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国”的支点在文化在国家图书馆办公楼的三层，每周一和周四上午的 9 点钟，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位肤色白皙、一副学者风范的耄耋老人，拎着公文包，准时走进走廊东头那间办公室。 他便是 93 岁的任继愈先生。自 2005 年从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来后，他一直坚持每周两个半天来上班，已经这样过了 5 年。而每回他来上班时，总会有各色各样的人来求见，或是请示工作的，或是来拜访的，或是媒体要求采访的络绎不绝，以至有时要排队等候。 任继愈先生摄于 2009 年 1 月。 笔者便遇上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因此，每回去看望任继愈先生时，他都会事先在电话里歉意地提醒一声：“时间不要太长啊，后面还有人呢。 ” 语文课
2、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 笔者认识任继愈先生是 2006 年夏天，正是 7 月京城槐花飘洒的季节。那天，我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对任继愈先生的采访。老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见解和“大家”气度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当时正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问题，便想去向他请教。于是打电话通过国图办公室跟任继愈先生联系，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了。 在国家图书馆三楼东头那间高大敞亮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任继愈先生。我们的话题涉及中国历史文化传承、语言文字、基础教育、大学之道等。任先生谈道：“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自从有文字以来没有中断过。你看骑马的马字，从前那个写法_直到现在，能看出那个痕迹;还有那个鱼字，也能看得
3、出来。而古希腊文和现代英语是不一样的，拉丁文跟现在的欧洲语言不一样，古代的印地语跟现在也不一样。只有中国持续不断的五千年。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 ”我提到现在很多青少年都不认识繁体字，任继愈先生说：“这个简化字的工作，虽然方向是对的，但做得比较粗糙。比如台湾的台字，本来是塞 ，现在写成台 。你写这个可以，但你不能不认识那个。繁体字你应该叫他认识，不认识是不行的。有一次颐和园办慈禧太后生活展，说明文字中太后那个后 ，主办方以为是繁体字的那个後 ，结果就写成慈禧太後;挂了两天，有游客看出来，去提了。这是发生歧义，发生歧义就不成功了。我是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的。你比如易经讲乾坤 ，有的地方简化成
4、千坤 。每次排版我就提醒，这个字不能简化。这种情况不少。 ” 任继愈先生认为，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当初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是把好几个字合并成一个，即同音合并，这一并就回不去了。对此，他提出的补救办法是“用简识繁” 。他的具体设想是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将凡是容易引起歧义的、已经被简化的繁体字都加个括号注在后头。老师也不用教学生，更不用考学生，这样小学 6 年、初中 3 年、高中 3 年，12 年天天见面，耳濡目染，学生自然就认识了，看西游记 ，看水浒就不发生困难。任继愈先生还强调说：“这个又不影响文字改革的政策嘛。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就不至于断层，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那次谈话使我得益匪浅，也使我对
5、中国语文教育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并体会到何谓真正的“学术大家” 。 2008 年 5 月 4 日上午，任继愈参加北京大学在百年纪念讲堂举行的北大建校 110 周年的庆祝大会。 跟任继愈先生谈话有一种乐趣。他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些有趣的比喻，比如他把现在培养人才的模式叫“蒸包子” ， “一笼一笼的”;把培养出来专家比喻成“竹竿型的，很细很细” ，教人在会心一笑之后又若有所悟。 如今，3 年过去了但任继愈先生当初所谈的一系列问题仍不失现实意义，其中有些还成为当下的文化热点。如关于简化字和繁体字的问题，去年和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都有委员专门就此提出议案。最近，马英九提倡汉字“识正用简” ，并希望两
6、岸能达成协议，无不证明了任继愈先生的远见。 承前启后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 任继愈先生 1916 年出生于山东平原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父亲是国民党少将，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他 6 岁左右在私塾开蒙，9 岁上了当时济南市省立第一模范小学。 “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后进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1934 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入学时全班有十几名学生，到毕业时只剩 3 人。他便是其中之一。 在任继愈先生的学术道路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也许是大学三年级的那次经历。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
