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腐难点何解最近一段时间,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中石油 4 名高管落马,中储粮河南查出窝案,中移动广东总经理被“双规” ,一时间,刮向央企的反腐风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蒋洁敏被查,延续了十八大以来高层对官员贪腐违纪的严打态势。在蒋之前,十八大后的 9 个多月中,已有李春城、周镇宏、刘铁男、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 7 位副部级高官落马。 腐败案件频发,也说明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反腐的难点在哪里?如何解决?专家怎么看 李永忠: 需要设计预防腐败顶层制度 中国反腐工作进行了这么多年,公众的感受似乎是“越反越腐”?问题出在哪里?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
2、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这些年我们一直缺乏一个有效的顶层设计。香港顶层设计搞得好,五年就见效了。中国内地的顶层设计搞得不好,30 多年了,还是“三个并存、两个依然”理论,所以一直被腐败分子和不正之风牵着鼻子走。缺乏改革的精神,是我们当前很大的问题,同时还缺乏战略规划。 王岐山强调当前要以治标为主,治本是方向,前者要为后者赢得时间。因为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纪检监察体制改革,都未有实质性进展,因此不可能以治本为主。 预防腐败工作还有哪些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李永忠认为,首先,要取得预防腐败顶层制度的设计和突破。我国过去 30 多年的反腐败之所以持续面临着严峻形势,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顶层
3、制度建设还需大力加强。例如,权力结构科学配置的问题、权力监督体制改革的问题、法治建设提升的问题等都亟待突破。此外,一些具体领域,如工程建设、政府采购、选人用人、财政预算等,腐败持续高发,也需要从深层的制度和体制上去解决问题。 此外,要提高预防机构的权威性。国家预防腐败局系统应该成为一个预防腐败的思想库,成为一个可以强力推进预防腐败工作的权威机构。只有这样,个案预防、制度廉洁性评估等预防工作及顶层制度改革,才都有可能得到推进、见到实效。为此,或许可以在相关法律或政策中明确国家预防腐败局系统的权威性以及预防对象特别是各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执行预防对策的责任和义务。 马怀德: 源头反腐应制定三部
4、重要法律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我国首位行政诉讼法博士马怀德认为,反腐败既要靠人,也要靠制度,更需要制度的支撑和创新。而法律作为制度的最高形态,应该在预防和惩治腐败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马怀德说,反腐败要靠法治,关键是要制定三部法律。第一部法律是重大决策程序条例 。腐败多发生在领导干部身上,领导干部之所以会腐败,是因为他们享有重要的决策权,通过决策的行为设租、寻租,达到腐败的目的。要想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必须约束和规范领导干部的重大决策权,特别是当这个决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和群众利益时,要严格加以规范和约束。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行政决策的机制和程序,我想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部法律是政务公开法 。现在
5、我国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该条例只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不是法律,无法和档案法、保密法相衔接,也无法涵盖党务公开、司法公开及各个领域的办事公开制度。因此,制定一部政务公开法非常必要。公开是反腐败的利器,只要公开了,很多腐败现象就没有藏身之地。 第三部法律是行政组织法 。为了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划清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关系,应将公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制定法律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权限、相互关系,以及机构职能、编制,这对于预防和减少腐败有重要的意义。 姜明安: 要坚持打持久战与攻坚战相结合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认为,解决好反腐败的问题,必须坚持打持久战与打攻坚战相结合的方针。腐败是一种“
6、慢性病”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全方位改革,腐败的病根难以消除。而要推进这些全方位改革,不可能打速决战,只能打持久战。 姜明安表示,这也是由现在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决定的。我国作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时期,共产党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四大考验,且考验长期、复杂、严峻。 对于反腐败为何要打攻坚战,姜明安认为,这首先是提振全党全国人民反腐信心的需要,如果我们不能在短期内打几场漂亮的反腐败攻坚战,老百姓可能会对反腐失去信心。 其二,这是推进反腐败向纵深发展和坚持打反腐败持久战的需要。 其三,这是展示新的中央领
