守型和封闭性的结构的挑战，如何要促进开放性，这是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种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抗争和社会运动，以及老百姓普遍诉求所需要做出的回应。第二遇到的问题是组织化，在从传统单位阶级体制转过来的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中，传统意义上的组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靠的是行政的统和，通过这种单位体制来固化所管理的一个社会中的成员和个体这样一些人群。更通过街区的这样一些行政化的方式来固化的流动性一个发生，采用户籍制度来控制各个地区的流动性发生的可能性，但是这些东西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
7、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城镇化导致了大量的人口流动，会在城市尤其是一些核心城市，出现了大量的外来人口的聚集，而这些人没有基准公共服务的保障，它们这些人应该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应该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在经济所有制改革，很多企业走向了民营化，在民营化过程中，很多个体和社会成员出现了跟传统的单位的控制方式脱钩的现象，你从过去的单位人，变成了现代所说的社会人，这个社会人在现在社会生活中，它们除了个体的利益，没有一个组织化的利益表达，基本上是处于离散状态，这些人如果出现跟其它的社会冲突，往往采用的办法是用个体性的这种抗争，或者是说小规模、小群体式的聚集，来表达它们的利益。这意味着国家在传统意义上的一
8、种统和方式已经灰飞烟灭，国家如何去统和这样一些新的组织形态，统和分散化的利益成为现在需要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传统意义上单位制的消除，以及传统阶级体制的消除，包括现在城市化管理中非常大的就是村改居，这样一个过程中，越来越的乡村向城市社区方向发展，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把分散的利益和分散的社会成员能够整合起来，能够表现有组织化的代表力量，这将是面对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和社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以新的组织化形态，去面对现在的离散化形态，这将是地方政府必须要应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导致第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地方政府在现有的公共服务与其它的角色定位上，来面对流动性的加剧和多样
9、性、抑制性的上升。流动性的加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外来人口不断地增加。一些核心城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在未来的十年内，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有更多的农村人口，或者其它城市边缘的城乡结合部人口将进入到城市，它们进入城市的历程，实际上是利益重新分配的历程，这个历程包含着现有的居民如何与这些新来的人口和新进的人口去和谐共处的问题。在公共利益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这些资源的流动性如何加剧，在现有人口与新进人口之间的利益分配和利益平衡，所以流动性第一个问题，所说的是城乡之间的流动。第二个流动就是所说的城市中人群，个体在职业间的流动也在不断地加剧。随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对个体生活的质量品质的要求，像过去传
10、统意义上，一个人终生从事一个职业的这种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很多人会有子自主性选择的去从事更好的，或者是收入更高的，尊严更强的一些职业，这些职业的流动性意味着人和人之间在个体性选择过程中，流动性的加剧。同时也要求政府在职业选择上有更多的就业的开放性，和这样一个公平的选择机制，这样才能保障的人群在流动中，它的权利是公正和平等的。第三个流动性，就是垂直流动。就是年轻人在发展过程中到底依靠什么东西来流动，到底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社会的贡献，还是更多的是拼家族的人脉，拼爹妈的能力，还是拼原来所固化的权力，所以流动性的加剧对地方政府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这个考验就意味着采用什么样的理念，和什么样的思路，去对
11、现有的人群的权利进行配置。与其说这个流动性是对利益的配置，不如说是对人们权利的话语权的配置，就是要公共政策在拷问这样一些问题，就是公共政策到底是为谁服务？是为哪个阶层服务？是为哪个阶层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个服务？在理念上，流动性促使了政府需要更明确的知道，公共政策的目标导向和价值导向，也就是强化了对一些新的理念的认知，更需要公共服务是要保正人的基本人权和人的基本生活尊严。公共服务和政府的意义在于，你要保证基准公共性的满足。随着流动性的增长，又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的多样性开始增加，抑制性在增加了，比如在北京的社区，会看到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情况。一个街道里，可能是非常多不同人群的居住，既有商圈，