7、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他 21 岁。他与 240 多名北大师生一道，组成湘滇旅行团，从湖南长沙到云南昆明，风餐露宿，徒步跋涉 1300 多公里，历时两个月。途中，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社会最底层民众，目睹了中国农村的破败，与此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中国农民的顽强的生命力，而这一切促使他思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后来，他在自己带有自传性质的我的追求文中回忆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
8、而这种“沉重之心”也贯注在他一生学术研究之中。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 解放后，他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最后于 89 岁那年从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休。 在他一生中，有一件事经常被人提起，但他自己却很少提及。1959年 10 月 13 日，毛泽东忽然把正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
9、展研究。毛泽东还问，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到道教、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继愈如实回答说都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说师生加起来有 500人。毛听了说，500 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慢慢地来，先做着。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任继愈于 1964 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此后担任该所所长达 20 余年。 “文革”期间，国家和个人都经历了巨大的劫难，任继愈也不能幸免。他于 1970 年去了河南信阳的干校，由于劳累过度和居处环境光线太暗，左眼
10、患了严重的眼疾，后渐至失明，只剩下 0.6 的视力，给他读书写字带来很多不便。 正如当年小学老师为他起的名字一样，任继愈先生将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20 世纪 60 年代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 （四卷本）一直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为国家培养了一代代哲学工作者。70 年代后期，他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 （七卷本，已出四卷） 。50 年代，他认为佛教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此为研究对象，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之后，又主编中国佛教史 （八卷本，已出三卷） 、 中国道教史 、 宗教大辞典 、 佛教大辞典 。 任继愈先生还
11、有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儒教是教说” 。这一判断根本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这些年来， “儒教是教说”逐渐得到学术界的理解和赞同。 改革开放以后，他调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他说，图书馆的图书不同于古董，不是花瓶，是要给公众利用的。为此，任继愈先生领导了大规模的国家修史工程。在他的主持下，以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赵城金藏为底本、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 ，历经 10 余年完成了 107 卷，其2 亿字规模的续编也已启动;另一件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在他的推动下已经影印出版;依托国家图书馆馆藏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目前已经进行到第二期;1992
12、年启动的皇皇 7 亿字的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也已进行了 17 年;他还出任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工作的总编纂。 任继愈先生曾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将迎来有史以来的又一轮新的文化高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承前启后，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 ” 至今没有实现的心愿 任继愈先生身为学术大家，但他非常关心中小学教育。他曾主编过一套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这套书涉及考古、史地、思想、文化、教育、军事、经济、文艺、体育等 10 个门类，共包含 100 个专题，分成100 册。每个专题由该领域的一流学者撰写。每册约 7 万字左右，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属于真正的大家小书，合
13、起来相当于一部中国历史文化的小百科全书，特别适合中学生或具备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当时动员了 100 多位学者参与，前后花了 5 年时间。199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可由于种种原因发行很一般。 在一次交谈中，任先生告诉我，最早编这套书的念头起于 80 年代参观安徽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当时他们校长征求任先生的意见。任继愈先生提出，中国有特殊的国情，有五千年不断的文化，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国一家。别的国家要不有古无今，有今无古。他建议少年班要读一点中国的历史，光学科技不行。 任继愈先生说：“中国有很多传统美德，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换一个己所欲施于人行不行？你爱吃辣椒，不能让别人也吃辣椒。对待朋友
