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对东亚NICs增长奇迹的影响分析.doc

1、1技术进步对东亚 NICs 增长奇迹的影响分析【摘要】 大多数相关研究都是用 TFP 计算方法来分析技术进步在增长中的贡献，然而，对于 NICs 增长源泉的解释始终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近年，新增长理论从微观视角提出了一些新的模型，有关技术进步的研究也开始尝试直接测算技术的扩散水平。因此，有必要采用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来考察技术进步对东亚 NICs 增长奇迹的影响。本文依据新增长理论的发展脉络，梳理了研究“东亚悖论”的系列文献，以考察技术进步在 NICs 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 TFP 东亚 NICs 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 一、引言 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ewly Industrial

2、ized Countries，以下简称为东亚 NICs）在 19601995 年期间经历了年均增长率约为 6%的高速增长。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古典增长理论自 Solow（1956）之后，开始尝试用内生化的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逐渐形成新增长理论（也称内生增长理论） 。如Romer（1986，1990） 、Grossman and Helpman（1991） 、Aghion and Howitt（1992）和 Lucas（1988）将技术进步看作是由人力资本积累、R&D 活动、 “干中学” 、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加深等内生因素决定的。这些模型的共

3、同观点是：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此外，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2要的影响。 这一时期在经验性分析中主要使用 TFP 计算方法来测算不同投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单要素生产率如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只考虑了一种要素的投入，而 TFP 考虑的是所有的投入要素（包括劳动、资本等） ，因此在分析上要优于单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核算理论中，TFP是一个“余值” ，等于产出增长率与各个被计算在内的投入要素增长率加权和之差。Solow（1957）最先将生产函数与指数方法的理论联系表达出来，提出了一个计算 TFP 的方法。而关于 TFP 的实证分析，则通

4、常以Kendrick（1961）和 Denison（1962）的结论为代表。采用 TFP 分析方法的一些经验性分析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典型的经济增长现象得到了理论和经验的解释，然而，经济学家对东亚 NICs 经济增长的因素研究却长期持有争议。 一些学者依据 Solow（1956）和 Swan（1956）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 Lucas（1988，1993）和 Young（1991）等用具有代表性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来解释东亚 NICs 的经济增长现象。但是，关于增长因素的核算却发现，东亚 NICs 的经济增长并不能用技术进步来解释（Krugman，1994） 。其具体表现为，在这些国家中，导致

5、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与劳动的快速增长，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此外，它们的非农部门的 TFP 的提高既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也不能比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更出色（Young，1994a，1994b，2000） 。此后，有学者将这一现象与理论的背离称为“东亚悖论” 。 二、TFP 计算方法对东亚 NICs 经济增长的解释 3Krugman（1994）依据 Young 等人对东亚 NICs 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指出东亚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而 TFP 对其经济增长没有贡献。从而，他推断在东亚经济的增长中没有技术进步的成分，也不存在所谓的“东亚奇迹” ，并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

6、经济的增长不可持续。东亚 NICs 在 19601990 时期的经济增长似乎真的属于所谓的“消耗型经济” ，不可能持久了（Krugman，1994） 。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亚 NICs 国家受到明显的冲击，增长速度放慢。许多人认为 Krugman 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批评预见了此后的危机，因而他的观点一时成为国际舆论界的主流观点。此后，经济学界的许多研究者纷纷试图沿用 Krugman 的立论所依据的 TFP 计算方法分析东亚 NICs 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以此判断东亚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通用的估计 TFP 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增长核算法，其理论模型简洁，来自于

7、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一种非参数的实证估计方法，计算方法主要依靠统计性质与经济学性质很好的一些指数公式。另一种是经济计量学方法，一般将总产出或增加值作为因变量，将不同的投入变量作为自变量，通过参数估计的方法来研究。经济计量学方法测算 TFP 虽然可以放松增长核算方法中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收益不变等假设，但必须对估计的参数给出先验假设，并且受样本观察值数量的限制，容易出现参数估计不稳定等统计上的问题。而非参数方法将指数方法与生产函数相联系，更适合于定期的生产率统计研究。 Kim and Lau（1994）的研究表明，东亚 NICs 的规模收益均显著地大于 1，其中，香港为 1.288，新加坡为 1.3

8、4，韩国为 1.381，台湾为41.37。如果把规模收益归于 TFP 增长，那么，由 Kim and Lau 计算得到的 NICs 的 TFP 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可以提高到 20 多个百分点。如果连同人力资本的贡献一起加起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可以达到 40%以上（郑玉歆，1999） 。 Young（1994）估算了亚洲各国（地区）的年均 TFP，认为要素积累是东亚 NICs 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估算的 19661991 年期间 NICs 的 TFP增长率分别为：新加坡-0.7%、台湾 2.1%、韩国 1.7%、香港 2.7%。而Chang-Tai Hsieh（2002）认为 Young 低估了