12、又有高档住宅，也有过去北京遗留下来的胡同平房区。对于平房区而言，老百姓可能最需要的是有一个好厕所，对于高档人群和高档社区来说，它需要有一个好医院，它能够接受很健康的治疗，或者健康的甚至保健，商圈需要更多的餐饮、服务，包括便捷的这样一些公共服务设施，比如说去报税，很便利、很便捷，所以流动性的加剧也导致了现代社会非常多的，大家需求的一样，包括价值观的不一样，有些人希望平等，有些人希望自由，有些人认为法制应该在民主之间，有些人认为没有民主哪里来谈的法制，所以会发现多样性和抑制性在不断地上升，这种多样性和抑制性的上升，就是应对于政府的挑战在什么地方，就是政府的一元化的这样一个服务功底模式，如何去应对多
13、样化的不同的诉求。又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应该代表谁的利益，应该代表如何整合性的利益。最近杭州萧山出现的邻避效应，就是垃圾焚烧厂应该建在哪里，这就是明显的表达了抑制性上升中，这个社会运动和社会抗争的这样一个表达形式，都需要垃圾处理，每个人其实都是垃圾处理非常重要的一个个体，它的主体性责任直接关系到垃圾处理的这种优质性，但是垃圾风焚烧厂建立在哪？小群体的利益，就周边的老百姓的环境安全，应该如何保障？这些东西对于地方而言，设施建设和普遍性的利益，和小部分人的利益如何兼容，这都是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基层和地方政府，面对的各种各样的上访事件和社会
14、秩序，也就是说过去所说得就是维稳来如何实现，现在地方组织有如此之多的这样一个维稳办、综治办还有 610 办公室等各个办公机构，这些机构应该用什么样的目标，是以利益表达性的去维稳，是以全力性的维稳，还是采用刚性的和压制性的维稳，这都是对基层带有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面对中央不断下达的维稳目标，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回应短期维稳各种各样事件，在拆迁过程中，在劳资关系企业转制的过程中，在基础环境遭受破坏，而老百姓对这些东西进行抗争的过程中，维稳应该如何实现。这个东西最后就归结为地方政府现在寻求一个非常大的合法性来源，现在要拷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基层政府在面对不断上升的社会，包括社会组织的各种各样的诉求以及压力，
15、以及老百姓个体的压力的时候，要问的一句话就是的改革方向和创新。这个创新是应该的，但是应该是创什么样的新，为谁创新，这是需要回答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回答的合法性和公信力以及未来的权威来源到底来源于何方。也就是习总书记不断来倡导的，走得群众路线，包括现在通过协商民主的方法，通过国家表现公正的方法来提取的合法性，已经不可能单一的按照依靠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的方式为的唯一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没有办法去解决社会人群之间和阶层之间的公正问题，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底层百姓，在基本公共服务获取过程的话语权问题，因此地方政府在依靠因什么东西来提取自己新的合法性，这是在地方政府需要回应的问题。当然，从中央
16、政府而言，它的合法性来自于它的整个的制度结构和国家重建，比如它需要对市场既要开放，同时要建立这样一种，叫公平的监管和强有力的监管体系，让老百姓吃上安全的食品，需要有更好的、更安全的环境的监管，这些都是代表这样一个公共性和合法性的。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的合法性和公信力来自于哪里？（二）地方社会治理变化领域与类型下面所分享的一些个案，基本上考虑的就是各个地方在试图寻求新的合法性来源的时候，所做出的努力和尝试，我不能说地方政府的各种创建能在根本上解决体制问题，这是基本观点。我认为这种根本性体制问题还是需要顶层设计，通过国家的司法、立法和行政，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来完成，但是基层在现在这样一个压力型体系
17、下，基层所要做的，它在中央政府的自上而下的压力，以及老百姓自下而上的压力的双重管制中，它要在寻求自己的公信力和合法性这样一个前提下，它想做得这些东西也是它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这种尝试和努力，这种制度创新，实际上是在夹缝中生存的一种法则。这种法则我个人认为从全国的角度来看，近几年社会管理、治理创新大致比较多的一些亮点集中在这样一些领域，第一个领域就是党组织的自我改造和动员迁入的发展。通过党的力量来对社会的力量和社会组织的力量进行整合的这种努力。党试图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新的理念和新的观念，来实现它对基层各种各样力量的领导力的这样一种创新和创造，一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党组织在怎么样进行自我改造和如何采
