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的终结”需要民主完善1955 年出生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美国新保守派的理论代表人物。先后师从艾伦?布鲁姆、萨缪尔-亨廷顿等人的他，早在上世纪 80年代末就因提出民主可能形成“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而享誉全球。他曾先后任职于美国政策规划局及兰德公司，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研究院主任，著作包括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 信任 、 大分裂 、 国家构建 、美国处在十字路口等。 适逢弗朗西斯-福山 2010年底来上海复旦大学演讲，本刊记者专访了这位当代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 依然坚持“历史的终结” 凤凰周刊：人们一提到你，就
2、会提到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EndofHistoryandtheLastMan）尽管那已经是你上世纪 80年代的作品。那本书的大意是，冷战之后，在人性不变的情况下，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是人类唯一可选择的模式。20 度年过去了，你还坚持这个说法么？ 福山：这些年，我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历史的终结”这个理论“终结”了吗？而我的答案是，我依然坚持“历史的终结” ，我依然坚信，世界将在不远的将来步入“后历史” ，成为一种对舒适的自我保存欲望超越为为纯粹名誉拼死而战的世界，一种普遍的理性的认可取代为统治而斗争的世界。目前的情况只是延长了这个终结的过程，而且“历史的终结”依然需要通过民主政治才
3、能实现。 凤凰周刊：是什么情况让你觉得这个过程需要延长？前两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福山：不。金融危机改变的只是某一特定的资本主义模式，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是要更加强调好的监管，尤其是要将不受监管的金融部门纳入其中。但市场经济、保护私人产权等理念，和危机前一样，仍旧是正确的。真正让我不满的是这些年民主国家的表现。比如美国，它的资本主义正在变得糟糕。在过去 10年间，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声誉。美国要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能够供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现在看来希望很渺茫，除非我们能解决自己面临的这些问题。 凤凰周刊：当初你是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的，不是么？ 福山：是的，我当年支持出兵伊拉克，
4、但我没料到美国在战争问题上会那么草率，根本没想好战争结束后怎么办。目前的奥巴马不想被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拖累，但显然缺少有效稳定当地局势的手段。 凤凰周刊：西方的民主在过去的 20年暴露出许多弊端，在你看来，症结在哪里？ 福山：西方民主在最近这些年确实令人失望。比如民主政府也会滋生腐败，印度就是一个严重腐败的国家。民主政府有时也不能有效地发展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我们所要做的是对问题做更多的研究。近期我的研究集中在拉美地区，这一地区的突出问题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和不平等。必须承认，民主社会仍旧面临一些挑战，尤其是当社会出现高度不平等时，挑战更大。 凤凰
5、周刊：腐败问题是世界政治的毒瘤。目前看来，建立民主制度似乎不是解决腐败的有效途径，这一现实是否大大削弱了民主的魅力？ 福山：对于腐败问题，目前确实还没有一个普世的解决办法，但只有实现更大程度的民主即权力的问责，才能更大程度地减少甚至杜绝腐败行为。以中国为例，儒家的文化传统让中国存在着对官员的道德约束，但这种约束力是不稳定的，最终还是需要法治作为保障。依法统治意味着，执政党尽管可以做出直接决定，但是它的行为也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 凤凰周刊：如果有机会，你会对当年那本历史的终结做怎样的修正？ 福山：我事实上正在做这样的工作。我正在写的一本新书，就是对“历史终结论”的重新思考。书名是政治秩序的起源从
6、史前时期到文化革命 ，上半部将于明年 6月出版。 “中国模式”的特征和问题 凤凰周刊：中国在过去 30年国力的高速发展，是不是也是你重审“历史终结论”的原因之一？ 福山：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模式”的兴起，中国作为大国所进行的外交努力和承担的国际责任，是任何一个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所不能忽视的。事实上，在我的新书里，将有六章内容专门讨论“中国模式” 。 凤凰周刊：那不妨先透露一些你新书的内容吧。在你看来， “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福山：首先，当然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没有多党制民主，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法治。但一个强大的政府并不是罕见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中国的特殊
7、性在于，这个政府的目标是国家的发展，它对人民负有道德责任。这一点和许多独裁国家不同。我认为这是中国的儒家学说和文化系统的历史遗产。中国的文化遗产有一个有趣的特征，那就是政府（至少是政府的上层）会关心自身权力的正当性，他们明白，这种正当性取决于政府能否为社会带来福利，特别是经济上的福利。因此中国的腐败问题随着政府级别的升高而减少，而许多国家恰恰相反。 凤凰周刊：但你刚刚说过，这种文化上的、道德上的约束力是不稳定的。 福山：是的。所以中国最大的问题，依然是能否产生一个正当的、负责的政府，也就是通常说的“民主”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没能解决一个政治问题，就是一个“好皇帝/坏皇帝”的问题。 凤凰周刊：但
8、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政治模式让中国经济在过去 30年取得了飞速发展。 福山：没错， “中国模式”的优势有好多，而其中最重要的大概就是决策的速度和质量。常有人喜欢把中国和印度对比。中国相对印度，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基建方面的投资速度，它造了许多机场、桥梁、铁路，这和中国的决策特性密不可分。在印度，你如果想造个水利工程、机场，或者道路，就得和许多组织打交道，比如工会、非政府组织、农民协会什么的，还要向政府提交申请，往往许多时间都花掉了，还什么事都没干。西方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要考虑权力分散、相互制衡。而这个问题中国已经克服了。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的经济会一直这样高速发展下去。 凤凰周刊：是什么支持你做