9、东亚 NICs 的 TFP 增长，并重新进行了估算，所得的结论为：新加坡 2.2%、台湾 3.7%、韩国 1.5%、香港 2.3%。 1978 年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后，也经历了迅速的经济增长过程，并逐渐替代东亚 NICs 成为东亚最受瞩目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许多经济学家习惯将东亚 NICs 的发展经历拿来与中国作比较，并将中国的快速增长与它们归为同一种类型。中国经济增长源泉开创性研究者之一是Chow（1993） ，他认为在 19521980 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积累。Chow（2002）发现 19521978 年 TFP 保持不变，1978 年以后TFP 大约以每年 2.7%的速度

10、增长；19781998 年资本、劳动、TFP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62%、10%、28%；19521998 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70%。 易纲等（2003）提出了以往的一些研究所估算的东亚NICs 的 TFP 增长率的不足之处。张小蒂、李晓钟（2005）针对 Krugman提出的香港 TFP 生产率较低的事实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兴旺的起始阶段，其 TFP 增长率往往较低。林毅夫、任若恩（2007）则从5TFP 的测算历史角度出发，指出 Krugman（1994）的依据为Young（1992，1994）的研究结论，而 Young 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问题。王兵等（2008）运

11、用 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方法测度了包括东亚NICs 在内的 17 个 APEC 国家和地区 19802004 年包含 CO2 排放的 TFP 增长及其成分。考虑到当前全世界都在关注全球变暖的现实，他们强调了对 CO2 排放的限制。其研究结果发现，估算的 17 个 APEC 成员国家和地区中 TFP 增长最快的 3 个国家和地区是新加坡（2.49%） 、台湾（1.56%）和香港（1.48%） 。 由上述文献综述可知，对于 NICs 的经济增长现象到底是不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问题，通过 TFP 计算方法的分析还不足以给出完整的答案。因此，还需要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判断 NICs

12、 的增长动力因素。 三、东亚 NICs 增长源泉的新解释 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继续发展，一些文献从微观基础的角度研究技术进步，其中包括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技术变化的方向、R&D 的周期性、一般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与专门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等。 在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相互作用的理论分支中，Lloyd-Ellis and Roberts（2002）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相互作用的“双引擎”增长模型。他们认为，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分别由最大化收益的家庭和企业作出决策，工资分布变化是它们作用的一个桥梁；并且技术的应用需要一定

13、的人力资本，模型强调了技术与人力资本的动态互补性，认为它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两个动力，缺一不可。 6Kosempel（2004）提出了类似的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相结合的模型，认为人力资本积累都是内生决定的。但与 Lloyd-Ellis and Roberts（2002）不同的是，他假定对 R&D 投入为 GDP 的固定比例，具有一定的外生性质，且侧重于分析技术适应过程（technology adotpion） 。基于这一类微观模型的实证研究常常需要对技术进步作出直接的测算，而 TFP 计算方法只能间接反映技术进步，由其作为技术进步的替代变量存在明显的弊端。从 Solow 余值的定义可知，TFP

14、 中除了技术进步以外，还包括如生产能力的利用系数、劳动力储备、经济的无效率等因素（Comin and Hobijn，2004） 。而对技术进步进行直接的测算的最大障碍是可获得的有关技术的微观数据比较有限，因而直接测算技术进步的经验性研究一般局限于研究个别国家的个别技术进步的情况。其中，典型的代表是 Caselli and Coleman（2001） ，他们以发展中国家从 OECD 国家进口计算机设备的数量的变化来反映计算机技术在这些国家中的扩散情况（引进速度、使用的强度等） 。 为解决直接测算技术的微观数据的获得问题，Comin and Hobijn（2004，2009）和 Comin，Hob

15、ijn and Rovito（2006）根据现有的不同技术统计指标的特征，规范了技术的统计口径，整理获得了CHAT（Cross-country Historical Adoption of Technology）数据集。该数据集统计了 104 种技术在 106 个国家的扩散情况。 此后，Comin and Hobijn（2006，2008，2010）等建立了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模型，并使得该模型能够适用 CHAT 数据集中的微观统7计数据。Comin and Hobijn（2010）提出的模型，可以用于估算一个经济体在采用新技术时的时滞。采用技术的时滞为一个经济体初次采用某一种技术的时间与

