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万事开头难 却是最震撼（中）环保局 “律师是吧？” “是。 ” “我们环保局不受理你们这样个人的检测要求。 ” “北京的就会管。 ” “那你回北京检测去吧。 ” “我有你们的规定，你们应该管的。 ”我拿出从政法大学教授那里拿到的环保局环境检测规程。 “我们执行的不是你那一套。 ”这位仁兄干脆就没看。 “那你们现在适用的受理范围规定。我能看看么？” “不能给你看。 ” “我是律师，有取证的权力。 ” “就因为你只是律师，所以我们没有配合你的义务。 ” 当真噎死人不偿命啊！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被鄙视了。 这可怎么办？上网也查不到。能查到的都是国家的、抽象性的职能规定。当地局的什么都查不到。当我把这
2、个情况转告给帮我出主意、想办法的同事们，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毕竟这是一份核心证据，庭审前是必须要固定的。出于诉讼实力的明显差距。谁也不敢把这份证据放在庭审过程中申请调取。而且，此前我们也向法院征询过，没有鉴定报告是根本不给立案的。 大家都泄气了。连着两天。案件一直没有新的突破。案件一度进入了停滞阶段。 又一次案件讨论会。大家闷了许久。一个年轻律师怯生生地说：“董律，有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以。我哥们儿是当地另一个环保局的，听说他们和这个案子属地的环保局意见经常不一致，从上到下都有些矛盾。我们能不能去那里申请检测？” “你知道什么叫管辖吧？你知道证据的取得要有合法性吧？中国的环境，我叫外国的环保局来
3、检测，你同意吗？检测结果能用吗？”年轻律师的这个提议被一个老律师火冒三丈地毙掉了。案件没有突破，律师们的心里都很急躁，而且这份证据完全是因为对律师的无视而无法取得的，所有律师心里压着一团怒火。 “散会吧，没用的。 ”老律师愤愤地走出了会议室。大家也慢慢地离开了。留下我一个人在回想。回想着老人的信任、小魏的信任和秦指导员的信任 又来到了当地，打算再去试一次，但自己都觉得没戏。我坐在公交车上发傻。秦指导员来电话了，说给小魏的信收到了，小魏也有了很大的转变，谢谢我们。我嗯嗯诺诺的应对着他的感谢。秦指导员明显没有听出我的低落。他兴奋地告诉我，他们这次演习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打得很痛快！很过瘾！”
4、“哦。 ” “蓝军和红军是死对头，本来我们只是陪衬。 ” “哦，这样啊。 ” “但是我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哦。是吗。 ” “是啊，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啊！” “哦。 ” “所以我们利用红军对蓝军的敌对，成功地联合红军，一举端掉了蓝军的一个炮兵阵地！” “嗯？”我突然眼前一亮， “等一下，您刚才说什么？” “我们端掉了蓝军的阵地。 ” “不是！前面那句。 ”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对！就是这句！秦指导员。谢谢您！” 一看表，下午 3 点 42 分，还有时间！从来没觉得公交车的车门开得这么缓慢。没等车门全开，我就跳下了车，破天荒地打了一辆出租车。“师傅，快，某区环保局。 ”
5、4 点 50 分，正是那个年轻律师的兄弟所在的环保局。 “同志，是这样的。 ”我上气不接下气， “我是律师。 ” 一张铁脸。 “我们有个案子。需要在某区环保局对他们辖区一栋民宅申请噪音检测。 ” 一张狐疑的脸。 “您等我喘口气啊。那个环保局真行，接到我们的举报，非但不主动去检测。还拒绝我们提出的检测申请。 ” 一张感兴趣的脸。 “我们拿着通用的规程，您看，就是这份儿，他们说他们不适用这一套规程，他们有更好的、更先进的规程。 ” “胡扯！” 一张愤恨的脸！ “全国就这一份东西。执行的都是这个。他们有什么更先进的规程？” “照您说，他们应该给检测是吗？” “当然了！这是环保局的义务。 ” “那应该