18、用它的嵌入性的能力，和社会动员的能力，在对基层的各种各样的力量进行整合，这是这样一种尝试。第二个，就是基层和地方政府的自我变革型。各个地方有非常好的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在解决自己一方辖区里头，各种各样问题也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努力。我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典范性的方法，这个典范性的方法可以说它的动员力和推动形态现在目前是最广泛的，这种广泛应该客观的说，它给带来了非常多的一种资源前移和资源下沉的办法，但是也是一个受到诟病的办法，这就是所说的网格管理。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提出了快速处置矛盾和冲突的一些办法和平台，有更多的政府采用了整体性网络服务平台的，搭建的这么一个办法，同时地方政府也更多的，来运用多
19、元的政策工具来提供公共服务。这里既有包容性的服务项目来设计，同时也有去倡导社会组织和服务性购买，通过政社合作的渠道来实现服务的一些办法。如前所述，这一些经验不可能穷尽，也不可能代表各个地方所有所做的办法，但是它代表了一些地方，在面对着前面所说的流动性压力，利益表达的这种压力，以及公共服务多样化的压力，还有就是有维稳的压力等，各种各样的压力的时候所做得一些努力和尝试。二、地方党组织自我改造与增强社会动员能力 现在就开始第一个部分，从地方实践就是地方党组织的自我改造，和增强党组织在社会动员上的能力的这么一个板块，这个板块它聚焦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及一些党的部门来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发展过程中，应对的问
20、题所采用的一些办法，它的一些办法我给它做了一些改革和总结，后边也会有一些基本策略的一些案例式的一些描述，但在这里头，总结了在党的十年基层组织的路线过程中，发现它主要采用的基本策略和基本方法主要有四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所谓的实体化特征，所谓实体化特征就是重建组织，刚才说了因为单位组织形态和过去的街居组织的行政化形态已经在慢慢的衰退，代之以什么样的组织来聚合和统和基层的随碎片化的这样一种状态，党组织在这十年中不断地在探索这个道路，它所采用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党组织在基层的两新组织中实现领导权。这个两新组织中，领导权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实现“四有一化”的目标，所谓四有一化，它是中
21、共中央组织部近年来推的非常重要的项目，它是想解决基层组织、党组织目前所出现的涣散无力，这样一个四无现象，就是无办公地点、无机构、无经费以及无组织成员的状况。党试图通过党组织在两新组织中的领导权来实现党对它的领导，所以为了实现党的基层组织，它所做得就是第一个策略，就是在基层中建立硬体的这样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包含几个方面，第一、党首先需要对党员统计上需要把口袋，就是把隐身的党员都身份明示出来，所以这两年党员登记和党员注册重新在基层展开，希望把党员在两新组织的一些身份来明示出来。在此基础上，党组织通过组织化嵌入的办法，实现对基层组织的一个领导，采用的办法就是在两新组织中建立党支部，按照现在中组部的规
22、划和中组部的发展要求，党要在有三个党员以上的这样一个两新组织中要建立党支部。党支部要在组织中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聚合其它的成员，发挥领导能力以及发挥积极模范带头作用的这么一个功能，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党在基层实现的是基层组织，要建立联动党支部以及党支部的组织活动，为了完成这样一个目标，党在街道以及乡镇，强化了党的基层组织的这样一个建设，通过街道的中枢的作用来实现党在党的部门的组织和活动的经常化和日常化。第三，党组织在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中，经常性的会提出一些活动的项目和活动的任务，而这些活动的项目和活动的任务，一会再从第二条再说。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活动和任务，党组织在基层更多的建立了党工组织
23、机构，比如说党务工作室，党务工作室经常会找周边的一些群众来进行聊天，党务工作室建在基层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连接群众的需求和党的服务宗旨以及服务决策的这么一个目标，也就是它变成了党在社区里头，连接群众的一个连接机构和连接中心。为此，基层党组织在建设中，在资源和人员也进行了非常大的配置和非常大的前推，建立了很多社区都建立了“一委” ，指的是党委，和“一居” ，说得是居委会，还有“一站” ，在很多地区党组织在“一居、一站、一委”的这样一个领导人采用了一肩挑的办法，也就是由党组织同时兼任居委会主任和街居服务站的这样一个最高主任的职务，实现了叫交叉任职以及一肩挑的办法。把很多的经费下达到基层，补充了
24、多党务活动经费，以及党务活动的办法。在这里头，党在两新组织实践领导权的这个办法里，各地方都有很多的做法，其中上海城区里头的区域化党建，还有北京西城区所采用的全响应模式，应该是非常经典的案例。党的基本策略中，第一，就是我在实质的组织体系上首先实现领导权，从组织体系上影响到价值体系上和意识形态体系上的一个领导。第二，党在工作模式上采用了非常大的创新，这种创新就是从传统的党内的管制型或者意识形态这种动员型的方式，走向了一个服务性党组织建设的这么一个转型，也就是把基层党组织最重要的问题作为如何了解居民的需求和群众的普遍的要求是什么？这种信息如何能够通过党的组织来传导到上级党组织，在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和中