9、出这样的预测？ 福山：因为中国现在还是出口导向型经济。这点和日本、韩国的工业政策都不一样。日本和韩国利用直接抵免（direct credits）来实现产业转型，将经济扭转到了半导体、造船业上；而中国的出口经济则依赖于管理、货币、积累、大量外汇储备、大规模的国内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 。这种建立在出口之上的经济模式是很难持续的，因为它得益于全球的结构性失衡中国负责所有的生产、储蓄，美国负责所有的消费、借款。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美国人恐怕得改变，而且已经在改变自己的行为了。事实上，这种靠出口拉动的经济模式适合的是小型发展中国家，比如六七十年代的韩国，但中国是个大国
10、，目前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前提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到哪里去就成了一个问题。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家给出的答案，是将这些产品卖到国内市场。但这样一来又碰到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这么大的一个出口/储蓄型经济体，能否在短时期内完成转变？ 凤凰周刊：在你看来，在过去 30年取得成功的“中国模式” ，是否在未来很难持续？ 福山：我很难想象未来的中国可以依靠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继续取得像过去 30年那样的成绩。首先，中国经济过分依赖出口拉动，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需求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疲软状态；其次，我仍然不清楚中国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的刺激计划，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目前中国的通胀已出现端倪，房
11、地产业也出现了泡沫化倾向。如今的中国和十多年前的日本有相似之处，而日本至今都没有从1990年代的经济低迷期中走出来。中国不一定会走日本的老路，但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 现在已是多极化世界 凤凰周刊：中国这些年在经济上的发展，引发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导致西方的衰落，你怎么看待这种论调？ 福山：我觉得权力交接正在上演。但长久地看，美国或者西方未必会衰弱。目前的情况是，中国实力在增强，美国不再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从而导致世界的权力分配更加均衡。因为中国的因素，美国的领导地位会受到影响，但未来的世界秩序将是许多力量互动的结果，而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 凤凰周刊：换句话说，你也认为，中
12、国正在改变全球秩序？ 福山：我认为是的。中国实力增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改变全球秩序。但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国际体系早就在发生改变，这已经是个多极世界，这种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就已露端倪，金融危机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有人说，世界会“向东转” 。我承认，中国更加强大了，但是其他国家，比如巴西、俄罗斯、非洲南部国家以及石油输出国，都处在快速发展之中。 凤凰周刊：既然谈到多极化世界，我们不妨来谈谈亨廷顿。他是你在哈佛的老师，他的文明的冲突和您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名列二十世纪末最重要的国际政治著作。在你看来，你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何不同？ 福山：首先，我认为有人过度夸张了我和
13、亨廷顿之间的差异。亨廷顿并没有把“9?11”看成文明的冲突，我也接受他的观点，也就是本?拉登不能代表整个伊斯兰世界。当然，亨廷顿也表示，如果美国不能谨慎处理与伊斯兰地区的关系，可能会引发文明的冲突。不过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是，激进的伊斯兰教派并不能提供自由民主体制以外的选择，而许多向往自由的回教徒希望在保留伊斯兰教信仰的同时，建立现代化的社会，拥有世俗化的政治、社会宽容和现代化经济。因此，我不认为伊斯兰会作为一个一元化的群体与西方发生冲突；恰恰相反，我认为未来最主要的冲突会发生在伊斯兰社会内部，发生在现代化的支持者和伊斯兰激进分子之间。 凤凰周刊：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亨廷顿更相信“文明”的凝聚力
14、，而你更相信“现代化”的穿透力。 福山：可以这样说。我同意亨廷顿关于不同国家存在不同文化的观点，但我不认为这是最根本的事实；我同意民族国家在国际政治中仍旧是最重要的单元，但我觉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低估了全球化、互动沟通等起到的作用。 凤凰周刊：在对待国际政治问题的态度上，你是否是一位多边主义者？ 福山：我确实是多边主义的拥护者，但如今世界上的多边协商框架显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如 G20峰会、坎昆联合国气候大会等，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在我看来，多边治理是否必要、是否有效，要依具体的议题而定。对形成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框架，我个人持悲观态度，因为各方在京都议定书上的分歧已经达到了难以妥协的程度。但另一方面，我认为 G20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平台，帮助我们实现更加平衡的发展。目前，G20 和 IME已经在阻止各国“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这还不够。G20 应当发展成为一个完善、明确的多边协商机制，因为当今全球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而是“货币战争” 。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