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个职业试药者的自白站在北大百年讲堂的演讲台上，穿着浅绿色长袖 T 恤的肖周（化名）看起来有些紧张。相比罗瑞卿之女罗点点、肿瘤学家乔友林、 “急诊科女超人”于莺等其他嘉宾一串长长的头衔，肖周的简介只有光秃秃的 5 个字：职业试药者。在这场由一家网站举办的活动中，肖周被选作“中国医疗健康领域最具典型意义的传播者”之一，讲述一个试药人的困惑。 据报道，我国平均每天有 370 种新药问世，每一种新药在投放市场前，必须经过临床试验。在 2012 年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农工党中央就提交提案称，我国目前参与试药的人群总数约有 50 万。 26 岁的肖周只是其中之一。他使用过多个化名，从没告诉过家人
2、试药的经历。和大多数试药人一样，他觉得做药物试验“不光彩” 。从 2011年至今，他参加了近 20 次药物试验，拿到的报酬有三四万元。 如今，这个年轻人从幕后走向台前，向公众吐露一个试药者的心声。“很多人都没有看到其中的社会价值，这是在为社会，大了说也是在为人类做贡献。 ” 虽然不是医生也不是慈善家，但试药者为医学事业做出了贡献 就在几天前，肖周收到了中介发来的短信，要他继续一项去年参与的关于狂犬疫苗的药物临床试验，报酬为 500 元。 每一次药物临床试验，受试者都可以获得一笔补偿费用。据一家新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公司（CRO）的工作人员介绍，这笔费用包括误工费、采血费等费用，少则几千元，多
3、则数万元。 这位工作人员特别强调，这是一笔补偿金，并不是工资。但是仍有不少人将试药作为职业，甚至以此为生。 肖周说，这是一门来钱快的生意，不需要什么技能和学历，只要有一副合格的身体，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参与。 早在上大学期间，这个看起来瘦弱的小伙子就偷偷地报名参加过临床试验。但是因为自己吸烟，没能通过试药的体检要求，也就作罢了。 “那时候是出于好奇。 ”肖周回忆道， “真正让我认识试药的，还是看过的一档探索发现的电视节目。 ” 通过这档节目，肖周了解到药品人体试验，通常分为四期：一期试验的目标人群是健康人群，二期、三期为适应症患者，第四期是药物批准上市之后更大面积的临床观察。 包括肖周在内的大多
4、所谓“职业试药人” ，主要参加的是一期药物试验。肖周称，在国内进行药物试验的大多都是仿制药，很多药物都在其他国家进行过人体试验，所以他比较放心。 在第一次参加药物临床试验之前，肖周在一家证券公司做了 3 年销售工作，月薪不足 2000 元。生活的拮据，让他又想起药物临床试验。他从论坛、贴吧里寻找试药相关的信息。不像大学时候的遭遇，这一次他通过了体检。 他在封闭的试验房里度过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大夫给受试者们扎静脉留置针。过一会儿吃药， “吃完之后大夫还让张开嘴、掀起舌头看看是不是真地吃下去了” 。紧接着吃完药的 5 分钟、10 分钟、15 分钟、30 分钟就开始频繁地抽血。如此在医院度过了 4
5、 天时间，换来的是一笔 4000 多元的报酬。 “除了拿到不少的报酬，还像刚刚献完血，有种很崇高、很自豪的感觉， ”肖周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虽然自己没有趴在研究室挑灯夜战，也没有为医疗行业捐出一分钱，但是通过我和其他试药者的付出，为正在饱受疾病痛苦的人们做出了一些贡献。 ” 试药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有时就像不带引号的小白鼠 第一次结束之后，肖周觉得“并不过瘾” 。这个自称从小就百毒不侵的人又参加了几次试验，包括胰岛素、狂犬疫苗等药物。然而，随着参加试验的次数越来越多，最初的那种轻松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痛苦。 让他产生动摇的是 2011 年做的一次胰岛素的试验。一开始对方通知他没有通
6、过体检，但过了一个礼拜后又说， “不合格就凑合来吧” 。 进行药物临床试验时弄虚作假，特别是体检时蒙混过关，在试药者这个群体中，已是见怪不怪了。一位试药者就吹嘘，吸烟的人想通过尿检，可以在尿检的时候，滴一两滴白醋；用 10 倍药剂量的联苯双酯应对饮酒问题，这样转氨酶就会变成正常值；再比如，在胳膊的针眼上涂些粉底液，就可以在另外一家医院蒙混过去。也有的受试者，在医生面前吞下药物，离开医生视线之后再吐掉。 而各种试药经历，听起来更是可怕。第二天早上 7 点，肖周来到医院，护士给扎了两根静脉留置针。8 点，护士又在肖周肚皮上打了一针胰岛素，接下来就是 5 分钟一次的抽血，持续了 24 个小时。 24