25、国政策的制订中，这些需求如何能够进入政策管道和政策领域，变成了一个对百姓需求的有效的回应。第三，就是它的功能，如果我在现实生活中我能聚合老百姓，通过我党组织作为居间，我能够来聚合老百姓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来解决日常服务的盲区或服务的不足。所以，从 2007 年以后，社会管理的概念就简单的超越了与管理社会的概念的区分，2007 年以前，认为 2003 到 2007 年，认为社会管理主要是想通过维稳、控制、管控来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非常多的冲突，社会运动和社会矛盾进行有效的控制的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也就试图在短期内和短实效内，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或者应急管理的过程中去解决问题。2007 年以后，社会管理
26、发生了巨大的理念转变，就是提出了社会管理不仅仅是管理，更重要的是服务，提出了于服务与管理之中的理念，所以这时候的管理，社会管理实际上已经概念上有了重大的调整，称之为叫做社会服务管理，社会服务管理就是第一次把的社会管理的体制性建设，更多的是建立在民生的需求如何满足，以及老百姓的基准福利如何解决的这样一个平台上。从国家建设的层面上，社会服务实际上是在社区中，如何实现社会服务政策中养老、助残、司法、教化以及社区培训就业，以及基础的公共服务在社区如何实现的问题。所以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党组织实际上也在建立自己的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这一点它很好地学习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邻里中间党的一员助站社区的办法，也采
27、用了这样一个办法，所以建立叫党务工作中心，或者是叫党员工作中心。在每个社区大致都有这样的一个服务中心存在，服务型建设它的目标就是通过党内老百姓的服务来拉进党与百姓的关系，同时来解决老百姓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因此从服务策略上，2007 年的基层党组织在宜昌、在杭州等很多地方开始出现了党组织服务队，党组织的社区工作站，党组织的志愿者等一系列的服务装置和服务的建设，这些服务建设称之为服务性党组织建设，通过项目引导，通过社区里积极的参与，包括业主委员会之间的联合和聚合，能够通过很多方式来实现党组织能够通过服务来嵌入到百姓中的目的。第三个就是党组织在进行非常重要的居间利益协调，党组织发动在基层社区中建立议
28、事会、理事会等等这样的一些居间组织，这样一些居间组织都是由本地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些公民来组成，党组在这居间建立了共同行动理事会，从政治角度看，从党组织居间作为议事会和理事会这样一个协调人或者组织人，或者这样一种办法来组成，有助于民主协商的达成和社会动员之间的平衡。老百姓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装置，老百姓很难进入到一个政策议事的管道，就需要一个发动者，也需要一个倡导者，现在的基层党组织，就在利益协调作用中起了这个倡导和协调的作用。它协同基层的一些理事会，一些社会达人，一些精英发挥了民主咨询协商的作用。也就是说重大的议题和重大的事件不再由政府想当然的制订，或者做出或者是按照政府的偏好或者是按照少部分人的话
29、语就做出决定，而现在随着开放性能加剧，基层党组织更需要通过居间的利益协调来进行政策的民主咨询和政策的协商。很多地方参与式民主，参与式预算的制订都会看到党组织在里头发挥的一些重大事件中的一些设施建设，比如说一些重大的支出、安排，比如说一些重大的邻里之间发生的一些活动，甚至一些邻里的冲突。比如北京市平安街道，还有所说的北京的陶然亭街道，在解决社区停车难，因为都是过去的小胡同，都是老旧小区，大家买了车以后没有车位怎么办？知道党组织在居间发动老百姓自治的一些办法，通过一些理事会和议事会协商民主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由此知道党组织也在这里头推动了协商民主的对谈和沟通方式。发现它的基本策略是向两个方向发展，一
30、个就是向下嵌入，向下嵌入表明了党组织在基层的一个组织化形态和实体化形态的进入，也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向基层治理以接地气的办法进入到民间生活之中。第二就是向服务性方向发展，向服务性发展就是通过更多的说提供服务的项目来建立领导权，也就是说以服务型的这样一种供给和输入来选择在基层的老百姓这样一个满意度或者是利益协商，通过服务来聚集。在这里头案例就比较多，在这里头表现的比较多的案例做一个经典，案例包含着比如说看到的，天津滨海新区的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它通过所说的学习思考和创新这样三位一体的学习体验，通过党员在案例分析的这种思考过程中，通过经典的基层治理的模式，通过党员在基层治理中的案例的一些互相交流，实