7、导集体反腐败决心和反腐败能力的需要。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目前老百姓切齿痛恨的腐败,面对自己向老百姓承诺的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要敢于打场攻坚战和硬仗,不辜负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重托。 任建明: 反腐机构应纵向垂直横向整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反腐败体制是决定能不能控制和战胜腐败很重要的一个要素,这关涉反腐败机构是否真正有效运作,从而打击、预防腐败。不同国家和地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如中国香港、新加坡的例子,建议学习、借鉴其规律性的东西。 尽管 1993 年中纪委、监察部就合署办公,十六大以来有派出机构的统一管理改革、建立巡视制度,但这个改
8、革远没有完成。中国香港就是一个可前后比较的案例,在廉政公署设立之前有一个警察系统的反腐败机构,但很长时间里越反越腐,直到成立高度独立、充分授权的廉政公署,有一套严密的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督机制,保证机构本身非常廉洁,这样的机构才能有效肩负反腐的重要职能。 对反腐而言,人民大众的参与只是辅助作用,关键还要靠反腐机构的专业、有效运作,中国香港的案例对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启示是,要坚定地把改革深入下去。 任建明建议,改革当“纵向垂直、横向整合” ,纵向就是保留中央和省两级机构,省以下都垂直,目的就是实现独立,从而立竿见影;横向就是整合现在分布多个系统,条块、层级分割的反腐部门和力量,改变资源分散、交叉、重叠
9、的状况,以此改变反腐败不力的态势。 曹钢:需要一批真正具有深刻洞见经验、胆识的人才 要保证下一步反腐工作有所突破,当务之急应解决什么问题?陕西行政学院教授曹钢认为是人才。 “为政之要,重在用人” 。首先,需要一批真正具有深刻洞见,有经验、有胆识的人才。比如当年广东的任仲夷,敢想敢干,现在需要起用这样的人才。这部分是反腐工程的设计人员。 对这类人员,应该采用相应的管理机制,而不应笼统地使用行政干部管理体制。要建成这样一支专业性强的预防队伍,短期内可以通过外部合作的方式,例如成立预防腐败专家咨询委员会、设立各种预防专家小组等方式,来获得专业支持,但这仍旧是一项长期任务。 其次,要使用敢于尝试、执行
10、力强的人,这部分是工程施工人员。这些人员要敢于打破唯红头文件是从的思维。另外,就是需要设立政改、反腐试点特区,让这些人员在这些地方大胆尝试和实践,就像当年的深圳特区。 总之,舆论监督的试点,监督体制改革的试点,用人机制改革的试点,都可以搞。这些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内容,可以为治本赢得时间。 反腐最大的困难和阻力是什么?曹钢说,正如中央领导人说的一句话“触动灵魂容易,触动利益更难” 。因为利益是刚性的、复杂的,是阻挡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的最大阻力。既得利益势力肯定不愿意接受更有效的监督。中共领导人早就意识到腐败的一个根源就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但是一直没有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以
11、至于任何涉及利益的改革都会比较困难。 突破这些困难和阻力,就要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其实就是当年邓小平画的那个圈,政治体制改革同样需要这样的圈。问题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是不尽快付诸实践,谈再多问题、喊多少口号,都是空谈。 贾宇:尽快出台反腐败法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教授认为,反腐败斗争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中进行,离开系统完备的法律制度,反腐败对策就是一纸空谈。 贾宇认为,遏制贪污、贿赂犯罪,需要制定反腐败法。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发展时期,消极腐败现象呈阶段性多发、高发的态势,反腐败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一方面,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反腐败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贪污贿赂犯罪依然猖獗,腐败现象仍相当严重,必须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以遏制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高发态势。制定一部专门的反腐败法,不仅能使反腐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而且通过系统、科学的法律规定,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使反腐工作能具有长期效应,形成以“打击”为基础,以“控制”为特征,以“预防”为重点的综合治理体系。 并且,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以及动员、鼓励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工作,也需要制定反腐败法。我们需要将这些年颁布的党内规章提升到法律层面,让这些规定变得更强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