7、 个小时里面，肖周一次也没下床。 “医生不让吃饭，一直在输生理盐水， ”肖周说， “如果渴了护士就会把盐水开大一点，饿了就忍着，连上厕所都在床上，大夫给弄个尿壶。 ” “我们就是小白鼠，甚至都不是带引号的小白鼠。 ”肖周回忆说，“那感觉就像囚徒一样” 。 事实上，这种做法并不符合规范。按照规定，受试者在参加药物试验之前应签署一份知情同意书 ，其中包括试验项目的内容、约定的各方的责权利关系，以及药物试验的风险。 但在现实中，这种违规操作并不少见。 “作为受试者，你提出的任何意见都可能被忽略，你只能按照负责临床试验医生的话去照做。 ”他说，“医生们和中介们喜欢不说话的试药人。 ” 另一方面，不少受
8、试者对知情同意书的内容并不在乎，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多看，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仿佛只是走个程序。 对于大多数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不高的试药者群体来讲，很多人可能也看不懂知情同意书 。 “圈内流行一个公式，钱数/天数=药物危险性，很多人就按这个来计算要不要来参加试验， ”肖周说， “给钱多的，反而不敢来。 ” 据肖周介绍，一些中介抓住了受试者这种心理。本来风险性高的药物试验，补偿金本应会高不少，但是担心受试者不敢报名，就悄悄把试验报酬压低。 在哈佛大学博士后、无锡和邦生物医药公司董事长杨建良看来，国内药物临床试验不够开放、透明，很多是有违医学伦理的。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在试药流程中的违规操作，可能会埋
9、下一颗“定时炸弹” ，对整个药物临床试验乃至可能上市销售的药品带来安全隐患。 如果我能多试一些药，妈妈说不定就不会这么早离开我了 “我们试药者获得的金钱和我们的付出真的匹配吗？”这是让肖周一直困惑的问题。 一次试验中，在医生电脑上无意看到一份文件，肖周发现药厂准备给试药者的钱是 3 万元一个人，但是那次试验他只拿到了 2500 块钱。 据杨建良透露，他们研发的新药在国外进行药物临床试验时，给受试者支付的费用少则几千美元，多则上万美元。但在中国，从药企到CRO，再到医院、中介，再到受试者，这存在着一个利益分配链层层盘剥，受试者拿到的往往是小头。 在国家食药总局颁布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中，明
10、确规定了受试者的权益保障。该规范还指出，应遵循世界医学大会赫尔辛基宣言 ，即公正、尊重人格、力求使受试者最大程度受益和尽可能避免伤害。 但是受试者在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遭受伤害的例子也并不鲜见。一名先天性血友病患者，在参与一家医院的新药试验后身体产生抗体，只能使用价格更昂贵的药来治病。 “受试者进行权益维护的最大难点，在于一个人与药企或医院的对抗，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卓小勤说， “他们明显属于弱势群体。 ” 当“为了金钱，出卖身体” 、 “拿健康换明天”等字眼出现在报道药物试验者这一群体的新闻报道中，肖周觉得“尊严受到了伤害” 。 “大家都有这个观念，没有尊严，和那些卖血的似的，在出卖自己。”
11、肖周自己也很矛盾，他认为参加药物试验跟献血相似，都是在做贡献，一方面又觉得试药者出卖自己；他一方面对媒体指出药物试验者为了钱出卖身体，表示不满，一方面又对这种说法表示认可。 他也会像有的受试者一样，在体检中作弊，蒙混过关，并且不介意和别人侃侃而谈作弊的“招数” 。 偶尔，他会觉得自豪。特别是 2012 年夏天，一次陪朋友去药店买药，药师拿出一盒药，就是肖周第一次试的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物， “你们不知道，我那个时候的心情，有种不能被表达的激动，还有些略带冷漠的伟大。 ” 如今，他从一个默默无闻者，走到聚光灯下， “就是要推动社会对这一群体的了解，更希望医生首先避免对受试者的歧视” 。 就在今年 4 月份，肖周的母亲不幸去世，因为“她的病已经没有药能治了” 。站在母亲的病床前，肖周想：“如果那时候自己多试一些药，没有拒绝那些感觉有些别扭的药，说不定妈妈就能用上儿子验证过的安全有效的药物。那么她就不会这么早离开了。 ” （摘自中国青年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