31、战型的应对在学习过程中，了解彼此的理念，彼此的创新。也通过一些专家的辅导和经验性的阐释，通过实战的办法，让大家互相分享的管理经验以及管理的模式，它非常好的一个创新的一点，就是不只是学习，它全部的学习的历程都在回答问题和观念的博弈过程中进行。也就是说第一，它分享了理念上的一些思考，第二，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三位一体，它需要党员来自基层的这样以实战经验之间的人的互相这样一些提出问题，互相回应问题，通过团队式和合作性这样一些分享来解决滨海新区在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实战性问题。它试图寻求关于社会组织管理，维稳管理，关于在基层组织的最佳时间、案例，所以它叫创建基层学习性党组织，这有些图片，也可以跟大家反映它
32、的场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在媒体其实有过很多宣传，就是北京市西城区在社会工委牵头之下所谓的全响应的这样一种体制。首先这个体制知道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托于网络平台所建立的一个上下贯穿、左右贯穿的一个统和性的平台。它的基本的理念来源如前所述，就是第一个就是由社工委牵头建立一个由政府和社会以及政府和单位组织，以及各个部门之间的广泛的社会动员和联动机制，这是它的第一条。它的第二条特征，就是它联动起来的目的是要向老百姓提供非常有效的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及回应老百姓公共服务的诉求，致力于建立非常好的和非常有效的服务性机制，它所依靠的平台是西城区行政服务中心，以这个平台为依托，它要建立非常大
33、的四个方面的问题，就是第一，基层的需求如何能感知到。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感知老百姓的需求，它要建立自己的一套信息上传的方法。它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感知了之后，如何去响应这样一些需求，也就是的政府如何在所能做得这样一些现有的体制框架内，运用机制性的传导和联动来响应这样一些需求。第三，如何将这样一些需求无法解决的时候，能够很好的进行像上级政府传递，能够致力于把这些信息传导给上级政府，使得上级政府能够了解基层的需求，并解决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它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访听解”的原则，访听解用简单的用语言来表达就是它要访民意、听民情和解民难，或者叫解民忧。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何实现？它通过这样一
34、个非常有效的机制来联动这样一些办法。第一个，就是它通过建立了八条响应链，八条响应链，第一个就是说老百姓自上而下的由区政府、区常委以及它的一些领导部门的人员，要定期的去到它所辖的片区里去听老百姓对于现在的需求，经常去走访基层的这样一些单位，去听老百姓对目前基本情况，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未来的方向来进行了解。第二个，它通过它既有的，现在社区里的网格管理，所说的网络平台，来纪实性的收取和收集一些发生的问题，所以它的第二、第三条响应链非常强大，就是说采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行政体系和党务体系的下沉，就是说在各社区都有它分解出来的，所说得网格管理员，这个网格管理员统和在一个社区里，它对于社区进行这种各个事项，
35、包括安全、包括实体，包括很多事项这样一个问题，所出的问题和进行的调控，包括外来的人口一些监测，包括出租房的一些监测，这些监测大致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员下沉的机制，这个机制在西城区现在已经到了现在楼门长，还有庭院长，这样一些管理，这些人都成为信息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些渠道和上升的渠道，它需要通过这些渠道来迅速聚合到当有这样一些信息的时候，就会把它聚合到居委会，如果属地解决不了的时候，会快速的网络的这样一个传递方式来上升到街道，甚至更高。同时它也协同了各个街道，辖区内的社会单位来进行协作式的管理，建立了协作的网络，比如说它利用一些西城区在一些社区，利用比较好的一些单位的资源，来开启比较便利的一些停
36、车，比较便民的一些设施，包括它可以在一些单位和一些街区实行这种双向的措施停车方案。同时，它也在这里头开办一些老年小饭桌，用一些单位的资源，也可以运用原有的社区里头的一些单位，因为西城区很多地方，它的过去是有单位的住房，它易于工作、易于居住，在同一个社区里，因此它采用了一些退休老职工，比如在社会生活中采用了互相扶助，比如说一些退休的老职工参加党员的服务队，这个服务队在本社区里对一些老年的居民，说进行这种志愿者的服务，实现以老养老的这么一个办法，它采用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来建立单位组织以及用原来的单位这样的一些资源，来建立比如说一些单位的活动史，像社区的开放给老百姓的文化生活等很多的资源的一些共享，这是一个重要响应链。另外一个响应链，就是党组织进入的一些楼宇和服务行业，完了服务于金融企业的这么一些办法，采用了党组织进楼宇，党组织充分建立它的这种响应链的模型。还有一些党组织与社区的社会组织之间建立的响应链，它们在社区行政服务中心一层的面积都是为孵化社会组织所做得一些贡献。同时西城区民政局它也有这样一个社会组织服务交易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