16、该技术的发明时间之间的延迟时间，可以用来评价该经济体采用这种新技术的速度。采用时滞越长，说明其采用这一技术的速度越慢。 在这样的新视角下，Comin and Hobijn（2010）对东亚 NICs 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重新做了评价。他们使用了 15 种一般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简称 GPT）在 166 个国家的统计数据，测算出不同经济体所采用的技术的差异可以解释这些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差异的 1/4。此外，他们还分别对 8 种 GPT 在东亚 NICs 的采用速度进行了估算，结果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可以看出，NICs 采用同一种技术的

17、时滞都比较接近，已有的文献对于这一现象给出了若干解释。Comin，Dmitriev and Rossi-Hansberg（2013）分析了 Comin and Hobijn（2010）所揭示的现象后指出，与世界技术研发中心国家的空间距离是影响技术扩散的重要因素。因此，相临的地理位置使得 NICs 国家的技术采用时滞大致相近。Spolaore and Wacziarg（2011）也做出了解释，他们认为由于拥有共同祖先的民族、相似的文化渊源和生活习惯，因而对于技术采用的选择往往也是相似的。显然，NICs 同受儒文化影响渊远流长，因而从文化起源角度来解释似乎也是可行的。 表 1 第 8 列显示的是

18、NICs 采用新技术的时滞与世界平均采用新技术的时滞之差（NICs 时滞-世界平均时滞） ，可以看出 NICs 国家采用新技术8的速度在明显加快，尤其是对于 1973 以后出现的技术的采用速度甚至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而巧合的是，这一时期恰好是 NICs 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NICs 采用的新技术的速度越来越快，可以通过图 1 来表现。 除了 NICs 以外，Comin and Hobijn（2010）也分析了日本从 1867年“明治维新”时代至 1920 年技术采用的速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日本自 1945 年至 1980 年的经济增长时期，其采用新技术

19、的时滞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Comin and Hobijn 通过直接测算技术的扩散水平的方法来研究技术进步对 NICs增长奇迹作用，发现二者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由于其采用的微观数据能够直接反映技术进步的状态，因此用这种方法解释技术进步对 NICs 增长奇迹的作用就更加具有说服力。然而，当前用直接测算方法来研究技术进步的文献还不多见，不过可以预见，未来相关的研究会更加丰富和完善。 四、结语 本文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到新增长理论的发展脉络，梳理了研究NICs 增长奇迹的源泉的系列文献，以考察技术进步在 NICs 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Solow 模型提出经济的长期增长由外生的技术进步决定，此后

20、新增长理论尝试将技术进步视为受内生因素影响。许多经验性文献采用 OECD 国家的数据验证了新增长理论的解释力，然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研究方法却不能获得一致的解释。NICs 的经济增长是否是由技术进步来支持，以及东亚奇迹能否可以持续下去，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争议。长期9以来许多经济学家使用 TFP 计算方法来解释 NICs 增长奇迹，却没能获得一致的结论。 伴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深入发展，以及研究技术进步的经验分析方法的改善，经济学家开始从微观角度建立增长模型，并尝试使用微观技术的统计数据来直接测算技术扩散的水平。Comin and Hobijn 等人从微观视角对“东亚悖论”重新进行了分析，认为

21、在 NICs 奇迹发生的时期在这些经济体中确实发生了显著的技术进步。当然，随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会有更多的文献研究继续对这一问题提出更有效的解释。 【参考文献】 1 Solow，Robert M.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70（1）. 2 Romer，Paul.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 3 Grossman，Gene M.and E

22、lhanan Helpman.Quality ladder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8（1）. 4 Lucas，Robert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1）. 5 Swan，T. W.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J. Economic Record，1956，32（2）. 6 Young，Alwyn.Learn

23、ing by doing and the dynamic effects 10of international trad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106（2）. 7 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J.经济研究，1999（5）. 8 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 TFP 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8）. 9 张小蒂、李晓钟：对我国长三角地区 TFP 的估算及分析J.管理世界，2005（11）. 10 林毅夫、任若恩：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J.经济研究，2007（8）. 11 王兵、吴延瑞、颜鹏

24、飞：环境管制与 TFP 增长：APEC 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8（5）. 12 Chow，Gregory C.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08（3）. 13 Lloyd-Ellis，Huw and Joanne Roberts.Twin engines of growth：skills and technology as equal partners in balanced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2，7（2）. 14 Kosempel，Stephen.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and long run growt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4，75（1）. 15 Comin，Diego and Bart Hobijn. Cross-country technology adoption：making the theories face the facts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4，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