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9 中国经济超预期回升的代价“噢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崔健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里的这句歌词好像是为 2009 年的中国谱写的。 从寒冷刺骨，到热泡四溢，短短一年间，中国 GDP 便炫目地画出一条大大的“V”型线：从 2008 年高位迅速下滑，到 2009 年第一季度探至6.1%的谷底，然后又迅速拉升，到第三季度变成 8.9%，接着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变为第四季度的超 10%。 这种从衰退到高涨的直接过渡，越过了传统经济周期性调整模式，惊掉了无数人的眼镜。年初无数人还为“保 8”能否实现而惴惴不安，12个月后却开始为“过热”而担忧。 或许是全球化、信息化使得金融危机一夜来袭，也在刹
2、那间催动经济回升步伐走得更快更高。但升降“杠杆化”的背后，是全球政府的赤膊上阵，冲进市场领域。特别是中国，再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为夺取目标而动员全部行政力量的传统优势。战果的阶段性辉煌也次性地照亮了长长的灰暗。 “摊”大难调 成绩后面的第一个灰暗，是政府史无前例地大铺“摊子” 。 由于 2008 年各方低估了形势，到 2009 年前夕，多数行业出现停产停工、半产半工现象。 应对经济萧条下的需求突然熄火，理论上三个渠道可供选择：保住出口性需求，扩大内部消费需求和强制上投资性需求。但前两个需求一个取决于外部环境，一个取决于分配改革，都需要时间和慢工。 为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间就是生命。20
3、09 年，行政力量开始高速反应。 “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 ”一声令下，一系列短期化政策箭雨般发出。 首先最方便的是用超大量的政府投资，用投资需求的扩张来对冲出口需求的萎缩。靠 10 万亿元贷款支撑的超大量投资，创造了中国 2009年投资增长率 34%的历史新高。 中国产能本已过剩。由 2001 年发动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到 2008年达到顶峰。其中增长最慢的煤炭也有一倍，其他像钢铁、汽车都在400%、500%以上。 政府密集出台政策压制了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发挥。市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新的政策就又出台了。随着“以恶制恶”继续搞投资，到2009 年 12 月份，铁路、机场、公路
4、、房地产等新开工项目增长 80%多。而按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周期，这些新开工的项目施工高潮应该在2010、2011 年。 于是 2009 年底，中国决策陷入进退维谷：如果扩张性的政策退出，则会因铺的“摊子”过大而骑虎难下，弄不好“烂尾”工程遍地；如果为度过今天这关而不能适可而止，则两三年后形成的产能将过剩更大。 “速度”挂帅的后果还造成扩大内需政策的赢弱，而赢弱的扩大内需政策也反过来进一步增加了今后产能过剩的发生机率。 2009 年，与狂风暴雨式的投资不同，在拉动内需方面只有“小家子气”的减税和补贴，以通过补贴消费来提高虚弱的消费率。由于政策不愿意硬碰收入分配环节，居民收入没有增加，刺激出来的消
5、费量不但没有预期的大，而且由于人为把消费提前，使得在产能高峰时需要的消费高峰却变成了消费低谷。 “本”弱“末”强 成绩后面的第二个灰暗，是不适当地发挥了资产泡沫作用。 次贷危机前，发达国家对金融发展给予了过高的重视，经过危机教训，发达国家开始回归实业。 而中国，在加工制造等实业受到危机冲击时大规模开闸放钱，特殊利益集团借机用以金融杠杆化。 回顾 2009 年，始终超越人们预期的就是新增贷款量。中国银行体系全年新增贷款超过 10 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34%，创造了 1996 年以来的新高。这个数字吹起的泡沫非常炫目。正是信贷的超常规增长，遏止了中国经济下滑，并成功助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采取赤字