6、是怎么执行呢？” “董律师。是吧？我告诉你啊”一顿竹筒倒豆子。 “那他们要是就不给检测怎么办呢？” 又倒了一竹筒，甚至还倾情大奉献，多赠送了一桶坏坏的“豆子” 。 “谢谢您啊。环保局要是都像你们这样的，老百姓就有福了！” “好说好说！有不明白的再来啊！”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案件属地环保局。一顿夹杂死缠烂打的义正严辞的交涉。正规程序的倒背如流，以及几颗内行送的坏坏的“豆子” 。 “行，我们去检测。你等我们通知，就这一两天。 ” “行！我 24 小时开机，等您电话。 ” “24 小时是吧？嘿嘿，好。 ”“环保局”的似笑非笑。让我很不舒服。次日中午，纪大妈家里。 “环保局”终于来了。楼上楼下检测了很
7、多处，摘记了很多数据。把我和纪大妈感动坏了。连声称谢。 “你们也别谢我，这是我们该干的。 ”“环保局”直勾勾地看着我。 临走， “环保局”突然回头：“董律师。你从北京来？” “呵呵，是啊，每次来都要折腾几个小时。 ” “哦，呵呵，辛苦。还有一组数据要检测，检测完就能出结论了。你等我电话。 ” “没问题！” 当日下午五点半，累了一天转回北京的我躺在床上，迷迷瞪瞪地隔窗看着北京西郊冬夜的星星。觉得甚是好看。突然电话铃响起。 “董律师吧，回家了？” “呃。是的。 ” “我是环保局的，你来一趟纪大妈这儿，我们要调取夜间的数据。 ” “现在？” “是啊，你不是说 24 小时么？” 无名业火三千丈！我咬着
8、后槽牙说：“行！” 夜里十一点半，采用了包括自行车在内的多种交通工具的我，呼哧带喘地来到了纪大妈家里。 “环保局”戏谑地看着我，嘴角挂着调笑。 一系列的检测完成后，已经夜里一点多了。 “好了，董律师，别送了。我就住边上那栋楼。明天早上八点半到环保局拿检测报告吧。 ” 送走了“环保局” 。发现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一辆车也没有。昏暗的路灯吝啬地散发着黄光。一阵削骨寒风吹来，我不禁打了个冷战。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个时间，我怎么回去啊？要知道，1999 年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快捷酒店的。不像现在，满大街全是洗浴中心。当时即便有。兜里的钱也是不够我蜗居的。冻僵的脑仁给出的最后一个主意，就是转校在当地的大学同
9、学浩子。 凌晨三点多，我步行了十多里地，终于来到了浩子在大学里的宿舍门前。红了眼的我一脚踹开房门，一把薅起吓傻了的浩子。 “往里点儿！我要睡觉！” 早上八点整，我瞪着全是血丝的眼睛出现在环保局。这张至关重要的噪声测量报告单终于握在了我的手里。噪声数据多数超过国家标准。依法可以认定属于噪声污染了。 “环保局”挑起大拇指：“董律师，你真行！你能成事儿。 ”那张脸上已经没有了戏谑，没有了调笑。 当我把噪声测量报告单轻轻地放在律师所同事们面前的时候，大家的表情从凝重渐变成惊异，从惊异渐变成惊喜，从惊喜骤变成了欢腾。现在，需要在诉前考虑的只剩下一个赔偿金额如何确定的问题了。 我的勤奋感染了同事们。律师们
10、开始广泛地进行搜索，翻找报纸。借阅审判指导，上网查询，征询熟识的法律人等一系列工作蔓延开来。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团结就是力量。数月前的一份报纸，很小的一个“豆腐块儿”报道被挖了出来。北京的案子，居民楼噪音污染。判决结果为每月 1500 元至 200 元。根据楼层反比例递减。也就是说一层每月赔偿 1500 元，二层 1400 元，三层 1300 元，以此类推。以此标准，纪大妈是可以主张每月 800 元赔偿的。 至此，案件的诉讼难点已基本突破，诉讼方向确定，是写起诉书的时候了。我奋笔疾书，一气呵成。 1999 年 12 月 28 日，纪大妈在起诉书上很认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法院立案出奇的顺利，
11、一次通过。 在当时，我是个律师行业的新丁，充其置算个律师助理，独立开庭是很不现实的事情，所以需要一个经验老到的律师带着我一起完成庭审。“老检”自告奋勇：“我来！” “老检”是一名老律师了，四十多岁。之所以叫“老检”是因为他是从某省检察院出来的。虽然大家都没见过他开庭。但据“老检”自己说，他的风格相当硬朗，专啃硬骨头。平时看起来，他也确实很“虎” 。在所里，分析什么案子都是喊打喊杀的，大有开着战车直接碾平对方的势头。恨不得说在开庭前，对方包括法官在内已经被他干掉了。其实，这个风格我不是很放心。但大家都说可以，他自己也主动请缨，这倒有些不好推辞了。就先这样吧。庭前准备好。不轻敌，应该不会有问题吧。（作者为北京荣德律师事务所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