14、应该是这样，对待家人也应该是这样。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所以经典的东西很有价值，是经得起推敲的。 ”他还强调：“有了中国文化历史知识基础以后，爱国主义就有了根，而且比政治课更有效。章士钊有句话叫灭人之国先去其史 。中华民族的伟大在于文化传统，而继承传统最重要的是靠历史教育。 ” 对于这套丛书，任继愈先生还有一个打算。他说本来很想搞一个全国性的青少年中国历史知识竞赛，但当时没有准备好，钱也不够，所以没有做成。我好奇地问他怎么会想到这个主意。他说：“我看现在不是有什么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物理竞赛吗？我们有那么伟大的历史文化，为什么不可以搞一个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竞赛？” 此外，任继愈先生
15、还有个想法。他见当时有学者在电视上讲三国讲论语，便设想也用这种方式在电视台开一个讲座，用故事的形式来讲我们的文化历史，可以按照这套书的专题来讲，比方说：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国的名山大川、中国的古代服饰、中国的文房四宝这么一路讲下来。 他的这些想法令笔者颇觉新鲜，也觉得颇具可行性。记得那天聊得特别高兴，差点忘了该到他下班时间了。但遗憾的是，任先生的这两个心愿至今没有实现。 任继愈先生不但亲力亲为，还支持笔者做这方面的工作。2007 年，我看到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一套高中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内容是“四书”的选编，感觉很适合大陆中学生学习，特别是对语文教育如何继承传统文化很有借鉴价值。
16、我将书带去请任继愈先生过目。他看过后认为“忠实原文，朴素、简要、有新意，且深入浅出，是一套很适合青少年读者的好书” 。他还认为，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的传统文化传承之所以做得比我们好原因就在于他们有这样的教科书。于是，笔者打定主意想找一家大陆出版社将此书引进出版，但过程很不顺利。任继愈先生知道情况后，一面鼓励我“再想想办法” ，一面多次表态：“如果找不到出版社来出，我凑一份钱，我们自己来出。 ”一年后，此书终于由新华出版社引进出版，改名为国学基本教材 。这也是建国后第一次从台湾引进中学国文教材。任继愈先生破例为此书作序。 “惕然常以为忧”的事 与任继愈先生交往 3 年多来，每次去国图办公室看他，和他
17、谈天，说东道西，对于笔者来说，都是一次精神的润泽，一次阳光般美好而温暖的回忆。 记得当时笔者住在离国图不远的一处租来的旧房子里，因房子朝北整个冬天不见阳光，而笔者又是个“坐”家，于是养成了一出门不管上哪儿都要往有阳光的地方凑的习惯。每回去国图看望任继愈先生时，都会征询他的意见，可不可以打开他办公室的百叶窗让阳光照进来。次数一多，每次他一见我进屋，便会心地笑着，一边蹒跚着要去拉百叶窗上的绳子，一边“指挥”说：“来，你自己把窗子开开。 ”然后要我坐到阳光最灿烂的那张沙发上。有一回我告辞起身时，任先生笑吟吟地说了一句：“可膳阳光你带不走。 ” 任继愈先生虽然九十有三，但笔者从来不愿意叫他“任老” ，
18、也从来不觉得他已经“老”了。今年 4 月间，任继愈先生住院的前一天，我去国图办公室看他。去之前先给他电话，他像往常那样欣然说：“欢迎你来不过时间别太长，后面还有人呢。 ” 及至见到他时，发现他气色很不好。我知道他自去年秋天做了手术后，身体已不如前，便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感觉不好，吃饭也没胃口。可他好像安慰我似的说：“嗨，这么大岁数了”然后便转移话题问我最近忙些什么。我怕他累着，匆匆说了几句，便准备告辞;临出门时，忍不住又说：您身体不舒服就别来上班了。他说：“不来不行，有事啊。”回头的那一刻，看着他微微佝偻着身子站在那里，形貌那样地衰萎无力，心里忽然涌出一股冲动想去抱抱这位老人后来得知他第二天就
19、住进北京医院了。 任继愈先生住院后，我去他入住的北京医院看过他几次。 第一次去时看望的人太多，没跟他说话便匆匆出来了。第二次是 6月初，与一位友一道去。护理他的保姆告诉我，他精神很差，时睡时醒。笔者进去时，见任继愈先生醒着。他示意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第一句话便问：“你最近忙些什么？”这是他每次看见我时必问的话我赶紧说：“最近给中青报写了一篇文章，叫找回家 、 国的支点” “这个题目好。 家国的支点就是文化就是落在文化上！”他提高嗓门说， “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不能需要的时候就说五千年，不需要的时候就说六十年。五千年就是五千年！”被病魔折磨得衰弱不堪的老人，一谈到这些“大”问题，竟如此的精神振奋，
20、如此的思维敏锐可他说不了几句又无力地合上眼睛了。 最近的一次去看他时，保姆说他已经神志不清了，人也不太认得。我进了病房，见他躺在那儿，眼睛似开似阖;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正发着烧，形容十分衰弱。我凑近试探着叫他，没想到他立刻认出我来，睁大眼睛点头说：“嗯，你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可我不敢跟他多说。 “中学教育比小学重要， ”他忽然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 “小学是学知识的，中学是学做人的。小学学不好可以补救，中学学不好就没办法补救了！”说完停了一下，又接着说： “小学是一段，中学是一段，大学又是一段。中学的基础要放得宽一点好：高中文理不要分科了。 ”他很用力地说着，一字一句，虽然口齿有点不清。 我赶紧唯唯，心里却百感交集：他病成这样，可一见我便谈中国教育问题，好像我是教育部长似的！笔者想起朱熹晚年“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若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 。任继愈先生又何尝不如此？在他心目中， “家国”大事是他“惕然常以为忧”的：即便他沉疴缠身，一旦言及此，他永远不会“神志不清”的，也许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士”的精神传统。 编辑 叶匡政 美编 黄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