6、财政和发钞票搞建设，在正常情况下，本来是一剂毒药；特殊情况下使用它就像鸦片镇痛一样是需要的。 但是， “鸦片”用量不能过大，更不能用错地方。2009 年的货币政策与其说是适度宽松，不如说是过度宽松。 更糟糕的是，集中放贷速度太快，快过了既有组织体系可控的审核节奏。结果是信贷投放结构畸形，一部分资金流入了股市和房地产房价和股价狂热上涨背后成了一种“货币现象” 。 一部分资金流入到了票据市场，在那里空转，大企业从中套利，而小企业在嗷嗷待哺中渴求。更大一部分的资金流向了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冲锋最前的地方政府大规模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举债搞固定资产。但千疮百孔的地方政府担保体系，给未来留下了黑洞般的财政
7、风险和金融风险。 尽管 2009 年国务院决然确立新能源、新材料、信息产业、新医药、生物育种、节能环保、电动汽车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中国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继四万亿元投资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后的新一轮刺激经济的方案，但泡沫经济已使人变得浮躁，生活的目标逐渐缩窄为股市和楼市，支撑着中国未来的实业和产业开始淡出很多人的视线。 社会阶层分化 政策的全面出击，在拉升 2009 年经济的同时，其不公平性也显露无疑。 方面，政策总是要照顾“自家人”的，这使得国企与民企的生存能力出现拉大趋势。在国家政策和资源倾斜下，国企发动攻城略地风潮，而民营企业因贷款机会有限、产业门槛抬高以及偏高的税负，进一步发展
8、能力走弱。 另一方面，不同阶层对政策的寻租能力不同，导致国内的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表示，尽管2008 年城乡收入水平的绝对比第一次出现了略微缩小的状况，但是在2009 年收入差距重新开始扩大。 “估计今年全年城市居民收入可以增长到10%左右，但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大概增长只有 6%-7%，所以城乡之间收入的增长率又拉开了三四个百分点。 ” 被拉大的也包括城市居民之间。中国中产阶层原本薄弱。据统计，中国中位值的消费人群只占13%14%，而发达国家约为 65%。发达国家是个橄榄型社会结构，在中国是金字塔型。除了 20%左右“先富人群”外，中国其他人群只能划到中低
9、收入阶层。而这个中低阶层在 2009 年的经济寻租赛跑中，被“先富人群”甩得更远。 当富裕阶层满足了住宅和汽车消费以后，其进一步消费的动力开始减弱。而中低收入阶层却无法跟上脚步，于是生产因之过剩，产业投资因之放缓。工薪阶层作为中低收入人群主体，收入进一步晃动。 更糟糕的是，随着“先富人群”涌入投资和投机领域，各种资产价格被加速度推高。本已落在后面的中低收入阶层，只能眼看着梦想离他们越来越远，而进一步被边缘化。 于是一幅矛盾景观呈现：一边是底层群体下岗失业、收入下降，另一边却是富裕阶层资产暴利，奢侈品横行。2009 年，偷窃、盗窃或冲动性抢劫、抢夺等侵财违法犯罪活动飙升。 由公安部办公厅撰写的分
10、报告2009 年社会治安状况分析显示，2009 年 110 月，公安机关共立侵财犯罪案件 386 万起，比 2008 年同期上升了 16.1%，其中，5000 元以下的侵财犯罪案件比 2008 年同期多立案40.8 万起，上升了 16.9%。 需求继续受困 2009 年的中国经济，整个部署是为“需求”而战，今后的中国也将继续受困于“需求”这个难点。 2010 年，中国已进入“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 “十一五”规划曾提出到 2010 年 GDP 增长指标是 26 万亿元，这个数字在 2007、2008 年就被胜利实现。而今，中国早已经在做“十二五”的增长指标。 但是，其他主要指标却将再次无望完
11、成。 “十一五”规划的首要原则是要增长内需，注重发展消费需求。第二条原则是实行经济结构的转变，发展资源节约型经济模式。 或许， “十二五”规划会重复同样的话和同样的故事。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说，中国已落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的批判范畴， “生产过剩是分配出现问题，导致收入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并演变为社会的储蓄、投资能力强，消费能力弱。进而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矛盾” 。 “很多改革，说了很多，为什么没有做？”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分析认为， “可能和稳定有冲突。 ” 但扩大内需，除了“收入分配调整”这条触犯既得利益的敏感之路外，还有一条“松绑”之路：给人民更多的自由，给企业更多的自由，使每个人、每一个企业可以在 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上自由迁移和自由做生意。
